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变形记》从一个正常人一觉醒来变身为一只巨大的虫子开始，纳博科夫提醒我们还试着图绘出来，不是扁平蟑螂式的，而是鼓鼓的甲虫模样，而且并未发现有一对翅膀，整个世界遂拐入噩梦之中怪诞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黑白两色的故事”。但我们得注意，造成如此噩梦的化学变化，其实只有一个点改变，那就是主人公格里高利·萨姆沙这个平凡的小推销员变成了虫子，其他所有一切完全不动仍如日升月落照常运行。他的父母、他的妹妹、他家的帮佣乃至于所有人没有尖叫、夺门而出或开枪打他，他们仍知道他是格里高利，毋宁只像是他染了某种羞耻的怪病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般对待他，比方说他父亲曾用苹果扔他，为的是把他给赶回房间里不要在客厅，其中一个苹果还嵌进他虫子身体里腐烂掉；而格里高利自己也“仍然属于人的头脑设想而由昆虫的身体来行动”，他学着怎么翻身，怎么下床，怎么使用他新的脚、新的身体和新的生理本能和需求生活下去。
卡夫卡真的冷静到极点，冷静到冷酷乃至于虚无的地步。这种冷酷或虚无对自己比对他者的成分多——小说书写者之于他笔下、他创造的人物的情感，不管实际上和他本人相距多远差异多大，除非他本来就设定要攻击、影射某人，否则很奇怪地总有某种自省自惩的成分，也因此这样的冷酷虚无往往包含着某种勇气在内。
我们常说“视角改变”这话，但《变形记》可真的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视角改变是怎么回事。这甚至已是活体实验了，所有的东西都严格地控制不动，只放入一个异常的元素，那就是一个人变成了一只虫子这事，然后不眨眼地观看并记录下来由此发生的变化，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读数……
如果所有人一起变化，每一个人都成了虫子，那就不存在什么视角改变了，那叫做演化，是昆虫研究，像我们在国家地理频道很容易看到的。
今天，卡夫卡不无讽刺地已经成为某种巨大的存在，或至少是内行人时尚名牌的存在，像观光客到布拉格总要到此一游地买件有他名字或高反差肖像的T恤穿身上一样，日本的大情调作家村上春树也弄了一件披在他那本怎么看也没一丝卡夫卡的拙劣小说身上(卡夫卡若还在，可考虑告他妨碍名誉或加重毁谤)。但我们说，在如今这么个习于胡思乱想的书写时代，想像出一个人睡醒过来变成一只虫这困难吗？或者说这哪一点独特哪一点勇敢呢？显然这不是可让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一干顶级书写者惊异乃至于叹服的理由。困难不在于人变成虫(所以卡夫卡交都不交代何以至此)，而是人变成虫然后呢？格里高利单独地、切线般地由“正常”的世界飞离出去，而世界留在了原地，这个世界作用于他的引力因此有机地而且连续性地起了变动，但仍然存在，仍约束着他，时时试图将他拉扯回经验的、可感的、一般人的此一世界里来。原来的平衡和稳定破坏掉了，我们初次察觉眼前的一切动起来了，而且察觉这原来就是动着的，并且从其移动中(不是剧变的，而是拮抗的，再加上卡夫卡仿佛用慢镜头播放它)同时察觉出脱离和拉扯这两股力量的存在及其交互作用的震动痉挛，我们于是也发现了危险，因为所谓的平衡稳定就算不是错觉，也只是暂时的、是脆弱不堪的。我们仿佛跟着格里高利从沉睡中醒来，尽管没跟他一样变成一只虫，我们的清醒带着晕眩，出现了重影，好像叠合了人的双眼和虫子的复眼，因此真正怪诞真正恐怖的不是眼前有一只“狗一样大小的大甲虫”，而是世界的模样，或更正确地说，穿过这个模样所显现的某种真相。
由此，人何以变成虫这个想像的、假设的前提好像也变得可说明了，至少可回溯可思索，不是科学性、生物基因突变的思索，而是人历史的、生命基本处境的隐喻。
过去苏联还存在时，曾经拿国家之名查禁过某一本书，查禁的理由是“这本书写得太真实了”——这真是个再睿智不过也堂皇不欺的理由了。不真实存在的东西可能会吓到人(什么不会呢？打个喷嚏不是都会吓到人？)，但构不成恐怖和持续的噩梦，因为幻觉如博尔赫斯所说持续不了太久，露水般很快就蒸发无踪，真实的东西才会钉住你不放。满天神佛飞舞也不会可怕(恶心的成分居多)，除非你先让人信它为真，而对于相信的人来说，一只鬼就够了。
