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还在《形影神》一诗中提出“委运”这一存在方式：“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委运”和“委心”一样，是在面临死亡深渊时的存在论选择，是诗人生命的一种庄重决断。“委运”的本意是一切听凭造化因任自然。“委心”与“委运”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委心”的“心”指自己内在的本性，“委运”的“运”指外在的自然大化。“委心”是听任内在的自然，“委运”是听任外在的自然，能“委心”且能“委运”就做到了“任真”，“任真”就是一个人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同时完成，并因之成为一个本真存在的人。“委心”与“委运”相辅相成，如果不能回到自己内在的自然——生命的真性，那么外在的自然——自然大化，就将永远与他是疏离和对峙的。陶渊明找回自己“质性自然”的真性，并回到他自己“日梦想”的田园，这才实现了他任真适性的理想，了却了他“返自然”的宿愿，《归园田居五首》就是他“委心”与“委运”存在方式的生动展现：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归园田居五首》其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五首》其三
黄文焕在《陶诗析义》卷二中评论这一组诗说：“‘返自然’三字，是归园田大本领，诸首总纲。‘绝尘想’‘无杂言’，是‘返自然’气象，‘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是‘返自然’方法。”诗中的“尘网”“樊笼”“自然”具有双重含义：从外在层面讲，“尘网”“樊笼”是指束缚人的仕途或官场，它与诗中的“丘山”“园田”等外在自然相对；内在层面的“尘网”“樊笼”是指人干禄的俗念和阿世的机心，它与诗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内在本性相对。“返自然”相应也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回到自己“旧梦想”的田园，即他在组诗第一首中如数家珍地罗列的“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这一层面的“返自然”与他“委运”的存在方式相应；二是回到他自己生命的真性，摆脱一切官场应酬、仕途倾轧和人事牵绊，“相见无杂言”则于人免去了俗套，“虚室绝尘想”则于己根绝了俗念，“守拙”则是去机心而显真性，这一层面的“返自然”与他“委心”的存在方式相应，可见陶渊明的“返自然”既是“委运”也是“委心”。
要能“委心”而又“委运”地存在，首先就得斩断钻营媚俗干禄求荣的世俗百情，超越俗世的声名、利禄、富贵，这就是上诗所说的要“虚室绝尘想”。如果其心未“绝尘想”，其身必然要“落尘网”；如果自己为外物所累，必然要导致“心为形役”，“委心”和“委运”也就无从谈起了。只有远离了功名的浮嚣，厌恶了市朝的奔竞，超然于世俗的穷通，才有可能率性任情。我们不妨看看陶渊明对自己存在方式的自述：
含欢谷汲，行歌负薪，
翳翳柴门，事我宵晨。
春秋代谢，有务中园，
载耘载耔，乃育乃繁。
欣以素牍，和以七弦。
冬曝其日，夏濯其泉。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
乐天委分，以致百年。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
惧彼无成，愒日惜时。
存为世珍，殁亦见思；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
宠非己荣，涅岂吾缁？
捽兀穷庐，酣饮赋诗。
——《自祭文》
热衷于功名者害怕在“惟此百年”中一事无成，希望以耀眼的才华、惊人的业绩和盖世的功勋，使自己生前为世人所敬重钦仰，死后为后人所怀念追思，他们为此而匆匆忙忙熙熙攘攘，丧失人格以讨好上司，扭曲本性以迎合世俗，在求名求利患得患失中了此一生。陶渊明则“独迈”时流，从功名利禄中解脱了出来，看他“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的那份惬意、“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那份疏放、“乐天委分，以致百年”的那份自足，我们恍然如见天际真人。
敝屣人间富贵，鄙弃世俗声名，自然就会率性而行，称心而言，毫无遮掩地展露出自己生命的真性，自然也就“委心”和“委运”了。《五柳先生传》被时人称为陶渊明的生平“实录”，是他“委心”和“委运”存在方式的真实写照：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人们称陶渊明“任真自得”，这位“五柳先生”的“任真”既可爱又可亲：家贫无酒时“亲旧”招之即去，没有任何违心的推迟婉谢；每去总是尽兴酣饮必至于微醉，从不故作姿态假装斯文；醉后便独自离席归去，毫不在意去留的客套礼节，其言其行无不称心率性。他的“自得”同样令人敬仰：卑微到人不知其为“何许人”，甚至连称呼他的姓字也不被人知道；清贫到住宅“不蔽风日”，家中“环堵萧然”，衣着“短褐穿结”，饮食“箪瓢屡空”，可“五柳先生”的心境仍是那样“晏如”快乐，并对这种生活满足得愿“以此自终”。这种满足当然不是感性的满足和快意，而是精神的充盈与富有，“不慕荣利”自然就无羡于荣华，“忘怀得失”便无往而不自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委心任情的关键，就是他能既“不戚戚于贫贱”又“不汲汲于富贵”。
不过，“不戚戚于贫贱”未必就能不戚戚于死亡，能超然于得失未必就能超然于生死。前人早已说过“俗网易脱，死关难避”，而一个人要“委心”与“委运”地存在，就要既“忘怀得失”又超脱生死。陶渊明在道及“委运”时说，对自己的生死“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那么如何才能坦然地“委运”而行呢？他的回答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面对死亡恣意纵酒或汲汲求名都将使人失去生命的真性。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之十一中也否定了养生与求名这两种选择：“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颜回、荣启期以美名为宝，“客”以千金躯为宝，可是身、名都不可久恃，因而总不如以“称心”为宝。不管是以身还是以名为宝，都是把个人生命作为一己的占有物，对死亡心存恐惧表明恐惧者还心中有“私”，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为个人的一种私有财产，因此企图牢牢抓住生命不放。有占有的欲望就有害怕失去的忧虑。怕死并不是害怕死亡本身，“因为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并不存在；而当死亡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存在”。怕死是害怕失去自己已经占有的东西——躯体、名誉、地位、财产、个性、学识等等，所以苏格拉底认为，“对死亡感到悲哀”的人“是一个爱欲者”，“或者爱财，或者爱名，或者两者都爱”。“营营惜生”者的胸襟狭隘而又自私，他们一提到死亡不是“举目情凄洏”就是“念之五情热”（《形影神》）。相反，陶渊明并不把生命体验为个人的占有物，因而他没有渴望个人不朽的冲动——不论是躯体的长生还是美名的长存，追求躯体的长生或美名的长存只会把生命当成沉重的负担。他认为个体生命是自然大化的一部分，应当将个体融进宇宙广阔的生命洪流，将一己生命融入自然大化的生命节律之中，一方面在精神上吐纳山川，另一方面又与造化和同一气，随天地而同流，与大化而永在。既然个体生命是自然大化生命的一部分，既然从少至老再到死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那么就应当平静地面对死亡，“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在绝笔《自祭文》中也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
不在乎生死，不役于尘世，不累于富贵，对这个世界不忮不求无滞无碍，生老病死一一听从自然之运，出处进退一一听从生命的本然天性，这才真正做到了“委运”和“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