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们可能会说，我们邀请您讲妇女和小说——那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何关系？我会试图解释清楚。当初你们来邀请我讲妇女和小说，我坐在河岸边开始在心里捉摸：这几个词儿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们可能是指对范妮·伯尼稍作评论；对简·奥斯丁略为详述；对勃朗特姐妹恭维一番，并且对大雪覆盖的哈渥斯牧师邸宅略加描绘；如果可能的话，给米特福德小姐几句机智的评语；对乔治·爱略特深表敬意；对盖斯凯尔夫人亦须提及；如此即可功德圆满。但是再瞅一眼，这几个词儿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对于妇女与小说这个讲题，或许你们原来的意思是指妇女以及她们究竟是何等模样，或者指妇女以及她们所写的小说，或者指妇女以及描写妇女的小说，或者不知为何缘故这三种意思相互交错混合，而你们是要我从综合的观点来思考它们。然而，当我开始从最后那种综合观点来思考这个题目，这似乎是最有趣的方法，我很快就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我将永远不可能得出结论。我将永远不可能履行我心目中演讲者的首要职责——在一个小时讲演之后，给你们一块纯粹真理的金块，包裹在你们笔记本的纸页之间，永远保留在壁炉架上。我力所能及的，不过是在一个次要问题上，为你们提供一点意见——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那么一说，你们就会发现，关于妇女的真实本质和小说的真实本质这个重大问题，我并未作出解答。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责任——妇女与小说，就我而论，依然是个尚未解答的问题。但是为了作出一些补偿，我将尽我所能，向你们披露我如何会得到这个关于房间和金钱的见解。我将在你们面前尽我所能充分而自由地展示，导致我产生这个想法的一连串思索。如果我把这番声明背后所隐涵的种种想法和偏见都透露出来，或许你们就会发现，它们与妇女有些关系，与小说也有些关系。无论如何，当一个论题具有高度争论性——凡是涉及性别的问题莫不如此——人家就没有希望说出真实想法。他只能说明，他是如何才会得到他所确实持有的某种见解。他只能给他的听众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观察演讲者的局限、偏见、癖嗜之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儿，小说所包涵的真理似乎多于事实。因此我建议，让我利用一位小说家所有的自由和特权，把我来此之前两天中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是如何被你们放在我肩膀上这个题目的重量压弯了腰，我思考着它，使它在我的日常生活内外发生作用。我不必说明，我将要叙述的情况并不存在；牛桥大学是一种虚构；费恩汉姆也是如此；“我”不过是代表某个虚构人物的权宜术语。谎言将从我唇间汩汩流出，然而或许有些真理混杂其中；寻出真理，并且决定是否有任何部分值得加以保留，这就是你们的事了。如果没有，你们当然会把它全部扔进废纸篓里，并且统统忘记。
于是我就在这儿（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或者你们所喜欢的任何名字——这毫无关系）坐在河岸旁边，那是在一两个星期之前，正逢十月晴天，我陶醉于沉思之中。我刚才所说的关于妇女和小说的话题，需要对一个引起种种偏见和激情的题目作出结论，就像一条硬领卡着我脖子，压得我抬不起头。在我左边和右边，长着某种灌木树丛，一片金黄和绯红，在炎热的阳光中色泽鲜艳如火。在远处河岸上，那些柳树长发披肩、垂首悲泣。河水映出了它从天空、桥梁和鲜艳如火的树丛所挑选出来的种种景色，在一位大学生划着小船冲破那片河中倒影之后，它们又完整地合拢，似乎他从未驾舟经过此处。人家可以在那儿整整坐上一个小时沉思遐想。沉思——给它一个它不配拥有的更高贵名称——已经把它的线索垂入河中。思想的线索摆动着，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了，它像钓鱼丝线一般在河中倒影与水藻丛中摆动，随着水波浮沉，直到——你知道我不过是这么轻轻一拉——突然有一个观点在思想线索的末端凝聚；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拉上来，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摊在地上。哎呀！一旦摊在草地上，我的那个思想观点看上去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它就像是那种小鱼，一位好渔夫会把它放回水中，让它可以长得肥大一点，以便有朝一日值得烹食。现在我不再拿那个思想观点来麻烦你们了，然而如果你们仔细观察，你们自己或许会在我正要讲的话题之中发现它。
然而，不论它多么渺小，它还是拥有它那种神秘特性——一旦把它放回心中，它立即变得令人激动，而且十分重要；当它上跃下沉、四处闪烁之际，它激起如此强烈的一阵思想震荡和骚动，使人不可能再端坐不动。正是因为如此，我发觉自己正在以极快的步伐穿越一片草坪。立刻有一个男人的身影站起来阻挡我。起初我并不明白，那个穿着夜礼服衬衫和常礼服、看上去怪模怪样的家伙所做的手势，正是针对着我。他脸上的表情既惊骇又愤慨。是本能而不是理智帮助我醒悟：他是位教区管事；我是个女人。这儿是草坪；那儿是小径。只允许研究员和学者到草坪上散步；那条碎石小径才是我该去的地方。这些想法是一刹那间作出的判断。当我走回到那条小路上，教区管事才放下了刚才为了警告我而举起的双臂，他的脸色也恢复了通常的平静安详，虽然草坪要比碎石小径走起来更加舒服，也并未造成多大损害。不论这是一所什么学院，我对于它的研究员和学者们所能提出的唯一控告就是：为了保护他们那块被碾草机不断地滚压了三百年的草坪，他们把我那条思想观点的小鱼儿吓得躲起来了。
至于那是个什么观点使我着了迷，竟然大胆闯入这片草坪，我现在不记得了。平静安详的精灵，像一片云霞从天而降，如果这祥和的精灵会在某处逗留，那就是在晴朗的十月早晨逗留在牛桥大学的场地和庭院里。漫步穿越那些学院，经过那些古老的大厅，当前坎坷的现实似乎被磨光了；躯体似乎被笼罩在一间奇妙的玻璃小屋里，没有声音可以穿透进来，而心灵已经和任何事实脱离接触（除非重新擅自闯入草坪），可以任意沉浸于与当时情景相和谐的遐想之中。纯粹出于偶然，我无意之中想起了一篇描述在漫长的假期中重访牛桥的陈旧散文，于是就想起了散文家查尔斯·兰姆——萨克雷曾举起一封兰姆来信按在前额上说道：圣查尔斯！事实上，在所有已故文人中（我把我当时的想法告诉你们），兰姆是最为意气相投的人物之一；你会很想对他说：那么告诉我，你是如何写你的散文的？他的散文甚至要比麦克斯·比尔博姆的更好，我想，比尔博姆的散文十全十美无瑕可击，在兰姆的散文中闪耀着热情奔放的想象力，天才的霹雳闪电使他的散文白璧微瑕不太完美，然而其中蕴含的诗意犹如星光在字里行间闪烁。大约在一百年前，兰姆来到牛桥。他的确写了一篇散文——标题我已遗忘——论及他在这里看到弥尔顿一篇诗歌原稿。或许就是《利西达斯》，兰姆在散文中写道，想到通常版本《利西达斯》中的任何一个字竟然会与原稿中有所不同，他是多么惊讶。想到弥尔顿居然会更换诗中用词，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亵渎行为。这使我想起我所能回忆的《利西达斯》部分诗句，并且以猜测自娱：哪个字是被弥尔顿更换过的，为什么要更换。我忽然想起兰姆当年所见原稿离这儿只有几百码远，我可以追随兰姆的足迹穿越学院的四方庭院，到保存着那个珍本的著名图书馆去。不仅如此，当我将此计划付诸实施之时，我想起来了，正是在这家著名图书馆里，也保存着萨克雷的《艾斯芒德》手稿。批评家们常说，《艾斯芒德》是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但是，根据我的回忆，那种矫揉造作的风格，它对十八世纪文风的模仿，却是一种桎梏；除非十八世纪文风对萨克雷而言确实是自然的——这是一个看看手稿即可证明的事实，只要看他的修改之处究竟是为了文体的风格，还是为了意义的完善。那么就先要决定何谓风格、何谓意义，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实际上已经到了图书馆门口。我必定已经开了那扇大门，因为立即出现了一位表示异议的银发慈祥长者，他像守护天使一般挡住去路，但是迎风鼓动着的是黑色袍袖而不是白色翅膀，他一面挥手令我后退，一面低声表示歉意：女士须有本学院研究员陪同，或持有介绍信方可获准入馆。
即使曾经被一个女人所诅咒，这所著名图书馆也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庄严肃穆，所有的珍本都安全地锁在它胸膛里，它心满意足地沉睡着，对我而言，它将永远沉睡。我再也不会去唤醒馆廊里的回声，再也不会去请求接待，当我满腔怒火走下台阶之时，发出了这个誓言。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如何消磨这段时间？在草坪上散步？在河边闲坐？这的确是一个可爱的秋天早晨，片片红叶翩然坠地，漫步闲坐均非难事。然而，一阵音乐之声飘到我耳边。有人正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或庆祝活动。当我经过小教堂门口，洪亮的风琴声如泣如诉。在这宁静安详的空气中，基督教的音乐听上去更像是对于悲伤的回忆，而不是悲伤本身；甚至那架古风琴的哀鸣，也被包围在和平宁静之中。即使我有权利，我也不想进去，这一次教区管事可能会阻挡我，或许要我出示受洗证书，或许是一封教务长的介绍信。然而，这些宏伟建筑物的外表通常像其内部同样美观。而且，看看教堂里的教友聚会，也挺有趣，他们在教堂门口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就像蜂群在蜂房门口飞舞。很多人头戴四方帽，身穿学士袍；有些人在肩上披着毛皮领饰；还有人坐在轮椅里；有些人虽然未过中年，已经被生活压力折磨得怪模怪样，令人想起水族馆里喘着气费劲爬越沙盘的巨大螃蟹和螯虾。我倚壁旁观，那所大学的确像个避难所，它庇护了许多希奇古怪人物，如果任凭他们到斯特兰德大街行人道上去为生存而奋斗，很快就会被淘汰。我想起了许多关于老学监和老导师们的陈旧轶事，据说某某老教授一听到口哨声拔腿就跑——但是我尚未鼓起勇气来吹口哨，那群可敬的人物已经走进教堂。小教堂的外面保持原状。你们知道，它高耸的圆顶和塔尖在晚上点着灯，像一艘总是在航行而永不抵岸的大船，在好几英里外山那边都能看见。或许这个学院的四方庭院以及它的平整草坪、宏伟楼宇、还有小教堂本身，都曾经是一片沼泽，野草随风起伏，猪群拱土刨食。必定有一队又一队牛马，我想，从远方郡县把整车大石块拉来，然后用无限的劳力，把这些灰色石块整整齐齐摞起来，我现在正站在这石墙的阴影中，然后油漆匠把玻璃装上窗子，砖瓦匠在房顶上用水泥、油灰、铲子、刮刀忙碌数百年。每星期六，必定有人从一个皮制钱袋里把金币银币倾注到老工匠们手中，因为他们或许要在整个黄昏痛饮啤酒、玩九柱戏。必定有源源不断的金银，我想，随时流入这个庭院，来维持石块的不断供应，使工匠们不停地工作：平整，挖沟，掘土，排水。然而，当时是虔诚信仰时代，金钱被慷慨地捐赠，为这些石块奠定了很深的基础；当这些石块被砌成了石墙，建成了房屋，更多的金钱从国王、王后、贵族的金库中倾注进来，以保证有人在此唱圣诗，有莘莘学子在此受教育。有人捐赠土地，也有人缴纳税赋。当信仰时代过去而理性时代来临，金银的流入仍然继续不变；设立了奖学金，捐赠了讲座基金；不过现在金银并非来自国王的金库，而是来自商人厂主的钱柜，来自那些靠工业发财者的钱包，在他们的遗嘱里，把遗产的一大部分慷慨回赠他们学到技艺的母校，去设立更多的教授席位、讲座基金和奖学金。于是就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气象台，有了昂贵豪华的设备和现在放在玻璃柜里的各种精密仪器，而数百年前在这儿野草随风起伏、野猪拱土刨食。确实无疑，当我在庭院里四周漫步之时，用金银打下的基础似乎已经足够深厚，铺在野草之上的路径已经非常结实。头上顶着托盘的男仆们在几条楼梯之间匆忙地来回穿梭。艳丽的鲜花在窗前花箱里怒放。留声机的乐曲声从里屋传出。在此氛围之中，简直不可能不凝神回想——不论你在回想些什么，反正它被突然打断了。钟声响了。是想办法去进午餐的时候了。
