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教学逐渐从以文学作品为主体，过渡到以文学史为中心，不只是因为对知识系统性的重视，更是因为上层政治形势的需要和学者对名利的追求。
目前全国古代文学学界看重文学史的编写，尤其很看重古代文学史的主编，编写时能够邀到什么样的编者，编成后文学史能发行到哪些学校，往往是主编在学界地位及号召力的体现。“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最为通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一是社科院的三卷本文学史，二是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四卷本文学史。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教育部指定的通用古代文学史教材是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文学史，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文学史。除这几种使用面最广的古代文学史外，还有许多学者主编或独自编写的古代文学史，也有不少一般大学自编自用的文学史。总之，从学界泰斗到一般学者，从名牌大学到普通院校，大家都对编写古代文学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究其原因，既有官方的鼓励，也有学界的热衷，当然还有经济的考虑。
先说官方对编写文学史的鼓励。建国之初，高等教育部就提出重编古代文学史，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中国文学史这块上层建筑。余冠英先生在《读〈中国文学史稿〉》一文中说：“我们今天需要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面貌一新的，是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正确地介绍作家作品，正确地说明文学的发展规律的。”余先生的个人意见道出了官方的真实意图。高教部于1954年组织全国多所名牌大学的专家编写《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这个大纲就是稍后编写古代文学史的提纲和依据。1949年至1966年的所有古代文学史，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线，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前提，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主要评价标准，都以近似的语言和近似的章节，来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因而形成大体近似的文学史内容。近二三十年来响起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袁行霈和章培恒主编的两部古代文学史，体现了“重写”文学史的集体智慧。前者强调“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同时也强调文学史的“史学思维”，要求“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 后者更从过去对文学阶级性的强调变为对“人的一般本性”的关注，认为 “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这两部文学史虽然也是成于众手，叙述的整体框架也一仍其旧，只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此前文学史那样机械庸俗。2010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出任各文科教材的“首席专家”。新编《中国文学史》必须满足中央提出的“三个充分反映”的基本要求——“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马工程”《中国文学史》教材虽尚未付梓，但由此可看见中央对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视。再看看学界对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热情。教材主编者借此得以凸显自己在主流学界的泰斗地位，被邀参编者或因主编对其成就的认可，或因主编对其人的接纳，因而主编者和参编者的积极性都很高。
最后，中国文学史教材多而且滥也与经济利益的驱动有关，现在全国有统编教材，很多大学还有自编教材，少数教材的编写美其名曰是学科建设，其实是在分教材这块蛋糕，也是在为评职称积累“科研成果”，大学扩招后很多中文系每届招生几百人，教材编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官方鼓励，学者热情，经济效益，三者形成了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强大合力，也成为以中国文学史为经的教学动因。谁都明白，编注一本有特色的作品选，“选”既需要学术眼光，“注”更需要学术功力。由于作品选难以贯彻主流意识形态，作品选注怎么会引起官方的足够重视？作品选注所需的功力和所花的精力难以被学界所承认，难以体现“学术地位”和显示“学术水准”，作品选注怎么可能引起那些名教授们的兴趣？作品选甚至不被校方算作“科研成果”，对这种无名无利的苦差事，又怎么会激发青年教师对作品选注的热情？“文革”前有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三编六册《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北大这套“参考资料”很见学术功力，但隋唐以后各朝没有编完，加之它们的分量不太适宜课堂教学，目前院系较多选用朱先生这套作品选。近年来，古代文学作品选虽然也有“‘十五’规划国家重点教材”，但并没有获得广泛接受。有些省份和大学还编有作品选，学界的认可度更低。编写者既以古代文学史为重点，课堂教学自然也以古代文学史为中心。高层要求通过文学史“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者希望通过文学史充分反映学术进展和个人地位，都较少考虑学生实际的接受能力，较少考虑本科生专业知识的结构，更较少考虑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目前国内同时流行几十种中国文学史教材，编了这么多中国文学史，当然要想方设法让学生来用这些教材，这就是今天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学，仍然是“以中国文学史为经”的现实原因。
