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卡里马卡说，一部厚书就是一个社会灾难——不是浪费读者的时间，就是浪费社会的资源；我个人觉得，每写一本册子对作者便多了一份遗憾——或者尚存知识错误，或者论证不够严谨，或者议论失之浮泛。
正是为了弥补或减轻这种遗憾，我才将十几年前出版的《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进行了修订。拙著1998年作为我校学术出版基金丛书出版，第二年稍作修改后出版社又进行了重印。《文艺研究》很快发表了刘明华教授为拙著写的几千字书评，著名陶渊明研究专家、也是我的学界前辈吴云先生，在他的专著《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里，在《文学遗产》的《陶学百年》长文中，在几次学术会议上，都对拙著谬加称赞。两年后我又看到学者对拙著提出的批评。称许增加了我的自信，批评更促使我的反省。研究者对陶渊明理解的深度，自然昭示了研究者自身存在的深度。不管是识力还是学问，不管是阅历还是心境，那时我对陶渊明难有很深的理解，更不可能成为陶渊明的知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各种学术思潮和方法，像破闸的洪峰一样涌进中国，我就是在这种方法热的文化氛围中走上教学和治学道路的。虽然在这些新方法面前有点目迷五色，但由于念大学时旁听过刘纲纪先生的美学课，由于那时是李泽厚先生的学术粉丝，我的主要兴趣还是集中于德国古典美学，后来又喜欢上了海德格尔，海氏《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抽丝剥茧的分析让人叹为观止。《澄明之境》就是从存在论的角度阐释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以及这一生命境界与其诗歌境界的内在联系。现在看来，有些地方求之过深，有些地方又识有未逮。陶渊明生命境界的特征，陶渊明对死的超越，陶渊明对生的安顿，近年来我对此都有一些新的体悟，原想通过修订以便将新知融进旧作，好让拙著既有年轻人的锐气又中老年人的“成熟”。花了不少力气改完第一章后，我才发现一个新的观点不可能随意“稼接”在旧作上，把“两好合一好”的想法十分可笑。第一章的修改稿酷似一件旧外套上打了很多新补丁，那样子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于是，我放弃了那篇四不像的修改稿，也放弃了对旧作大动干戈的打算，只是改正了一些知识和文字错误，少数地方进行了一点补充，并以龚斌教授《陶渊明集校笺》为底本，重新校订了拙著中陶渊明的引文。这个修订本只是对旧作做了点小小的美容，比第一版减少了一些知识和文字错误，但愿它在读者眼中不至于“惨不忍睹”。
十几年前我曾在拙著的《导论》中说：“我当然希望自己的阐释能切近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但同时我也明白自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接受陶渊明的，对他的理解因而有着自身的历史性，这包括不可避免的作为前理解的先见，和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属于个人个性及知识的局限。”这段话既适合拙著初版也适合拙著的再版，它既是作者诚恳的自白也是作者无能的自辩。
谢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李鸣先生，感谢他为拙著的出版热心张罗，感谢他为拙著所做的细心审校。谢谢五编室田松青主任。谢谢总编赵昌平先生多年来对我关心和帮助。正是由于该社出版了许多学术精品，正是由于该社有这些热心的师友，我对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心存感激，对该社一直有一种学术上的亲近感。
戴建业
2012年6月
华中师大南门剑桥铭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