这是令人奇怪的事实：小说家们总是使我们相信，午餐聚会如果值得回忆的话，那必定是因为有人在用餐时妙语连珠或者行为得体。但是，他们很少花一点笔墨来描述所吃的食品。小说家的惯例之一，就是从不涉及靓汤、鲑鱼、嫩鸭，似乎靓汤、鲑鱼、嫩鸭完全无关紧要，似乎从来无人在餐桌上抽过一支烟或饮过一杯酒。然而，我将在此冒昧蔑视惯例，并且告诉你们，这次午餐开始第一道菜是几条鳎鱼，装在深盆里，学院厨师在上面浇了一层最白的奶油，但是到处点缀着棕色斑点，就像牝鹿腹部的色斑。后面一道菜是鹧鸪，然而如果你们以为这仅仅是在盘子里躺着两只去了毛的棕色鸟儿，那就错了。那些鹧鸪，数量众多而品种各异，它们都搭配着各种调味汁和凉拌菜，辛辣酸甜，顺序而上；搭配的土豆片薄如钱币，却并不如此坚硬；配菜中的球芽甘蓝状如玫瑰花蕾，但更加鲜美多汁。烤鹧鸪及其配菜刚吃完，那位一声不响的男仆，或许就是那位教区管事本人以比较温和的姿态出现，立即把甜食端上桌放在我们面前，它被餐巾包裹着，就像一堆白糖从波浪中涌出。如果把它称为布丁而且因此就联想到大米和淀粉，那简直是辱没了它。同时，在玻璃杯里充溢着黄色、红色的美酒，喝干了又被斟满。于是一股热流顺着背脊淌下去，直到脊椎的中点，那儿是心灵的宝座，渐渐地点亮了内心的火焰，它并非出入于我们嘴唇的被称为光辉才华的那种小电灯的生硬光芒，那是理性交流的浓厚黄色火焰所点燃的更为深刻、敏锐、含蓄的光彩。不必匆忙。毋须闪光。除了自己本人之外，不必成为任何其他人。我们都要脱离尘世升入天堂，与凡戴克为伍——换言之，当一个人点上一支好烟，倚在窗边座椅深厚的软垫之中，人生似乎多么美好，人生的报酬多么甜蜜，此恨彼怨多么微不足道，志趣相投的友谊和交往多么令人惊叹。
如果我运气好手边有一只烟灰碟，如果不是由于缺少烟碟而必须把烟灰弹到窗外去，如果事情和实际情况稍微不同，大概就不会看见一只没尾巴的猫。当那只断尾猫儿悄悄地走过学院的四方庭院，这突兀的景象偶然触动了我的潜意识智能，使我感情的光彩为之一变。好像有人突然放下了一只遮光的罩子。或许那杯佳酿已使我不胜酒力。的确，当我注视着那只曼岛猫停留在草坪中央，好像它也在向宇宙提出疑问，我觉得似乎缺少了某种东西，似乎有某种东西改变了。然而，一边听着别人谈话，我一边问自己：究竟缺了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为了回答那个问题，我必须在想象之中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房间之外，回到往昔岁月，确实回到了战前，眼前呈现出另一种模式午餐会的情景，那是在离这儿不远的房间里；然而那是不同的午餐会。每一件事情都不相同。与此同时，客人们谈兴正浓，来宾很多，年纪很轻，有男有女；谈话显得轻松顺利、情投意合、自由自在、兴味盎然。在谈话继续进行之时，我把过去那次午餐会谈话作为背景，当我把两次谈话放在一起比较，我深信无疑：这次谈话就是上次谈话的嫡传后裔，是它的合法继承者。什么都没变，一切都相同，除了一件事——此刻我侧耳倾听，并不是完全在听所说的话，而是在关注隐藏在话语背后的弦外之音和内心潜流。对了，就是它——改变就在这儿。大战之前，在如此的午餐会上，人们会谈论完全相同的事情，但是听上去却大不相同，因为在往昔岁月中，谈话伴随着一种吟唱之声，它并不清晰，然而优美动听，激动人心，它改变了话语本身的价值。能否把这吟唱声调转化为词句？或许在诗人帮助之下能够做到。凑巧我身旁有本书，我把它翻开，在无意之中翻到了丁尼生的诗篇。我发现丁尼生在此吟唱：
落下了一滴亮晶晶的泪珠
它落自大门口那株西番莲。
她就要来了，我的鸽子，我的恋人；
她正在走来，我的生命，我的命运；
红玫瑰在呼喊，“她走近了，走近了”；
白玫瑰在泣诉，“她来晚了”；
飞燕草倾听着，“我听见了，听见了”；
百合花在低语，“我等待着。”
这是否男人们在战前午餐会上吟唱的诗篇？那么女人们呢？
我的心像一只唱着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湿润的嫩芽上；
我的心像棵苹果树
它的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
我的心像一枚五彩贝壳
在平静的海面上漫游；
我的心比所有这一切都要快乐
因为我的恋人已经来到我身边。
这是否妇女们在战前午餐会上吟唱的诗篇呢？
想到战前午餐会上居然会有人压低了嗓门哼这些诗句确实滑稽，于是我突然大笑，并且不得不指着那只曼岛猫作为我大笑的借口，它看上去的确有点可笑，可怜的畜生，没有尾巴，在草坪中央。它究竟确实生来就是短尾，还是发生意外事故丢了尾巴？这种无尾猫儿，虽然有人说它生存于曼岛，是出乎意料地罕见。这是一种奇特动物，形状古怪而不美观。这真是奇怪，有无尾巴居然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你知道，这种话不过是人家在午餐会散局起身寻找衣帽时随口说说而已。
这次午餐会，承蒙主人盛情款待，一直延续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美丽的十月白昼阳光渐渐黯淡，当我穿越林荫大道时，树叶纷纷飘落。一扇又一扇大门在我身后轻轻地断然关闭。许多教区管事把许多钥匙插进油滑的锁孔里；使这座宝库安然无恙地度过另一个夜晚。穿过了林荫道，走到了一条马路上——我忘记了路名——如果往右拐你可以顺着道儿一直走到费恩汉姆。然而时间还多得很。要到七点半才吃晚饭。吃了一顿如此丰盛的午餐，几乎可以不吃晚饭了。这真是奇怪，一小段诗歌竟然会在你心里发挥作用，使你的双腿随着它的节奏沿着道路行走。那些诗句——
落下了一滴亮晶晶的泪珠
它落自大门口那株西番莲。
她就要来了，我的鸽子，我的恋人——
在我的血脉里歌唱，当时我正沿着大路朝赫丁利海滩快步走去。然后，看到海水被堤坝拦截而激起了浪花，我换一个调子吟唱：
我的心像一只唱着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湿润的嫩芽上；
我的心像棵苹果树……
多么伟大的诗人，我突然高声欢呼，就像人家在薄暮时分情不自禁地欢呼：多么伟大的诗人！
怀着一种为我们自己的时代而感到妒忌的心情，我想，虽然以当今和往昔相比是愚蠢而荒唐的，我接着又猜想，是否能够诚实无欺地举出两位当代诗人的名字，他们的伟大可与当时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相比。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我注视着泛起泡沫的河水，我想，它们是不可比较的。那种诗歌之所以能够使人激动得如此心醉神迷、如此欣喜若狂，是因为它赞颂了人们曾经经历过的（或许就在战前午餐会上经历过的）某种感情，所以我们很容易、很亲切地引起了反应，而不必费心去检验那感情，或者把它和现有的感情作比较。但是，当代诗人表达的感情，是此刻创造出来并且从我们身上抽取出来的。人们并未把它一眼认出；往往为了某种原因而害怕它；人们敏锐地注视着它，并且怀着猜忌之心把它和我们所熟悉的陈旧感情相比较。现代诗歌的困难也就由此而生；也正是由于这种困难，任何优秀的现代诗歌，人家都不可能连续记住两行以上。为了这个原因——我也记不住——我的议论由于缺乏资料而索然寡味。但是为什么，当我朝赫丁利海滩走去时继续问道，我们为什么不复在午餐会上低声吟诗？为什么阿尔弗雷德不再吟唱
她就要来了，我的鸽子，我的恋人。
为什么克里斯蒂娜不再应和
我的心比所有这一切都要快乐
因为我的恋人已经来到我身边？
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归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8月大炮轰鸣之际，是否男女之间把对方脸上的表情看得如此清楚，知道浪漫的爱情已被扼杀了？在炮火闪光之中，瞅见我们的统治者们的脸色，的确令人震惊（特别是对于妇女而言，因为她们对教育之类问题还抱有不少幻想）。他们显得如此丑恶——德国、英国、法国统治者们——如此愚蠢。但是不论归咎于何事，归咎于何人，激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为了恋人的来临而如此热烈地歌唱的那种幻想，现在要比当时罕见得多。人家现在只要阅读，观察，倾听，回忆。但是，为什么要用“归咎”这个词儿？如果那是一种幻想，为什么不去赞扬那场灾难？不论它是什么灾难，它毕竟破除了幻想，而把真实来加以取代。因为真实……这些省略符号表示，我在那儿寻求真实而忘了应该在此处拐弯到费恩汉姆去。真的，究竟何谓真实何谓幻想？我扪心自问。例如，这些房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在暮色之中，它们显得有些朦胧，红色的窗户却带有欢快色彩；但是在早晨九点钟，学童们随手丢下的糖果和鞋带使这片红色看上去粗俗而肮脏。还有那些柳树，那条河流，以及一直延伸到河边的花园，现在笼罩于暮霭之中一片朦胧，但是在阳光照耀下金黄和鲜红交相辉映——究竟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幻觉？我也不必把我反复曲折的思路全都告诉你们，因为在前往赫丁利海滩的途中，我并未找到任何结论，而且我请你们设想，我不久就发觉刚才忘了拐弯，于是又往回走，改变方向往费恩汉姆走去。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是十月中的某一天，我就不敢随便改换季节，去描绘花园墙头悬垂着的丁香花，以及番红花、郁金香和别的春季花卉，使你们对我失去敬意，并且损害小说的美誉。小说必须严格依据事实，而且事实越逼真小说就越好——人家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现在仍然是秋天，树叶依然是黄的，并且在继续飘落，如果有任何区别的话，只是比以前飘落得稍快一点，因为已是黄昏时分（精确地说是7点23分），而且刮起了一阵微风（精确地说是西南风）。尽管如此，还是会有某种奇特的因素在悄悄发挥作用：
我的心像一只唱着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湿润的嫩芽上；
我的心像棵苹果树
它的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
或许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句要对我的愚蠢幻想负部分责任——当然它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我幻想丁香花在墙头迎风摇曳，黄蝴蝶在四处翩翩飞舞，花粉在空气中飘散。一阵微风，不知从何处吹来，它把枝头嫩叶往上托举，于是一片银灰色在空中闪烁。这是日光与灯光交替衔接之际，各种色彩在夕阳余辉之下逐渐变深，紫红和金黄的光芒映射在玻璃窗上如火如荼，好像一颗容易激动的心正在搏动；为了某种原因，这个世界之美显露无遗，然而不久即将消失（现在我推开大门走进花园，因为，很不明智，此门居然敞开未锁，附近又似乎没有教区管事），这很快即将消逝的世界之美是双刃的，一边刀刃是欢笑，一边刀刃是痛苦，把心房一剖为二。在春天的暮色之中，费恩汉姆花园展现在我眼前，荒芜空旷，在长长的野草丛中，散布着水仙花和风信子，漫不经意地随风摇曳，在最好的时刻也纷乱无序，现在被风吹得波涛起伏，连根部也被拉动。这栋楼宇的窗户，在波浪形的红砖之间呈圆弧形，就像船舱的圆窗，春天的云彩飞快地飘过，窗户由柠檬黄变成了银白色。有人睡在吊床里，有人快步跑过草地，在这朦胧的光线中，他们不过是幻影而已，一半是真正看到，一半是出于猜测——难道没人想拉住她么？然后在阳台上出现了一个弯腰弓背的人影，好像是突然出来呼吸空气，看看花园，她不容轻视然而态度谦和，前额宽广而衣衫陈旧——这可能就是那位学者，可能是J——H——她本人吗？一切都昏暗朦胧，然而又十分强烈，好像黄昏笼罩在花园上的那块纱巾被星星或刀剑的闪光劈成两块——某种可怕现实的闪光，以其特有的方式，从春天的心脏里跃出。因为青春——
