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盟/text
“侦探”一词在英语世界最早出现于1194年，当时写作“sleuth”，最初的含义是“足迹、踪迹”，对象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其他动物。到了15世纪，这个词有了“狗追踪目标”的含义，例如现在的“猎犬（sleuth-hound）”一词便是由此引申而来。在19世纪，这个词的名词形式有了“侦探”的意思，动词形式则表示“搜查、调查”。而在今天，“sleuth”指代侦探小说中调查和解决事件的主人公，也就是侦探。我们现在更多使用的“detective”一词要年轻得多，19世纪中叶才出现在英国大文豪（也是侦探小说先驱）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中。
侦探小说于19世纪末传入日本，得到日本社会各阶层的认可，日本出现了大量翻译、翻写及原创作品。20世纪20年代，日本作家兼评论家水谷准首次提出了“推理小说”的概念，其目的在于突出这种文学类型的“本土气息”。之前，日本称这种发源于西方的小说为“探侦小说”，“探侦”是日语，就是“侦探”的意思。实际上，这是直接传承了西方“Detective Story”的说法，因此“推理小说”的叫法在伊始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直到20世5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侦探文学的核心，“推理小说”的概念才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称呼。
推理小说诞生于1841年的美国，由一代鬼才埃德加·爱伦·坡所创造。令人惊讶的是，坡一生只写了五篇推理小说，却奠定了推理小说中几乎所有方面的设定，一百七十余年来不曾被超越。经过英国人威尔基·柯林斯和法国人加博里奥等大师的雕琢，推理小说渐渐摆脱了稚嫩和青涩，“席卷”之势呼之欲出。而在1887年，一位叫柯南·道尔的英国医生塑造了伟大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推理小说由此步入全盛时期。随着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约翰·狄克森·卡尔、多萝西·L.塞耶斯、范达因、雷克斯·斯托特、约瑟芬·铁伊等天才的“批量”涌现，这个全盛时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才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情中断。这就是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在东方的日本列岛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就在坡创造了推理小说的同一年，一个日本人的传奇经历使得这种文学体裁越过太平洋，来到了这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在日本土佐藩中浜村一个贫穷的渔民家里，有一个名叫中浜万次郎的年轻人。1841年，他与同伴出海打鱼时遭遇暴风雨，逃命到一座荒岛上，最终被一艘美国捕鲸船救起。由于当时的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美国船无法靠近，捕鲸船的约翰船长只得先把他们放在了夏威夷。
来到夏威夷的万次郎非常惊讶，他看到人们食用牛羊肉，看到在日本无法治疗的疾病被美国医生轻易根除，看到船长与船员竟然平等相处。1843年，万次郎来到美国大陆，被约翰船长收为义子，改名为“约翰万次郎”。不久，他学习了英语和科学知识，当上副船长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
在离家十二年之后，穿着洋装的万次郎回到日本，将自己接触的西方文明传授给同袍。在打开国门之后，万次郎还成为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致力于日美之间的各项事物。晚年的万次郎远离政治，专心于翻译和教育事业。1869年，他成为了开成学校的教授，而这所学校就是后来世界闻名的东京大学。
万次郎的经历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是他帮助日本打开了国门，以一种正常的心态认识并接受了西方文明。今天，尽管没有资料显示是万次郎把推理小说引入日本的，但毫无疑问，他为推理小说来到日本铺平了道路，并且创造了这类文学形式赖以生存的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和岛田庄司在谈论日本推理小说的历史时，无一例外地都从万次郎讲起。可见，万次郎对于日本推理文学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除了约翰万次郎，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影响了包括推理文学在内的日本所有事物。
