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德国大史学家德洛伊森以为，已经发生的事并不自动成为“历史”，除非它跟我们的“此时此刻”有了某种牵连，生出了某种意义，被我们重新记忆、思索、组织，并认真地理解。
那，已经发生了九年之久的一桩谋杀案呢？芭芭拉·爱丁格原来一直被当成一名冰锥疯子凶手的一长串倒霉受害者之一罢了，然而九年之后，凶手偶然落网，很光棍地坦承一切罪行，独独坚持芭芭拉不是他杀的。因为案发当时他人在牢里。此外，芭芭拉的死法也确实和其他死者有些许出入，很像，但有出入。
于是，已经安心甚至已经停止哀伤的芭芭拉父亲重又“生出意义”，他要找回这段历史，要重问为什么有人残害他这个毕业于韦斯利女子学院(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念的贵族学校)的好女儿，然而，对官僚系统的警方而言，这些只算构成疑义，尚不足以生出大张旗鼓重开调查的意义，于是，案子遂辗转来到我们这位“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自由工作者斯卡德先生手上——再次证明，公营单位只能做例行性的简单工作，困难的，只有民间自己才有机会完成。
斯卡德的警言是：你可能白花钱得不到任何结果；你可能真找到凶手是谁，但证据湮灭再无法有效把案子送上法庭；更可怕的是，“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自己说的——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不知道那个理由，你可能活得快乐一点”。
A Stab in the Dark，黑暗之刺，指的是冰锥杀手的杀人习惯——用冰锥刺穿被害人双眼，因为他害怕自己杀人的最后影像留存在被害人的视网膜，或可被某种科学仪器解读出来；也指的是斯卡德匕首一般重新刺入九年前的黑暗时光隧道和幽黯人心之中。
“你看起来像见到鬼，不，我说错了，你看起来好像找鬼一样。”——这是暌隔九年之后，斯卡德重新回到芭芭拉被杀的公寓房间，当前的女房客脱口而出的骇异之语。
当然，我们的谋杀历史学家斯卡德先生完全了解，九年，对一个籍籍无名的谋杀被害者是什么意思，这可不是地质学——九年对地质学而言短得毫无意义，它几乎形成不了任何可察觉的变化，事后它又躲在碳同位素测定的误差之中，毫无法子把它给叫出来——这是现实人生，基本上，它占到我们人寿几何达八分之一的比例，可发生很多事，也可湮灭很多事，您要不要自己现在就试试，先回忆一下，九年前的此时此刻您人在哪里？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再试着猜一下，九年后的此时此刻，您人又可能在哪里？可能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事实上，九年时光，不仅有形的事物变了，甚至就连记忆也不一定可信了——斯卡德对此知之甚详，他的说法是，“回忆是一种合作的动物，很愿意讨好，供应不及时，常常可以就地发明一个，再小心翼翼地去填满空白”。
因此，来路已蓝缕，去处不可知——九年前的谋杀现场，对斯卡德而言，只可能存在着“感受”，不可能有“线索”。
在我个人有限的侦探小说阅读经验之中，斯卡德的办案方式可能是所有可见的神探名探私探妙探中最“没效率”的一个。斯卡德自己常讲，他只是尽可能到处走走看看问问罢了，没特定目标或理由。他心知肚明，百分之九十五走来看来问来的资讯和想法完全没用，真正你破案要的只是剩下那百分之五，然而，你无从得知这有用的百分之五何时出现，说穿了你也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哪个部分的百分之五。
这很像我们说放射性铀原子衰退为铅原子，科学家只晓得一定时间内(如半衰期)一定比例的铀原子会转化成铅原子，但我们永远无法事先确定哪颗变哪颗不变，其间全凭几率，或俗称运气。
然则，那百分之九十五对办案而言，彻底浪费掉的行走、问话和感受，我们能拿它干什么呢？
感谢上帝，有这么多“浪费”，作为一个读者，我得说，这些之于直接破案如敝屣如垃圾的破碎片段，一直是阅读时的真正珍宝，是最好看动人的所在，它们闪闪发光四下散落着，拉开传统侦探小说只盯紧罪案的(略呈)线性狭隘视野，让小说中的世界有了现实的光影反差，也让原本“概念化”的小说棋子式人物，一个个饱满地站了起来。
举个例子好了。斯卡德探案的另一部小说《刀锋之先》，他受托找寻一个来到纽约不久便告失踪的年轻女孩，寻访之中，他脑中一直想的是，“她这么寂寞，能到哪里去呢？”——这是负责翻译此书的林大容小姐跟我讲的，她译到此句时浑身起了生理变化，事后叙述仍动容不已。
或者如《黑暗之刺》这本书中，斯卡德也严重地怀疑凶手是芭芭拉那名拈花惹草的事后再婚丈夫，但他想的不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我也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可能杀人”，而是，“结婚的人经常会互相谋杀，有时候他们需要花上五年十年才做得成这件事”。