课堂下编写文学史可以名利双收，选注作品选则吃力不讨好；课堂上讲文学史可以尽情挥洒，给学生以渊博、恢宏、新颖的良好印象，讲作品选则受文本限制不得随意发挥，没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深厚的功底，只能老生常谈，所以讲文学史容易出彩叫座，而讲作品选很难藏拙取巧。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无论是编还是讲，教师无疑会选择“以中国文学史为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文学的历史，“以中国文学史为经”也就使古代“文学”教育变成了古代“史学”教育。
我们抽样统计了全国十所著名综合性大学（少数大学中文系没有在网上公布课程设置，如浙江大学），只有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开设了古代文学作品选，其他八所大学只开设文学史课程。统计的十九所部属和省属师范大学中，只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三所学校开设了古代文学作品选。在开设了古代文学作品选的五所大学中，又只有安徽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作品选的学时超过了中国文学史的学时（参见附表）。只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的院系，主讲人自然也会程度不同地涉及古代文学作品，但多是以文学作品来阐述文学史进程，作品选只是文学史的“参考”和“例证”。从统计的情况来看，我国内地各大学中文系重中国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倾向十分明显。
除了在课程设置上忽视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外，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整套学术话语系统，所搬用的整套理论范畴，也不适宜于分析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以它们分析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就像用圆规来测量直线的长度一样扞格难通。恰如将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现在许多学生一提到屈原、李白，就说他们是“浪漫主义诗人”，一说到杜甫、白居易，就称他们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不少文学史把庄子也说成是“浪漫主义作家”。听到这些似是而非的定性评价，李、杜等人要是死而复生一定觉得莫名其妙，我们看到这些标签同样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浪漫的诗人”不一定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前者是指一个人的气质个性，后者是指诗人特定的创作方法。称屈原、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诗人”，完全抹杀了他们各自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使学生无法理解这些伟大诗人的诗心、诗境、诗艺、诗语，修完了古代文学课程仍然无法体认古代诗文的“神”“理”“气”“味”。
现在学生对古代文学“读不进去”，其根源在于教师“讲不进去”。我们四五十岁这代大学教师，大学时古代文学课堂上听到的不外乎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意境优美”“情景交融”“结构紧凑”一类陈词滥调，更年轻一代教师在大学课堂上听到的另加上了一些花哨名词，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现代”“新批评”“叙事学”。这些东西与我们先人的诗、词、曲、文、小说有什么关系呢？难怪鲁迅曾经感叹：“《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沈祖棻《宋词赏析》这类著作，今人觉得它们不够“学术”，既没有多少人“愿意”写它，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写它。自己常常扪心自问：我懂得陶渊明、李白、杜甫的“伟大”吗？一个连平仄都弄不明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又如何欣赏涪翁诗深折透辟的笔致和拗峭奇险的韵味呢？
我们要重拾中国古代的诗学和文章学，以古代的诗学分析古代诗歌，以古代文章学分析古代的文章，将汉人的还给汉人，将唐人的还给唐人，只有这样，我们学生对古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学技巧，才会有深心体贴和细腻感受。系统学习西方的文论和美学，然后在与西方的比较中认识古代文学独特的艺术价值。如果只用单一理论体系和范畴，分析我国古代所有文学作品，那就像用同一把钥匙开所有锁一样愚蠢，这会使我们既不能了解西方文学，更不能读懂我们的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教学上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将古代文学变成了特殊的“史学”。当务之急是要从“以文学史为经”变为“以文学作品为本”，在课堂上重新回归文学本位，从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应该倒转现行的课程设计：不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要想真正让下一代深得古代文学精髓，在选择古代文学作品时，同时兼顾古人和今人的审美标准，尽可能选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选讲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在讲析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时，开始最好暂时“悬置”西方文学理论范畴，用古代诗学和文章学来分析古代诗文。不仅应当重开“历代作品选讲”，而且应该重开“古诗文习作”。这样，中国古代文学才不是一种死的“遗产”，而是一种仍然活在当下的文学；下一代或许能承续中华几千年的文脉，能将古代文学融入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建构之中。
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