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我说来是很可能的，或者说是称心合意的事情：我也许是这个房间里唯一曾经写过，试图要写，或者没有写成一部小说的傻瓜。当我问自己——因为你们邀请我来给你们讲现代小说，这就促使我向自己提出问题——是什么精灵鬼怪在我身旁絮絮耳语，怂恿我走上了那条绝路，于是一个小小的人影儿（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身影）在我面前站了起来，她对我说：“我姓布朗。如果您有本事，就来抓住我吧。”
大部分小说家都有过同样的经历。某一位布朗·史密斯或琼斯来到他们面前，以世界上最诱惑人、最富于魅力的方式说道：“如果您有本事，就来抓住我吧。”于是，追随这簇闪烁的鬼火，他们踉踉跄跄地前进，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在这场追逐中消磨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而他们大多数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报偿。只有少数人抓住了这个魔影；多数人不得不满足于扯到一片衣服或一绺头发。
男女作家们之所以会去写小说，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诱惑，要把这盘据在他们心头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我的这种信念，得到了阿诺德·贝内特先生的认可。他在一篇我将要引用的文章中写道：“优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风格是有价值的；情节是有价值的；观点的新颖独创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中间没有一项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样有价值。如果人物是真实的，那部小说将会有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人物是不真实的，那部小说的命运必将是湮没无闻……。”他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目前，我们没有第一流的、举足轻重的青年小说家，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塑造出栩栩如生、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这些就是我要在今天晚上大胆地而不是审慎地加以讨论的问题。我要弄清楚，当我们提起小说中的“人物”之时，我们是指什么而言；我要就贝内特先生所提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一些见解；而且我要为青年小说家在塑造人物方面的失败找出一些理由，如果他们确实像贝内特先生所断言的那样失败了的话。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会使我作出一些非常概括而又十分模糊的论断。因为，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请想一想，我们对于人物懂得多么少——对于艺术我们又是多么无知。但是，为了在我开始论述之前把情况澄清一下，我建议我们把爱德华时代和乔治时代的作家分成两个阵营；我要把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称为爱德华时代的作家，把福斯特先生，劳伦斯先生，斯特雷奇先生，乔伊斯先生和艾略特先生称为乔治时代的作家。如果我是带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自负态度，用第一人称来讲话，我要请求你们原谅。我并不想把孤陋寡闻、误入歧途的个人的意见，当作是全世界普遍的见解。
我的第一个论断，我想你们都是会同意的——那就是，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人物性格的评判员。真的，要不是从事于“性格判断”并且对于这门艺术有一点技巧的话，你要无灾无难太太平平地活上一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友谊皆有赖于此；我们的事业大部分有赖于此；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只有依靠它的帮助，才能获得解决。现在我将冒昧提出第二个论断，也许它更可争议，那就是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或者大约在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
我并不是说，我们走了出去，也许是走到花园里去，在那儿看到一朵玫瑰开了花，或者一只母鸡下了蛋。我所说的那种变化，并不像这样突然而明确。但是，无论如何，总是有了一种变化；既然免不了要任意划个界线，那就让我们把这变化发生的日期定在一九一〇年吧。这种变化的最初迹象，记载于塞缪尔·勃特勒的作品之中，特别是他的小说《众生之路》中；萧伯纳的戏剧继续记载了这种变化。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家常的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话，我要说，我们可以在我们厨师的性格中看到这种变化。维多利亚时代的厨师好比生活在深水中的怪兽，他是威严的，沉默的，形象模糊的，不可捉摸的；乔治时代的厨师是在阳光和新鲜空气中生活的生物，他在我们的客厅里走进走出，一会儿来借一份《每日先驱报》，一会儿来向你征求意见，问问他该买顶什么样的帽子。你们还需要更加严肃的例证来说明人类的变化能力么？你们就去阅读一下《阿加曼农》，并且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的同情心是否完全跑到克莉泰门斯特拉那一边；或者去考虑一下卡莱尔夫妇的婚姻生活，你们不禁要叹惜那可怕的家庭传统使他们虚度年华，徒劳无益，那种传统似乎要使一位天才的妇女把她的时间都用来捉捉臭虫、擦洗锅勺，而不是去著书立说。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夫妇、父子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了变化，信仰、行为、政治和文学也随之而发生变化。让我们大家同意，把这些变化之一的发生时间，规定于一九一〇年左右吧。
