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是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结构（或者说灵魂结构）以及他与读者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尝试。具有清醒的创作意识的艺术家，早就知道纯艺术之深奥，被大众误解之不可避免，作品被曲解是艺术家的命运；他也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品的革命性和未完成性，以及作品内含的那种吸引读者又排斥读者的矛盾性（“街头巷尾的对话几乎都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作品的美不能缺少某个令人惊讶的成分……他的书非常追求令人吃惊的效果” ）。艺术家同读者的这种关系成了他长期以来的心病，他的心渐渐冷下去，似乎对一切都不抱希望了。但在灵魂最隐秘的深处，仍然潜伏着那种最最热烈的期待。因为这下意识的期待，他不断创新，在作品中向读者发出邀请的信息，那邀请一次比一次急切，信息量一次比一次浓密。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将未完成的作品直接交给读者，使读者如果不参与创作就无法阅读。
文中塑造了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奎因。这个作家不关心公认的历史，仅仅只关心艺术史（灵魂史），只执著于内心独特的体验（时间）。他是一个寂寞的人，他的所有的创作都一直处于试验阶段。这个作家的作品通常引起普遍的误解，是因为它们的深奥内涵同古典作品并不相同，而一般的读者只看见了作品那古典的外表，没有觉察到作者在外表之下以全新的形式发展了古典文学的深层结构。
接着文章分析了奎因作品的整体结构和细部结构，甚至画出了结构图来说明。使人感兴趣的是一个作家的脑子里怎么会产生出此种结构的故事，这种作品同那种观念先行的创作（例如阿伽莎·克里斯蒂）有何本质的不同。这样的创作的确是十分奇妙的。在故事里，时间可以无限分岔，寓言套着寓言，就像是创作者为了狂热地追求“对称和谐、随心所欲和喜新厌旧”而舍弃了一切；但这种效果又绝不是刻意追求可以达到的，刻意的追求只会适得其反。不如说，一切都是浑然天成，因为它们是灵魂本身的图像。作者通过一种神秘的写作方法使这些图像从黑暗的处所浮到了表面；而阿伽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故事则是出于有杰出推理能力的头脑，其写作的方式并不神秘。这种作品的阅读也需要读者具有一种超出世俗的境界，因为作品提供的是非平面的向内深入的立体图像。三分法的结构勾出了时间的无限分岔，阅读必须是能动的，必须加入那种灵魂冲突的描述，否则就会落入二分法的俗套。以《曲径分岔的花园》为例，其中的结构为：“我”一敌人（死神）一命运。这个故事由于其中浓密的死亡意识而使讲述达到了灵魂的深度。但如果以一种模仿的方式来读的话，其结构就变成了：“我”一单纯的敌人。整个故事成了一般的侦探小说，因为其中缺少了死亡意识。大众的阅读往往总是只能达到二分法的模仿，这是艺术家摆不脱的遗憾。当人们将奎因的作品同通俗的侦探小说混为一谈时，艺术家内心的主张只能用新的作品来再次阐明（离了作品他就难以进行阐明），当然这新的作品很可能又落入俗套的解释。这种循环使艺术家的悲哀永恒不破。三分法将我们带入无限广阔的独立王国，那种破除了年代顺序的交叉阅读开阔了我们狭小的视野，我们的眼光将变得比侦探的眼光还要敏锐，在死亡游戏中不断找到超越的途径。
然而三分法的结构还不能满足艺术家要达到永恒的渴望，这种故事容易引起的读者的误解也令他不安。于是奎因又发明了两幕英雄短剧，在短剧中，想像力得到更为自由的驰骋。他在这部杰出的短剧中将讲述人和故事、讲述人与作者、不同的讲述空间与时间之间的界限通通融化，让原始的欲望用缺席的方式同死亡直接晤面（请看《阿莱夫》、《萨伊尔》等等）。两幕短剧由于一幕套着一幕，两幕就只能同时演出，于是最高贵的与最淫秽的、最具有生命力的与最空灵的便合成了一个角色，短兵相接的瞬间转化成同时演进，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变成了统一体内的层次区分，由此产生的激情既邪恶又纯净，简直令人发疯。短剧发表后，被人们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作出了解释，奎因又一次遭到了惨败。
屡遭误解的艺术家奋起一搏，又写下了一部天书似的作品。他要在这部作品中消除读者与创作者的界限，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以这种阅读方式激起读者的创作欲，将读者变成创作者，而不是满足于单纯的模仿。奎因终于成功了，他的作品激起了博尔赫斯的续写——读者哪怕只有一个，成功也是巨大的。这正是现代艺术的景观：每一个读者都是潜在的作者，后人续写前人未完成的故事——续写的作品也同样是未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