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元帝萧绎所作的《燕歌行》和王筠的《行路难》，陈允吉先生在《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一文中断言：“这两首乐府诗均为篇制完整的通体七言，而两句两句衔接转递的结构又始终如一地贯穿在全诗之中，上述两个形式特点成功的结合，即我国七言诗发展到梁代而臻于成熟的核心标志。”我很难同意陈先生关于衡量七言诗是否成熟的这两个标准，自然也难以认同陈先生关于“我国七言诗发展到梁代而臻于成熟”的论断。“通体七言”不能作为七言古诗成熟的标准，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行路难》和杜甫的《兵车行》《醉时歌》《天育骠骑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七言古诗代表作都非“通体七言”。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凡诗诸体皆有绳墨，惟歌行出自《离骚》、乐府，故极散漫纵横。”我们断定元嘉七古在艺术上已经臻于成熟，其依据就是它们已满足了如下几个基本条件：（一）韵式和句式已经基本定型；（二）表现手法丰富多样；（三）这一诗体能够表现各种丰富的精神生活，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社会题材；（四）已经形成了最适合于这一诗体的文体风格，同时已有代表诗人通过这一诗体形成了最能体现自己气质个性的个人风格。
第一、二点本文一、二节已有论述，这里我们再阐释上面所说的第三个条件。从汉武帝时七言《柏梁诗》产生算起直到东晋末的五百多年时间里，七言诗创作的数量既少题材更窄。《柏梁诗》属于七言文字游戏可以不论，东汉的《四愁诗》从字面上看是不折不扣的情诗，也许袭用楚骚美人君子的手法别有所托，但其深层含义至今旨意难明。建安前后的《燕歌行》二首写思妇的思君之情，晋代七言乐府《白纻舞歌诗》三首也是写舞女的舞姿与媚态。元嘉诗人鲍照、谢庄等人登上诗坛后，极大地开拓了七言诗的表现题材，他们的七言诗已涉及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仅就谢庄的杂言诗而言，有的表现自己深沉的故国之思，如《怀园引》；有的表现贵族身处政治旋涡中如履薄冰的忧惧，如《山夜忧》；有的描摹大自然的美景，如《瑞雪咏》。
鲍照七言诗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更是前无古人，尤其是《拟行路难十八首》表现了各种人物人生道路的曲折与艰难，抒写了他们各自的不幸与哀伤：这儿有弃妇的眼泪悲叹，如第二首的“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终百年”；有闺中少妇的幽怨孤独，如第三首的“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有飘泊游子剪不断的乡思，如第十三首的“每怀旧乡野，念我旧人多悲声”；有志士流年似箭而壮志难酬的苦闷，如第五首中的“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有对帝王被废遇害的悲怆，如第七首中的“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有对人生命运坎坷的喟叹，如第十四首中的“男儿生世轗轲欲何道？绵忧摧抑起长叹”；更有对门阀制度压抑和摧残英才的愤怒，如著名的第六首“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拟行路难十八首》之外，《代白纻曲二首》还反映了“秦吹卢女”“千金顾笑”的卖笑生涯，《代淮南王》讽刺王侯“服食炼气”以求长生的荒唐，乐府《梅花落》通过对梅花的咏叹歌颂了坚贞不屈的品格。
从皇帝的宫廷政变到平民百姓的生活艰辛，从身处政治旋涡的忧惧到独守空闺的哀怨，从军国大事到儿女相思，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采入”元嘉七言歌行之中，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与情感。可以说元嘉七言诗已成为一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的成熟诗体。
最后元嘉七言古诗艺术上走向成熟的另一标志，是它已经形成了最适合于这一诗体的文体风格，同时已有代表诗人通过这一诗体形成了最能体现自己气质个性的个人风格。这二者往往是通过一个代表诗人来实现的，就是说某一诗体的文体风格，刚好吻合某一诗人的气质个性并因而形成了他的个人风格。
任何一种成熟的文体都有其文体风格。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词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最适合词这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是“要眇宜修”，细腻婉约，因而即使高才如苏东坡创造了豪放词，也被他的时人甚至门人视为“别调”，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就毫不客气地说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那么，就七古这一诗体而言，它突出的文体风格有哪些特点呢？前人对此多有论述，毛先舒说七古当以“气势”为主，庞垲说“七言古要须一气开阔”，贺贻孙说“七言古须具轰雷掣电之才，排山倒海之气，乃克为之”，刘熙载说得更加透彻，“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挥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节，后莫于韦左司；挥霍者，前莫如鲍明远，后莫如李太白”。 总之，人们对七古文体风格的特点早已形成了共识：它宜于豪迈奔放的激情，顿挫跌宕的骨力，刚健劲挺的语言。
鲍照的为人个性又是怎样的呢？《南史》本传中的一则记载很能表现他的个性：“（照）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由此可见鲍照为人的豪迈进取、自信刚强。《代贫贱苦愁行》毫无遮掩地坦露他的人生态度：“运圮津途塞，遂转死沟洫，以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由此又可见他的情感是多么激烈。诗人的气质个性决定了他的艺术个性。明陆时雍对他诗歌艺术个性曾有精彩的评论：“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当其得意时，直前挥霍，目无坚壁矣。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可以想此君意气所在。”
鲍照诗歌的主导风格是豪迈、遒劲、壮丽，他的七古更是“此君意气”和诗歌风格的最佳体现。宋许顗《彦周诗话》说：“明远《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诗中不可比拟，大似贾谊《过秦论》。”黄节也在《黄节诗学诗律讲义》中说：“若夫七言之作，则以六朝之大，惟鲍照一人，最为遒宕。”由于七古的文体风格与他诗歌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所以他七古中那种气势的奔涌驰骋、章法的峭折跌宕、语言的遒劲有力，既标志着他诗歌主导风格的成熟，同时也凸显了七古文体风格的形成。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中说：“六朝唯鲍明远最为遒宕，七言法备矣。”“七言法备”于鲍照或“七言成于鲍照”基本上是清人的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