一百五十年前，日本是一个贫穷落后、内战不断的弱小国家。从17世纪中叶开始，德川幕府仿效明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长达两百余年。相比于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中国，岛国日本堪称举步维艰。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法国、俄国的舰船纷纷在日本列岛周围游弋，试探着打开日本国门。但当时的幕府颁布了《驱逐外国舰船令》，继续强化锁国政策。结果适得其反，这激发了外来势力打破日本国门的决心。1853年，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佩里将军率领两艘半蒸汽半风帆驱动的外轮式军舰和两艘帆船，从上海起航，到达日本。美国人以武力威胁，在久里滨强行登陆，直接杀奔东京（当时的“江户”）。这几艘军舰全身漆成黑色，加之大烟囱里不断冒出黑烟，日本人将这种前所未见的船称为“黑船”。
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惊恐，这种军舰比当时日本最大、最先进的舰船大至少二十四倍。一切抵抗都是徒劳，京都的孝明天皇不得不接受了佩里将军转交的美国总统的国书，将紧闭了两百多年的国门打开。翌年，佩里再度率七艘战舰到达日本，以更强硬的态度逼迫日本幕府“长老们”与美国签订了《美日亲善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彻底结束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历史。
“黑船事件”对日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日本由此认清了西方文明的先进与强大，开始不遗余力地“西化”。放眼世界各国的近现代史，唯有日本在“西化”的道路上走得最为坚决。1868年，日本爆发了“明治维新”，正式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并迅速跃居世界强国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把“黑船事件”视为“国耻”。相反，每年日本都要举行“黑船祭”来纪念这个事件，而佩里将军则被视为英雄，日本许多地方都立有他的雕像。日本人认为，正是这个事件警醒了自己，使自己的国家拥有了现在的强大。此后，和诸多西方文明一起，推理小说“西学东渐”，在19世纪末传入日本。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流行的大多是些描绘旧时代的风俗小说，这些小说大都以江户时代的真人真事为蓝本；1868年之后，为了推进“全面西化”的国策，日本学者翻译了大量的实用类书籍，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等。
1881年，日本法务部出版了美国庭审实录《情供证据误判录》，以供司法人员参考。而在1886年，经济学家神田孝平翻译了全本的《杨芽儿奇谈》，作者是荷兰人克里斯蒂·迈埃尔。这部书通过一桩罪案介绍了荷兰的司法及审判制度。因为全书是以小说的形式讲述的，因此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这部书应该是第一部被译介到日本的推理小说。
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登场的1887年12月，日本推理文坛同样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媒体《读卖新闻》刊登了署名为“竹之社主人”翻译的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这篇推理文学史的开山之作，终于在四十六年后登陆日本。而在这之后，日本推理小说最重要的先行者黑岩泪香登上历史舞台。
黑岩泪香出生于高知县安芸郡，本名“黑岩周六”。他于1882年任《同盟改进新闻》主笔，后于1886年转入《绘入新闻》。黑岩泪香在求学期间就对推理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预言这种小说定会在日本拥有一片广阔天地。因此在工作以后，黑岩泪香不遗余力地将优秀的西方推理小说介绍到日本。1888年，黑岩泪香翻写了英国作家修·康维的推理小说《法庭美人》。他按照日本人的习惯翻新了这部作品，把其中的人名和地名全部日化。出版之后，小说受到读者热捧。黑岩泪香大受鼓舞，在之后的六年里陆续翻写了三十余部西方推理作品。受到黑岩泪香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投身到了推理小说的翻译和创作领域。
1888年6月，作家须藤南翠发表了首篇真正由日本人原创的推理小说《杀人犯》。这部作品无论情节还是谜团都很难令人满意，甚至连一般水准之作都算不上，但它的意义是无法抹杀的。1889年，黑岩泪香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原创作品《无惨》。这部作品拥有推理小说应该具备的所有元素，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杰作，也是日本推理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1894年，《日本人》杂志上出现了一篇翻译小说，译名为“乞食道乐”。后来的资料显示，这是第一篇被翻译成日文的福尔摩斯故事，原文就是我们熟悉的《歪唇男人》。1900年，一篇名叫“新阴阳博士”的小说在《文艺俱乐部》杂志上与读者见面，译者署名为“原抱一庵”。这就是福尔摩斯系列第一作《血字的研究》最早的日文译本。考虑到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我们不难发现，这种速度是非常惊人的——福尔摩斯于1887年在英国登场，而在1894年就来到了日本，可见日本人对推理小说是多么热衷。
