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之所以忍饥挨饿，就是由于统治者吞食的赋税太多；百姓之所以不服从统治，就是由于统治者胡作非为；百姓之所以冒险轻生，就是由于统治者奉养过分奢厚。
我们的先民早就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贫穷则生奸邪，饥寒便无廉耻，这是古代政治家们的共识。
马惊敢触猛虎，鸽争敢啄鸷鹰，人穷敢于冒险。
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使得国库空虚，国库空虚便要加重征敛。因而，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这种强烈的反差必然要激起强烈的仇恨。贪官们明目张胆地“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人民自然要咬牙切齿地骂他们是“虐人”的“豺狼”，称他们是“窃国”的“大盗”。等到抛妻弃子无以为生的时候，他们就不顾一切，铤而走险，或打家劫舍，或聚众生事，或暴动起义。伟大诗人杜甫对这一社会现象曾深有感触，他在《有感五首》之三中说：
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
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
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
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此诗写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诗人说国库中的粮食大批大批地烂掉，饥寒交迫的百姓日夜盼望着皇帝开恩赈济贫民；国家长治久安不能凭借地势险要和武力强大，关键在于革新政治以安定民心；只要皇帝能躬行俭德，只要不过分盘剥压榨，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谁愿意提着脑袋去“闹事”呢？那些现在正在“暴动”的“盗贼”，原本是皇上安分守己的臣民呵！李商隐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也写到了晚唐官逼民反的现象：“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求死山间。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将亲生骨肉“弃之无惨颜”，为躲避征役赋税“但求死山间”，可见他们完全被逼向了生活的绝境，身陷绝境的“穷民”最后才变成了“盗贼”。
官不逼民不反，上不欺下不诈，统治者的压迫、欺侮和盘剥，在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同时，也在给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统治者恬淡寡欲便政简事省，政简事省便赋轻刑宽，赋轻刑宽便国安民富，而要做到这些就非得“无为而治”不可：上无为而民自化，上无欲而民自朴，上无事而民自足。
（参见原第7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