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劝学篇》1876年成书后，便立即受到明治天皇的嘉许；张之洞的《劝学篇》成书于1898年，主张变法的光绪和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同时都对此书大加赞许。中日在十九世纪末先后完成的这两部同名著作，在各自的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上自皇朝下至百姓都广为传诵。它们成书的动因都是对强势西方文化的一种“应战”，成书的目的都是为了各自国家的独立富强。在中国内地早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二书进行过比较，本文拟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比较，以探讨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的关系。
提出这一问题的间接原因，是近些年来现代新儒家和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常借所谓反思启蒙的“理性宰制”、批判“五四”的文化虚无主义、指责西方的“文化霸权”，提出“告别”或“超越”启蒙，重新肯定所谓“东方价值观”，主张重回传统“返本开新”，似乎传统儒学不仅可以在中国“开出”现代文明，甚至连西方工业文明产生的现代病也要靠儒学来解救。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居然在今天还有如此功用，身为中国人当然无比自豪，可这种过分神奇的事情不免使人犯嘀咕：儒学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为我们“开出”民主、科学，凭什么保证今天守着传统儒学就能依宪治国？当我们乐观地预言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时，这种传统文化认同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同样强烈的虚骄之气？当我们重提“返本开新”时，这种主张是否就是变相的排斥西方文明？谁能保证我们返回儒学之“本”就将“开出”现代文明之“新”？
提出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受到杜维明先生与黄万盛先生一篇对话《启蒙的反思》的启发和刺激。对于十九世纪末那场日本维新与中国变法的成败，杜维明先生说“现在学术界，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认为，“日本所以在这方面比较成功，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儒学的普世化。儒学进入教育制度是明治时代才开始的，在德川幕府时代，儒学是精英文化，只是在上层结构中才有影响，到了明治，儒学深入民间了，儒学资源被充分调动。明治的志士都深受儒家影响，包括福泽谕吉，他的儒学背景相当深厚，这方面已有不少例证”。原来明治维新的成功竟然是日本志士在对儒学“文化认同基础上”、在“儒学资源被充分调动”情况下取得的，而中国变法失败“基本的问题是在调动传统资源方面没有办法发挥任何积极力量”所致！按杜先生的说法，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是认同我们传统儒学的善报，中国变法失败则是我们自己不认同老祖宗儒学的恶果。这一论断与我们过去对此事的认知大相径庭，因此我试图通过中日这两位同龄人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同名著作的比较分析，来探寻传统文化认同与文化现代转型这二者之间的深刻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