梁、钱二人的清代学术史都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明显具有现代学术史研究的特征。他们二人都倾心于宏大叙事，给人以高屋建瓴和势如破竹的印象。如钱著第一章“引论”分两节，上节“两宋学术”，下节“晚明东林学派”，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分别阐述十几位清代“代表性”学者。这种章节安排充分体现了“纲举目张”的特点，凸显出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承续。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则以“时代思潮”为主线，以佛教生、住、异、灭的流转理论将清代学术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全书中心论旨是阐明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其主观动机和历史效果“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它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序曲和开端。梁、钱二公都让学术史承担了远非学术史所能承担的重任，或者建构和弘扬儒家道统，或者从传统文化中开出现代文明。这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学术史带来了偏颇：首先是对学术史的越俎代庖和过度诠释，因为著者的焦点是自己的文化关怀或社会关怀，无形中让学术史迁就自己的观点，导致学术史的扭曲和变形；其次是使学术史向思想史倾斜，关注的重心是“思想”而非“学术”，如学术渊源、治学门径、学问大小、学术理路、学术境界等，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著者忽视；最后，宏大叙事的一大好处是能给人以条理分明的阅读感受，但有清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发展竟然如此层次清晰，又易于让读者产生怀疑：作者是否隐去或遮蔽了某些重要的学术史现象？是否将没有的东西塞进学术史中并加以夸张放大？否则，学术史怎么刚好按编者的思想发展？怎么会那样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比如梁任公将清代三百年学术发展装进佛教“生、住、异、灭”的框架中，很容易让人想起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来解释一切的思维模式。
《别录》和《条辨》深得老祖宗的秘传，在内容上不外乎“叙录”群书，在体式上也仍属校雠学范畴，但张氏在“远绍前规”的同时，写法上又有不少发展变化。每篇“叙录”“首必致详于作者行事”以知人论世，接下来或提要钩玄以明作者用心，或述家学师友以明学术渊源，或究论证得失以见学者才华，或品见识高低以显学术境界，而二书前面必冠以作者《自序》以为全书“导论”。“叙录”以比叙群才，“自序”以综观一代，二者相得益彰，既可阐明“一代学术兴替”之运，推明一代学术“风气窃变之机”，又能细致分析学者的学术个性，平亭各学派的学术是非，而且也避免了“叙录”体式琐碎饾饤之弊。
如《清人文集别录·自序》鸟瞰一代学术兴衰：“有清二百六十余年间，学凡数变。”清初“为学，原本经史，不忘经世，非特有殊于宋、明理学诸儒之空谈，复不同于后来乾嘉经师之琐碎，体用兼该，气象博大。此一期也”。“乾嘉诸儒，从事朴学，不厌精专，非特理董周秦故书，秩然就理，即天文、历算、舆地、乐律、声韵、文字、训诂诸学，亦各极其湛深，发明甚广。然陋者为之，则又群趋于褊途以自隘，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此又一期也。“降至嘉、道，禁网渐疏，学者始稍稍为论政之文。自鸦片战后，外侮迭乘，志士扼腕，尤思以致用自见。于是依附公羊今文之学，盛张微言大义之绪。后之鼓吹变法维新者，卒托此以行其说，力辟墨守，广揽新知。此晚期也。”这则文字片言居要，论及有清近三百年学术的分期、每一期学风的特点及其成因。书中的六百篇“叙录”则是这则“导言”的展开和深化。试以《别录》涉及的清末学术为例，当国门被列强的洋枪洋炮打开后，士人目睹国家积贫积弱的惨象，清醒地意识到儒生们一辈子穷经考礼，于己是浪费生命，于国则贻误苍生。此时学人无论是趋新还是守旧，无一不“好论天下大事”；无论是主张开放还是坚持闭关，无人不“喜言洋务”。他们对经书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由从前俯首尊经一变而为离经咒经：“古之能治天下者，莫不有愚天下之具。自唐虞迄周，愚天下以礼、乐；自汉迄今，愚天下以《诗》《书》。礼、乐之兴，能使人拘；《诗》《书》之行，能使人迂。……上之人为所欲为，天下岂有不顺之民。吾固以为秦始皇之燔书坑儒，为不知治天下之道也。”这种对经典的憎恶态度和偏激言辞，是稍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先声。《别录》和《条辨》不仅细致地辨析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也详尽地论述了清代各时期学风的特点与变化。
文中随时将梁、钱二公的清代学术史与张氏的《别录》《条辨》进行比较，绝不是要在三位大师之间有所轩轾，更无意于分出什么高下优劣，只是试图阐明以“别录”这种方式从事学术史著述自有其优胜之处，这种传统体式仍然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张氏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仍以两千多年前的体式进行学术史写作，并非落后于自己的时代，也不是他天性喜欢抱残守缺，而是由于他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自信。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一直在走极端，古人唯古是从，今人唯洋是趋，学者们常以人家的学术话语来谈论人家提出的学术问题，让传统的学术思想去迁就西方的学术范式，不是圆凿方枘便是扞格难通。几十年前刘永济先生在论及《别录》时，就曾说过“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读此书者已不多矣”，李学勤先生也说今天《条辨》的“读者也未必多”，读着二位先生的预言，看看眼下的现实，不禁悲从中来。要想在当今世界的学术语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就得一方面昌明国故，一方面融会新知，在吸取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同时，千万别忘了自己的祖传秘方。
原刊《读书》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