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题外话吧——当然，这么说一定是有严重语病的，从来，我们在脸谱这组侦探推理小说业已超过五十篇(岁月忽其不淹兮！)的引介文字，碍于不揭露不暗示案情的道德守则，所能讲的一直就只是题外话而已。好吧，那这次我们就从题外话的题外话开始好了。
上面那寥寥三句似谶似诗的话，典故显然来自塞万提斯笔下那个“在无限大土地上冒险旅行”的堂·吉诃德先生，但我是辗转引自近人朱天心奇怪的短篇小说《拉曼查志士》，这篇怪小说以“死的造访这一生不过一次，所以，当为它的来临预作准备”为命题，呼应着她之前窥伺死亡“老灵魂”的诗谶体短篇杰作《预知死亡纪事》(更奇怪的小说，整篇小说就是一首诗)，是朱天心默默发展她小说死亡学中的中途一站，并预告了她日后果然望风追逐求情铁石的《漫游者》六文。
为自己的死亡预作什么准备？是很谦逊的，谦逊到最底处而成为神经质的死亡预备——皮夹，其实就是皮夹的内容什物，不能只有邋遢的牙线、烂名片、莫名其妙的彩色回形针，以及罐装饮料“再来一罐”的兑奖拉环云云；然后是干净的内衣裤，不能破旧姜黄，而且还要能生动地说明它的主人；最终还有，地点，猝然倒下死亡的地点，不能去费人猜解的地方，哪怕只是仅仅走过，免得死去之后再百口莫辩……
不是孔子担忧的身后名，而是干净的内衣裤。
这样认真一想合理不过还是奇怪如天外飞来的死亡心思，事隔整整三年，我在这本《麦田贼手》中又再次看到，我特别记下它的页数，P136，那是罗登巴尔被当杀人嫌犯扣起来时，跟他爱钱的警察老友雷一句也如天外飞来的没头没尾的话：“我娘以前老跟我说得穿干净内衣裤，以防万一给车撞到。”
看到罗登巴尔这句话的那会儿，我蓦然有一种心酸疲惫之感奇怪涌上来——心酸疲惫怎么说都是莫名其妙的错误生理反应，比较对的照理讲应该是欣慰乃至于莞尔才是。我很确定布洛克绝未读到过《拉曼查志士》，朱天心也不可能一人两角到纽约去扮演罗登巴尔太太谆谆告诫她亲爱的小儿子，这最多只能隐喻为“瓶中书”之类的概念，隔开万里大洋，隔着芸芸众生，有个幽微不适一般人耳的特殊声音古怪地联系着彼此。
穿过广漠、阻绝、人们和事物往往仿佛再不可分割单子般壅塞又孤立存在的世界，我们的对话同时体现了“断裂/沟通”的二元背反本质，或更实感地说，毋宁是在处处断裂中奋力寻求对话重新接续的可能，就像孤独浮于四十昼夜不休洪水之上鸽子衔回一片新的橄榄叶子。
瓦尔特·本雅明有一个因为他四十八岁就绝望自杀来不及实践的计划或说奇想：他一直梦想写一篇文章，从第一个字到最终一个字都用引文完成。
这当然不是今天所谓后现代拼贴那种廉价懒怠的卖弄伎俩(对此，我惟一庆幸的是，至今尚没有哪个不识趣的文学界思维界的安迪·沃霍尔冒出来糟蹋本雅明这个美好的终极心思，一度，我最怕会鲁莽动手的是美国的苏珊·桑塔格，但“尚没有”这个驱之不去的杞忧，仍时时如乌云罩顶)，而是，我宁可把它想成是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世界搏斗了四五十年终究不成的统一场理论，只除了它知晓自己所面对的并非只要单纯统一、单一解释磁力、电力和引力(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引力)的局部性物理世界而已，而是人思维对话的终极、至大无外“完整/破碎”世界。因此，即便他是本雅明，藏书如痴、博学又好格言、没人如他那般自由进出思维领域森严林立的每门“行业”、并无惧思维的神秘飞翔，也不敢就奢望有一个统一一切、囊括一切、表述一切的爱因斯坦式简明光滑方程式答案，本雅明梦想完成的，毋宁是“一次”的实验样本，一张范例式的清单，一种有限思维碎片的编织方法。