这道理很难懂吗？其实简单得要命，所以说那些只会装神弄鬼的拙劣书写者，真正欠缺的并非自由和想像，而是对真实的东西无知无感。他们一样能写一个人睡醒过来变成一只虫子，但接下来就不晓得怎么办了，只好重复地加重剂量，更多人变成虫或人变成更丑怪的东西云云，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来说，那不成其为想像，而是难看。
如果一个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职业杀手呢？
博尔赫斯多年之后在为他自己年轻时日的第一本诗集写新版序言时，带着致歉味道地说，那个年轻的诗人拥抱的是“黄昏、乡村和忧伤”，而现在，他喜欢的是“清晨、城市和宁静”。
老年有一种怡然，这种怡然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一种卸除了责任的状态。这里所说的责任，并非只是社会性的，六十或六十五岁退休，你缴了几十年的税或养大了儿孙，如今堂而皇之可以倒过头来要国家或儿孙供养你照顾你云云。我们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其中的生物性责任，物种演化和存续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某种生命本能的命令，还是某种内分泌的、腺体的制约，驱使你不顾一切地、不怕难看地、乃至于背反于你理知、美学教养或自我想望地得去进行种种义务，其中最沉重而且总多少带着飞蛾扑火牺牲意味的莫过于传种一事。老年，意味着演化机制的这部分责任已放过了你，你在这上头已是个自由的人。你在街上行走，眼睛不必再搜寻猎物般地只看到寥寥几名异性，有机会悠闲地、心有旁骛地、不带行动目的地看见各形各色的人，看见这个世界较为完整也较为细致的模样；你的脑子也有了较大的剩余空间，不必辗转反侧地总是想着各式各样美丽捕捉陷阱的布置，如今你有余裕可以想很多事很多人，包括过往搁置的遗忘的，就连做梦时题材都多起来了。高烧离开了，心思会清明起来；隧道症打开了，视线也宽广起来。
说到底，老年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文明的结果。基本上生物并没有老年，只有责任已了的死亡，人类很长一段时日也没有，因此这里头总存在某种紧张，即便到今天都还余音袅绕。像中国，便在周代左右浮现成为一个极重大的思辨讨论题目，甚至要为它的存在寻求功利性的理由，而不仅仅只是立基于道德性、人文性的宽容而已，比方说“三礼”里头便有多处强调老人丰硕生命经验及其睿智的讲法，足堪作为国家百科全书般的顾问，也因此我们的记忆形象、智能形象总是老者模样。这相当程度来说是事实，因为人类文明的建构其复杂性已远远超过了自然的模样，不仅需要更长的学习时间，也需要更宽广自由的视野；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其实是某种生命直接目的以及相应于此的功利性作为的超越，因此文明需要闲人，连马克思都这么说，而老人正是理所当然的、连生物繁衍机制都已解放的闲人。
我最近又读过一次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特别注意到小说中的海托华牧师一句自言自语：“天地之间，除了真理还有许多东西。”尤其是这句话中深浓的老年况味。人类文明的建构，不在于真理(究竟有没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到今天还不确定)，而在于这“还有许多东西”。这样的想法，年轻人很难咽下去。
在过去的两本凯勒杀手之书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其中的某个紧张。我们(其实多少也包括书写者布洛克自己)顺着马修·斯卡德的思维走下来，却发现他变成了杀手凯勒，这是他一次卡夫卡式的梦境吗？因此，白天斯卡德的某种东西，总成为黯夜凯勒的梦里残留，其中最形尖锐的，大概就是黏贴于其日复一日工作的道德基础问题——斯卡德，再怎么柔软，再怎么复杂，再怎么多闻置疑，再怎么把隶属司法工作的追诉蒸化为某种生命本身的素朴报称感平衡感(斯卡德因此一直存在着某种宗教情怀)，终究是个正义作为一种志业的人；而杀手凯勒却在另外一边。