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类例”中的“类”主要是指典籍所属的知识或学科类型，“例”是指典籍分类的条例准则。与此相应，“类例”自然是要立类以明书，也就是要确立知识与典籍的分类准则和条例。他的《校雠略》便主要是对知识与典籍分类准则与条例的理论探讨，而《艺文略》则是其“类例”理论的典籍分类实践。
图书分类的前提是要明簿录体例，要准确判明典籍所属的知识与学科特质，还要确立分类的统一标准，这对编目的文献学家提出了极高的学术要求。要对某学科的性质、某知识类型的特征了然于心，只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或该领域的专家才能做到，所以郑樵以“司马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雠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为例，特别主张“校书之任不可不专”。他认为最理想的编目是“出于一人之手”以“成于一家之学”，如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或者由某一学科专家来给某学科的典籍校雠和编目，如《汉书·艺文志》中“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为四种书，又有图四十三卷，与书参焉。观其类例，亦可知兵，况见其书乎？其次则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唐人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虽成于众手，“亦皆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因而《汉书·艺文志》中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颇有“条理”，“而《隋志》尤详明”。为此郑樵专门写了《编书不明分类论三篇》， 指出“胸中元无伦类”者“不明分类”，“无独断之学”者也“不明分类”，让这些人来编书，其结果必然是书目归类混乱，典籍“冗杂不明”。他在《编次之讹论十五篇》中，列举了大量典籍归类的讹谬，如“月令，乃礼家之一类，以其书之多，故为专类。不知《四库书目》如何见于礼类，又见于兵家，又见于农家，又见于月鉴。按此宜在岁时类”。“月令”这类书本属“礼家”，但由于后世月令这类书籍太多，文献学家将它从礼家析出单独列为一类。《四库书目》的编者不了解“月令”这类书籍的知识与学科属性，把该类书同时归入礼类、兵家、农家、月鉴四类中，这是典型的“无独断之学”而导致“不明分类”的例子。郑氏认为“月令”这类书籍当入“岁时类”，显示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他还批评了《崇文总目》归类不当的现象：“岁时自一家书，如《岁时广记》百十二卷，《崇文总目》不列于岁时而列于类书，何也？”
为了真正做到“以类明书”，郑氏订立了哪些图书分类的重要条例呢？
第一，应“以书类人”而不能“以人类书”，也就是说要以书籍的知识类型分类，不应以作者的学派归属分类，因为“类例”的功能是要给图书分类，不是要给学者分组或划派，“以人类书”不仅不能“存专门之学”，还会造成图书归类的杂乱。“以书类人”上文有所论析，这里不拟赘述。
第二，给图书分类过程中，要以知识类型作为分类标准，“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譬如，属于某一知识类型的典籍就要归为一类，在编目和庋藏时统统都应集中在该类之中，如果散入两类或多类编目、庋藏，就学术史而言，不便于“存专门之学”和溯学术之源；就书籍典藏而言，容易造成图书的散失；就入库借阅而言，也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古代书目常见一书而两属甚至多属的现象，如“《唐志》于仪注类中有玉玺、国宝之书矣，而于传记类中复出此二书。《四库书目》既立命书类，而三命五命之书复入五行卜筮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编书目者“胸中元无伦类”，对某书的知识和学科属性缺乏准确的判断，如“遁甲，一种书耳，《四库书目》分而为四类，兵书见之，五行卜筮又见之，壬课又见之，命书又见之。既立壬课类，则遁甲书当隶壬课类中”。