我刚才已经说过，人们如果要没灾没病地活上一年，他们就不得不具备判断人物性格的技巧。然而，这是年轻一代的艺术。中年人和老年人使用这门艺术，大部分只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他们很少在判断分析人物性格的艺术中建立友谊和进行其他的尝试与实验。然而，小说家和其他人不同，因为，在他们出于功利的目的对于人物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他们仍然不停地对于人物性格感到兴趣。他们更进一步，他们觉得人物性格本身就具有某种永远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当所有的人生实际事务都已经履行完毕之后，还有某种与人物有关的因素，对他们说来，似乎仍旧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它和他们的幸福、舒适或收入毫无关系。对他们说来，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全神贯注的追求；他们赋予人物性格一种令人摆脱不了的魔力。我觉得这一点很难解释：当小说家提到人物性格之时，他们的意思是指什么？那个常常如此有力地促使他们在创作中体现他们观点的动机，又是什么？
因此，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代替分析和抽象的论述，无论这个故事多么不得要领、毫无意义，它的优点是具有真实性。它涉及一次由李奇蒙德到滑铁卢的旅行。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这个故事来向你们表明，我所说的人物性格本身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你们会理解它可能具有的不同面貌，以及当你们试图用文字来加以描述之时，你们所直接面临的可怕危险。
在几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我去乘火车，因为我迟到了，我就跳进了我所遇到的第一节车厢。当我坐下之时，我就有一种奇异的不安之感：我打断了已经坐在那儿的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年轻的或者幸福的一对。远远不是如此。他们俩年龄都不小了，那个女的六十多岁，那个男的也年近半百。他们俩面对面坐着，那个男人，从他的态度和他脸上的血色来判断，他刚才一直是身子向前、伸着脖子、用强调的语气在说话，现在他往后一靠，闭口不说了。显然，我打扰了他，使他感到不快。可是，那位老太太，我将称她为布朗夫人，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是一位干净的、穿着绒毛磨光露出线纹的旧衣服的老太太，每一个衣钮和褡襟都紧紧地扣着，每一个破绽都打上了补钉并用刷子刷净，她的极端整洁比褴褛污秽的衣衫更容易使人看出她极端的贫困。她身上有一副窘困的模样——一种苦恼、忧虑的表情，而且，她的身材极其瘦小。她的双脚，穿着清洁的小皮靴，几乎触不到地板。我觉得，没有人在赡养她；凡事都得由她自己作出决定；好多年以前，她被遗弃了或者成了寡妇，过着一种忧愁的、受折磨的生活，把她的独生子扶养成人，也许说不定他现在也开始堕落了。当我坐下时，这一切在我的头脑中一闪而过；同时，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和别的旅客同行感到不舒服，除非我为了某种原因早就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然后，我注视那个男人。我觉得他肯定不是布朗夫人的亲属；他属于一种更加强壮、结实而比较粗俗的类型。我猜想他是一位商人，很可能是一位可尊敬的北方谷物商人；他穿着质地优良的蓝色哔叽服，口袋里带着小刀和丝手帕，还有一只结实的旅行皮包。然而，他显然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要和布朗夫人解决；这是一个秘密，也许不是一桩光明正大的交易，他们不想当着我的面讨论。
“对，克洛夫一家在雇仆人方面运气很不好，”史密斯先生（我将这样称呼他）一边考虑一边说；为了维持外表的平静，他重新回过来谈先前的话题。
“啊，可怜的人们，”布朗夫人有点屈辱地说，“我的祖母有一个女仆，她来的时候才十五岁，她一直待到八十岁。”（她用一种感情受到伤害和挑衅的骄傲口吻说话，也许是为了给我们俩留下强烈的印象。）
“现在人们可不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史密斯先生用和解的语调说道。
于是他们沉默了。
“他们不在那儿搞个高尔夫俱乐部，那可真怪——我本来以为，那些年轻人中总有一个会发起的。”史密斯先生说道，因为那沉默显然使他感到不安。
布朗夫人几乎不想回答他。
“他们在这一带造成了多么大的变化哟，”史密斯先生瞧着窗外说道；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偷偷地打量着我。