不管多意识到，或一再鼻青眼肿碰撞到多少阻绝坚厚的分割高墙，思维的人对话的人，最终仍必须保留并坚信我们是面对了“同一个”世界整体——“站巨人肩上看世界”这个思维对话代代传续模式，似乎仍是可能的，只除了我们用以垫高望远的巨人模样东西，原来只是松垮垮的一堆碎纸，我们颤巍巍地尝试登高，却一步一步发现处处缝隙，处处空洞，我们陷脚其中，很快地精疲力竭。
拾荒者的本雅明，正是如此碎纸的搜集人，但他不像他公家图书馆管理员的同好翁贝托·艾柯，已是老官僚那种一切不再可能的虚无，只负责保存、置放并陈列展示碎片(艾柯显然还利用职权制造假碎纸片以自娱)，本雅明认真地检视、思索、编纂，甚至得在已遭变乱的人间纷杂语言中出任翻译(现实中，本雅明是第一个翻译普鲁斯特为德文的人，还有波德莱尔)——本雅明念念不忘那一个世界整体，并相信这些碎纸片最终都是面向着这同一个完整世界的描述、思考和发问，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循不同的途径，借由不同的语言，并使用频率波长不同因此只供不同特定人耳接听的声音。
其中最难的，是频率的转变和统一，这几乎是神秘的。
“采四海之花酿蜜，不知成不成？”爱因斯坦为他的统一场拼搏到白发苍苍的八十高龄不成才罢手离去，但面对更艰辛任务的本雅明却只四十八岁，布莱希特说这是希特勒带给德国文学界无可弥补的损失，他没完全说对，是带给人类无法弥补的损失才是。
回到我们面对死亡造访的干净内衣裤来——朱天心近日跟我说，台北市真的变漂亮了，树，新人行道，一部分机车撤至机车弯放好，也许还有季节的萧索加上不景气的冷清，街景干净清朗，看来台北市已换穿干净内衣裤了，准备就绪去应付随时会扑面而来的死亡。
不管怎样，我老是想像有一大群小孩子在一片麦田里游戏的景象。成千成万的孩子，没有人在旁边——我是说没有大人——除了我以外。而我站在一个非常陡的悬崖边。我干什么呢？我必须抓住每一个向着悬崖跑来的孩子——我是说如果他们跑着跑着而并未注意他们所跑的方向，那么我就从悬崖边出来抓住他们，那就是我成天要做的事。我要做个麦田捕手。我知道那很狂，但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我知道那很狂。
这一段引文，对我们“四字头”今天已逐渐老去的一代人而言，光这样就有够多人认得出这是出自塞林格的名小说《麦田捕手》，甚至还知道就是贾长安先生的译本(当时最好的译本)，尽管上一次读这本小说得扳手指头算，都三十年前了。
这段话，书名之所源由，小说中出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荷顿口中，但高一(一九七三年)念时，我印象更深、更觉刺激的是小说一开始被退学的荷顿，远远站小山丘顶上，乏味地看着下头的校际美式足球赛，说十二月的天气，“冷得像老巫婆的奶头一样”。
The Catcher in the Rye，按理应该叫麦田捕捉者或麦田守护者才对，就算要比喻成棒球场上的守备位置，荷顿想做那种拦住小孩、接住小孩，不让他们掉落悬崖的事，毋宁更接近外野手的职责，然而，有点鲁莽错译的“麦田捕手”却是个更好的译名。捕手，这个一身披挂、守备场上最沉重最辛劳的工作者，正如美国大联盟一位名捕手所指出来的，九个人的守备，便只有捕手一个，得单独地、背反地看着和其他八个人完全不同的方向，从而让他成为一个纵观全场的人，一个孤独不眨眼的清醒之人——于是，麦田里的这场玩乐，便有着击球铿锵的、专注的、忘其所以的，甚至于暮霭四合的黄昏时间延迟意象(“小孩的野地棒球没九局下半结束这回事，只有妈妈手拿棍子要你回家吃晚饭的叫声。”)，其上，或者还有梵高的乌鸦呱呱从头顶飞过，守护，有一种不祥的温柔。