但他明显不是彻彻底底背反或说无关的另一个人，比方说像格林《一支出卖的枪》里那个脸上有兔唇、心中一大块不融之冰的同业“乌鸦”。作为马修·斯卡德的梦境，正义的相关思索极大程度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使得凯勒这个人从他登场杀人的第一本书开始心里便有着退休念头，不知生，先知死，这是正义对他的不懈追猎，他只能用躲的，想法子拖延时日，包括筹措退休金的延退理由云云。其他书写杀人为业的作家，尤其是新一辈的，也许可以不理会或压根也不意识到如此道德困境，但布洛克不容易，他是博尔赫斯所说的，人怎么可能可以不是个人道主义者。
除了真理，天地之间还有许多东西，除了正义，天地之间也还有许多东西——这样巍巍颤颤的话，其最终意义，取决于说者的语气、神情和说话当时的场景空气，以及说者接着下来要干吗，如诗存在于字里行间以及停逗呼吸转折里。基本上，它同时肯定了真理(或正义)的过于简单和极度困难，至于人要因此贬抑它抛弃它，或更迂回更长期地忍受它受它折磨，是林中分歧的两条路。
“没有人知晓他的姓名，我们每个人都难逃一死。”这是《图兰朵》名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眠》中开始要飙升起来的两句歌词，最近，因为一个英国的手机推销员用奇迹般的温柔声音重新唱出来、这首不朽名曲，还有如此深情款款的歌诗，又一次让我们夜不成眠。
在上一部杀手之书中，死亡连同正义(在此系列小说中，这两者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被阻断，这是凯勒的一个成功诡计，用的是集邮，他把这个带着童稚游戏性的、不会完成的行当布置成时间迷宫，让死亡和正义迷途于重重障碍之中摇头叹息；而在这一部杀手之书中，时间感果然完全变了，像某种战利品。在这借来的时间中，他的语调缓和了、慢了，人也不再鬼影子般飘忽而且栖息于交通工具上，好像第一次能放心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并感觉到阳光以及整个世界温度的变化。过去，他得让自己无知、最好把下手对象压扁成一张两寸的薄薄大头照才能工作，而今他可以瞪视他们、观看他们、研读他们。
无限，极可能不仅仅是个想像的概念而已(任何一个数N都跟着一个N+1的数)，博尔赫斯说，极可能还是人的一个诡计。而且，无限不仅是开放的、无穷远的、人无力跟上的，也可以是封闭的、分割的、在有界线世界里完成的。博尔赫斯因此津津乐道那个其实谁都听过的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古希腊诡计故事：当阿基里斯健步跑到乌龟原本所在的A点，缓步但不停的乌龟已前进到了B点了，如此CDEFG的无限小分割下去。这似乎让所谓的不朽，在人有界线有终点的生命里成为可能，甚至可实践。
这个有限世界里的无止尽的迷宫，在卡夫卡那儿一样又是一个不醒的噩梦；而在心软的布洛克这里，则辗转化为童话。
没办法，这有时不得不是书写者的取舍，取与舍意味着完满一事的不可能，在《圣经》的新旧约如日与夜、光与暗的交替变化中我们一样看到了类似的取与舍。旧约是噩梦，新约则是童话，传福音的人必须放弃一些新相，必须隐瞒相当一部分真话不说，也必须让一切包括自己变得简单些，某些深奥难言的东西只能用寓言、用隐喻、用并非那么准确的假设性故事来说它，这是化难为简的说明，但多少也是说者自己注记记忆的方式，有一点点委屈和惆怅之感。也因此，美好的信息总带着慈眉善目的欺瞒，也必定在日后会被揭穿，是以福音隔段时日总得需要更新，它只是信息，不会是真理。
时间的停止、时间的消失，在这新一本的杀手之书《杀人排行榜》里，也显现在其书写的形式体例上——过往，负责携带时间的是凯勒自己，由他一道纵轴地把一个个散落如珠子的杀人故事穿贯起来，发生变化(变化是时间的产物，或反之)的不是这些杀后即弃的被害之人，而是凯勒自己；但在《杀人排行榜》中，这一个个杀人故事不再有先后顺序，呈现着平面性的排列方式。用文学体例的语言来说，它于是像个短篇小说合集，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可以商量交换的。