遁甲是古代的一种术数迷信，属于五行卜筮或壬课一类，既已立了壬课一类就应归于壬课类中，散入兵书类和命书类明显是编目者分类失当。二是编目者的分类标准不统一，致使一书而二属或多属，如在《隋书·经籍志》中，“《嘉瑞记》《祥瑞记》二书，既出杂传，又出五行。诸葛武侯《集诫》《众贤诫》，曹大家《女诫》《正顺志》《娣姒训》《女诫》《女训》，凡数种书，既出儒类，又出总集”。《嘉瑞记》《祥瑞记》二书入“杂传”是“辨体”，入“五行”是“辨义”，时而以“体”分，时而以“义”别，是分类标准不统一造成了一书而二属。三是有些书籍属于多种知识的融合和不同学科的交叉，所以在分类时处于两可之间，既可隶于甲，也可归入乙，如 “唐《艺文志》与《崇文总目》既以外丹煅法为道家书矣，奈何《艺文》又于医术中见《太清神丹经》、诸丹药数条，《崇文》又于医书中见《伏火丹砂》《通玄秘诀》数条？大抵炉火与服饵两种，向来道家与医家杂出，不独《艺文》与《崇文》，虽《隋志》亦如此”。古代炼丹和服饵既用来延年也用来治病，所以这两种书可以归于道家也可以隶于医家。第一、二种一书多属的原因在于编目者自身，或者由于“不明分类”，或者是由于自乱其例。第三种一书多属是因为书本身内容上知识的交叉融汇，将该书隶于甲或隶于乙，既都于理有据，又都于义未全。这种情况下，还要谨守郑氏“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而不可二属和多属的主张，在编目上就难免留下遗憾。后来章学诚想出了补救的办法：“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这就是文献学中所谓“互著”。作为文献学理论的奠基者，郑樵偶有思虑未周是可以理解的，对“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这一分类方法，今天我们应继承其合理部分，弥补其不周全之处，让这一典籍分类方法日趋完善。
第三，分类过程中典籍编次要井然有序，在同一大类中要分出小类，在同一小类中再分出子目，即使不标出子目也必须或按内容或按时序分出次第，为此他写下《编次有叙论二篇》阐述编目次序问题：“《隋志》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传，虽不分为三家，而有先后之列，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国语》，可以次求类。《唐志》不然，三传《国语》可以浑而杂出。四家之学犹方圆冰炭也，不知《国语》之文可以同于《公》《穀》，《公》《穀》之义可以同于《左氏》者乎？”图书编次有序既便于考索学术源流，也便于读者查阅。当然，郑氏更多的是着眼于追溯学术源流：“《隋志》于礼类有《丧服》一种，虽不别出，而于《仪礼》之后，自成一类，以丧服者《仪礼》之一篇也。后之议礼者，因而讲究，遂成一家之书，尤多于三礼，故为之别异，可以见先后之次，可以见因革之宜，而无所紊滥。今《唐志》与三礼杂出，可乎？”《隋书·经籍志》中“礼类”虽没有标出“丧服”子目，但在《周官礼》后是《仪礼》，《仪礼义疏》六卷后，便是“《丧服经传》一卷（马融注）、《丧服经传》一卷（郑玄注）”。《丧服》本为《仪礼》中的一篇，但《隋志》中《仪礼》义疏只有四部共四十卷，《丧服》义疏却多达五十部二百一十三卷。《丧服》虽说是别子为宗而自成一类，《隋志》将它置于《仪礼》之后《大戴礼记》之前，一是表明《丧服》与《仪礼》的隶属关系，二是可以考见礼类的“因革之宜”。
第四，他强调在给图书分类编目时，一定要在书套上记下书名与卷数，要是不标上书名，时间一长该书就会与它书混淆，人们就将不知道世上尚有或曾有此书，久而久之这本书就可能亡佚。他在《编次失书论五篇》中指出：“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按《唐志》，于天文类有星书，无日月风云气候之书，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按《崇文目》（应为《崇文总目》——引者注），有风云气候书，无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四库书目》并无此等书，而以星禽洞微之书列于天文，且星禽洞微，五行之书也，何与于天文？”《唐志》天文类中之所以只有星书而没有风云日月气候之书，是因为给图书分类编目的人没有在书套上记下书名，人们误以为这类书在唐朝全都亡佚，最后就可能真的导致这类书籍散佚。亡书者竟然是那些嗜书如命的文献校雠家！说来谁会相信呢？