这里，译成麦田守护者之类的反而太郑重其事太正确了，麦田捕手则更简单也更丰硕(这两者常一体两面)，通过本雅明要的频率微调，而成为诗。也因此，我们手上这本罗登巴尔的新小说，向大师塞林格致敬的The Burglar in the Rye便不能叫“麦田之贼”什么的，只能顺势是“麦田贼手”，跟着调准到同一个接听频道，成为麦田地里这场方酣游戏球赛中守护者的守护者。
善良的螳螂捕蝉，更加满怀善意的黄雀在后。
雷蒙·阿隆说的“诗意”
长时以往，罗登巴尔的确某种意义地持续扮演着纽约市黯夜守护者，尽管他的原意系起自盗心，而他也总把正义偿还的过程弄得凸梯、弄得狼藉不堪、弄得一副情非得已的鬼样子。但在这回《麦田贼手》一案中，他却认真、坚定、自始不退不让，像个智机百出的勇者，只因为这次事关一位了不起的传奇小说家，得有个技艺高超的贼来守护他，罗登巴尔少见如此正色地把同一段话重复讲了两次——这个人写了这么一本书，改变了我们整整这一代人，我总觉得我欠他点什么。
这个人就是塞林格(小说中他易名为格力佛·飞迩波)，这么一本改变整整一代人的书就是《麦田捕手》，若依罗登巴尔的说法，其实就连住台湾的我们这一代人也同样都欠他点什么，只可惜我们并无缘如罗登巴尔般偿付，但我们可以转头还给我们这一代台湾最好的小说家，他们规格不同但也都默默做了和塞林格类似的事。
有趣的是，小说中罗登巴尔这番话其中一次系正对着化身书店顾客而来的格力佛·飞迩波本人说的，罗登巴尔还直通通地问飞迩波本人是否也念过这本书，是否也因此被改变自己的一生。可想而知，飞迩波当然有点尴尬，但他不算扯谎地回答，他的确和大家一样看过此书(废话！)，人生也的确因这本书改变。
今天，塞林格的名字和《麦田捕手》密不透风相连，几几乎被理解为“一书作家”，这当然不至于就是事实，《麦田捕手》之前之后他都有小说问世，如《弗兰妮与祖伊》，如《看香蕉鱼的好日子》云云，但《麦田捕手》的光华太耀眼了，夺去了一切，甚至把塞林格本人过早地推高到一个尴尬的高峰(他当时才三十岁左右)，也一步一步把塞林格逼离纽约，逼离人群，最终躲在康涅狄格河边的小镇，过完完全全的遁世者日子——当然，塞林格的隐遁不单单只因声名问题，他还有一己更深沉的思维理由。
塞林格参与过二次大战，上过欧陆战场，《麦田捕手》写于他除役的战后，是一则现代的、缩水的奥德赛返乡故事——小说主人翁荷顿，是个十七岁的、六尺二寸半高的狼狈男孩，他在宾州阿格斯东的潘赛预科学校“挨了大斧头”遭退学，赶圣诞节前夕离校回纽约的家，但终究一定得回去的家有什么好回的呢？那里，等着他的是父母必然的勃然大怒和惩罚，便只有一个美丽、聪明、“每次都让我笑个半死”、像个闪闪光点般的佩涅罗珀召唤他——这个佩涅罗珀当然不会是荷顿“白天织/夜间拆”的贞洁妻子，而是他才念小学的小妹妹菲碧，这个世界惟一让荷顿讲起来会眉飞色舞的人。
于是，在宾州到纽约的不远距离中，时间遂被延迟了下来，这趟又像回家又像流浪的迷航之旅便呈拉链形态展开了，是一趟持续挨打、受挫、脱开所有人正常生活律动的必要寂寞之旅——他遇好人也遇歹人，有好心的贫穷修女，勒索的妓女和皮条客，满心疼爱但不知道自己儿子是大混蛋(“那个家伙真他妈的敏感得像个抽水马桶”)的同学母亲，傻乎乎才到纽约大城来的西岸乡下女孩，关心他但似有染指他意图的同性恋男老师，已结交常春藤联盟大学新男友的昔日女朋友等等。荷顿以善意的乖张行为和谎言回应这些不可能驻留的偶尔好人，若有所失；用屈服和鼻青眼肿来对付歹人，掸掸衣服，擦干鼻血，反正当懦夫又不用被枪毙。