我的汤端上来了。晚饭在大餐厅里摆好了。现在远远不是春天，而是十月中的一个黄昏。大家都聚集在那间大餐厅里。晚餐准备好了。这儿是汤。它是肉汁清汤。汤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发幻想。如果盘底有任何图案，人家可以透过那清澈透明的汤水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盘子上并无图案。那只汤盘并无图案花纹。端上来的下一道菜，是牛肉及其配菜土豆和绿色蔬菜——一道“三位一体”的家常菜，使人想起在泥泞的市场上出售的牛臀肉，叶边卷曲发黄的白菜芽，人们讨价又还价，以及星期一早晨拎着网线袋去菜市场的妇女们。没有理由对人类的日常伙食表示不满，因为市场供应充足而煤矿工人餐桌上的食品毫无疑问要更少一点。接下来一道菜，是梅子干和蛋奶冻。如果有人抱怨，即使有蛋奶冻来加以缓和，梅子干还是令人不满，它不是一道慷慨大度的蔬菜（根本算不上水果），就像守财奴的心一样干瘪多筋，渗出的汁水像守财奴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一样稀薄，那些守财奴有好酒八十年也舍不得喝，有暖和的衣服八十年也舍不得穿，却又舍不得拿出来施舍给穷人，如果有人要抱怨，他就该仔细想想，有些人甚至连梅子干也紧紧抱住不放，不肯慷慨施舍。接下来是饼干和乳酪，于是水壶就被人们随随便便地传过来递过去，因为饼干的本性就是干的，而这些饼干是地地道道彻底干燥。菜都上齐了。晚餐结束了。人人都要把椅子从身后拖开，于是就发出一阵嘎嘎响声；人人都要推门走出餐厅，于是那扇活络弹簧门猛烈地前后摆动；不久餐厅里残留的食物就毫无影踪，无疑已经为第二天的早餐作好了准备。英格兰青年学子们沿着走廊，登上楼梯，边走边唱，乒乒乓乓随手关门。作为一位客人，一位陌生人（因为我在费恩汉姆学院并不比我在三一学院或者萨姆维尔、格顿、纽纳姆、克赖斯彻奇等学院拥有更多的权利），我是否可以说，“那晚餐不行，”或者说（现在我们，玛丽·塞顿和我，正在她的起居室里），“为什么我们刚才不能在这儿单独用餐呢？”因为如果我说出这种话，我就已经在窥探调查这栋校舍内部的经济隐私，在陌生人眼里，这座学院的外表是如此美好，充满着欢乐和勇气。不，不能说这种话。真的，谈话的兴致在片刻之间衰退了。人类的结构现在就是如此，心脏、躯体、头脑全都混在一起，一百万年以后，毫无疑问它们会被装在各自分开的容器里，但是现在并非如此，于是一顿好的晚餐对于谈话的效果就极其重要。如果一个人饭吃得不好，他就不能够很好地思考，很好地恋爱，很好地睡觉。脊椎里的那盏感觉和思维之灯，用牛肉和梅子干是点不亮的。我们死后或许都会进天堂，而且希望凡戴克在下一个拐弯路口迎接我们——这就是牛肉和梅子干在当天辛劳的工作结束时所酿造出来的那种含糊暧昧而又淡漠拘谨的心情。幸亏我的朋友，她教自然科学，有一只碗橱，里面放着一个矮胖酒瓶和几只玻璃小酒杯——（不过应该先吃一点鳎鱼和鹧鸪来垫个底儿）——所以我们可以靠近火炉坐下，对白天生活中的损失略加补偿。一两分钟之后，我们就随心所欲地漫谈那些奇特而又有趣的话题，这些话题是某个特定人物不在场时在你头脑里形成的，当你与此人重新相聚之时自然要谈论一番——某人已经结婚，另一位尚未婚配；一个人这样想，另一个那样想；某人学到各种知识而大有进步，另一位却令人吃惊地每况愈下——以这种议论开端的漫谈之必然结果，是使我们对于人类的本性以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奇特世界的特征加以推测和深思。然而，当我们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羞愧地意识到，有一种趋势自动地产生了，并且把一切都引导到它自己的结论中去。人家或许是在谈论西班牙或葡萄牙，谈论书籍或赛马，但是不论在谈什么，真正的兴趣完全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这样一幅图景：大约五百年前，许多砖瓦匠在一座高楼屋顶上干活。国王和贵族们带来了一大袋又一大袋金银财宝，往地上倾倒。这幅图景，总是栩栩如生地映现在我头脑里，并且把它自己与另一幅图景并列，那就是骨瘦如柴的母牛、泥泞的市场、枯萎的蔬菜、老守财奴干瘪多筋的心脏——这两幅图景互不相关而又离奇荒谬，却总是在我头脑里同时出现并且相互决斗，使我身不由己地完全听凭它们摆布。除非任凭整个谈话被那股趋势误导扭曲，最好的办法还是把我心中的想法暴露出来，如果凑巧的话，它一接触到空气就会枯萎碎裂，就像当年人们打开埋在温莎的棺材，那古代国王的头颅一接触空气就化为一堆粉末。于是，简单扼要地，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塞顿小姐，这么多年以来，砖瓦匠们一直在学院教堂屋顶上添砖铺瓦，国王、王后和贵族们把一袋袋金银放在肩膀上扛进来，把它们一铲又一铲埋进土中；然后我们自己时代的金融巨子们来了，他们放下支票和债券之处，我想，就是前辈们堆放金砖银块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埋藏在那些学院下面，我说；但是这所学院，我们正坐着谈话的地方，在它富丽堂皇的红砖墙下面，在花园里荒芜凌乱的草丛下面，又埋藏着什么呢？在那朴实无华的瓷器餐具，以及（我来不及刹车就脱口而出）那牛肉、蛋奶冻和梅子干后面，又隐藏着一股什么力量呢？
嗯，玛丽·塞顿说，大约在一八六〇年——啊，但是你知道那个故事，她说，有点厌烦，我猜测，是重复叙述此事令她厌倦。于是她告诉我——办女子学院要租房屋。开了筹备会议。信封开好了。通知书拟好了。一次次会议举行了；来信被宣读了；某某人承诺慷慨解囊；恰恰相反，某某先生——一个铜板也不给。《星期六评论》出言不逊。我们如何才能筹款租办公室？我们可以举办一次义卖会吗？可否找位漂亮姑娘坐在前排？让我们参考一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否有人能够说服某某日报主编刊登一封呼吁书？能否请某某夫人在呼吁书上签个名？但是某某夫人不在城里。大约六十年前，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办这件事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花了许多时间。经过长期奋斗，历尽艰辛，她们才筹募到三万英镑。因此我们显然不能饮美酒吃鹧鸪，也雇不起头上顶着托盘来上菜的仆役，她说。我们不可能拥有沙发椅和个人独用的房间。“至于舒适的生活设施，”她引用某本书上的话说，“只好等到以后再说。”
想到那些妇女们一年又一年地苦干，却发觉自己难以积攒到二千英镑，她们想尽一切办法才募集到三万英镑，我们对于女性不可宽恕的贫穷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嘲笑。那么，我们的母亲大人们这些年来都在干些什么，以至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往她们鼻子尖儿上擦粉？注视着商店橱窗里的商品？在蒙特卡洛的阳光下花枝招展地炫耀？在壁炉架上有几张照片。玛丽的母亲——如果那是她的照片——有可能是个浪费时间的女人（她居然和一位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然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她的快乐奢靡生活并未在她脸上留下多少欢乐的痕迹。她是一位朴实的家庭妇女；一位披着格子花呢围巾的老太太，那条围巾用一只刻花大别针扣住；她坐在一把藤圈椅里，鼓励一只西班牙小猎犬向照相机看，带着有趣而又紧张的表情，她肯定一按快门那条小狗就一定要动。如果当年她去做生意；成为人造丝制造商或证券交易所的大款；如果她给费恩汉姆女子学院留下二三十万英镑，那么今晚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舒舒服服坐着，而我们所谈的话题，就可能是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原子的本质、数学、天文学、相对论、地理学。只要塞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能够像她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学会那赚钱的伟大艺术并且留下她们的钱财，去建立女性专用的研究基金、讲座基金、各种奖金和奖学金，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这儿像模像样地享用一只家禽和一瓶美酒；我们也就有可能不算过分自信地指望，在慷慨捐赠奖学金所获得的职业庇护之下，度过快乐而又体面的一生。我们就有可能一直在探索或者在写作；在这个地球上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消磨时光；坐在雅典帕台农神殿的台阶上沉思冥想；或者上午十点钟上办公室去，下午四点半舒舒服服回家写一首小诗。只不过，如果塞顿夫人和她的同类人物都在十五岁就经商赚钱，那就根本不会有玛丽这个人——这就是我这番议论中的破绽。我问玛丽，对此有何高见？从窗帘之间望出去，是十月的夜晚，静谧而可爱，在枯黄的树枝之间可以瞥见一两颗星星。她是否打算牺牲她理应享受的那一份秋夜美景，牺牲她与兄弟姊妹们在苏格兰游戏争闹的甜蜜回忆（他们有一个幸福家庭，尽管是个大家庭），那儿空气新鲜糕饼质优令她赞不绝口，她是否打算牺牲这一切，但凭钢笔一划，就让费恩汉姆女子学院获得五万英镑赠款？因为，要给大学捐款就有必要压低整个家庭的开支。既要发大财，又要生十三个孩子——没有人能够受得了。考虑一下这些事实吧，我们说。婴儿出生之前首先要在娘胎里耽上九个多月。然后婴儿诞生了。然后花三四个月时间给婴儿哺乳。在哺乳期之后，肯定还得花五年时间陪孩子玩。你们似乎不能让孩子们在街上乱跑。有人曾经在俄国看到孩子们撒野乱跑，便说这不是令人愉快的景象。人们还说，人性是在一岁到五岁之间定型的。我说，如果塞顿夫人一直在赚钱，你们对童年的游戏和纷争还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对于苏格兰的新鲜空气、优质糕饼和其他一切优点，你们还会知道些什么？但是，提出这些问题毫无用处，因为你们根本就未曾存在过。不仅如此，提出下述问题也同样毫无用处，那就是：假设塞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赚了大钱，并且把它投入学校和图书馆的基金，可能会有什么结果？首先，经商赚钱对她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她们有可能赚钱，当时的法律也拒绝让她们拥有自己所赚钱财的权利。只是最近四十八年以来，塞顿夫人方始有权拥有属于她本人的一个便士。在此之前几百年里，这都是她丈夫的财产——或许正是这种观念，使塞顿夫人和她的母辈们被拒之于证券交易所大门之外。我们所赚到的每一个便士，她们或许会说，将会从我手中被取走，并且按照我丈夫的想法去投资——或许是在巴利奥尔学院或国王学院设置一项奖学金或研究员基金，因此即使我能赚钱，我对此也无多大兴趣。我最好还是把此事留给我丈夫去干吧。
无论如何，不管是否应该归咎于照片上那位看着西班牙小猎犬的老太太，毫无疑问，我们的母亲们由于某种原因，把她们的事情办得糟透了。结果没有一个便士可以用在“舒适的生活设施上”，用在鹧鸪和美酒、管事员和草坪、图书和雪茄烟、图书馆和悠闲的生活上。用干巴巴的土块垒起光秃秃的泥墙，便是她们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于是我们就这样站在窗边漫谈，并且向外眺望，就像成千上万人们那样每晚眺望夜景，俯视着我们下方那座著名城市的圆屋顶和塔楼。在秋月辉映之下，它非常美丽、非常神秘。古老的石块显得洁白而庄严。使人想到在下面收藏着的所有书籍；想到镶了壁板的房间里挂着的老年主教和显贵人士画像；想到那些涂漆彩窗会把球形或新月状的奇特灯影投射在人行道上；想到各种各样匾额、纪念碑、墓志铭；想到喷水池和大草坪；想到面对着学院里四方院落的许多安静的房间。而且（恕我冒昧），我也想到了那令人羡慕的名烟、美酒、太师椅和可爱的地毯；想到温文尔雅、和蔼可亲、高贵仪表，它们是富裕、独处、悠闲生活的产物。当然，我们的母亲们并未向我们提供可以与这一切相媲美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母亲们发现要筹集三万英镑极其困难，我们的母亲们为圣安德鲁斯教堂的牧师们各自生了十三个孩子。