这很显然都和效率无关，要看效率，那我们顶好回到古典推理世界，回到那些异于正常人的神探身边去——甚至像福尔摩斯，效率高到只一眼就瞧出来人是海员或会计，有没有到过中国或一度富裕近况潦倒云云。斯卡德没这本事，他只是踽踽徐行于大纽约市的普通人罢了。
“这些殉教者对我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他们竟然能找到如此多姿多彩的死亡方式。”这是斯卡德没事躺在他旅馆床上看《圣人传记》一书的感想。
E.M.福斯特说过：“人的生命是从一个他已经忘记的经验开始，并以一个他必须参与却不能了解的经验结束。”因此，我们都只能在这两个黑暗之间走动，而两个有助于我们开启生死之谜的东西——婴儿和尸体，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们传达经验的器官与我们的接收器无法配合。
然而，碰触到死亡的小说无所不在，福斯特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死亡可以简洁整齐地结束一本小说。
如果福斯特的说法可信，那写推理侦探小说达一百五十年的这些作家，显然是一群倒行逆施之人，他们的小说基本上从死亡开始，他们的收入和声名地位也无不从死亡开始。
怎么个开始呢？我个人曾在一篇谈论雷蒙德·钱德勒小说的短文中谈过，古典推理可以说是某种“死亡学”，它关心死亡直接透露的讯息(如伤口、指纹、死亡时间地点云云)，死亡给我们暗示，给我们线索，死亡就是谜题；“美国革命”之后的犯罪小说则或可称之为“死亡生态学”，它转而关心死亡和现实社会各种或隐或彰的联系和牵动，通过死亡的筹划、执行、发生到追索，我们有机会外探社会黑暗，内查人心幽微，在这里，死亡接近一种征象，或甚至就是病征。
斯卡德比较接近后者，但略有不同，我以为，他真正关心的极可能是，死亡本身。
孔子说，生命都来不及弄懂了，哪还有心力去管死亡。福斯特说，死亡传达的讯息我们无以解读。这都是聪明豁达有见地的智者之语，该听；然而，死亡依然是死亡，它仍高悬所有人头顶，你很难不看到它不意识到它(比方说生病身体孱弱时，肚子饥饿时，或打开报纸电视又看到死亡排闼而来时)。总之，我们既和死亡如此日日相处，漫漫人生，你迟早，或说多少，得料理料理它。
因此，我个人以为，死亡在各类小说(不只推理)汗牛充栋的出现，可能不是福斯特半开玩笑所谓结束小说的技术性功能意义，而是因为小说(乃至于所有文学创作)不失为料理死亡的一种好用形式。当然，用宗教比什么都方便，是一劳永逸的“关门式”解决死亡方法，但对很多人而言，那太简单了不像是“真的”，不免叫人不甘心或者不放心。然而，通过科学你得证明，通过哲学你也多少得交代逻辑和推演过程，这都会碰到福斯特所说“接收困难”的永恒麻烦；小说不同，它一直有个特权，不必找证据，不必仰赖三段论，可通过情境的建造、想像的飞扬和同情的感受，直接“触摸”死亡。
一般而言，侦探该触摸的是和他办案直接相关、最多到间接相关的死亡，然而，斯卡德却一直忍不住去触摸不属于他的、和他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死亡，读过《八百万种死法》的人都已充分见识过这点，他总喃喃叨念着比方说到阳台晾衣服被轰掉脑袋的那名妇人，比方说垃圾堆捡电视机回家修理却被炸成一死一伤那一对老先生老太太，比方说为一只狗到别人家草坪乱撒尿而你射箭我开枪的一对老邻居，比方说没事到街头篮球场斗牛却因某人手枪从口袋掉地走火而莫名其妙死去的那个倒霉鬼……纽约有八百万人，有八百万个故事，也有八百万种死法。
关心这些死亡是收不到钱的，惟斯卡德不改其志。
国内小说作家之中，最对死亡一事时时勤拂拭的极可能是朱天心，对马修·斯卡德(或说创造他的劳伦斯·布洛克)这名“死亡同业”，朱天心说，她印象最深的所在之一是，斯卡德闻听凶案发生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他死的时候，我正在做什么呢？”
朱天心特别强调，其实很少人这样。我想，我大概听得懂这话的意思。
朱天心笔下，有这么一组人，散落在四处，他们时时有感于死亡，忍不住记忆窥探思索死亡，始终无法忘情于死亡，她称之为“老灵魂”——在《预知死亡纪事》中，她说，“同样一座城市，在老灵魂们看来，往往呈现完全不同的一幅图像。”“我也不知道为何在今日这种有规律、有计划的严密现代城市生活中，会给老灵魂一种置身旷野蛮荒之感。”
斯卡德(或说写他的布洛克)大概真是老灵魂一族吧。
的确，斯卡德的小说世界是兑现了朱天心的如此“预言”。想想，这样一个敏感于死亡的人，被抛掷到纽约这样一个死亡城市，又得靠追逐死亡来养活自己，并偶尔寄钱给离婚的妻子和别居的儿子，斯卡德所置身的纽约图像，果然极其蛮荒如行在旷野，而他既能几近令人作呕地凝视着每一桩凶恶残破的死亡，却又能如此异样温柔地看待死亡。
生也有涯死也无涯，让我们以斯卡德说的一段老灵魂式笑话来结束谈话吧——这是本书中他行走于纽约大街的感言，也的确深刻而苍凉：
“对不起，先生，你能告诉我到帝国大厦怎么走吗？”
“去你的，你这怪胎。”
这就是现代都市的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