荷顿的懦怯一半是真的，另一半则来自他和眼前世界一种游魂般的关系。他的心思总逸脱开来，迷蒙起来，无所依归地暂驻于一些幼稚但“诗意”的念头上，像他记挂着纽约中央公园池塘结冰后水鸭子何去何从，像他抓狂也似的悲愤那个“下棋时总胆小把王棋留最后一排不敢动用”的女孩被室友拐上车后座而不量力找来好一顿揍，像他在菲碧所念的小学厕所墙上来不及地擦拭无处不有的脏字，“就算你用一百万年的时间来弄，你也休想擦掉全世界这种句子的一半，简直不可能”……
纵使世间全部的眼泪，也洗不去任一行——这是昔时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说的。
罗登巴尔口中那些读《麦田捕手》从而生命因此改道的整整一代人，稍大之后大致便是六年代蔚为一阵风似的背囊旅行者，他们求情铁石，用礼野人，在栖栖路途之中遇好事也遇歹事，教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投票争权利，进各地贫民窟和绝望的人们站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四处吟诗唱歌吸毒并大声抗议，力竭倒在黑暗街角和公路旁的荒凉廉价旅店，甚至还走出美国到所谓的第三世界，在异国异乡如花绽放死去或埋名终老于斯——
“诗意”，是我借用法国雷蒙·阿隆的用词，原来阿隆的稍完整句子是：“他们是在尊重所有人的崇高行动之名下，重新寻找诗意。”
《麦田捕手》小说中，荷顿大病一场回到家中，他最末尾讲的是：我好像有点想念每一个我所谈过的人，甚至就像史屈德勒特和艾克利，我不过是举个例罢了，我想我甚至也想念毛里斯那个混球了(按：艾克利和毛里斯都是扁过荷顿的人)。那真有意思，不要告诉任何人任何事情，如果你那么做的话，你就开始想念每一个人了。
阿隆所说当然是他们法国一九六八年同时期的抗争年轻一辈，但道理大致一样，那是完整的、磐石般牢靠的大信念瓦解之后(法国是马克思主义，美国这个缺乏左翼的国家则是二战后宗教和社会原有价值的崩盘)，年轻一代人像丧失目标的鱼雷般，得重新在冰冷广漠的大海中寻求新的目标。然而，替代性的大意识形态已没有了，回返乏味无聊的现实秩序和生活例行业务又是不可能的，这于是如阿隆说的泼散成一连串的同情意识，像解放妇女、儿童、黑人，乃至于整体性的人权行动，以及仁民而爱物地旁及到环保运动之上。
替代的必须是有道德意涵的目标，然而，这些的确亦有着道德意涵的新目标仍不免遗憾，它们终究是个别的而非普遍的，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是耗时的但非永恒的，这里便一直存在着一个失落，一个在心甘情愿和若有所失两种并存的心绪间的断裂，一个完整或直接说就是完美世界的终极渴望和永远遗落。
讯息如歌，因风传递需要时间，亦会衰竭以及变异，《麦田捕手》及其相关这一代的讯息，穿越过辽阔的太平洋，抵达我们耳中，大致已整整晚了一个十年期一个decade以上了，于是成为我们这一辈如今年过四十岁之人挣扎成长和启蒙里一个奇异、但因此也印象深刻的断续杂音，一个小而诱人的窗口。
在彼时封闭冷凝的岛国空气中，除了借助留学，我们能够背起行囊真的出走的人不多，但我们也多少因此有点不同，有点怅然若失，比三十年次那种贫穷兼封闭到难有想像力的一代复杂而难以管理，但也不及五十年次往后的下一代那么明确、那么有效率、那么无牵无绊、理直(当然，更通常理不一定直)气壮。
