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在文献学理论与实践上的“绝识旷论”，不只远迈前辈和时流，很长时期内还引领后代；他文献学的这种知识论取向，在古代文献学家乃至在整个学术界都十分罕见，难怪他久久在时人和后人中找不到学术知音，难怪他发出了“物稀则价难平，人稀则人罕识”的孤独浩叹。
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德性文化，文化的重心是人格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其价值目标就是道德君子——成为圣人或者贤人。要成为道德君子只须修养和完善自我，用不着改变社会和改造自然，因而人们也就不太重视对社会制度的探索，也不太关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着力点只是反求诸己的自我内省，久而久之，泯灭了对外在自然的好奇，冷淡了对社会与自然知识的兴趣，并形成贵“德”而贱“艺”、尊“形而上之道”而轻“形而下之器”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古典文献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史、子、集四部全都属于人文知识，没有一个部类是以属于自然知识或社会知识的学科命名，如天文、地理、草木昆虫、医方、算术、技艺甚至经济、语言等等，都被文人学士贬为“技”“艺”“器”一类的知识类型。这些非“经”非“史”非“子”非“集”的知识类型，只能淹没和消融于经、史、子、集之中，失去了与四部并肩而立的地位与资格。
郑樵重新确立了文献学的价值目标——以造就“会通”“博雅”之才为志向，而非以修成圣人君子为目的。为此，他对现有的知识类型进行了价值重估，通过对知识与书籍的分类，凸显“技”“艺”“器”一类“实学”的地位。他以“明专门之书”和“存专门之学”为其旨归，并重新建构了现有的知识系统，《艺文略》中所分的十二大类具有近代知识与学术分类的某些特点。总之，郑氏文献学的知识论取向为传统文化开启了另一精神向度，它可能纠正了某些文人学士蔑视实证知识的狭隘和偏颇，激发了人们知识主义的热情，引起了人们对外在自然与社会的兴趣，将人们学习和创造的冲动引到了“实学”的方向。
郑樵文献学知识论取向的另一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可能成为后来接引西方新知的精神资源。他重新建构的知识系统，对自然、技艺、考证一类“实学”的崇尚，还有他关于书籍的流通、知识的平等交流与广泛传播的观念，为我们民族后来接受西方异质文明，减轻了许多精神上的抵触，为日后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预做某种心理上的“铺垫”，扫除了不少心理上的障碍。
郑樵文献学知识论取向至今仍未受到学人的关注，《通志二十略》这座文献学宝藏也有待人们更深入地开采和发掘，但愿有更多的学人去倾听郑氏在文献学上的“绝识旷论”，但愿郑氏在九泉之下不再有“人稀则人罕识”的遗憾。
原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