小说的形式体例是有内容意义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字数多寡的问题。长篇，不管其结构方式多松弛，仍受着此一结构的约束，如休谟尝试询问的，事物的先后顺序是否即是其因果关系，因此它仍会把细碎的、所谓不相干的东西给排除出去；生命里很多更细碎闪光、更多样的东西，如人的某个念头、眼睛瞥见的一瞬、或戛然醒来的梦境，来不及产生意义，总不得不被长篇所割舍(我们于是差可想像，很多了不起的小说家，其实把大量的珍贵时间和心力，花费在如何将这些真切美好的细碎感受“塞入”长篇小说的烦恼上)。这是契诃夫小说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每个故事重新起头、意义先存而不论如集邮册般的短篇，在小说历史上其价值长期地被低估。当然这样可能和人认识世界以及自我的基本方式有关，如列维施特劳斯说的，我们总先外廓地先试图一下子掌握其整体，然后才好整以暇地被一处一处细部所吸引，进入层次之中。事实上，大约二十世纪下半开始(各地不一致)，好的、精妙的、犹带着锐气和发现力道的其实多是短篇，长篇小说有钝化的不好迹象，逐渐倾斜向不在乎重复乃至于欢迎重复的流行性、大众性小说。
这本《杀人排行榜》遵循的是书写者自我的认识之路而非大众小说生产之路，在经历了前两本的“交代”之后，已经不太像什么惊悚的、黑色的、豺狼末日式的职业凶手故事了，毋宁更像读张北海或舒国治的人间文章，有掌故、有历史人名、有知识，更重要是书写者准确的鉴赏力以及因此而来“伸手指头去指”的内行引领能耐，把这一个个知识掌故以及逐渐远离硬化陌生的世界复原为生命经验，重新叫回我们生活之中，既是睿智世界的通俗化启蒙化，又是常识世界的原来如此所以然化，起着桥梁或渡船夫的两岸连通功能。书中，我们一样一样看到了棒球、赛马、高尔夫球或房屋贩卖业、NBA、宠物饲养及其天天发生的社会冲突，一个个独立洞窟模样，这不是小说结构意义的所谓“情节”，所以顺序有什么关系？顺序由偶然机遇来安排就可以了。
我们很早就知道布洛克本人是个多看多记多想的人，又生活于纽约这个多知识洞窟的动人大城里。小说书写者常有一种麻烦，那就是书写开展的职业性需求，往往快过他生命经验的实质开展，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狼狈的陷阱，那就是纳博科夫所说的“硬充内行”；然后，还有下一个麻烦，那就是每一门行业、每一种知识有其合适的逻辑和规范，有自身的游戏规则，由此相当程度决定了人在其中的形貌、想法和行动方式，它往往并不符合小说书写的戏剧性要求，这是另一个陷阱，愈是执迷于戏剧情节、没事喜欢制造高潮的小说愈容易摔入，以至于棒球员不像棒球员，艺术家除了乖戾痛苦之外只是个脑袋空空的笨蛋云云。此一陷阱里挤满了通俗作家及其笔下的假人假事，也有不少大师级的作家及其名著间杂其中，像纳博科夫便指给我们看其中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纳博科夫受不了他笔下那些过分敏感的杀人凶手以及满口哲理的妓女。
《杀人排行榜》里这一个个知识洞窟，有我个人尚称熟悉的，也有我个人全然陌生的。前者比方说大联盟棒球或NBA，我完全敢断言凯勒(以及布洛克)的确是个内行的、够格的球迷，他没改变MLB和NBA的模样，也没犯错，而且把小说情节乃至于凯勒的谋杀技艺准准地嵌合进其隙缝之中，由此，我也敢于推断，那些我不熟悉的比方说赛马和高尔夫球，也一定是同样如此。
其实读者的专业知识也并非绝对必要的，因为真实有一种形貌，某种质感，某种毛边，某些德昆西说的棱角和裂纹云云，但凡还是个像回事的、平常多少肯用点脑子和眼睛的小说读者，当它出现时，其实大致上都能辨识出来。
一个人自由地做了个梦，醒来发现自己是个靠取人生命维生的杀手，但整个世界依然是它本来模样，依然不疾不徐以它本来步伐向前。
有些话并不容易简单说清楚，在说话者有限的能耐之上，语言和文字本来就都是有缺憾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绵密地、不遗漏地再现事物的完整，无法改变自身只是符号的本质，因此它终归只是指示性的、乃至于隐喻性的，这跳空的处处缝隙得仰赖说者听者小心翼翼的善意，所以卡尔维诺把它图绘为一座脆弱凌空的吊桥，禁不住挑衅找碴的震动。因此，其实并不存在着最严格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这样的东西(爱默森讲：“辩论说服不了任何人。”)，这些只是挟着戏剧性姿态、语调和氛围营造的展示、说明和启蒙而已，它其实只能向着那些心存基本善念和热望的人说话。一个人下定决心不要相信、下定决心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说到底几乎是无可阻止的，起码是人力无可阻止的。