郑樵对此沉痛地感叹道：“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除必须记名帙外，郑樵同样也十分重视记卷帙，他在《编次之讹论》中对编目不计卷帙和计卷帙不规范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凡编书，每一类成，必计卷帙于其后。如何《唐志》于集史计卷而正史不计卷，实录与诏令计卷而起居注不计卷？凡书计卷帙皆有空别，《唐志》无空别，多为抄写所移。”《唐志》中有些书计卷数有些书又不记卷数，别的图书编目计卷帙都有“空别”，《唐志》或许是抄写过程中的疏忽而没有留“空别”。他自己编撰的《艺文略》则非常规范，十二大类中每一本图书都记了卷数，每一小类和每一子目（郑氏称“种”）都记了总部数和总卷数。如“经类第一”中《易》这一小类又分十六子目，第一个子目“古易”：“《连山》，十卷。《归藏》，三卷。《三皇太古书》，三卷。”“古易”子目结束后又标明“右《古易》三部，十六卷”。《易》小类最后又总计“凡《易》十六种（即《易》分十六子目——引者注），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郑氏当年计卷帙留下的“空别”因原稿已佚而无从查证，但可以肯定他留有“空别”。为什么要记图书的卷数、子目、小类的总部数和总卷数呢？编目必须记下图书卷数的原因有二：一是常有同书而异名、异书却同名的现象，记下卷数便于辨别确证；二是记下卷数可以发现该书历朝卷帙的分合、版本的变动、书籍存亡的时间等。记下某子目和某类的部数与卷数，既可以从中看出某些学科、某些方向学术的兴衰，也可从中发现社会对某一学科的关注度，某些学术的兴奋点，还可见出哪些大类、小类、子目中典籍部数和卷数有无增减。
第五，在给图书分类编目时，不能见名不见书，不能看前不看后，一定要细读全书以明其知识与学科归属，否则将会因望文生义或主观臆断而出现分类的舛讹，郑氏在《见名不见书论二篇》中说：“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应知《崇文》所释，不看全书，多只看帙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这一条例对于图书分类编目来说实属真知灼见，可惜，他的《艺文略》中错入与重出的书籍不少，都是因为他作法而自蹈——自己分类编目时犯了“见名不见书”的错误，前人对此多有批评和纠谬。他明明知道分类编目时不能“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后”，在《图谱略·明用》篇中他还说过“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郑氏自己给书分类编目时，何以触犯自己所订下的条例呢？其中必有许多难言之隐，我们了解一下他一生的处境，就会对他有一种“理解之同情”。郑樵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独处东南僻壤，五十五岁后才特补右迪功郎，还莫名其妙地接连遭人弹劾，只有极短时间才被允许到秘书省查书。在他编写《艺文略》时，有些书籍他根本无缘见到，自然也无法一本书一本书地“核实”，他“见名不见书”不是不愿“见”而是不能“见”，《艺文略》错谬的背后有多少后人难以想象的无奈和辛酸！
第六，为了避免图书的错收、漏收和重出，在分类编目完成后要反复校勘。他对《隋书·经籍志》评价很高，但《编次之讹论十五篇》也指出了《隋志》在这方面的失误：“若乃陶弘景《天仪说要》，天文类中两出。赵政《甲寅元历序》，历数中两出。《黄帝飞鸟历》与《海中仙人占灾祥书》，五行类中两出。庾季才《地形志》，地理类中两出。凡此五书，是不校勘之过也。以《隋志》尚且如此，后来编出于众手，不经校勘者可胜道哉！”这里的一书“两出”与上文所说的一书两属或多属不同，两属或多属是一书置于两类或几类中，“两出”是一书重复置于同一类之中，这显然是分类编目者疏忽造成的。疏忽草率还容易造成图书的错收和漏收，如“萧何律令，张苍章程，汉之大典也，刘氏《七略》、班固《汉志》全不收”，这些典籍“至隋、唐犹存，奈何阙于汉乎”？可见，分类编目完成后仔细校勘核对这一环节必不可少。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艺文略》中同样也偶有图书的错收、漏收和重出现象。
“类例”的卓绝之处在于发凡起例，其所振者为“鸿纲”，其所失者属“小节”，丝毫不影响郑氏“类例”理论在文献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原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