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台湾出版界曾经历了一次颇为奇妙的小说出版经验：一个从出版社本身到绝大多数读者都搞不清他是谁的德国小说家，一本同样从出版社到绝大多数读者都没听过的古怪小说，出版时没介绍，没什么动人的行销，就这么安安静静、孤孤零零丢到书市里来，结果，却忽然发现革命情势一片大好。
这个小说家，当然我们现在一点也不陌生了，他叫徐四金(大陆译成聚斯金德)；这部古怪的小说我们可能也都看了，叫《香水》，极可能，很多人还陆续读了他的《鸽子》《夏先生的故事》和《低音大提琴》。
我一位友人叙述了他和徐四金结缘的经过：有个朋友跑他家去，就为了讲《香水》这本书，足足讲了三小时之久。
让我们稍稍回忆(当然不花三小时)这部奇特的小说：书中的主人翁格雷诺耶是名弃婴，被好心的卖菜老太婆收养，稍大后到香水师傅那儿当学徒，此人天赋异禀，有绝佳的鼻子和双手，而且浑身无一丝体味，宛如一张空白的香水画布，他很快就成为绝顶的香水师，但他决心要收集人间最美好的香味，好炼制一种旷古绝今的香水，于是，他先后杀了二十几名美丽的处女，只为了取下她们身体的香味——
这部小说哪里好看？答案应该说整本都好看，但我以为，真正开始惊心动魄，开始“起飞”(take off)的时刻，是小说进行到大约一半，这个神魔一体的天才把注意力从形而下的香水材料移开，动手炼制各种穿越感官、直指人心的诡异香水之时。他可用味道来控制人们或者喜欢他，或者同情他，或者对他避之不及，或者根本不当他存在云云，他还说：“给我十万个黄铜门把，我就能炼制出一滴精纯无匹的黄铜味香水来……”
布洛克这部《到坟场的车票》当然没能好到这种地步，但整部小说的气息和走向，特别是小说进行中忽然“起飞”、拔升到如幻如真的关键一点，总让我不由自主想到《香水》。
《到坟场的车票》，惯常扮演罪恶狩猎者的斯卡德，这回他除了继续缉凶之外，也同时扮演猎物。
这部小说不是古典推理的猜凶手游戏，坏人是谁一大清早就晓得了；也不是宋戴克博士推理系列的“倒置”写法，借神探的手来重建犯罪过程，以找出符合起诉条件的罪证。它比较像推理小说的一个旁支“惊悚小说”(Suspense)，斯卡德和凶手两人穿梭追逐在一个八百万人的现代大都会之中，宛如两个孤独的决斗者。
事情源始于多年前斯卡德仍干警察之时，他的妓女兼房地产专家女朋友伊莲·马岱彼时被一名完事后不付钱、热爱各种残酷性虐待游戏的恶徒缠上，斯卡德布置了一个陷阱顺利送他入狱，然而，多年之后坏人回来了，开始展开全面性报复，扬言要除尽所有斯卡德的女人，并准备把斯卡德本人像猫爪下的老鼠般玩到最后才下手——
孑然一身的自由工作者斯卡德，所谓“他的女人”多吗？老实说并不多，除了当年和伊莲一起受虐的几名倒霉妓女而外，便只有住长岛的前妻、分手中的雕刻家女友珍·肯恩等寥寥数人罢了，然而，一块儿参加匿名戒酒协会的女性算不算？偶尔在酒吧喝杯咖啡聊两句话的女性算不算？或只是街上点个头的不知名女性又算不算？
要命在于：斯卡德怎么说半点不重要，报复者李欧·摩利说算就算。
整部小说便在这种情形下骇然起飞了。斯卡德好不容易在脑中搜索完所有可能因他而遭横祸的女性，一一要她们出国度假，直到状况解除再回纽约，或请求警方保护云云，一口气尚未缓过来，这时一通狰狞的电话进来了，凶手宣称他刚刚又处置了一名斯卡德的“血亲”，而这名所谓的血亲，斯卡德应该既没见过也不认识，但没想到真的还是有所牵连——
案情就谈到这里为止。
这是这场现代司法系统插不上手的“返祖性”决斗最不公平之处，斯卡德是防守者，而且得“像变戏法的人，将手中所有的球抛向空中……我全部要拯救，全部要保护”。
然而，斯卡德心知肚明：“残酷的真相是，这些女人不仅现在并不属于我，过去也从来不曾是我的，更别提未来。我现在没有任何归属，往后也是/我是孤单的存在。”
荒谬，但实实在在的困境。
佛家有种说法，叫“爱别离苦”，是人生众多你无力操持的痛苦之一，这种痛苦源自于情感——包括亲情、友情、爱情等所有情感——所产生的系带，让你珍爱，让你不舍得，而无法心头清明、一无挂碍地迎向你终究躲不开的一切生老病死，因此，正视人间苦厄、原为某种乱世悲观之学的佛家劝诫我们，自己下刀比较不痛，要我们主动切断这些必然会带来痛苦的情感系带，体露金风地坦然面对造化的生死荣枯大循环。
