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梁羽生笔下的武侠，甚多血性男儿。他们的所作所为，大都符合传统侠客的标准。如：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敢于与欺凌孤弱的豪暴之徒进行殊死的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别人排难解纷，报仇雪耻；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能够挺身而出，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甚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等。下面试举几个人物为例，以见一斑。
《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是个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为了替素不相识的贫苦农民钟阿四一家四口报仇，他穷追恶霸凤天南不舍，即使自己一见倾心的美貌姑娘袁紫衣软语央求，也不心软，即使江湖上的好汉低声下气求他放过凤天南，他也不罢手。胡斐的确是一个硬铮铮的汉子，是一个真正锄强扶弱的侠士。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宅心仁厚，义胆忠肝，堪称“侠之大者”。观其六岁时掩护蒙古勇士哲别，以及救出豹口下的华筝公主，便见其勇敢的天性。待到他长大成人，有一次随成吉思汗进攻撒麻尔罕，因该城城坚守固，久攻不下，牺牲甚多，成吉思汗便当众宣布：谁能攻破此城，城中的玉帛子女全数赏他。当郭靖用黄蓉之计攻破撒麻尔罕城后，成吉思汗果执行诺言，叫他领兵前去点收。在攻城之前，郭靖本与黄蓉计议好，破城后向成吉思汗提出解除与华筝公主的婚约。正当他要说出这个要求时，蒙古军开始屠城，城中数十万百姓奔逃哭叫，面对此惨象，他毅然把要求改为“饶了这数十万百姓的性命”，即使因此而与黄蓉的姻缘化为流水也在所不顾。其后在《神雕侠侣》中，两次死守襄阳，抗击蒙古大军。当金轮法王捉了他的女儿郭襄，要挟他献城投降时，他大义凛然，不为所动，高声激励女儿慷慨就义，不可害怕，端的社稷为重，儿女为轻，为国为民，不愧大侠称号。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父母是契丹人，因家遭大难，从小被汉人收养，学得惊人武艺，成为丐帮帮主。后被人陷害，有意泄露出他是契丹人后裔的底细，不容于丐帮，遂愤而离宋归辽。后来辽宋交兵，萧峰为免宋辽两国千万生灵涂炭，力阻辽帝耶律洪基南侵。当虚竹与段誉在雁门关前擒获耶律洪基时，萧峰又胁迫耶律退兵，要他终其一生，不许辽军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耶律洪基处此危境，只得答允退兵。萧峰是辽人，自小生长于宋，对宋辽两国俱有深情。他既不肯侵宋，亦不愿背辽，因此在辽帝折箭答允退兵之后，便以身相殉。萧峰之死，可以说是为解决辽宋两国间的民族矛盾而壮烈捐躯的，其凛然正气足可与历史上的志士仁人相媲美。
《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是个亦狂亦侠的名士型侠客。他本是元末张士诚之后世子孙。张士诚在与朱元璋争天下时，兵败被俘自杀。其后代远走漠北，投奔瓦剌，时谋推翻朱家王朝。张丹枫生在这样的环境中，自是对明朝怀有世仇。但当瓦剌入侵中原，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明朝岌岌可危之时，他毅然捐弃家仇，抛却富贵。尽出祖上所藏金银财物，奔走中原塞北之间，全力支持于谦抵抗，终于挫败瓦剌首领也先的阴谋，救出英宗回国。张丹枫在国家危难之时，以民族大义为重，全不考虑个人安危得失，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符合侠义的标准的。
胡斐、郭靖、萧峰和张丹枫是四个为国为民的侠士典型。在金庸、梁羽生的小说中，这类侠气纵横的人物是不少的。阅读这类“侠气多而匪气少”的武侠小说，在消遣之余，是可以得到教益的。但不可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不少“武而不侠”的人物，这些人性格乖僻，动辄杀人，标榜江湖义气，善恶邪正不分，他们视国家如无物，视人命如草芥，属于“侠气少而匪气多”的一群。正如柳苏先生所指出的：“有些武侠小说，不但武功写得怪异，人物也写得怪异，不像正常的人，尤其不像一般钦佩的好人，怪而坏，武艺非凡，行为也非凡，暴戾乖张，无恶不作，却又似乎受到肯定，至少未被全部否定。这样一来，人物是突出了，性格是复杂了，却邪正难分了。”这些武侠小说作者只求塑造出性格奇特的人物，至于是否合乎侠义的标准，就全然不顾了。最为下劣的是那些“拳头加枕头”的货色，由于这类下劣货色的存在，便为那些敌视武侠小说者提供了反对的口实，从而连可与“纯文学”作品媲美的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也一概否定了。这是使人深为慨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