小说书写(不仅仅是小说书写而已)需要完整的自由，这既是书写事实也是庄严不懈信念的话，如今已变得并不难说出口，也因此无可避免地已流失了一部分的庄严，变得有点轻佻，还有点懒怠。然而一样的，除了自由天地之间还有许多东西，包括事物遍在的必然性，翁贝托·艾柯这个最乐于颠覆嘲弄、什么东西都要翻过来仔细看看才甘心的恶魔人物，他在受邀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个人类智能收存象征之地演讲时便试图为我们指出这个来。“上帝曾经走过此地——”，艾柯引述雨果的这句历史结语，这是雨果重述并仔仔细细考察滑铁卢战役每一处偶然的、近乎神差鬼使的战斗相关环节之后，仿佛站立在已成硬铮铮历史不易事实的昔日战场庄重而且无奈写下的；雨果所说的上帝是《圣经·旧约》那个上帝，那个喜欢驳斥人类作为、让人一切努力瞬间化为尘埃的上帝。艾柯不见得一定要我们非同意雨果对此事的结论不可，他原要指出的是小说家迎向事实、迎向必然性的认真思索；但由此，我们也感受到所谓的必然性究竟有着多少可能的层次不是吗？必然性徘徊闪烁在“此一事实为真”和“此一事实完全无可避免”之间，我们仍可以忍不住地在想，如果上帝没走过此地呢？如果他改变了心意呢？他是否有过这样的前科呢？我相信艾柯也希冀我们一并看出这个。自由不总是游戏的、取消事实重来的，尽管它可能偏爱这个假面，掩饰它更多时候流汗辛苦工作的真相。
也许，对我们来说更沉重更无可改变的必然性是死亡一事。但有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在人类文学史上，死亡是一个远比爱情更精致、更被反复思索和想像的题目，好像爱情只有寥寥几种面貌，书写者年过三十岁，或延迟到四十岁就难以为继了，不像死亡无止无尽的多姿多彩，死亡的梦境持续得更久。福克纳这样一个过度浪漫的人，生活中直到六十岁以后仍在谈恋爱，但这些如此消磨着他时间、心思和现实经济代价的东西却进不去他小说里，他不是一个琐碎的、发生什么知道什么一定设法化为小说讲出来的人吗？他写的毋宁是美国南方土地上如季节荣枯的代代死亡，以及死后徘徊赶不走如藤蔓缠绕的幽魂。他一生最完美的作品，如《老人与海》之于海明威，是那本《我弥留之际》，弥留其实发生在小说开始之前遂只是记忆和遗言，“我”是一个已死去的妻子和母亲，由她这一队奇形怪状的家人护送她的棺木返乡安葬，从此展开的奥德赛迷途之旅。以下是博尔赫斯的一段话，出自于他给阿根廷当时当地一本名为《死亡的名称》、我们不知道的书所作的序：“死亡之神日日夜夜在窥伺着人们，方式则无穷无尽。玛丽亚·埃斯特尔·巴斯克深刻地感受到死亡这个核心的不解之谜，她的每一篇故事都是对某种方式的一种图解。”
小说中的对话是最容易写也最难写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只管自己地把原因归咎于西班牙文的适合描写不适合口语，化为口语总奇怪的虚假和夸张，但这其实并不是西班牙文单一的毛病不是吗？布洛克喜欢长段的没事对话，也许反倒是因为有了纽约这个独特的因素，这个有着奇奇怪怪各种洞窟的城市，在我们印象中行色匆匆的现代生活中，存留了一处一处阻绝时间的封闭“室内”，如奔流大河岸边的凹地河滩，比起供人们悠闲打招呼、谈天气、问候彼此家人安康的乡间生活更无事可做更长夜漫漫什么也不想做。在这里，语言既横向展开也迟早不免得直向地往深处试探，人得有想像力而且必须乞援于各类知识才能填补空白驱除忧闷。《杀人排行榜》中，杀手凯勒和死亡经纪人桃儿两个的对话还多出了一种无事一种缓慢，那是所有性爱云云张力的消失，如一样爱天南地北的马修·斯卡德或小偷罗登巴尔总有的。米兰·昆德拉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过这个时间的数学悖论，人老，人离死亡愈近，愈到达终点，时间反而愈充裕悠长。死亡也许本来是体面的、好整以暇的，只要活着的人别过度干涉它侵入它，放它依自己的步伐节奏而行。
像老年的大象缓步走向乞力马扎罗山的森林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