明治之后，日本进入了大正时期，推理小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时期崛起的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大文豪的取材范围较之以往更加广泛，某些作品具有浓厚的推理意味——芥川龙之介在1915年发表的《罗生门》就是典型的代表。
以1889年黑岩泪香发表《无惨》为标志，推理小说在日本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推理小说能在这个东方国度生根发芽，并成长得格外茁壮呢？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日本的制造业相当发达，但没有人觉得日本人在这个领域是独步天下的；日本人也很喜欢科幻小说，但科幻小说在日本却从来没有达到推理小说的高度；日本足球的进步之快令人瞠目，但没有人认为他们的球队在十年内可以超过西班牙、德国或巴西……为什么只有推理小说可以被日本演绎到极致？笔者经常思考这个很重要也很“虚幻”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必不可少的“西化”环境，还有一些日本人的“特质”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其一，日本人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一丝不苟却又不乏想象力，这在技术含量极高的推理创作中是不可或缺的。其二，日本人内敛的个性成就了推理小说。不难想象，推理小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文艺形式，不需要创作者进行太多的“社交”活动。我们想一想，日本人最擅长的无不是“与世隔绝”、只需要“自我发泄”的东西——漫画如此，推理亦如此。其三，推理小说是理性与感性的综合体，这也符合日本人比较复杂的性格特点。其四，笔者认为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一点：推理小说是极致的“真善美”与极致的“假恶丑”的矛盾体，是最能代表杀戮之美的文学类型。对于一个崇尚樱花，崇尚菊与刀，崇尚“璀璨的死去是最伟大而美好的归宿”的国度，还有比推理小说更能代表日本人的文学形式吗？
可以说，推理小说在日本的辉煌是有着深刻渊源的，绝对不是偶然的幸运或者某个天才作家造成的——虽然日本从来不缺少推理创作的天才。
不可否认，在188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推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以翻译、翻写西方作品为主，原创水准非常有限。因此，很多评论者把这个阶段称为日本推理文学的“探索期”。
1923年是日本推理文学的元年。从这一年开始，日本推理文学告别了在黑暗中的摸索，迎来“日出”的时刻。从1923年到2013年，日本推理走过了整整九十年。而这九十年里的点滴，正是笔者在这本特集中想要与读者分享的。
笔者将日本推理九十年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
1923年，日本推理文学开创者江户川乱步创作了短篇小说《两分铜币》。这篇作品被视为第一篇具有国际水准的日本推理小说，这一年也因此被定义为“日本推理元年”。
江户川乱步是一位很有“日本味道”的创作者，说得直白一些，他的作品大多非常“变态”，带有一种日本文化特有的“异样的美”。乱步的这种风格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日本推理文学，直到九十年后的今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恐怖、官能、耽美、猎奇等元素，非常普遍地存在于日本推理小说中。
这个时代的日本推理风格杂糅，篇幅长短不一，既有传统的福尔摩斯式作品，也有不少“变态推理作品”。因为乱步的出现，日本文学词典里还诞生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带有奇异味道的、无法分类的小说”。而直到今天，这种小说依然延续着辉煌。
顺带一提，1925年，江户川乱步塑造了日本推理文学史上第一位名侦探明智小五郎——没错，这就是《名侦探柯南》里那位“沉睡的小五郎”的原型。
“二战”后，推理小说由短篇向长篇发展。在这一时期，作者大多醉心于传统的解谜类作品的创作，比较看重“诡计”和“名侦探”在小说里的作用，基本不考虑故事的现实性和存在意义。日本把传统、正宗的东西称为“本格”，因此这个时期被视为日本推理文学的“本格时代”；因为这时的推理作家活跃在一本叫“宝石”的杂志上，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宝石时代”。
