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还偶尔会想，二十世纪，要是没有六年代，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同，会好一些还是坏一些？那些经历过这一场的人会过得快乐些还是无聊些？
天知道，或庄重一点、正式一点说，只有上帝知道。
这回，布洛克《刀锋之先》这本书中，为我们找到一个六年代走出来的人——小说中，她取名薇拉，高大美丽，四十出头当然不年轻了，她曾是“进步共产党”(虚构的团体)的一员，事过境迁不革命了之后，大隐于纽约五十一街当房东，出租廉价公寓，因为公寓发生命案而结识了前来“关心”的马修·斯卡德。
薇拉谈起“进步共产党”，说该党的缩写PCP和迷幻药“天使之尘”的缩写一模一样，言下颇为自嘲。
六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但较诸人类历史层出不穷的其他革命年代，很显然革法不同——我不记得有另外哪次革命能有这么多迷人(当然，不见得最好)的论述(想想马尔库塞、阿多诺、萨特云云)，有这么多迷人的主张(想想反战、民权、黑权、女权、性爱、人类四海一家云云)，有这么多迷人的文献和宣言(想想金博士“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词，还有休伦港宣言云云)，有这么多迷人的诗歌(想想鲍勃·迪伦、约翰·列侬、琼·贝兹云云)，有这么多迷人的摇滚欢唱(想想伍德斯托克摇滚大会)，以及，有这么多迷人的麻醉品和青春(想想大麻和那一张张辍学到伯克利朝圣的年轻男孩女孩脸孔)。
米兰·昆德拉回忆同在六年代他家乡布拉格那一场春天一般又璀璨又短暂的革命，曾说，与其说他们反抗暴政，倒不如说他们是反抗自己的青春。
“如果你去旧金山，可别忘了戴朵花在头上。”六年代他们这样子高歌，是什么意思？
六年代这些年轻男孩女孩，自喻是花的世代，是花的儿女——我们晓得，在性爱一事上，人类在整个生物界中其实是很特别的。就外在的文化机制来看，人类通常把性器官视为身体最隐秘的部位，就像吃了分别善恶果实的亚当夏娃，觉得羞耻且第一个想遮掩起来；而就内在的生物机制来说，人类的发情期大约是行有性生殖的所有生物中最隐晦最不明显的，就连和我们血缘最接近的其他灵长类都不如此。因为交配繁殖是生物传种生存的首要大事，理论上应该大张旗鼓进行才合理，它们或借强烈气味的传布，或借鲜艳颜色的吸引，或借性器官的肿大让目标明显可辨识，因为在生物护种竞争上这可失误不得。
其中，显花植物恰恰好和人类完全相反，当配种的时刻来临，它们让性器官满满开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搭配以一切想得到的手法，包括最美的色彩、最扑鼻的香气、最浓郁的甜蜜，惟恐你看不见、闻不到或不愿靠近，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了传达一个讯息：“快来，我在这里。”
人，在性爱一事上，为什么不能像花一样，如此满满开放呢？
二十年之后，这些花儿都哪里去了？
据我个人所知，好像下场都不怎么样——有回，我曾听六年代保钓健将刘大任先生随口聊到一些当年引领风骚者的下落，包括谁谁到中南美某小国蹲点，谁谁成了小学老师，谁谁选上某小郡小市的议员但也就到此为止，谁谁把革命转成打劫杀人进了联邦监狱等等。
当然，还有我们这位溷迹纽约当起房东的高大薇拉。
这里所说的下场不佳，倒不见得穷困潦倒或恶贯满盈什么的，而是缓缓凋零，平平淡淡被吞噬于茫茫人海之中——如果我们了解，这些人当年曾是同侪中资质最好、最心有大志的人，若没有这一场，理论上到八年代之后，他们最应该是社会各领域手握大权之人；如果我们了解，对这些繁华如花的一代，历史最大的嘲笑便是让他们变得平凡，变成面目模糊之人。如果我们最起码想到上述这两点，你不得不为这样的收场哑然失笑。
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很多事，不一而足，但我忽然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话，讲当年和他餐风宿露、周游各国的第一代弟子：“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
仔细想想，这是很辛酸的一句话，过往，对这句话的解释，我以为孔子为这群忠心耿耿的老弟子抱屈的是，他们星散各地，被抛掷在命运的各个角落之中。此刻，我才晓得，孔子心疼的极可能还包含了他们的心理状态，某种再难以回头的心理状态。
沧海月明珠有泪——一种和现实社会、现实系统格格不入的心理状态。
孔子弟子之中，依我看，论才艺、论胸怀、论个性，这些陈蔡弟子的确比他返鲁专心教学所收的二代弟子如子游、子张等人要有意思多了，然而，子路惨死卫国政变，颜回贫病早逝，子贡成为大商人，有若接不下二代尊师的衣钵尴尬不已，冉有甚至被逐出师门鸣鼓攻之，不都是这样子吗？