就目前台湾坊间的佛学水平来说，斯卡德原来的自我了断其实已差不多了，他辞去警职，断掉了和整个社会的主要系带；他离了婚，断掉了家庭和亲情的固定牵连；他的生活种种全“设计”成可解除的形式，包括住的是旅店，女友是妓女，朋友交往只在各个酒吧好聚好散，而且不抽烟又戒了酒(小说名家钟阿城说，人得够残酷才戒得了烟酒)——这样子列下来，我们几乎要相信布洛克有意把马修·斯卡德写成这个样子，写成踽踽独行于华丽罪恶大纽约市的一名行脚僧。
当然，实情可能不如此，我们仔细读小说，比较合理地猜测可能正好倒过来：布洛克想写、而且颇为成功地写出了一个“慧而有情”(借用佛家对“菩萨”一词的诠释)的人。此人正直、敏感，对美好的事物和人有鉴赏力，对人生种种有依依的眷念，只是，布洛克偏偏为他找了一个要命的行业，在一个要命的城市之中。于是，他不仅不能扭头不看遍在的罪恶和不义，而且还非得主动去追索去挖掘出来不可，这样，他这些敏感正直的特质，无疑是两倍的自我惩罚，他得不断看到美好的事物消逝，无辜的人倒下去，值得守护的德目和价值被弃如敝屣，总而言之，他得学会硬起心肠，并把自己装扮成没有弱点、无可损失的硬汉一名，才可能活得下去。
就像书中所说，造成斯卡德离职、离婚并开始酗酒这一连锁反应的那桩小女孩误杀意外，对某些人而言，这可能就仅仅是令人遗憾的可遗忘的意外罢了，但对另外一些人如斯卡德，那却成了一生的岔路，永续的梦魇。
你不要再来一次，就只好让自己先孑然一身，假装自己会损失的，仅止于一些手铐脚镣者流而已。
然而，李欧·摩利的全面报复行动，却狠狠戳穿了斯卡德对自己催眠有年的“谎言”，令他狼狈不堪。
这些惨遭屠杀的女子，斯卡德当然可以继续大声宣称，她们绝不是“我的女人”，我的过去、现在、未来皆未拥有她们，我和她们之间绝不存在任何一点像回事的爱情、亲情或友情——这些也仍然是真心话，但有用吗？能让斯卡德不为她们的死负疚，并拼命想阻止下一桩惨案发生吗？
事情至此很清楚了，原来，人和人之间，除了“有形”情感的积极系带之外，对更多那些一非亲族、二也不存在什么爱情友情的人，我们仍可能有着生命本身的某种素朴牵连，尽管绝大多数时候它隐而不彰，甚至根本不相信它存在，然而，在某一个特别情境忽然到来时，我们往往才发现这个牵连的强大和韧性——这正是斯卡德接到那通要命电话之后、所意识到自我的尴尬处境。
看来，这似乎也证实了佛家这种壮士断腕式的想法。斯卡德慧而有情，反倒成为他的弱点，他的罩门死角；相对而言，李欧·摩利的视众生万物如草芥，反倒让他拥有干脆而不仁的强大力量，让他孤狼般飒然占有绝对优势，他才是孤单的存在。
这可能让读小说的人黯然——这里，我们似乎找到所谓“末世”的某个面向定义了：在一个不好的时代，某些美善的价值和德行，不仅没好处，反倒极危险。
为了更加彻底地避免痛苦，我们要不要更干脆就连这生命本身的最后系带也给切除了事呢？切除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和这个麻烦无比的世界有什么轻松愉快的新关系呢？——或者我们干脆这么问：如此，跟我们让自己死去、或让自己变成李欧·摩利这样一个人渣，有什么两样呢？
我想，当年毅然离家寻道的释迦牟尼并没有、或说来不及给我们较周延的答案。
尼采曾说耶稣，“死得太早，假如他活到我这年纪，他或许会收回他的教义——”释迦牟尼的问题不是死得太早，而可能在于心情上太温柔也太专注，这个当年简单丢弃荣华富贵、却在临走前不忘折一朵莲花放年轻妻子床头的浪漫王子，显然比起“一般人”更强烈感受到生老病死的永恒磨难，他用自己的一生来对付这个问题，想消灭掉痛苦，但这样专一的心志，某种意义而言，却让他像个埋首实验室想找到可消灭某种致命病毒特效药的科学家一般，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他所教导我们的，对付“痛苦”这个病毒极有效，但一不小心会连生命本身也跟着消灭了。
也许，我们应该老实点承认，在慈悲和痛苦之间，在信念、责任和痛苦之间，在生命本身和痛苦之间，往往并没有鱼与熊掌兼得的余裕，有哲人把这去除不了的折磨，称之为“存在的负担”，可能是对的，只要你活着一天，你就避免不了，我们可能得学会接受它的存在，并试着和它相处。
布洛克在《八百万种死法》书中，透过一个戒酒女子的口说：“人活着，不是非觉得好过不可，谁规定我有快乐的义务？”
说法是轻佻了些，但也许就真是这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