1946年，横沟正史出版了《本阵杀人事件》，这部作品开启了日本推理文学的本格时代，横沟正史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领头人。之后，他又陆续创作了《八墓村》《狱门岛》《恶魔吹着笛子来》等经典的本格推理小说。在这位前辈的指引下，高木彬光、土屋隆夫、鲇川哲也等人先后开始了创作。事实证明，日本的侦探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同行。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崛起，日本社会的重重弊端也暴露无遗。官员贪墨、政商勾结、贫富分化……日本民众的怨气似乎不可遏制。读者渐渐发现了虚幻的“本格推理”与现实的腐朽社会之间的矛盾：那些表现出色的侦探和他们侦破的“奇案”，实际上并不存在。
1957年，一本名叫“点与线”的推理小说让日本国民眼前一亮。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政商勾结的故事，日本社会最阴暗的一面被彻底暴露在阳光下。作者如同一位看透世态炎凉的老者，用最平易近人的口吻絮絮叨叨地重复着身边的故事。
这位老者就是松本清张。松本清张是日本推理小说创作者中成就最高的一个，将推理小说引入了纯文学领域，并获得了日本纯文学领域最高奖项芥川奖。可以说，日本推理文学有今日之成就，松本清张功不可没。他所开创的这类反映日本社会现状的推理小说被称为“社会派”，这与之前的“浪漫主义推理”大相径庭。
社会派推理固然伟大，但什么东西看多了都难免产生审美疲劳。经过三十年的辉煌，社会派推理渐渐显露“疲态”——由于过分强调写实性，作品越发风俗化，令读者不快。
1980年，一位叫岛田庄司的作家出版了一部名为“占星术杀人魔法”的推理小说作品。这部作品中不再有“社会派”元素，而是回归了本格推理，以华丽的谜团一举征服了新一代读者。
在这部作品的引领下，一大批新锐推理家以集团化的姿态横空出世，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绫辻行人、麻耶雄嵩、有栖川有栖、二阶堂黎人，以及稍晚一些出道的京极夏彦、西泽保彦、森博嗣等人。这些作家一举“摧毁”了社会派推理的统治地位，走出了“清张阴影”，将本格推理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个可以被21世纪的读者接受并津津乐道的高度。
其中，绫辻行人在1987年出版的《十角馆事件》是新本格时代开启的标志；而京极夏彦的《姑获鸟之夏》《魍魉之匣》等，则是新本格时代的代表作品。
多元化时代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笔者认为，1998年东野圭吾发表《白夜行》应该是这个时代登上舞台的标志。什么是“多元”？笔者觉得一句话概括，就是“推理小说越来越不像推理小说”了。
经历了九十年的洗礼，经历了无数创作者的探索，在最新的一个阶段里，日本推理文学以井喷的姿态迸发出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题材的百无禁忌，是人物的立体丰满，是故事的跌宕起伏，是讲述形式的“光怪陆离”，是文学性的似有若无……可以说，纵观日本推理文学九十年的历史，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像今天这样兼容并包。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中，涌现出了大量新生代作者。他们各有所长，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日本推理文坛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这个时代的代言人无疑是东野圭吾，而宫部美雪、东川笃哉、伊坂幸太郎、道尾秀介、凑佳苗、乙一等新锐，无疑是多元时代里的翘楚。
很久以前，日本文化界就有着“三大国术”的说法，指的是茶道、相扑和艺伎。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漫画加入其中，被称为“第四大国术”。而到了21世纪，已经有不少媒体和读者将推理列为“第五大国术”。这种提法没有得到什么官方的认可，但足以证明推理文学在日本的地位和繁荣。
九十年，对于文学来说已经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推理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蜕变。我们惊叹于推理文学在这个国度的“幸运”——因为每到历史的路口，或是面前出现难以逾越的阻碍之时，总会有一位天才的领路人，带领着一群坚定的追随者排除千难万险，将推理文学送上新一个巅峰。
这的确是一种“幸运”，一种坚韧执着、前赴后继的“幸运”。当推理文学的发源地欧美世界陷入模式化的泥沼无法自拔的时候，当中国的原创推理屡屡碰壁、裹足不前的时候，我们抬起头，看到屹立在高处的日本推理金字塔的塔尖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然而，我们更应该把目光移向下面，认真审视一下那夯实的地基和厚重的塔座。正是因为有无数甘于奉献的创作者、系统宽阔的出版通路以及基数庞大的读者，才孕育出了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岛田庄司、绫辻行人、东野圭吾的“幸运”，才有了日本推理辉煌传奇的九十载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