于是我回到我的小旅馆去，在穿越那些黑暗的街道之时，我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一个人干完整天工作之后，往往会陷入这种沉思。我认真思索，为什么玛丽·塞顿没有财产遗留给我们；贫穷对心灵有什么影响；财富对心灵又有什么影响；我想起了早晨曾经见到过的怪诞老绅士们，他们肩膀上都披着毛皮领饰；我又想起了只要有人吹口哨，其中一位就会奔跑；我也想起了小教堂里奏风琴的轰鸣声和图书馆里关门的乒乓响；于是我想，被人锁在门外是多么令人不快；而且我想，被人锁在里面或许更加糟糕；我更想到男性的安全富裕和女性的贫困不安，想到传统和缺乏传统对作家心灵的影响；最后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把这一天皱缩的外皮和其中的争论、印象、愤怒、欢笑统统卷起来，扔到篱笆里面去。成千上万颗星星在辽阔的蓝天中闪耀。个人似乎孤独地与一个莫测高深的社会相处。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俯卧着，平躺着，默然无语。没人在牛桥的街道上走动。甚至连我触摸弹簧推开旅馆大门的手也看不见——连旅馆里擦皮鞋的仆人也没有一个在熬夜等候，替我掌灯送我回屋安寝，时间实在太晚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请求你们跟随着我换一个场景。树叶仍在飘落，然而现在是伦敦，不是在牛桥；而且我必须请你们去想象这么一间房间，和成千上万别的房间一样，有一扇窗，越过街上人们的帽顶、货车、汽车，与其他窗子遥遥相望，在房内桌上有张白纸，上面写着《妇女与小说》几个大字，别无他物。在牛桥用了午餐和晚餐，其必然后果，很不幸，就是要去参观大英博物馆。一个人必须把所有这些印象中的个人偶然因素过滤掉，才能获得提纯的液体，真理的精萃。因为那次牛桥之行和午餐、晚餐，引起了一大堆问题。为何男人饮酒女人喝水？为何男性如此富裕女性如此贫困？贫困对小说有何影响？创作艺术品有何必要条件——立刻有成千个问题涌上心头。然而人家需要的是答案而不是问题；获得答案的唯一办法，是请教博学多才而毫无偏见的人，他们已经超脱于口舌之争和肉体困扰，将其研究推论的结果，发表在你们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中找到的著作里。我拿起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问我自己：如果在大英博物馆书架上都找不到真理，真理又在何处？
有了如此的准备，又是如此自信而求索不已，我出发去寻求真理。那天虽然不算潮湿，却颇阴暗，大英博物馆四周街道上，往地窖里装煤的门户全都洞开，一袋袋煤炭正在往内倾倒；四轮马车在街边停下，把一些用粗绳扎住的箱子卸到人行道上，箱里大概装着瑞士或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全部服装，准备冬天在布卢姆斯伯里地区的公寓里寻求谋生之道、藏身之所，或者其他合适的日常用品。嗓音总是嘶哑的男人，推着装满花木的手推车，穿街走巷一路叫卖。有人在喊，有人在唱。伦敦像一个工场。伦敦像一架机器。我们就像织布梭子，在这空白的底板上穿梭往来，织出一些花样。大英博物馆是这个工厂的另外一个部门。推开几道活络弹簧门，就站在博物馆庞大的圆形穹顶下，一个人就好像是这庞大的秃顶前额中的一个思想，这前额上围绕着一条写满著名学者姓名的华丽的带子。走到柜台前，拿起一张纸，打开一卷目录，于是……这儿的五个逗点，代表着互不连贯的五分钟茫然、惊异和困惑。你们是否知道，在一年之中，人们写了多少本关于妇女的书？你们是否知道，其中有多少本书是男人写的？你们是否意识到，你们妇女或许是宇宙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动物？我带着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前来，准备阅读一个上午，以为到上午结束时，我可以把获得的真理记入笔记本中。但是为了完完全全应付此事，我想，我必须成为一群大象和一窝蜘蛛才行，我实在无法可想，才提出这两种据说分别是寿命最长和眼睛最多的动物作比喻。我甚至需要具备钢爪铜喙，方可穿皮透壳。我怎能找到埋藏在这一大堆纸张中的真理微粒呢？我一边自问，一边在绝望之中开始用目光在长长的书目中上下求索。甚至那些书名，也给我提供了思考的素材。性别及其本质，自然会引起医生和生物学家们的注意；但是，令人惊讶和难解的事实是，性别——换言之即妇女——居然也吸引了其他人士的注意，其中包括受人欢迎的散文家，妙笔生花的小说家，获得硕士学位的年轻人，没有学位的男子汉，还有除了不是女人之外别无明显特长的男人们。这儿有些书，从表面上看来，插科打诨、浅薄轻浮；然而另一方面，有许多书是严肃而有预见性，讲道德而有规劝性。只要看看这些书名，就会想起无数教师和牧师登上讲台或布道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总是超过平常规定讲解这个题目的一个小时。这是一个极为奇异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显然——这儿我检索到字母M一栏——仅仅局限于男性。女人并不去写关于男人的书——对此我不得不带着宽慰的心情加以欢迎，因为如果我必须首先读完男人写女人的书，再去读完女人写男人的书，那就要等那原来百年开花一次的铁树花开两度，然后我才能动笔写作。于是我随心所欲地挑选了大约十二本书，把写好书号的小纸条放在铁丝盘里，在我的座位上等候馆员去取书，四周是真理精萃的其他寻求者们。
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奇特的差别？我一边在心里猜测，一边在英国纳税人所提供的那些本来别有用途的小纸条上画着车轮。为什么女人——据此书目来判断——在男人心目中要比男人在女人心目中更加有趣得多？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实，于是我就在心里想象那些花时间撰写有关妇女书籍的男作家的生活；究竟他们是老头还是青年，是已婚还是未婚，是红鼻子还是驼背——无论如何，想到自己成为别人关注的对象，总有点儿飘飘然，只要那关注我的人不是老弱残废就得了——我就这样沉浸于遐想之中，直到一大堆书雪崩似地滑倒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我那轻浮的思路才被打断。现在麻烦开始了。在牛桥受过研究工作训练的大学生，毫无疑问掌握了某种牧羊方法，会带着他的问题，穿过分散注意力的众多歧途而直奔答案，就像把羊赶进羊栏。例如，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大学生，正在孜孜不倦地抄录一本科学手册中的内容，我感到肯定，每过十来分钟，他就能从知识的矿砂里提炼出纯净的金块。在他咽喉部屡次发出表示满意的轻微咕哝声，就足以证明他炼金有术。但是，如果一个人很不幸没在大学里受过训练，他所寻求的问题远远不是被牧人赶到羊圈里去，而是像被一整队猎犬所追逐的惊恐羊群，惊慌失措地东奔西跑四处逃窜。教授们、教师们、社会学家们、牧师们、小说家们、散文家们、记者们，以及除了不是女人之外别无其他资格的男子汉们，把我那个简单的问题——女人为何贫困——不断地追逐，直到它变成了五十个问题，直到那五十个问题疯狂地跳进河中，随波逐流漂走了。我的笔记本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涂满了字迹潦草的笔记。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心境，我愿意念一点笔记给你们听听，附带说明一下，那页笔记的标题很简单，是《妇女与小说》几个大字；但是接下来的内容却是像这样的提纲：
中世纪妇女状况
斐济群岛妇女习俗
被当作女神来崇拜
道德观念弱于男性
妇女理想主义
较男人更为负责尽职
南海群岛妇女之青春期
妇女的魅力
妇女被当作祭神牺牲品
妇女脑容量较小
具有更深沉的潜意识
身上汗毛较少
智力、道德、体力较逊
热爱儿童
寿命更长
妇女肌肉较弱
具有爱情的力量
有虚荣心
妇女高等教育
莎士比亚之妇女观
伯肯黑德勋爵之妇女观
英奇主教之妇女观
拉·布吕耶之妇女观
约翰逊博士之妇女观
奥斯卡·勃朗宁先生之妇女观
写到这儿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真的，并且在这一页边上加上一句：为何萨缪尔·巴特勒要说，“聪明男子从来不说他们对女人有何想法”？很明显，聪明男子事实上除了女人从来不谈别的。但是，我仰靠在椅子里，瞅着那个好似大脑的圆形穹顶，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思想而已，然而这思想现在有些窘困，我继续往下推论，非常不幸之处在于，聪明男子对于妇女从未有过相同的看法。这儿是蒲伯的观点：
大多数女人完全没有个性。
这儿是拉·布吕耶的高见：
女人爱走极端；不比男人更好，就比男人更坏——
这两位相同时代的敏锐观察家，意见截然相反。妇女能不能接受教育？拿破仑认为她们不能。约翰逊博士的意见恰恰相反。她们究竟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没有。其他人持相反观点，坚持认为女人有一半是神，并且因此而崇拜她们。有些圣贤认为，她们头脑比较浅薄；其他人认为，她们意识更加深沉。诗人歌德（Goethe）尊敬她们；纳粹领袖墨索里尼（Mussolini）蔑视她们。不论往何处看，男人们总是在思考着女人，并且想法各不相同。简直不可能把这一切理出一点头绪，我可以断定，同时我又怀着妒意瞥了一眼隔壁那位读者，他正在笔记本上做最最整洁的摘录，每个条目都用A、B或C字母开头，而我自己的笔记本上涂满了最最混乱的、字迹潦草而相互矛盾的摘要。这是令人烦恼、令人困惑、令人屈辱的。真理从我手指缝里溜走了。一点一滴都没有留下。
我不可能就此回家，我想，作为“妇女与小说”研究的一种严肃认真的贡献，我不能仅仅加上一句，说什么女人躯体上的汗毛少于男人，或者南海群岛少女青春期开始于九岁——还是九十九岁？——由于心烦意乱，甚至连我的字迹也太过潦草而难以辨认了。工作了整整一个上午，却显示不出更有分量、更令人尊敬的成绩，那简直是丢尽脸面。如果我不能把握住有关过去时代妇女的真理（为了简便起见我就用Women一词的首字母W来称呼她们），又何必为W的将来去操心呢？尽管妇女问题专家人数众多学问渊博，去向这些先生们请教，似乎纯粹是浪费时间，他们居然还自命为研究妇女及其在政治、儿童、工资、道德等各方面影响的专家。还不如根本不要去翻开他们的著作。