很清楚，从布朗夫人的沉默和史密斯先生说话时那种不自然的殷勤，可以看出他具有某种支配影响她的能力，而现在他正在令人不快地发挥着这种力量。这可能是出于她儿子的堕落、或者是她过去生活中某种痛苦的插曲、或者是她女儿的某种遭遇。也许她正在到伦敦去签署一项转让财产的契约。显然违反她本人的意志，她是在史密斯先生的掌握之中。我开始对她感到十分怜悯，当她突然不连贯地说道：
“你是否能告诉我，当一棵橡树的叶子连续两年被虫子吃光，它会不会死去？”
她用一种有教养的、好奇的声调说话，相当明快而精确。
史密斯先生吃了一惊；但是这给了他一个安全可靠的话题，他感到松了口气。他很快地对她说了不少有关植物遭受虫灾的情况。他告诉她，他的兄弟在肯特郡有个果园。
他告诉她，肯特郡的果农们每年干些什么活儿，等等、等等。在他说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布朗夫人拿出了她小小的白色手帕，开始轻轻地抹她的眼角。她正在哭泣。但是她相当镇定自若地听他继续说下去；他把声音稍微提高一点，有点生气地继续讲下去，好像他以往经常看见她哭泣，似乎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习惯。最后，他终于不耐烦了。他突然住嘴，凝视着窗外，然后像我刚才进来时那样，向她倾斜着身子靠拢过去，用一种威胁恐吓的方式和她说话，似乎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胡闹了。他说：
“关于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吧？星期二乔治会到场的，是吗？”
“我们决不迟到，”布朗夫人极其庄严地振作精神说道。
史密斯先生没吭声。他站了起来，扣好上衣的钮扣，把他的旅行皮包从架子上取下来，火车还未在克莱汉姆车站停稳，他就跳了下去。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他感到内疚，他很乐意离开那位老太太的视野。
布朗夫人和我一块儿留了下来。她坐在对面那个角落里，十分整洁、十分瘦小、十分奇特，忍受着强烈的痛苦。她给人留下的印象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它就像一阵穿堂风，一股烧焦东西的烟味儿，迎面扑鼻而来。它是由什么成分组成的——那压倒一切的奇特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无数互相矛盾的想法涌上了心头，你会在各种不同场景的中心看到那个人物，看到布朗夫人。我想象她在海滨的一幢小屋子里，身边有许多奇特的小摆设：海胆和玻璃橱里的船舶模型。她丈夫的勋章挂在壁炉上方。她噼噼啪啪地在房间里走进走出，坐在椅子的边上，从杯碟中一小口一小口地用餐，她出神地凝视着前方，沉溺于长时间的默想之中。刚才提到的虫子和橡树，似乎就暗示着这一切。后来，史密斯先生闯入了这幻想的、闲静的生活。我看到他在一个狂风怒号的日子，像一股旋风般闯了进来。他啪的一声推开门，又砰的一声把它关上。他滴着水的雨伞在大厅里留下了一个水洼。他们俩在小房间里一起坐下来密谈。
于是，那可怕的事实真相，就在布朗夫人面前揭开了。她作出了英勇的决定。第二天一早，在拂晓之前，她收拾好她的旅行包，自己拿到火车站去。她不愿意让史密斯碰它一下。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从停泊之处起锚出航了；她出身于雇用仆人的、温文有礼的体面人家——但是，详细情况有待于将来始见分晓。重要的问题在于理解她的性格，把自己沉浸到她的环境气氛中去。我没有时间来解释，为什么在火车停住之前，我感到此事有点儿悲剧的、英雄的意味，然而又混杂着那种奇异的、幻想的色彩。我瞧着她拿着她的旅行包，在宽敞的、灯火辉煌的车站中消失了。她看上去十分瘦小，十分顽强，同时又非常脆弱，非常英勇。我从未再见到过她，我也永远不会知道她的结局如何。
这个故事不得要领地结束了。但是，我把这段轶事告诉你们，并不是要表示自己聪明，或者说从李奇蒙德到滑铁卢的旅行多么愉快。我要你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出这一点：这儿有一个人物，她把她自己的印象留在别人的心头。布朗夫人在这里促使别人情不自禁地去写一部关于她的小说。我相信，所有的小说都是从描写对面角落里的一位老太太开始的。那就是说，我相信所有的小说都得与人物打交道，都要去表现人物性格——小说的形式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笨重、累赘而缺乏戏剧性，如此丰富、灵活而充满生命力的地步，正是为了表现人物，而不是为了说教、讴歌或颂扬不列颠帝国。我已经说过，小说是为了表现人物性格；但是你们会马上作出反响，认为我这句话可以有最广泛的解释。例如，布朗老太太这个人物，会按照你们不同的年龄和国籍，而给你们留下十分不同的印象。关于火车上的那一段插曲，很容易被写成三种完全不同的文本：一份英文的、一份法文的、一份俄文的。英国作家会把那位老太太塑造成一位“人物”，他会把她的癖嗜和习惯，她的钮扣和皱纹，她的缎带和疣肿都表现出来。她的个性会主宰着那部小说。一位法国小说家会把这些全部一笔勾销；他会牺牲布朗夫人个人，来提供一种更加一般化的人性观念，来塑造一个更抽象、更合乎比例、更和谐的整体。俄国作家的目光会穿透血肉之躯，把灵魂揭示出来——只有那个灵魂，在滑铁卢大街上徘徊游荡，向人生提出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这些疑问还在我们的耳际萦回不已。而且，除了时代和国家之外，还得考虑作家的气质。你从人物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我却看到了那一点。你说它意味着这个，我却说它意味着那个。等到写作之时，各人又依据他们自己的原则来作出进一步的选择。于是，根据作家的时代、国籍和气质，对于布朗夫人的描写，就可以千姿百态、变化无穷。