我以为，这样格格不入的心理状态我们应该并不难察觉，比方说，就算在今天台湾，仍不乏有某些人，尽管时隔三十年，地隔一万英里，而且只因当年某种偶然的机缘被六〇年代的流风扫到(比方说喜欢约翰·列侬的人和歌，看过两部詹姆斯·狄恩的电影如《巨人》《养子不教谁之过》，懵懂年岁被忽起的民族主义鼓动而脑袋发热过，或仅仅恰巧在那个年代谈第一次恋爱而与有荣焉的移情作用)，遂数十年如一日的无视于时间推移沧海桑田，只专心做一个“六年代的人”。
六年代的人——看六年代的老电影，听六年代的老歌，找寻一切和六〇年代挂得上点边的事物和符号，甚至酒酣耳热在KTV点的歌也永远是“Imagine”、是“Blowing in the wind”等，而且唱起来永远一脸失乐园的泫然欲泣样子。老实说，我朋友中就有几个这样的人，基于公德心，我们这里不好提他们的真名实姓。
这些人无法(也不愿)从那个时间状态出来，自然也就和三十年后的今天格格不入。
内在的心理状态格格不入，外在的经世技艺当然同样格格不入。
中国有一句老成语“屠龙之技”，背后的故事大体是这样子的：话说有人誓言学得屠龙的绝世武技，遂荡尽家产四处寻师学艺，多年之后艺成下山，豪气干云打算一展身手，这才蓦然发觉，这个世界原来龙已绝种了，没龙可杀了。
而宛如长虹贯日的屠龙剑式，不见得方便于切饺子馅所需的葱花。
革命的学问和技艺，从来都是屠龙用的，这不光六年代如此，其他革命年代亦然，原因很简单，目标的设定不同，思维的角度跟着不同，完成目标所要的配备和技术自然也不同，革命，你所寻求并时时磨利的是砍伐大树的巨斧，从来不是可方便使用于修枝修叶的园艺剪刀。
革命要打倒特权，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并不教我们看懂财务报表。
革命要我们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并不提供我们旅游佛罗伦萨须知。
革命要我们学习巷战，并不要求我们站在十字路口计算单位时间的交通流量。
革命为的是全人类，或至少是一大部分的人类，并不建议你如何和青少年期的女儿恳谈一番。
离开“进步共产党”多年的薇拉，便是这样从心理状态到世俗技艺和八年代(当时)格格不入的一个样本。
她学过战斗技艺，学过下毒的相关知识和技巧(若革命需要，哪天可能得在明尼苏达某个市区自来水系统下毒)，还告诉过斯卡德，那家法国小餐厅的名字“巴黎绿”，其实是一种含砷和铜的毒药，用来当杀虫剂，也可当壁纸染色剂。
她当年是为了脱离组织，才匆匆嫁了个浑身鹿皮穗子的嬉皮逃出来，但她开口闭口谈的仍是六年代当时。
她到八年代仍抽没滤嘴的骆驼牌浓烟，因为“党里头鼓励我们抽，这是跟那些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方式——你敬我一支烟，我敬你一支烟，点着了，大家抽着抽着，就有同生共死的气氛了”。
她说：“我们要展开一场革命……我们要消灭所有年龄、性别、人种的阶级界线所造成的差别待遇——我们三十个人将要领导全国走向天堂，我觉得我们也真的相信这一点。”
她说：“这么多年来，‘进步共产党’给了我生命的全部意义……那是一个看到你自己成为重要一分子的机会，你将会站在新历史的最前端。”
她说：“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麻醉剂——你必须相信你的生命比其他人更不凡。”
极典型的革命语言。我好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情境这个词可能不对)，会让人逃出来之后仍对它依恋不已，失败了浑身伤痛仍对它魂萦梦系呢？这样的革命究竟像什么？
像恋爱吧，或准确一点说，一种更精纯的恋爱形式，通常只在小说、电影和日记本中出现的恋爱形式——我便亲耳听过六年代另一位老保钓健将张北海先生这么说过，大意是，恋爱失败，总比没谈过恋爱强。
或者也像宗教，比方说，像《约伯记》里那个家破人亡、一身病痛、满口怨言、却也同时不改虔诚仰望耶和华的老约伯。
事实上，从这层意义来看，革命、恋爱和宗教本来就是三位一体，它们都始于天启，时时聆听到召唤，看见至高者所指定的一条单行道，路上满是颠沛和试炼，而路的尽头——依想像——是无寒无暑无空间无时间的荣光之地。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世界中，死亡便有了极特别的意义，它是选民对至高者应许的一个报称系统，一个坚信不疑的戳记。
什么样的人最爱谈死呢？
答案是：恋爱中人、宗教中人和革命中人。恋爱时，它叫生死相许；宗教时，它叫殉道燔祭；革命时，它叫慷慨献身。
不这样，你如何能回报至高者对你千万中挑一的青睐呢？如果你不把你一切所有、包括最终的生命给献祭出来，你如何侈言你的纯净呢？
如此，我们还需要追问，那些燔祭的花儿，都哪里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