在我默然沉思之际，无精打采，感到绝望，不知不觉地画了一幅图画，我本该像我的邻座读者那样，在画图之处写出一个结论。我画出了一张脸，一个躯体。这是冯×教授的脸和躯体，他正忙于撰写他那部里程碑式的巨著，书名是《女性智力、道德与体力之低劣》。在我的画像中，他不是一位对于女性有魅力的男子。他躯体笨重，下颌宽阔，为了与下颌相平衡，他的眼睛细小，脸色通红。他的表情显示，他正在心情激动地辛苦工作，这使他把手中的笔往纸上戳，好像他在写作之时正在戳死某种害虫，然而即使把它杀死，他仍不满意；他必须继续不断地去杀死它；而且即使如此，使他愤怒激动的原因依然存在。瞧着我那张画，我问道，是否他的太太使他不满？她是否爱上了一位骑兵军官？那位军官是否身材修长、举止文雅、身穿羔羊皮外套？采用弗洛伊德潜意识心理学理论，他是否婴儿时期在摇篮里就遭到一位漂亮姑娘嘲笑？因为甚至在摇篮里，我想，这位教授也不会是一个可爱的婴儿。不论是什么原因，在我的速写漫画中，这位教授看上去怒气冲天、丑陋不堪，正在写着那本关于妇女智力、道德、体力如何低劣的皇皇巨著。画图是结束整个上午徒劳无益工作的一种无聊方法。然而正是在无聊之中，在我们的梦幻之中，那淹没在深水中的真理，有时会偶尔浮出水面。瞅着我的笔记本，一种非常基本的心理学训练（还配不上称为心理分析）向我显示，那位怒发冲冠教授的漫画，是我在愤怒之中画出来的。当我沉浸于梦想之中，愤怒情绪乘机攫取了我手中的铅笔。但是，愤怒正在那儿干些什么呢？有趣、烦乱、愉悦、厌倦——所有这些情绪，在这个上午相继涌上心头，我能够测出它们的踪迹，说出它们的名称。愤怒，这条黑蛇，是否曾经潜伏在这些情绪之中？是的，那幅漫画可以作证，它曾经潜伏其中。它使我明白无误地联想到那本书，那个短语，它激起了我心中怒火这个恶魔；正是这位教授关于妇女在智力、道德、体力上低人一等的声明激怒了我。我的心儿狂跳。我的脸颊发烧。我气得满脸通红。不论有多么凶，这种愤怒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谁也不愿意听别人说，他生来就不如那个矮小男人——我瞅一眼身旁那位男生——他喘着气，戴着一条简易领带，而且这两个星期都没有刮过脸。人自然会有些愚蠢的虚荣心。这不过是人的天性而已，我想，并且开始在那位愤怒教授脸上画车轮和圆圈，直到他看上去好像着火的树丛，或者像一颗火光闪闪的彗星——反正像个幽灵，既无人形又无人味。那位教授现在不过是在汉普斯特德石南荒原（Hampstead Heath）顶部燃烧着的一束火把。我自己的怒火不久便得到了解释和宣泄；但是好奇心依然留存。如何解释教授们的愤怒？他们为何愤怒？因为，只要把这些著作所留下的印象稍加分析，其中总有一种慷慨激昂的成分。这种激昂有许多表现形式；它在讽刺、感伤、好奇、谴责之中把自己显示出来。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成分，它经常出现，却不能立刻加以辨别确认。我称它为愤怒。正是愤怒潜伏在下面，并且把它自己与其他各种情绪相混杂。从它各种奇特的效应来判断，它是经过伪装和复杂化的愤慨情绪，并非单纯的公开率直的愤怒。
不论那愤怒出于什么原因，审视着桌上那一大堆书，我想，这些书全都毫无用处。它们在科学上毫无价值，那就是说，尽管在人文上它们充满着教诲、兴趣、厌倦，以及斐济群岛居民的各种非常奇异的习惯风俗。它们是在情绪的红光而不是真理的白光照耀之下写出来的。所以，必须把它们都归还到中央那张书桌上去，让它们回归到这只硕大无比蜂巢中各自的蜂窝里去。整个上午工作的唯一收获，就是愤怒这件事情。那些教授们——我把他们合并成一堆——发怒了。还了书以后我站在廊柱下，四周是一些鸽子和史前时代的独木舟，为什么，我重复自问，为什么他们会发怒呢？我一边问着自己，一边漫步走开去，寻找一个用午餐的地方。我此刻称之为“他们的愤怒”这个东西，它的真实本质究竟是什么？我问道。这儿是一个哑谜，要长时间猜下去，直到我坐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某个小饭馆里，饭菜端上来了，还要边吃边猜。一位在我之前用餐的人，把晚报的中午版留在椅子上，在等着上菜之际，我开始懒洋洋地阅读报上的大标题。一行特大号字母像一条带子横贯整页报纸。某人在南非大获成功。较小字母的带状标题声称，奥斯丁·张伯伦爵士正在日内瓦。地窖里发现了一把沾有人的毛发的斩肉利斧。某某法官在离婚法庭上对妇女的无耻发表评论。各种别的新闻散布在报纸各个版面。一位女影星被人从加利福尼亚山崖上用绳子吊下来，却悬在半空中。天气将要转为多雾。来到这个星球时间最为短促的匆匆过客，我想，只要看了这张报纸，甚至仅由这些零碎证据来判断，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英国是在男性家长制统治之下。没有一位有理性的人会看不出来那位教授所占的优势。他具有权力、金钱、影响。他就是报纸的经营者、主编、副主编。他就是外交部长和法官。他打板球；他拥有赛马和游艇。他是给股东们颁发200%红利的公司董事长。他把数百万英镑财产捐给他所管理的慈善机构和学院。他把那位女影星悬在半空中。他将裁决，沾在斩肉斧上的那根毛是不是人的毛发；将由他来宣判，那个犯人是无罪还是谋杀，是把他吊死还是把他释放。除了那雾以外，他似乎控制操纵每一件事情。然而，他还是发怒了。我是由此判断他发怒的：当我阅读他所写的关于妇女的著作之时，我所思考的不是他所说的话，而是他本人。当一位争论者不动感情地争论之时，他只是在思考他的论点；于是读者不得不也去思考那个论点。如果他不动感情地写作论述妇女的书，用无可争辩的论据来确立他的论点，而且毫无迹象表明他希望获得具有某种偏向的结论，那么人家也就不会愤怒了。人家就会承认这个事实，就好比承认豌豆是绿的，黄莺是黄的。我当然会说，就让它如此吧。但是，我刚才发怒了，因为他带有怒气。然而那似乎太荒唐了，我在翻阅晚报时思忖，一个具有所有这一切权力的男子汉，居然会发怒。我猜想，在某种程度上，愤怒是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始终追随着权力而听凭它驱使的幽灵？例如，富人经常发怒，因为他们怀疑穷人想要夺取他们的财富。那些教授们，或者更确切一点该称他们为男性族长们，或许有一部分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发怒，还有一部分原因在外表上看来就不那么明显了。或许他们根本没有“发怒”；的确，他们经常倾慕别人，待人忠实，在私人生活关系方面堪为楷模。或许那位教授稍为过分地坚持女性的劣势之时，他所关心的并非她们的劣势，而是他本人的优势。那就是他头脑发热而过于强调地加以保护的东西，因为对他而言，这是稀世珍宝。对于男女两性双方而言——我瞧着他们在行人道上肩摩踵接，往前挤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人生是艰难的、困苦的，是一场永恒的斗争。它需要有无比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作为拥有幻想的生物，人生对我们所提出的超乎一切的最大需要，就是要有自信心。要是没有自信，我们就与摇篮中的婴儿一样。我们如何才能最快地培养出这种极其可贵而又不可估量的品质呢？那就是去想象别人比我低劣。那就是去想象自己与别人相比有天生的优势——它可能是财富、地位、挺直的鼻梁、或者出自罗姆尼之手的一幅祖父肖像画——因为人类想象力的可怜的花样，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对于一位必须去征服、去统治他人的男性族长而言，这种优越感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感到有许许多多人，事实上是人类一半的女人，生来就不如他。这种优越感，必定是他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我想，还是把观察的目光转向现实生活吧。它是否有助于解释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边缘所注意到的那些令人困惑的心理现象？它是否能解释我数日之前的惊讶之情？那天Z先生，一位最有人情味、最谦逊有礼的男人，拿起丽贝卡·韦斯特的某一部小说，读了一段就惊呼道：“这恶名昭彰的女权主义者！她居然说男人们都是势利之徒！”这声惊呼令我不胜惊讶——为何韦斯特女士对男性作出了一个真实却带有贬意的评语，她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女权主义者呢？——那不仅仅是虚荣心受到伤害而发出的呼喊；那是侵犯了他对于自己力量的自信心而发出的抗议。千百年来，女人一直被当作镜子，它具有令人喜悦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镜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两倍。如果没有这种力量，或许这个地球仍然是沼泽和丛林。我们所有战争的光荣史亦无人知晓。我们就会仍然在吃剩的羊骨上画出野鹿的轮廓图，而且还在用火石换取羊皮或任何适合于我们朴实趣味的简单装饰品。超人和命运之神的手指，就会从未存在过。沙皇和恺撒大帝，也就会从未戴上过或失去过皇冠。不论在文明社会中它们有何用途，对于所有暴力和英雄行为而言，镜子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和墨索里尼两人都如此强调地坚持认为妇女低人一等，因为如果她们不处于劣势，他们就会停止自我膨胀。那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为何男人常常需要女人。也可以用它来解释，男人在女人的批评之下是多么焦躁不安；如果女人对他们说，这本书写得不好，那幅画笔法软弱，或者不论有什么其他缺点，与男人作出同样的批评相比，女人的批评不可能不引起更加剧烈得多的痛苦和愤怒。因为，如果她一旦开始说真话，男人的镜中映像就会缩小；他的人生适合度就会减弱。除非他在用早餐或用晚餐时能够把自己看成至少有他实际尺码两倍那么大，否则他如何能够继续不断地作出判断、开化土人、制订法律、撰写著作、衣冠楚楚地在宴会上高谈阔论呢？我如此这般地反复思索，捏碎手中的面包，搅动杯里的咖啡，时时瞥一眼街上的行人。那镜中幻影绝对重要，因为它激发着生命力，激活了神经系统。把它拿走，男人可能会死，就像瘾君子被剥夺了他的可卡因。望着窗外行人，我想，在人行道上的这些人，其中有一半是在那幻影魔力的驱使之下迈开大步去工作。每天早晨，他们在这魔镜惬意的光芒之中戴帽穿衣。他们满怀信心、精神振奋地开始一天的生活，相信他们自己会被邀请参加史密斯小姐的茶会；走进房间时，他们对自己说，我比这儿一半的人更为优越，正因为如此，他们说起话来充满自信、自以为是，这在公众生活中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并且在私人头脑的边缘留下了如此奇怪的注释。
但是，我对异性心理这个危险而又迷人的课题作出的这些贡献——这是一个我希望你每年自己有五百英镑收入时再加以调查研究的课题——却因必须付账而被打断了。午餐账单是五先令九便士。我给服务员一张十先令钞票，他去给我找回零钱。我注意到，钱包里还有另外一张十先令钞票，此事至今使我惊讶不已——我的钱包居然会有自动孵化出十先令钞票的力量。我打开钱包，钞票就在那儿。社会向我提供鸡肉和咖啡，床铺和住所，来换取姑母给我留下的相当数量的纸币，这些纸币之所以遗留给我，仅仅因为我与姑母同名，再也没有别的原因。