但是，现在我必须回顾一下阿诺德·贝内特先生所说的话。他说，只有人物是真实的，那部小说才有生存的机会；否则它就必定会夭折。但是，我问自己：什么是真实？谁又是真实的评判者？一个人物可能对于贝内特先生说来是真实的，而对我说来又是相当不真实的。例如，在他那篇文章中，他说《歇洛克·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华生博士对他说来是真实的；对我说来，华生博士不过是一只塞满了稻草的布袋、一个傀儡、一个滑稽角色罢了。对于一本又一本书中的一个又一个人物，情况都是如此。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像人们对于人物的真实性的看法那么截然不同的了，对于现代作品中的人物，则尤其如此。但是，如果你们用一种更加广泛的观点来看问题，我想贝内特先生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起了对你们说来似乎是伟大的那些小说——《战争与和平》、《名利场》、《特立斯顿·香弟》、《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卡斯特桥市长》、《维莱蒂》——如果你们想起这些书，你们确实马上会想起某个人物，他对你们说来似乎是如此真实（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酷似生活），他有力量使你们不仅想起他本身，而且使你们通过他的眼光来认识各种事情——宗教、爱情、战争、和平、家庭生活、乡村舞会、夕阳的余辉、上升的明月、不朽的灵魂。我觉得，似乎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中，人类经验中的任何一个主题，几乎都被囊括无遗。在所有这些小说中，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使我们通过某一个人物的眼光，来看到他们所希望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是小说家，而是诗人、历史学家或宣传鼓动家了。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贝内特先生继续说了些什么——他说，在乔治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们不能创造真实的、活生生的、令人信服的人物。这一点我可不能同意。我想，有各种理由、借口和可能性，它们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至少对我说来似乎是如此；但是，我充分意识到，对此我可能抱有偏见，过于自信或者目光短浅。我要把我的见解公诸于各位听众，希望你们能够使它变得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宽宏大量。那么，为什么当代小说家要塑造出不仅在贝内特眼中、而且在公众眼中也是真实的人物，是如此困难呢？为什么十月将临、年终在望，出版家们总是无法给我们提供一部不朽杰作呢？
其中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在一九一〇年左右开始写小说的男女作家们，都面临着这个巨大的困难——没有一位现在还活着的英国小说家，可以作为他们的楷模，让他们来学会如何写作。康拉德先生是一位波兰人，这就使人把他撇在一边，不论他如何令人钦佩，他对于作家们不会有多大帮助。哈代先生自一八九五年以来没有写过一部小说。在一九一〇年代最突出、最成功的小说家，我想，就是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我似乎觉得，到他们那儿去请求他们教你如何写小说——如何塑造真实的人物——恰恰好比到制靴匠那儿去请他教你如何修钟表。我希望我不要给你们这样的错觉：似乎我不钦佩他们，不欣赏他们的作品。对我说来，他们似乎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确实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在某些季节，皮靴比钟表更为重要。咱们不用隐喻，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创作活动之后，不仅对于文学而且对于生活来说，都需要有人来写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所写的那种小说。然而，它们又是多么奇特的作品！有时我简直拿不准，究竟是否应该把它们称为作品。因为，它们给人留下一种如此奇特的不完整和不满足的感觉。为了使它们完整，似乎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加以补救——去参加某个社团，或者更不得已，去签署一张支票。干完了那件事情，那种烦躁不安的心情平静了下来，那部作品就算看完了；可以把它束之高阁，永远不必再去读它。但是，对于其他小说家的作品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特立斯顿·香弟》或《傲慢与偏见》本身就是完整的；它们是独立自足的；它们不会使人感到想要去做什么别的事情，除非真的去把那部作品再读一遍，并且更好地去理解它。也许区别就在于此：斯特恩和简·奥斯丁的兴趣就在事物本身、人物本身、作品本身。因此，一切都包涵在作品之内，而不是在作品之外。但是，爱德华时代的作家的兴趣，从来就不在于人物本身或者作品本身。他们的兴趣在于外面的某种东西。于是，他们的书作为作品而言，是不完整的，实际上需要读者自己来积极主动地加以完成。