我们有着荷顿式的要命懦怯和脆弱，以及心不在焉，我们戒除不了对于现实世界心狠角力的价值和意义的怀疑，不容易全力以赴，于是也就不擅长而且看起来容易退却，所谓The Beat Generation，一般译为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然而从现实世界的体现形式来看，直译成荷顿般“挨扁的一代”似乎更加传神——我们说来还真跟荷顿像得无以复加，只语文科一门及格，其他六科全当，适合讲故事写小说(四十年次这一代的台湾小说家真的是台湾小说空前的书写高峰，而且看眼前这般光景，还复可能绝后个好几十年，起码在我们可观测的未来)，但我们拙于在“不诗意”的现实获胜。
历史没有宽容我们这个，似乎还准准抓住我们的痛处撒盐，就像欧陆一八四八年那一代总结于平庸、满街密探的权力掠夺高手拿破仑三世一样，在我们长成理当担负社会责任的壮年时刻，如同我们这一代人之一的陈芳明所指出的，我们也让权力交到这一代人中最平庸、最差的一个人手中——从意义到语义，我们的确都是挨扁的一代。
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陈文茜多次感慨，我们应该跟以后的世代真心道歉，正是我们在理应负责时，让台湾的历史整个逆转，陈文茜还因此在她毅然竞选、仿佛为一代人赎罪的仅有竞选活动中，只选择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办一次聚会活动，名称叫Sorry，My Child，对不起，下一代，我们留给你们一个很坏的台湾。
你看，我们这一代即使是政治反省都仍是这一世代形式的，在棍棒齐飞如发狂的选举动员空气中，我们仍是诗意的、脱开当下现实的、深沉而天真。
我和朱天心两人都获邀参加，不是荣耀，倒像自首赴刑——写这篇文章此刻，我人坐在兴隆路一家Doutor咖啡馆，离行刑日还两天，我是咖啡馆中最老的一人，放眼每一桌都是年轻我足足十岁以上的男孩女孩，他们吵得我要命，但我还是一直在想，也许我现在就该逐桌逐个跟他们诚挚道歉才是，他们不会去大安公园的，可能连这件事都不知道。
望风追逐，求情于铁石，用礼于野人？
“这一代”，这真是有魔法的、变化莫测的三个字，年轻如这些男孩女孩的时日里，我们很喜欢它，随时会因为这三个字而悸动，有某种从宗教到革命的氛围，让人不孤单不绝望，而且还带着正直的挑衅，一副等我们再大一点你们就会晓得的模样，谁晓得三十年后今天，它毋宁更像个已然定谳的罪名。
“这一代”，我想起很多事，包括一九七三年那一届的北区(台北县市)高中联招，那时我才离开日后民主圣地宜兰不到两年，又从三重逃难般搬到第一殡仪馆附近的民权东路一带(当时往松山机场间仍是稻田菜圃)，我的考场分在我从未到过的北市另一端万华中学。我们极羡慕，正因为羡慕才能一直记到今天，那一年女生的作文题目便是诗意的“这一代”，不像我们男生的作文题目，是蒋经国昭告全民的所谓“发扬团队精神”——这回忆今天像一则寓言。
又过约一年，我认识朱天心并开始可交谈，我才晓得朱天心那年考场就在华江女中，和我的只一墙之隔，是我们不相识的人生中曾经最靠近的一刻。
这个叫“这一代”的作文题目，朱天文、张大春不在这届自不会知道，陈文茜是台中女中绿制服拉黑裙子外头也不会晓得，但我相信和我同年的朱天心和雷倩都该记得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