我的姑母玛丽·贝顿，我必须告诉你，是在印度孟买骑马呼吸新鲜空气时坠马身亡。那天晚上，我获悉继承遗产的消息，与国会通过妇女选举权法案大约差不多时间。一封律师信件投入了邮筒，当我打开信件，发现姑母永久性地给我留下了每年五百英镑赠款。在选举权和金钱这两者之间——我承认，金钱似乎绝对是重要得多。在此以前，我只能给报社写点零星杂稿谋生，报道一下这儿的驴赛或那儿的婚礼；我也曾经给人代写信封，念书给老太太们听，剪扎纸花儿，教幼儿园小朋友们认字母，挣几个英镑零花钱。这些就是一九一八年之前向妇女开放的主要职业。恐怕我没有必要去描绘此类工作如何艰苦的任何细节，因为你们可能认识干过这种工作的妇女；亦无必要去描绘靠如此赚来的钱维持生活多么困难，因为你们自己可能已经尝试过了。但是，仍然遗留在我身上而且比上述两者更糟的伤痛，是昔日的艰辛生活在我内心滋生的恐惧与辛酸的毒素。首先，总是要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工作，而且是像奴隶那样苦干，同时又要谄媚、奉承，或许并非总是必要，然而似乎又有此必要，而自命清高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然后想到个人的天才，去埋没它就等于死亡——才能虽小，对拥有者却弥足珍贵——它正在渐渐毁灭，随之而去的是我的自我，我的灵魂——这一切就像是一种锈菌，它吞噬了春天的花蕾，从中心把树木腐蚀掉。然而，正如我所说的，我姑母逝世了；每当我兑换一张十先令钞票，那锈菌及其腐蚀物就被擦掉了一点；恐惧和辛酸也消失了。我把找来的银币滑入钱包，确实如此，我想，回忆起往昔的辛酸就会明白，一笔固定收入会给人的情绪带来多么剧烈的变化，这确实令人惊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夺走我的五百英镑年金。食物、住房和衣服，永远是属于我自己的了。因此，不仅勉强苦干终止了，仇恨与辛酸也消散了。我不必仇视任何男人；他伤害不了我。我不必奉承任何男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于是不知不觉，我就发现自己正在对人类的另外一半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把任何阶级或任何性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谴责，都是荒唐的。聚集成巨大群体的人们，永远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被他们无法控制的本能所驱使。那些男性族长们、教授先生们，他们也得去应付无穷的困难、可怕的障碍。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和我所受的教育同样有缺陷。那种教育在他们身上所滋生的弱点，也同样严重。确实，他们有财有势，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在他们胸怀中隐藏着一只鹰，一只兀鹰，它永不停息地在他们体内撕肝裂肺——那就是占有的本能、贪欲的疯狂，驱使着他们去渴望永远获得他人的田地和货物；去划定疆界，树起旗帜；去铸造战舰，制造毒气；去牺牲他们自己和儿女们的生命。漫步穿越海军部大楼的拱门（我已来到那座纪念碑前），或者任何一条陈列着战利品和火炮的大道，就会使人想起曾经在那儿举行过的光荣庆典。或者在春天的和熙阳光里，瞧着那些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们走进屋里去赚钱，赚更多的钱，赚更多更多的钱，而事实上只要有五百英镑年金，就足以使人生活在温暖的阳光之中了。我深入思索：这些就是隐藏在他们胸怀中的讨厌本能。它们是人生各种环境条件的产物，是缺乏文明教养的产物，我一面思索，一面瞅着剑桥公爵雕像，特别注意到他三角形军帽上插着的几根羽毛，或许从未有人像我那样凝神注视它们。当我明白了男性的这些缺陷，恐惧和辛酸渐渐转化为怜悯和宽容；然后再过一两年，怜悯和宽容也消失了，于是最大的解脱终于来临，那就是按照事物本身去思考的自由。例如，那座建筑物，我是否喜欢它？那幅画是否美观？按照我的观点，它是本好书还是坏书？姑母的遗产的确向我揭示出一片蓝天，取代了弥尔顿建议我永远崇拜的那个高大魁梧绅士形象，是一望无际蓝色天空的开阔视野。
在我如此思索、推测之际，找到了返回河边住宅的道路。华灯初上，从早到晚伦敦景色的变化难以描述。它好像一架巨大的机器开动了一整天，然后在我们协助之下织成了几码长的非常美丽动人的景观——一条闪烁着许多红色眼睛的火红色缎带，一只喷着热气咆哮不已的褐色怪兽。甚至连风儿也好像一面旗帜在飘扬，拍击着房屋，吹得篱笆嘎嘎响。
然而在我那条小街上，却依然笼罩着家庭气氛。房屋油漆匠正在从他的梯子上爬下来；保姆小心翼翼地把童车推进去，再推出来回到育儿室去吃茶点；送煤工人正在把他的空麻袋折好叠起来；那个开蔬菜铺的女人戴着红色露指手套，正在扳着手指头计算她当天的收入。然而，我是如此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你们放在我肩膀上的那个问题，甚至看到这些普通景象，也不得不把它们都归纳到一个中心上去。我想，现在要判断这些工作哪一种比较高尚、更为重要，比一百年前更要困难得多。当送煤工好，还是当保姆好；对这个世界而言，一个养育了八个孩子的打杂女佣，是否比一位每年挣十万英镑的律师价值更小？提出这些问题毫无用处，因为无人能够回答。不仅女佣和律师的相对价值每过十年有所涨落，而且我们甚至没有一把尺子可以用来衡量他们当前的情况。我刚才很傻，居然要求我那位教授先生拿出“无可争辩的证据”，来证明他关于妇女的种种论点。即使有人此刻能够估评某种天赋的价值，那些价值还会改变；一个世纪之后就很可能完完全全改变了。非但如此，走到家门口时我想，一百年后，妇女就不再是受人保护的性别了。合乎逻辑地推论，她们将会参加以往一度将她们拒之门外的一切活动和苦工。保姆将会去运煤。开铺子的女人将会去开火车。以妇女作为受保护性别的种种事实为依据的一切推论，都将消失——例如（现在有一个班士兵走过这条街），妇女、教士、园丁比别人更加长寿的推论，就站不住脚了。取消了性别保护，让妇女参加同样的活动和苦工，让她们去当兵、当水手、当火车司机、当码头工人，难道女人不会比男人死得更早、更快？那时女人就成了稀有之物，人家就会说，“今天我看到一个女人，”就像从前人家常常会说，“我看见了一架飞机。”等到作女人不再是一种受保护的职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一边思忖，一边开门。但是，所有这一切，与我的论文题目《妇女与小说》有何关系？我一面自问，一面走进屋里。
晚上回家竟然没有带回一些重要论述和可信事实，这很令人失望。妇女比男人贫困——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或许现在更好的办法是放弃寻求真理，让自己的头脑去接受山崩地裂似地倾泻过来的一大堆意见，它们像火山熔岩一般滚烫炽热，又像洗碗水那样黯淡无光。最好还是拉下窗帘，排除杂念，点亮灯火，缩小探索范围，去请教历史学家，他们记录各种事实而不是各种意见，请他们来描述妇女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生活，不必包括一切时代，只要谈谈英国妇女，譬如说在伊丽莎白女皇时代情况如何。
为什么没有妇女在文学异常繁荣的伊丽莎白时代写过一字一句，而每两个男人之中必有一个会写歌谣或十四行诗，这实在是永恒难解之谜。我问自己，妇女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之中生活；因为小说是一种想象作品，它不会像石子那样突然坠地，科学或许可能如此；小说像一个蜘蛛网，或许是非常轻微地黏附着，然而却四个角都始终依附于人生。这种依附往往难以察觉；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就好像是无所依附而独自悬空的。但是，当那个蛛网被扯歪，网边被钩住，中间被撕开，人家就会想起，这些网并非由一些无形生物悬空织成，而是历尽艰辛的人们呕心沥血之作，它们依附于一些粗糙的物质性事物，例如健康、金钱和我们所住的房屋。
因此，我走到放历史书的书架面前，取下一本最新著作，特里威廉教授的《英国史》。我在索引中再次查阅妇女一词，找到“妇女地位”条目，于是翻到它所指明的页码。“打老婆，”我读道，“是男人公认的权利，男人不论贵贱，均公然殴妻而不以为耻……同样，”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女儿拒绝与父母选中的夫婿成亲，就很有可能被关禁闭，被鞭打并且在房间里被粗暴地掷摔推搡，而公众舆论毫不震惊。婚姻与个人感情无关，而是家庭敛财工具，在颇有尊敬妇女‘骑士之风’美名的上流社会中尤其如此……男女婴儿一方或双方均在摇篮之中即已订婚，尚未脱离保姆监管即已成亲。”那大约是在一四七〇年，离乔叟时代不远。妇女地位的下一个参照系，是大约两百年后，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中上阶级妇女自择夫婿仍然是例外，而且丈夫一被（父母）指定，他就是夫君和家长，至少法律和习俗是如此规定。然而尽管如此，”特里威廉教授作出结论，“莎士比亚笔下的妇女，或者可靠的十七世纪回忆录中的妇女，例如弗尼夫妇或哈钦森夫妇回忆录中的妇女，似乎均不乏个性和人格。”当然啰，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番，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必定有她自己的行为方式；麦克白夫人，我们可以推测，必有她自己的意志；罗莎琳德，我们可以断定，是位有魅力的姑娘。特里威廉教授认为莎士比亚剧中的妇女似乎均不乏个性和人格，他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如果不是作为历史学家，人家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自从有史以来，妇女在所有诗人的一切作品中，都像烽火一般光芒万丈——克吕涅斯特拉、安提戈涅、克娄巴特拉、麦克白夫人、菲德拉、克瑞西达、罗莎琳德、苔丝狄蒙娜、马尔菲公爵夫人，这些是戏剧家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在散文小说家笔下则有这些女主人公：米勒芒特、克拉丽莎、蓓姬·夏普、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盖芒特夫人——这些名字在脑海中纷至沓来，她们决不会令人想起妇女“缺乏个性和人格”。真的，如果女人仅仅存在于男人所写的虚构作品之中，人家就会把她想象为最最重要的人物；她千姿百态变化无穷：英勇盖世而又卑鄙下贱；光彩照人而又下流无耻；美艳绝伦而又奇丑无比；她像男人一样伟大，有人甚至认为她比男人还要伟大。然而这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女人。实际上，正如特里威廉教授所指出的，她被关了禁闭，挨了鞭打，在房间里被人残暴地推搡掷摔。
一个非常奇特、复杂的人就这样产生了。在想象之中她至关重要；实际上她却完全无足轻重。她遍布于诗集的从头至尾每一页中；但在历史中她几乎不见踪影。在小说里，她主宰着君王和统治者的生活；实际上，她却会成为任何一个男孩的奴婢，只要他的父母把结婚戒指硬套在她手指上。在文学中，最富灵感的话语、最深刻的思想从她唇间吐出；在现实生活中，她几乎不会阅读拼写，而且是她丈夫的个人财产。
先读历史后读诗歌而构想出来的女人，必然是个奇异怪物——是一条蠕虫，却长着雄鹰一般的翅膀；是生命和美的精灵，却在厨房里剁切板油。然而这些怪物不论在想象中多么有趣，在实际上却并不存在。要使这个空洞形象具有活力，你就必须同时进行既充满诗意又平凡无奇的双重想象，这样就必须一方面不脱离现实——她是马丁夫人，三十六岁，身穿蓝衣，头戴黑帽，足登黄靴；然而另一方面又要不忘虚构——她是一个容器，各种各样精神和力量在其中不停地运行和闪烁。然而，当你对伊丽莎白时代妇女试用这种方法之时，现实和想象双重照明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失效了，你的思路由于缺乏事实而陷于停顿。你对于她并无详细的、完全真实的、实质性的了解。历史几乎没有提到她。于是我重新去翻阅特里威廉的著作，看看历史对于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查阅他的章节目录，发现他心目中的历史就是——