如果我们冒昧地想象一下火车车厢里的一个小小的聚会，也许可以使我们说清楚这个问题——假定威尔斯先生、高尔斯华绥先生、贝内特先生正和布朗夫人一起乘火车到滑铁卢去。布朗夫人，我已经说过，她衣着寒酸，身材瘦小。她看上去焦虑不安，深受惊扰。我不知道她是否就是被你们称为有教养的妇女的那种人物。威尔斯先生迅速地——这种迅速使我无法充分加以形容——抓住了我们的初等学校令人不满的情况的所有这些症状，他马上就会在窗玻璃上设计出一幅更美好、更轻松、更喜悦、更幸福、更富于冒险精神和豪侠气概的世界图景，在这个理想世界中，这些破旧的车厢和古板的老太太决不会存在；在那儿，神奇的彩舟每天早晨八点钟把热带的水果运送到伦敦的坎布威尔；在那儿，有公共托儿所、喷泉、图书馆、餐厅、会客室和集体婚礼；在那儿，每一位公民都是慷慨大度、坦率正直、气宇轩昂、品格高尚，极像威尔斯先生本人的写照。但是，决不会有任何人有一丁点儿像布朗夫人。在乌托邦里可没有布朗夫人。真的，我想威尔斯先生在他迫切地要把布朗夫人改铸成她所应有的面貌之时，他决不会对她的真实现状花费一点儿心思。高尔斯华绥先生将会看到些什么呢？我们难道还能怀疑，道尔顿的工厂墙壁会首先引起他的兴趣吗？在那个工厂里，女工们每天要生产二十五打陶瓷坛子。住在麦尔恩特路的那些当母亲的，就依赖那些女工挣的几个小钱过活。但是，住在适尔里的老板们，却在夜莺欢唱之时，抽着昂贵的雪茄，高尔斯华绥先生义愤填膺，他的头脑里塞满了各种统计资料，他正在着手安排整顿文明秩序，至于在布朗夫人身上，他不过看到一只在社会的车轮上砸碎了而被扔到角落里的破坛子罢了。
在这些爱德华时代的作家中，只有贝内特先生的目光仍旧没有离开那车厢。他确实会极其仔细地观察每一个细节。他会注意到那些广告；斯旺内奇和朴茨茅斯的风景图片；在狭窄的套子的揿钮之间臃肿膨胀的椅垫；布朗夫人戴了一枚在惠特华斯集市上卖三先令十三便士的胸针；她的两只手套都修补过了——实际上左面那只手套的大拇指已经重新换过了。最后，他会注意到，这是为了给中产阶级居民提供方便的从温沙到李奇蒙德的直达快车，这些中产阶级有钱去上戏院，但是他们尚未达到具有自备汽车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时他们也有机会（他会告诉我们是什么机会）从汽车公司雇一辆出租汽车（他会告诉我们是那一家公司）。于是，他会沉着镇静地向布朗夫人渐渐挨近过去，并且注意到她在达契特继承了一小块产业，这是根据官方文书注册租用而不是终身自由享有的世袭不动产，它已经抵押给平衡法庭的律师邦盖先生了——但是，我为什么要想象推测贝内特先生的观察方式呢？贝内特先生不是自己在写小说吗？我要打开我信手拈来的第一本书——贝内特先生写的《希尔达·莱斯威斯》。让我们来看看他如何按照一个小说家所应有的方式，来使我们感觉到希尔达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令人信服的人物。她轻手轻脚地关上了房门，这表明她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多么局促拘泥。她喜欢阅读《莫德》；她有极强烈的感受能力的天赋。迄今为止，一切顺利；在这开头几页中，每一个笔触都是重要的；贝内特先生试图用他从容不迫、稳当扎实的方式来向我们说明，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
但是，接下去他开始描写的不是希尔达本人，而是从她卧室的窗口望出去的景色，他的借口是因为收租员斯开仑先生打那儿走过来了。贝内特先生接着写道：
“特恩希尔管区在她的后面伸展开去；它不过是五镇在北面的前哨地带，五镇所有其他的阴暗区域，一直延伸到南面。在查特莱树林的末尾，那条运河拐了几个大弯，流向那未被污染的契塞尔平原和大海。在运河边上，恰好面对着希尔达的窗口，是一座面粉厂，有时候，从面粉厂冒出的烟雾和那片前景两边的石灰窑与烟囱冒出的烟雾一样多。从那面粉厂伸出一条砖砌的小径，它把几排小屋和附属于它们的花园隔开了，这条小径一直通到莱斯威斯夫人屋前的莱斯威斯大街。斯开仑先生必须经过这条小径走到这儿来，因为他住在这些小屋中最远的一幢里。”
只要一行有深刻洞察力的文字，就可以比这几行描写表达出更多的东西；但是，咱们不必苛求，就让它们作为小说家难免的累赘文字通过了吧。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希尔达在哪里呢？哎唷。希尔达还在窗前眺望。尽管她满腔热情而又十分失望，这位姑娘可喜欢观察房屋啦。她经常把这位斯开仑老先生和她从卧室窗口望见的那些别墅来比较。因此，这些别墅就必须加以描写一番。贝内特先生接着写道：
“这一排房屋被称为‘终身享有的世袭别墅’，在本地区，这是一个有意识地引以为荣的名称，因为本区的大部分土地是按官方文件注册租用的，只有付了‘税款’，并且得到庄园地主的代理人所主持的一个‘法庭’的封建性的认可，才能转让给别人。大部分别墅都属于它们的居住者所有，他们每个人都是他那块土地的绝对的统治者，他们在被烟垢熏黑的花园里，在随风飘拂的晾干的衬衣和毛巾之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消磨掉整个黄昏。终身享有的世袭别墅象征着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的最后胜利，是小心谨慎、勤劳刻苦的工匠们的最高理想。它和一位建筑协会会长对于天国乐园的梦想符合一致。而且它确实是一项非常可观的成就。尽管如此，希尔达毫无理性的蔑视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们喊道：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接触到希尔达本身了。但是，千万别得意过早。希尔达可能是这样，那样，或另一种样子；希尔达不仅爱看房屋，而且还爱想房屋，希尔达本人又住在一幢房子里。希尔达住的是一幢什么样的房子呢？贝内特先生接着写道：
“她的祖父，茶壶制造商莱斯威斯，在一片分离的地坪上建造了四幢房屋；她住的是中间的两幢房屋之一；它是那四幢房屋中最主要的一幢，显然就是那片地坪的所有者本人的住宅。在边上的房子中，有一幢开了个蔬菜杂货商店，这幢屋子按比例应该设置花园的地盘被剥夺了，为了让那位领主的花园可以设计得比其他房子的花园稍大一点。建造在这块地坪上的可不是些小屋，而是年租二十六至三十六英镑的楼房；工匠、保险公司职员和收租员们可住不起。不仅如此，那房子造得很好，可谓不惜工本；它的建筑虽然打了点折扣，但是多少可以看出乔治时代追求舒适的优雅款式。它被公认为镇上的新住宅区中最好的一排房子。斯开仑先生走到了这终身享有的世袭别墅的外围，他显然是来到了一个更高级、更宽敞、更自由的地方。突然希尔达听到她母亲说话的声音……”
