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得学术之源也就易于判明簿录之体，因为学有所本，类有相仍，百家学派既不可凭空产生，各种典籍也渊源有自。阐述了《汉志》溯学术之源后，我们再来论析它“明簿录之体”这一层面。
郑樵在《校雠略》中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如果不明“传注”“义疏”簿录之体，自然就无从区分二者的“类例”，也无法辨别二者的源流，分其类例与明其簿录必须相互补苴相辅而行。《汉志》明簿录之体就正好体现在以类相从上。如《六艺略》中《春秋》类，首列“《春秋》，古经十二篇”，再列“《经》十一卷（原注：公羊、穀梁二家）”。当原经有古文和今文异本时，班固序次六艺通常先列古文经后列今文经，《尚书》类也同样先列《尚书》古文本后列今文本，前面论及的《论语》类也同样如此。假如经的古文本后出则按时间先后登录，如《诗类》便鲁、齐、韩三家今文经居前，而《毛诗》二十九卷古文经在后。经文列完后再列解经著作。这里不妨以《春秋》类为例，在古文经和今文经后面，依次列出的书籍是：“《左氏传》三十卷（原注：左丘明，鲁太史）、《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二篇（赵相虞卿）、《公羊外传》五十篇、《穀梁外传》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句》三十三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班氏完全按簿录体例来部次群书，先列“传”，次列“微”，再列“章句”，最后列“记”。这四种体例都是古代释经的注述文体。“传”或论本事以明经意，如《左氏传》，或阐明经中大义，如《公羊传》和《穀梁传》；“微”是阐释经中的微言大义，唯治《春秋》用这种体式，由于《春秋》经文旨意隐晦难明，只好根据经文微言以揭示经中奥义；“章句”和“传”一样也是释经体式，但“传”在经之外或附于经之后阐明经义和经意，“章句”则是随文施注以分析经文章节和句读；“记”是疏的意思，也就是疏通经文大意。《汉志》把同一体例的书籍进行归类，将体例分类、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知识分类统一了起来，显得井井有条，秩然不乱，真正让读者“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汉志》将每一种汇编和摘抄之书各归其本类。经书与子书同为立言著作，经文隐约玄远，子部深博繁芜，释经博士解说多歧，各派传人百家异趣，很早就有群经总义汇编和诸子摘抄一类著述出现。如《诸子略》中，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阴阳家有《杂阴阳》三十八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篇，这些都是诸子摘抄一类书籍。又如《六艺略》中《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各有《议奏》数十篇，《易经》有《古杂》八十篇，《诗经》有《齐杂记》十八卷，这些都属于经义注解汇编一类书籍。《汉志》把经义注解汇编和诸子摘抄一类典籍附载于各本类之末，说明《汉志》编撰者洞悉学术源流和深明簿录体例。
秦汉古籍往往所涉多方，包容至广，常常理有互通而书有两用，遇到这种情况时，《汉志》有时采用互著的方法，完全不以重复为嫌，使一书在两类或数类中分录。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互著》中说：“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别其流，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据张舜徽先生统计，“《汉志》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而杂家亦有《公孙尼》，兵家亦有《景子》；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孙子》，而小说家亦有《伊尹说》《鬻子说》，兵家亦有《力牧》《孙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氏》《公孙鞅》；纵横家有《庞煖》，而兵家亦有《庞煖》；杂家有《伍子胥》《尉缭》《吴子》，而兵家亦有《伍子胥》《尉缭》《吴起》；小说家有《师旷》，而兵家亦有《师旷》”。对于《汉志》是否自觉地使用了互著法，现代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兵书略》与《诸子略》常常一书重录，是由于负责校兵书的步兵校尉任宏，与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的刘向、刘歆没有很好协调，各自根据他们“专官典守的现实传本”，却没有发觉重复登录的问题，于是出现一书而两类分录，在他看来，互著法的产生完全是歪打正着的结果。但是王先生的猜测不能解释同是在《诸子略》中，为什么儒家类收有《公孙尼子》，杂家类也收录了《公孙尼》，道家类收有《伊尹》《鬻子》，小说家类也收录了《伊尹说》《鬻子说》这一现象，总不至于刘氏父子两人没有很好协调，以致都没有发觉自己重复登录吧？退一万步说，即使刘氏父子二人都忽略了重复登录的问题，到东汉的班固编《汉志》时，还看不出《兵书略》与《诸子略》以及《诸子略》同一略中大量的一书两录和一书多录这一现象吗？除了肯定刘氏父子或班固自觉地运用互著法部次群书外，我们找不出解释《汉志》中频繁使用互著法的其他理由。与互著法相辅而行，《汉志》中还自觉地采用了别裁法。别裁与互著功用相近而用法不同，互著是根据学术源流将一书两类或多类分录，别裁是把一书内的部分内容裁篇别出，收录在与此相关的另一类里面。如《中庸》及《孔子三朝记》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志》原注），收在《大戴礼记》或《小戴礼记》中，《汉志》《六艺略》中《礼》有《记》百三十一篇，同时又收录《中庸说》二篇，《论语》类收录《孔子三朝》七篇，这两种书显然是从《礼记》中裁篇别出的。章学诚认为只有在如下情况才可用别裁法：“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互著和别裁使涉及一家之学的典籍穷源至委，书之体用既明，学之源流自显，学者既可以即类而求其书，也可以因书而明其道。
总之，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汉志》为“治学之纲领，群书之要删”，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汉志》则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它是一部最早由书籍编成的学术史纲，对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
原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