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世说新语·汰侈》
该文虽然收在《世说新语·汰侈》章，但它并不是写骄纵奢侈，而是写两位主人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不管是正史还是稗史中，石崇和王敦基本都是“反面形象”，他们的人生理想自然不会崇高，价值取向肯定也很卑下——
有一天，石崇和王敦一同去学校游览，他看见学校里颜回和原宪的塑像便感叹道：“要是和他们一块做孔夫子的学生，和这些人相比又会有差到哪里去？”听石崇这么说，王敦有点反感：“不知其他人如何，子贡倒是和你老兄比较相近。”石崇神色严肃地说：“读书人本应当身享大富大贵，又有社会盛誉美名，何至于抬举颜回和原宪这些穷困潦倒的人呢？谁愿意过以破瓮做窗户的穷日子？”“身名俱泰”就是我们常说的“名利双收”，也是人们十分鄙薄的“既要名又要利”。
这里还得介绍一下颜回和原宪。他们两人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也是后世“安贫乐道”的典范。《论语·雍也》中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住在简陋的破巷子里，一筒冷饭，一瓢冷水，就是一天的全部饮食，别人肯定不堪其忧，而颜回却不改其乐，难怪孔子两次深情地赞叹：“贤哉，回也！”《庄子·让王》载，孔子看到颜回一贫如洗，有一次试探地对颜回说：“颜回呀，穷成这个样子，干吗不出去当官呢？”颜回回答说：“城郭外有田五十亩足以我喝稀饭，城郭内有田十亩足以我织麻穿衣，弹琴足以我消遣，老师所教的道理足以我自得其乐。学生不愿出来当官。”原宪同样也安于贫贱，“家徒四壁”用来形容他家再贴切不过了。由于房子年久失修，苫房顶上的草全都腐烂，里面长出了杂草，门也是用蓬草编扎成的，门轴是用桑木条钉成的，两间房的窗户是用破瓮做成的，瓮口用破粗布糊起来遮风挡雨。这种房子外面下雨他家里也下雨，外面出太阳他家里就出太阳，可原宪却像没事似的，照样正襟端坐弹琴唱歌。一天，子贡乘着大马车穿着大衣来看他，原宪家的小巷子容不下子贡豪华的马车，子贡不得不步行来见原宪。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草鞋，拄着旧拐杖，原宪出来迎接老同学。子贡一见原宪这副模样，大吃一惊地问他说：“老兄得了什么病呵？”原宪回答说：“没钱财那叫‘贫’，知‘道’却不施行才叫‘病’——我是‘贫’，不是‘病’。”子贡听后满面羞红。
石崇见到颜回和原宪塑像，开始想在王敦面前假装清高，宣称自己要有幸成为孔子的学生，也能像颜回、原宪那样安贫乐道。没料到王敦丝毫不给他面子，说他即使成了孔子学生，与颜回和原宪也是两路人，只会与子贡比较相近。既然伪装也掩盖不住马脚，石崇便干脆扔掉所有遮羞布：聪明的读书人本应该追名逐利，男人成功的标志就是“身名俱泰”，何苦要向颜回和原宪这种穷光蛋看齐？可见，石崇前面说的全是假话，问题不是他能不能成为颜回和原宪，而是他根本就不想成为颜回和原宪。
“身名俱泰”这一价值取向本身并没有错，名与利并没有“原罪”，求名求利更不低俗，孔子不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吗？关键是如何求得名利富贵，我们还是来听听孔子是如何说的：“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王敦把石崇看成子贡的同类，实在太抬举石崇了。石崇做不了颜回和原宪，同样也做不成子贡。做不了颜回和原宪是他不“想”，做不成子贡是他不“能”。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像颜回和原宪一样有德，像子由一样勇敢，像曾点一样洒脱，像冉有一样多才，像宰予一样善辩，像曾参一样忠诚，但没有一个弟子像子贡那样足智多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着墨最多，在同门中所占篇幅最长，这是由于他的功业、智慧和影响，在同门中无人可及。他是能言善辩的卓越外交家，多次出使不辱使命；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鲁、卫两次为相都政治修明；同时他还是商业巨子，《史记》和《论衡》都说子贡能准确地预判市场行情，致使他的家产“富比陶朱”，出行总是“结驷连骑”，“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石崇无论哪个方面都不能望子贡的项背，政治、外交就不用说了，就是财富也无法与子贡相比。虽然他们两人都富可敌国，但石崇的财富来于抢劫和贪污，灭吴之役中吴国大量财产入于他家私库，而子贡的财富来于他合法的商业经营。其次，他们在如何支配财富上大异其趣，子贡用自己的财富来赞助老师游学，用来赎出被役为奴的鲁人，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石崇却以非法所得，专供自己挥霍奢侈，专门用来与人斗富使气。至于个人的道德品行，石崇与子贡更有天壤之别：抢劫、贪婪、骄纵、奢华和荒淫，这些加起来便是石崇一生的全部“业绩”，而子贡发扬老师的事业，维护老师的声誉，当有人称赞子贡胜过孔子时，子贡马上站出来说：“譬之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
公开鄙视后世尊为“先师”“复圣”的颜回，把“身名俱泰”当作人生的最高理想，这是西晋才特有的精神现象。此时儒家价值大厦已经崩塌，正始名士早就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氏集团虽然提倡“名教”，可他们的种种丑行又践踏了名教本身。司马氏祖孙欺君篡位，更是对名教准则的嘲弄。尽管统治者用杀戮恐吓压制了反对派和批评者，用威逼利诱笼络收买了许多士人；尽管司马炎名正言顺地取得了政权，并且事实上已经统辖了四境，开国后还不断显示“宽弘”“仁恕”，可靠武力和阴谋登上皇位的统治者，不可能树立起自己的道德形象。这时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嵇康被杀后向秀到洛阳就范，吴亡后陆机兄弟入洛称臣，几乎所有士人都接受晋王朝这一已成的事实。但整个社会没有昂扬向上的活力，朝野士人也缺乏刚直不阿的正气，反而到处弥漫着苟且、贪婪和奢侈之风。礼法之士何曾生活之奢华令人瞠目结舌，石崇敛财斗富更是人所共知，王戎、和峤等人聚敛吝啬近乎病态。士人们生活上以玉食锦衣相夸，以奢侈豪华为荣，而在政治上毫无操守可言，立身处世以保家全身为准则，连史家也感叹朝臣“无忠蹇之操”。因此，石崇所谓“士当身名俱泰”道出了许多士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