但是，我们听不到她母亲的声音，也听不到希尔达的声音；我们只能听到贝内特先生的声音，他正在告诉我们关于房租、“终身享有”、“注册租用”和“税款”等等事实。贝内特先生的目的究竟何在？对此我已经形成了我自己的看法——他正在试图使我们为他施展我们的想象力；他正在试图让我们着迷，使我们相信：既然他构思了一幢房子，那就必定会有人住在里面。贝内特先生有惊人的观察能力，有伟大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尽管如此，他一次也没有注视过坐在角落里的布朗夫人。她就坐在那车厢的角落里——火车正在运行，它不是从李奇蒙德开往滑铁卢，而是从英国文学的一个时代开往另一个时代，因为，布朗夫人是永恒的，布朗夫人就是人性，布朗夫人只是在表面上有所改变，而在火车上进进出出的过客，正是那些小说家们。她就坐在那儿，甚至没有一位爱德华时代的作家对她瞧上一眼。他们的目光使劲地、探索地、同情地向窗外望去，注视着工厂、乌托邦，甚至还注视车厢里的装饰物和壁毯；但是他们却从来也不去注视布朗夫人，不注视生活，不注视人性。因此，他们形成了一种符合于他们目标的小说写作技巧；他们制造了各种工具，建立了各种传统规范，来干他们的事业。然而，那些工具可不是我们的工具，那些事业也不是我们的事业。对我们说来，那些传统意味着毁灭，那些工具意味着死亡。
你们完全可以抱怨我的语言涵义模糊。你们可以质问我：什么是传统规范？什么是工具？你说贝内特先生、威尔斯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的传统规范对于乔治时代的作家来说是不合适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问题难以解答；我想找一条捷径。一种写作的传统规范和一种行为的传统规范没有多大的差别。在生活中和文学中，都必须有某种手段，来作为沟通女主人和她不熟悉的客人，沟通作家和他不认识的读者的一座桥梁。女主人想起了她可以谈谈天气，因为世世代代的女主人已经确定了这个事实：天气是一个普遍感到兴趣的话题，这是我们全都相信的。她一开始就说，今年五月天气可真糟，她这样和不熟悉的客人接触之后，接下去她就谈一些更有兴趣的事情。在文学中，也是如此。作家要和他的读者接触，他就必须把读者所熟悉的某种东西放在他面前，让它来激发他的想象力，使他能在以后建立默契的更加困难的事业中自愿与作家合作。最重要的是：这种双方接触的交叉点，必须是容易达到的，几乎是出于本能、在黑暗之中闭着眼睛也能达到。在我上面引述的那段文字中，贝内特先生就在利用这种交叉点。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使我们相信希尔达·莱斯威斯的真实性。因此，他这位爱德华时代的作家，就从精确地、详细地描绘希尔达所住的那幢房子以及她从窗口看到的那些房屋来着手。爱德华时代的人们发现，房产是他们很容易着手建立默契的交叉点，虽然对我们说来，它似乎太间接。这种传统方式的效果极佳，于是成百上千个希尔达·莱斯威斯就被人用这种方式投入了这个世界。对于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而言，这种传统规范的确是很优良的。
但是，现在如果你们允许我把我自己的那段轶事肢解成碎片，你们会发现，我是多么敏锐地感觉到：我缺乏一种传统规范，而一代人的工具对于下一代毫无用处，又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火车上的那个插曲，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是，我怎样才能把它传达给你们呢？我所能做到的一切，不过是尽可能精确地把他们所说的话报道出来，把他们所穿的衣服详细描述一番，把在我的头脑中纷至沓来的各种景象绝望地、杂乱无章地全都端出来，并且把这生动的、强烈的印象比喻为一阵穿堂风、一股烧焦东西的烟味儿。老实告诉你们，我也受到强烈的诱惑，很想写一部三大卷的小说，来描述那位老太太的儿子和他横渡大西洋的冒险，描述她的女儿以及她如何在西敏斯特经营一家女帽商店，描述史密斯本人的以往经历和他在雪菲尔德的房屋，虽然对我说来，这样的故事似乎是世界上最沉闷、最不恰当和最无聊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写了那样一部小说，我就可以不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要表达我的意思，我就必须回顾、回顾、再回顾；我必须把一样样东西加以实验；我必须试试这个句子再试试那个句子，把每一个字和我头脑中的景象相互参照斟酌，使它尽可能毫厘不爽；而且我知道，我必须找到一个我们之间的共同的立足点，一种对你们说来不会显得太奇特、太不真实、太牵强附会、太遥不可及以至于使你们觉得无法信赖的传统规范。我承认，我想逃避这种艰苦的责任。我让我的布朗夫人从手指缝里溜走了。我并没有告诉你们关于她本人的任何事情。但是，这有一部分是那些伟大的爱德华时代作家的过错。我向他们请教——他们是我的前辈，又比我高明——我应该如何着手描写这位妇女的性格？他们说：“你开始就说，她的父亲在海洛盖特经营一个店铺。调查一下它的租金是多少。调查一下一八七八年店员的工资。你得弄清楚她的母亲死于什么疾病。描述一下癌症。描述一下她穿的印花布。描述一下——”但是我喊道：“别说啦！别说啦！”我很遗憾地说，我把这个丑陋的、累赘的、不恰当的工具从窗口扔了出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开始描述癌症和印花布，我的布朗夫人，这个紧紧缠住我不放然而我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传达给你们的幻象，就会黯然失色、毫无光彩、永久消失了。