“庄园法庭和公田耕作方法……天主教西多会修道士与牧羊业……十字军……大学……下议院……百年战争……玫瑰战争……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修道院瓦解……农业与宗教冲突……英国海上势力之开端……西班牙无敌舰队……”等等，等等。书中偶尔提及一位妇女，一位伊丽莎白或一位玛丽，一位女皇或宫廷贵妇。但是，那些除了头脑和人格之外便一无所有的中产阶级妇女，不可能去参加任何伟大的运动，而正是这些社会运动集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历史学家们对于过去时代的观点。我们也不会在记载名人轶事的任何文集中找到她。奥布里几乎没有提到她。她从来不写自传，也几乎不记日记；只有她的几封信件还保存着。她没有留下任何戏剧或诗歌，可供我们对她作出评判。人家所需要的，我想，是大量的信息：她在什么年龄结婚；一般而论她有多少子女；她的住房像什么样子；有没有她自己的房间；她自己做饭吗；她是否可能有一个仆人——为何纽纳姆或格顿学院没有一些才华卓越的大学生来为我们提供有关资料？所有这些事实，大约都记载在教区记事录或账簿上；伊丽莎白时代普通妇女的生活，必定是分散记载在某些地方，如果有人能把它收集起来，可以写成一本书。在书架上寻找那些稀缺书籍之时，我想，去建议那些名牌大学学生重写历史，我可不敢有此奢望，虽然我认为现有的历史似乎有点离奇，不真实，有所偏倚；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给历史加上一些拾遗补缺的资料呢？当然，要给它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名称，女性形象就可以在那儿出现，而无违背礼法之嫌。因为，人们时常在伟人生平传记之中瞥见她们的身影，然而转瞬之间就隐没到背景之中，她们正在隐藏，有时我想，一个眼色，一阵笑声，或者一滴泪水。我们毕竟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简·奥斯丁生平记录；似乎亦无必要重新考虑乔安娜·贝利的悲剧对埃德加·爱伦·坡诗歌的影响；就我本人而论，即使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住宅和她常去之处都对公众关闭至少一百年，我也毫不在乎。我在书架上重新寻觅，同时又继续思考，令我悲叹的是，我发觉我们对于十八世纪之前的妇女情况竟然一无所知。在我头脑里，没有一个模特儿可以供我翻来覆去地思考。我在此询问为何伊丽莎白时代妇女不写诗歌，而我并不清楚：她们受过什么教育；是否有人教会她们书写；她们是否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人在二十一岁之前就生儿育女；总之，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她们都在干些什么？她们显然没有钱；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说法，不管她们是否愿意，在她们离开育儿室之前就结婚了，大约只有十五六岁光景。甚至根据上述这种情况，我所推断的结论就是，如果她们之中突然有人写出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岂非不可思议？于是我又想起了那位老先生，现在他已逝世，但是当年是位主教大人，我想，他曾经说过，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拥有莎士比亚的天才。他给报纸撰写文章，阐述这种观点。他又告诉一位向他请教的女士，猫儿实际上进不了天堂，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他补充道，它们也有灵魂。那些老先生们花了多少心思来拯救别人！他们一走近我们，愚昧无知的想法即无地自容！猫儿进不了天堂。女人写不出莎士比亚的戏剧。
无论如何，当我看到书架上那些莎士比亚作品，我就不得不认为，那位主教大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正确无误：莎士比亚时代的任何女人都不可能，完全绝对不可能，写出莎士比亚的戏剧。
既然历史事实是如此难以获得，那就让我想象一下，假如莎士比亚有一位才华非凡的妹妹，就让我们称她为朱迪思，那会发生什么情况。莎士比亚本人很有可能进了文法学校——他的母亲继承了一笔遗产——在那儿他可能学了拉丁文——奥维德、维吉尔、贺拉斯的经典著作——以及语法和逻辑基本知识。众所周知，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他偷猎兔子，或许还射死了领主的公鹿，而且未届婚龄就与邻近一位女子成亲，她怀胎不足十月，就为他生下了孩子。这种越轨行为，逼迫他跑到伦敦去另求生路。他似乎对舞台生涯有点兴趣，于是他开始在戏院门口替人家牵马。不久他就在戏院里找到了工作，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员，住在作为宇宙中心的大都市里，和人人都有交往，人人他都认识，在舞台上实践他的表演艺术，在大街上练习他的聪明才智，甚至还进入了女皇宫廷。与此同时，他那位才华非凡的妹妹，我们不妨设想，却依旧呆在家中。她和他一样敢于冒险，富于想象，渴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她未被送进学校。她没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更谈不上阅读贺拉斯和维吉尔经典著作。她偶尔捡起一本书，或许是她哥哥的，并且读上几页。但是，她的父母随后就进来嘱咐她去补袜子或照看炉子上炖着的菜，别在这儿翻书看报虚度光阴。他们说话严厉而内心慈祥，因为他们家境殷实，了解妇女生活情况并且深爱他们的女儿——的确，她多半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或许她在堆放苹果的阁楼上悄悄地涂写几页文字，但是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藏起来，或者干脆付之一炬。然而不久，在她尚未超过十几岁之前，她就被许配给邻近一位羊毛商人的儿子。她放声大喊，说她痛恨结婚，因此被父亲痛打了一顿。然后他停止责骂她。他反而恳求她不要伤害他，不要因她的婚事而使他丢尽脸面。他说他要给她一串珍珠或一条精美的裙子；而且他泪水盈眶。她岂能不听从他？她岂能伤他的心？然而她本身天赋才华的力量却驱使她采取了行动。她把自己的衣物打成一个小包裹，在夏季的夜晚从窗口缒绳而下，走上了通往伦敦的道路。她还不到十七岁。在树丛中歌唱的小鸟，并不比她更有音乐才能。她具有最敏锐的想象力，而且具有一种像她哥哥那样的天赋，对于文字的音韵得心应手。像他一样，她也爱好戏剧。她站在舞台门口，她说她要演戏。男人们当面嘲笑她。那位经理——一个肥胖饶舌的男子——放声大笑。他声若牛鸣，说什么女人演戏好比小狗跳舞——没有女人，他说，有可能成为一位女演员。他作出暗示——你能想象他在暗示什么。她不可能在演技上得到训练。她岂能在小酒馆里觅食或在半夜里徘徊于街头？然而，她的天才是在文学的虚构性创作方面，她渴望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生活中，并且在对于他们行为方式的研究中，吸取丰富的素材。最后——由于她非常年轻，她的脸庞长得极像诗人莎士比亚，有同样的灰色眼睛和弯曲眉毛——最后演员经理尼克·格林对她动了怜香惜玉之心；她发觉自己怀上了那位先生的孩子，于是——当诗人的心被拘禁束缚于一位妇女的躯体之内，谁又能估量它的狂热和暴怒？——她在一个冬季夜晚自杀了，并且被埋葬在十字路口，也就是现在公共汽车在“大象与城堡”酒馆门外停车之处。
如果一位妇女在莎士比亚时代具有莎士比亚的天才，我想，她的故事大致上就会如此展开。但是就我而言，我赞同那位已故的主教大人——假若他的确是位主教——的高见：在莎士比亚时代，任何女人居然会具有莎翁的天才，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决不可能产生于辛苦劳作、未受教育的奴婢仆役之中。在当时的英格兰，天才不会产生于撒克逊族和不列颠族之中。在今天，天才不会产生于工人阶级之中。那么，天才岂能产生于妇女之中？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观点，她们在离开育儿室之前即已开始劳动，父母强迫她们，法律和习俗又束缚她们，要她们干此类家务劳动。然而，在妇女之中必定存在过某种天才，正如工人阶级之中必有天才。偶尔总会有某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罗伯特·彭斯在文坛上冒出来大放光芒，证明天才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天才从未把自身诉诸笔墨印成书籍。然而，当人家读到这样的消息，据说出现了一名人们避之不及的女巫，一名魔鬼附身的妇女，一名卖草药治病的聪明女人，或者甚至是一位杰出男子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于是我就想，我们是隐隐约约找到了一些踪迹，这里有一位失落的小说家，一位压抑的诗人，一位湮没无闻的简·奥斯丁，或者一位艾米莉·勃朗特在旷野里撞破了脑袋，或者被她自己的天才折磨得发狂，蓬首垢面地在公路上踯躅。真的，我愿冒昧猜测，那位写了这么多诗歌而不署名的匿名作者往往是个女人。我想，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认为，是一位妇女创作了那些歌曲和民谣，哼给她的孩子们听，以此排遣独自纺纱的寂寞，或者消磨漫长的冬夜。
这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假的——谁能说得清？——但是回想起我刚才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对我而言似乎其中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位具有伟大天才的女性必定会发狂、自杀，或者在村外孤寂的茅舍中了此余生，半巫半魔，被人惧怕又被人嘲笑。因为，只要对心理学略知皮毛即可肯定，一位具有高度天赋的姑娘如果试图运用她的天赋来作诗，势必遭到他人的妨碍和阻挠，被她自相矛盾的本能所折磨和撕裂，结果必定会失去健康和理智。没有一个姑娘能够走到伦敦，站在舞台门口，闯到演出经纪人面前，又使自己不遭强暴不受痛苦；这或许是不合理的，却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贞节可能是某些社会为了不知道什么理由而发明出来的一种偶像。贞节在当时，甚至在目前，在妇女生活中具有一种宗教般的重要性，并且已经用神经和本能把它自己团团围住，要切开这层外壳把它解放出来置于光天化日之下，需要极为罕见的勇气。对一位女性诗人或剧作家而言，十六世纪在伦敦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意味着神经紧张进退两难，那种压力很可能会杀了她。如果她能幸存下来，她所写的不论什么作品都是扭曲畸形的，是紧张而又病态的想象力的产物。而且毫无疑问，看看书架上没有一本女人写的剧本，我想，她的作品必定是未署名的。她肯定会把埋名隐姓作为避难所。正是贞操观念的遗毒，促使妇女甚至到了十九世纪仍然匿名写作。柯勒·贝尔、乔治·爱略特、乔治·桑都是紧张的内心矛盾冲突的牺牲品，她们的作品可资佐证。她们试图用男人姓名来掩盖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然而不太成功。这种做法表示她们尊重习俗，这种习俗即使不是由男性树立起来，也是被他们所竭力鼓励的（伯里克利说，一个女人的主要荣誉就是无人论及，而他本人却是一位经常被人谈论的男人），那种习俗认为，妇女抛头露面是令人厌恶的。匿名的本能在妇女的血脉中流淌。隐蔽自己的愿望仍旧控制着她们。甚至直到现在，她们还不如男人那样关心自己的名声好坏，一般而论，她们会走过墓碑或广告牌而不至于产生不可遏制的欲望，想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这就和阿尔夫·贝特和蔡斯这些男人不同，他们必定遵从他们的本能，如果一位漂亮女人走过，甚至是一条狗走过，他们就会喃喃自语：这条狗是我的。当然，这可能不是一条狗，我想起了议会广场、西吉斯林荫道和别的大街；它可能是一片土地，或者是一位长着黑色头发的男子。这就是做女人的重大优势之一：一个女人可以从非常漂亮的女黑人身边走过，却不会希望把她变成一位英国妇女。
于是，那位生于十六世纪而很有诗歌天才的妇女，就是个不幸的女人，与自身天赋相冲突的女人。要把她头脑中的任何思想释放出来，都必须有良好的心境，而她所有的生活条件和她所有的本能，均与此种心境相悖。我要追问：究竟何种心境最有利于创作？人家能够对那种推进、促成奇异的创作活动的心境有所了解吗？我在此翻开了莎士比亚悲剧选集。例如，莎翁写作《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时，处于何种心境？那肯定是自古以来最适宜于创作诗歌的心境了。然而莎翁本人对此从未论及。我们仅在无意之中偶然知道，他在创作之时“从未涂去过一行文字”。或许直到十八世纪，艺术家本人对他的心境的确从来未置一词。或许卢梭是自我表白的始作俑者。无论如何，到十九世纪自我意识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骚人墨客在其忏悔录和自传中披露本人心境已成习惯。别人也为他们写传记，他们的书信在死后被印刷出版公诸于世。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不知道莎翁在写《李尔王》时心中想些什么，我们的确知道卡莱尔写《法国大革命》时心中有何想法，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心中有何想法，济慈试图以诗歌创作来抗衡死神临近和世情冷漠之时心中有何感受。