我说爱德华时代的工具对我们不适用，就是这个意思。那些作家极端强调事物的外部结构。他们给了我们一幢房屋，指望我们也许能够推论演绎屋内人物的情况。我们要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他们已经使那幢房子大大超过了值得一住的水平。然而，如果你们认为，小说首先是关于人物，其次才是关于他们所住的房屋的，这样来着手写作，就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因此，你们瞧，乔治时代的作家着手写作之时，不得不抛弃当时人们通用的方法。他孤零零地面对着布朗夫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她的形象传达给读者。但是，那样说是不精确的。一位作家永远不会孤独。公众总是伴随着他——如果不是和他坐在同一个座位上，至少是在隔壁车厢里。公众可是个奇特的旅伴。在英国，公众是一种非常容易接受暗示影响的、驯服的生物，一旦你与它为伴，它将会在许多年之内，毫无保留地相信你所告诉它的话。如果你以足够的说服力对公众说：“女人都有尾巴，男人都有驼峰，”公众就确实会发觉女人有尾巴，男人有驼峰；如果你说：“胡说八道。猴子有尾巴。骆驼有驼峰。但是男人和女人有头脑，有心灵；他们会思考，有感情，”它就会觉得这种说法十分革命，也许很不恰当——对它说来，这似乎是一个蹩脚的而且很不贴切的笑话。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不列颠的公众在这儿坐在作家身旁，用它广泛一致的口气说道：“老太太们有屋子。她们有父亲、有收入、有仆人、有热水袋。这样我们才知道她是位老太太。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一贯教导我们，这才是辨认她们的方法。现在出现了你的布朗夫人——我们如何能够相信她是真实的呢？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别墅叫做阿尔贝特还是巴尔莫拉尔，不知道她的手套是花了多少钱买的，或者她的母亲死于癌症还是结核病。她怎么会生动逼真呢？不，她仅仅是你的想象力所虚构出来的东西罢了。”
当然，老太太们应该通过终身享有的别墅和注册居住的房屋来塑造，而不是出于想象和虚构。
因此，乔治时代的小说家们陷入了尴尬的困境。布朗夫人抗议道，她和人们所认识到的老太太不一样，大不一样。对于她的魅力的迷人而短暂的一瞥，诱惑了小说家们，使他们想要来拯救她；爱德华时代的作家们把适于建造和拆毁房屋的工具向他们递了过来；不列颠的公众又断然声称他们必须首先看到那只热水袋。乔治时代的作家们，面对着这三者而无所适从。同时，那辆火车又向着终点站飞驰，在那儿我们必须统统下车。
我想，这就是在一九一〇年左右乔治时代的年轻作家们发现他们自己陷入的那种困境。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我特别想到福斯特先生和劳伦斯先生——糟蹋了他们的早期作品，因为他们没有把那些爱德华时代的工具扔掉，而是试图去利用它们。他们企图妥协。他们试图把他们自己对于某些人物的奇特的、重要的直觉，和高尔斯华绥先生关于工厂法案的知识，贝内特先生关于五镇的知识结合起来。他们尝试过了，但是他们关于布朗夫人和她的特点的直觉太敏锐、太强有力了，这使他们不能再继续尝试下去。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我们不惜牺牲生命和肢体，不惜毁坏贵重的财产，必须在火车到站而布朗夫人一去不返之前，把她拯救出来，表现出来，把她放在她与世界的高超关系之中公诸于世。于是，我们就开始敲打、砸毁。我们在四周都听到这种声音；在诗歌、小说、传记，甚至报刊文章和散文随笔之中，我们都听到破裂、砸碎和毁坏的响声。这是乔治时代压倒一切的声音——这声音是相当凄惨忧伤的，如果你们想起往昔岁月的旋律多么优美，想起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济慈，或者甚至想起简·奥斯丁、萨克雷和狄更斯；如果你们想起当年的语言文字和它自由地展翅飞翔之时可以达到的高度，并且看到这头兀鹰被拴住了，羽毛脱落了，在嘶哑地悲鸣；如果你们想起了这一切，乔治时代的这种声音就显得格外悲切。
有鉴于此——这些声音在我的耳际震响，这些想象在我头脑中浮现——我不打算否认，贝内特先生有理由抱怨：乔治时代的作家没有能力使我们相信他们的人物是真实的。我被迫同意：他们的确不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那样，有规律地在每年秋季抛出三部不朽杰作。但我并不悲观，我是乐观的。因为我想，不论什么时候，从乳臭未干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老年，只要那种传统规范不再是作家和读者之间传达信息的媒介而成了一种障碍，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正在遭受的痛苦，并非来自旧的艺术传统的崩溃，而是由于缺乏一种作者和读者都能接受的表达方式的规范，来作为更加令人兴奋的友好交往的前奏。当代的文学传统规范是如此矫揉造作——在整个作客访问过程中，你不得不谈论天气，此外别无他物可谈——因此，很自然地，弱者不免要愤怒，而强者就会摧毁文学界的基础和规范。这种迹象显然随处可见。语法被侵犯了；句法被肢解了；就像一个到姨妈家去度周末假期的男孩，当安息日在严肃沉闷的气氛中消磨过去，纯粹出于绝望的反抗，他就在天竺葵花坛中打滚。比较成熟的作家们当然不会如此任性地发泄他们的怒火。他们的真诚是绝望而不顾一切的，他们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应该用哪一样工具——用一把叉子还是他们的手指。因此，如果你们去阅读乔伊斯先生和艾略特先生的作品，你们会被前者的猥亵粗俗和后者的朦胧晦涩所震惊。乔伊斯先生在《尤利西斯》中所表现出来的粗俗猥亵，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位绝望的男子汉有意识地、故意地安排的，他觉得为了要呼吸空气，他必须打破窗子。在某些瞬间，当窗子被打破的一刹那间，他是壮丽辉煌的。但是，这多么浪费精力！而且，当它不是过于旺盛的精力或蛮力的发泄流露，而是一个需要新鲜空气的男子汉下了决心的、热心公益的行为，粗俗猥亵又是多么无聊沉闷！再来谈谈艾略特先生的朦胧晦涩。我认为，以某一行单独的诗句而论，艾略特先生创作了现代诗歌中某些最可爱的东西。然而，对于陈旧的用词方法和社会礼仪——要尊重弱者，体谅蠢才——他是多么难以容忍！但是，当我沐浴在他某一行诗句强烈的、令人陶醉的美丽阳光之中，并且想起我必须向下一行诗句作一次令人头晕目眩的跳跃，然后再一行一行跳将下去，就像一个马戏团的小丑，不稳当地从一根滑杆跳向另一根滑杆，我不禁失声大叫，我坦白承认，我要求恢复那种陈旧的礼仪，我羡慕我的先辈们的逍遥自在，他们不必在半空中疯狂地旋转跳跃，而是手中捧着一本书，在树荫下恬静地梦想。再说，在斯特雷奇先生的著作《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人》或《维多利亚女王传》中，那种和时代潮流相对抗而写作的紧张努力，也是明显可见的。当然，它比其他同辈作家的紧张费力要不明显得多，因为，他不仅在和事实打交道（而事实是顽固不化的），而且他主要是从十八世纪的材料中编造出一种他自己的、非常周密的表达方式的规范，它允许他和这片国土上最高贵的人物同桌而坐，并且在精致外表的掩盖之下，透露了不少事情，要是把它们赤裸裸地表白出来，就会被那些男仆从房间里赶出去。尽管如此，如果你把《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和麦考莱爵士的一些随笔相比较，虽然你们会感到麦考莱爵士总是错的而斯特雷奇先生总是对的，你们也会在麦考莱的随笔中感觉到一种实体性，一股冲击力，一种丰富多彩的内涵，这显示出他也有他的时代作为他的后盾；他所有的力量都直接使用到他的作品中去，没有一份力量被用在掩盖事实或转换语气上。但是，斯特雷奇先生在我们看到事物之前，必须先打开我们的眼睛；他必须寻求并且炮制一种极有艺术性的语言规范；而他为此所作的努力，虽然漂亮地掩盖了起来，已经剥夺了一些应该用到他的作品中去的力量，并且限制了他的视野。
于是，为了这些原因，我们必须使自己适应于一个创作失败和支离破碎的季节。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在这儿花了这么多力量去寻找一种表达事实真相的方式，当这个事实本身来到我们面前之时，就必定会相当疲乏而混乱。《尤利西斯》、《维多利亚女王传》、《普鲁福克先生》——我们只是举出了布朗夫人最近促使他们闻名的几个名字罢了。当她的拯救者们来到她的身旁，她有点脸色苍白，头发散乱。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斧凿之声（一种在我耳际震响的生气蓬勃、激动人心的声音），当然，除非你想要睡觉，否则决不会无动于衷；老天爷宽大为怀，已经提供了一大批有能力而且急于来满足你们需要的作家。
我已经试图回答我开始讲话时提出的一些问题，但是，恐怕我已说得时间太长，令人厌倦。就我的观点看来，乔治时代的作家用所有的形式来写作都是困难重重，而我已经给你们指出了其中的某些困难。我企图谅解他。我是否可以冒昧提醒你们，作为这个创作事业的一位合伙者，作为火车车厢内的同伴，作为布朗夫人的旅伴，你们的责任和义务究竟是什么？因为，布朗夫人这个人物，对于闭口不言的你们来说，和对于我们这些讲述她的故事的人一样，都是清晰可见的。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过去这个星期里，你们所经历的事情，比我刚才试图描述的更为奇特，更加有趣。你们在无意之中听到别人谈话的片段，会使你们充满了惊奇的感觉。你们晚上就寝之时，你们感情的复杂性，会使你们觉得困惑。在一日之中，成千上万个念头闪过你们的头脑；成千上万种情绪在你们心中交叉、冲突、消失，显得惊人地杂乱无章。尽管如此，你们却允许那些作家把一部和所有这一切毫不相干的作品硬塞给你们，它塑造了一个布朗夫人的形象，和车厢里那幅令人惊讶的幻景毫无相似之处。你们谦逊地认为：似乎作家和你们不是属于同一族类；他们对于布朗夫人比你们了解得更多。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错误了。正是这种读者和作家之间的隔阂，正是你们的谦虚精神和我们作家的职业风度与气派，腐蚀了、阉割了作品，它们本来应该是读者和作家之间亲密平等的同盟关系的健康产物。因此，就涌现出那些花哨圆滑的小说，那些滑稽可笑耸人听闻的传记，那种牛奶搀水淡而无味的评论，那些以优美的韵律去歌颂玫瑰和绵羊之纯洁的诗歌，在目前，它们就是如此花言巧语地冒充文学作品。
你们的责任，就是坚持作家必须从他们的莲花宝座上下来，无论如何要真实地并且尽可能要完美地，去描绘布朗夫人。你们必须坚持，她是一位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无穷的多样性的老太太；她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穿任何衣服，说任何语言，并且做天晓得什么事情。但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她的眼睛、鼻子、语言、沉默都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魅力，因为，她当然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灵魂，她就是生活本身。
但是，你们切勿盼望，目前就能把她完整地、令人满意地再现出来。暂且容忍那些即兴的、晦涩的、破碎的、失败的作品吧。你们是在给一项良好的事业提供援助合作。因为，我将作出一个最后的、非常轻率的预言——我们正在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边缘颤抖。但是，我们只有下定决心永远不抛弃布朗夫人，我们才能达到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