从这无穷无尽自我忏悔与自我分析的现代文学之中，人们可以推论，创作一部天才作品几乎总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伟大事业。每一件事情都在抗衡制约天才杰作从作家的心中完整地产生。一般而论，物质环境总是与文学创作相悖。狗儿会乱吠；人们会打扰；钱必须去挣；身体会垮掉。更进一步，使困难加剧而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这个世界对于文学臭名昭著的漠不关心。它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写历史；它不需要它们。它并不在乎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恰当的字眼或卡莱尔是否认真地核实了事实。它自然不会为它所不需要的东西花钱。因此济慈、福楼拜、卡莱尔等作家精神涣散、心情沮丧，在青年创作时期尤其如此。一阵诅咒、一阵痛苦的呼声，从他们自我分析与自我忏悔的著作中冉冉升起。“伟大诗人贫困而死”——那就是压在他们诗歌创作之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有任何作品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一切磨难而终于完成，那就简直是个奇迹；而且大概没有一部作品在诞生之时像它当初在作者心中构思之时那样完整而毫无残缺。
但是对于妇女而言，看着空荡荡的书架，我想，这些困难势必更加难以克服。首先，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初，她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也办不到，更不必说要一间安静、隔音的房间了，除非她的父母异常富有，或者身份非常高贵。她的零用钱仰仗于她父亲的善意，仅够供她穿衣，她甚至无法拥有济慈、丁尼生或卡莱尔等穷苦男人均可获得的安慰，例如：徒步旅行；漫游法国；离家独居，即使仅有一间陋室，亦可庇护他们免受家人横加干扰之苦。这种物质上的困难已很可怕；但是非物质的无形困难更糟得多。济慈、福楼拜与其他男作家，已经发觉世人的冷淡不堪忍受；对于女作家，那就不光是冷眼相对，而是抱有敌意了。这个世界对男女作家态度很不一样。它对男人们说：你们想写就写；这与我没关系。它对女人却大声嘲笑：写作？你写作有何用处？再看看书架上空白之处，我想，纽纳姆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可以来帮助我们了。现在肯定应该是测量挫折对于艺术家的心灵有何等影响的时候了，正如我曾看到牛奶公司检测普通牛奶和甲级牛奶对老鼠的影响有何不同。他们把两只关在笼内的老鼠并排放着进行比较。饮普通奶的鼠鬼鬼祟祟、胆怯而瘦小；饮甲级奶的鼠皮毛光滑，大胆而肥壮。那么，我们又给作为艺术家的妇女提供了什么食物呢？我在提出问题之时，立刻就回想起那顿由李子干和蛋奶羹组成的晚餐。要回答那个问题，我只要翻开晚报读一读伯肯黑德勋爵的观点——但是我真的不想费心去抄录勋爵先生关于妇女写作的高见。英奇主教大人的高论，我亦不想涉及。哈利大街的专科医师们在放大喉咙招徕病人，尽管他们的呼声在大街上回荡，我却丝毫不为之所动。然而，我要引用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他有一个时期是剑桥的大人物，并且经常主持格顿和纽纳姆学院的学生考试。勃朗宁先生总是说：看完任何一组考卷，不论他打了什么分数，他所得到的印象是：最好的女生在智力上也要比最差的男生更为低劣。说完这话，勃朗宁先生回到他的房间里——正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使他受人喜爱，并且使他具有高大威严而又富于人性的形象——他回到房间里，发现他的小马夫正躺在沙发上，瘦得皮包骨，两颊深陷，面有菜色，牙齿乌黑，四肢疲软。……“那是阿瑟，”（勃朗宁先生说）“他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而且极有抱负。”这两个画面对我而言是互相补充的。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传记文学流行的时代，这两个画面总是相互衬托，于是我们解释伟人的见解之时，就可以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
但是，尽管现在可能如此，甚至在五十年前，这种意见出自重要人物之口还是令人生畏。让我们设想，有一位父亲出于最高尚的动机，不希望他女儿离开家庭去当作家、画家或学者。他就会说：“看看奥斯卡·勃朗宁先生说了什么，”而且不止勃朗宁先生；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女性生存的基本条件，”格雷格先生特别强调，“就是男性赡养她们，而她们侍奉男性”——还有一大堆男性观点，其大意是说，对于女性的智力勿存任何奢望。即使她的父亲没有把这些观点大声宣读，任何一位姑娘也可以自己读到它们；即使是在十九世纪，这种阅读必定使她大为气馁，并且深深地影响她的创作。总是有人断言——你不能干这个，你没能力干那个——这种论断都必须反对，必须克服。或许对小说家而言，这种细菌还不至于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已经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女小说家。但是对画家而言，这种细菌仍有作用；对音乐家而言，我想它甚至到现在依然具有活力，并且极有毒性。当今女作曲家的地位，就相当于莎士比亚时期的女演员。我想起了刚才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于是就想到尼克·格林曾经说过：女人演戏使他联想到小狗跳舞。两百年后，约翰逊博士用同样的语言来形容妇女在教堂里布道。我在此翻开一本音乐书，在这体面的一九二八年，我们看到人家用同样的话语来形容试图作曲的女人。“关于热尔梅娜·泰勒费尔小姐，人家只能重复约翰逊博士的论断，但要转换成音乐术语：‘先生，女人作曲就像一条狗用后腿走路。它干得并不好，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居然这样干了。’”历史就是如此丝毫不爽地重演了。
于是，合拢奥斯卡·勃朗宁传记，并且把其他传记也都推在一边，我断定，甚至在十九世纪，妇女要当艺术家也不受鼓励。恰恰相反，她们受到冷待、打击、训斥和劝告。由于必须反对这个、驳斥那个，她必定心里紧张而活力降低。在这儿，我们重新来到那非常有趣而又模糊不清的男性情结范围之内，此种情结对妇女运动影响极大；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与其说是希望女性低人一等，还不如说是期望男性高人一等，这种愿望使人不论放眼何方均可看到男性无所不在，他不仅挡在艺术面前，也挡住了通往政治之路，甚至他本人所冒风险甚微而恳请入围者谦恭诚挚，亦不肯稍加通融。甚至贝斯巴勒女士，我想起来了，尽管她对政治满腔热情，也必须卑躬屈膝地写信给格兰维尔·莱维森-高尔勋爵：“……尽管我强烈关注政治，并且对此发表过不少议论，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即对于政治和任何其他严肃事务，妇女不宜深入干预，只可发表一点意见（假如有人询问的话）。”于是，她就把她的政治热情继续倾注到那个极其重要的题目上去，那就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她的热情当然不会在此遇到任何障碍。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现象，我想。男性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或许比女性解放运动的故事本身更加有趣。如果格顿或纽纳姆女子学院的青年学子愿意收集此类案例，并且演绎出一种理论，就有可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但是，她必须戴上厚厚的手套，还要有坚固结实的金栏杆来保护她。
但是，现在使人觉得有趣的事，我在合上贝斯巴勒女士的书时回想，在过去却曾经一度需要极其认真对待。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有一些见解，现在被我们收入一本荒诞著作，保留在夏季夜晚念给少数听众消闲，在过去却曾经催人泪下。在你们的祖母和曾祖母那一辈中，曾有许多人为此痛哭流涕。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曾在痛苦之中放声嘶喊。而且，你们现在已进大学并且有了自己的客厅——或者仅仅是卧室兼客厅？——你们自然会轻巧地说，天才应该蔑视这些见解；天才应该对他人的议论不屑一顾。不幸得很，正是天才男女最介意别人对他们的议论。回想一下济慈。回忆一下他墓碑上所刻的铭文吧。想想丁尼生；再想一想——但是我不必搜集大量案例来证明那不可否认的、极其不幸的事实：过分在乎人家对他们的议论，正是艺术家的天性。在文学中，非理性地过分介意他人意见的不幸者的残骸随处可见。
现在回到我最初讨论的问题，即何种心境最适宜于创作，我就想，他们的过分敏感是加倍地不幸，因为艺术家的心灵，为了尽力把其中构思的作品完完整整地释放出来，必须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就像莎士比亚的心灵那样，看看那本翻到《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处的莎翁戏剧集，我作出了这样的推测。艺术家的心灵必须了无牵挂，一尘不染。
因为尽管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心境毫无所知，甚至在我们如此说的时候，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莎翁的心境。我们之所以对莎翁了解得如此之少——这是与邓恩、本·琼森或弥尔顿相对而言——其原因或许就在于，他把他的厌恶、憎恨、反感全都对我们隐藏起来。没有一些“揭示内幕者”来提醒我们关于作者本身的情况，来阻挠我们的阅读。抗议、说教、申冤、复仇，让世人见证其艰辛悲苦等等一切欲望，他都付之一炬，烟消云散。因此，他的诗句方能从心中自由通畅地汩汩流出。如果曾经有人把他心中的作品完完整整地表达出来，那就是莎士比亚。如果曾经有一个心灵炉火纯青、了无牵挂，我的目光重新转向书架，我想，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灵。
有人想在十六世纪发现任何女人具有这种适合于创作的心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想一想伊丽莎白时代墓碑上雕刻着的所有那些合掌而跪的孩子们；想想她们的早年夭折，再看一看她们住宅里阴暗狭小的房间，即可理解那时没有女人能够写诗。可以盼望在更晚的时期发现某位贵夫人，利用她相对自由舒适的环境去出版署有她本人姓名的作品，然而这要冒被他人视作怪物的风险。男人当然未必都是势利之徒，我继续思忖，小心翼翼地回避丽贝卡·韦斯特小姐“臭名昭著的女权主义”；但是，他们大多数是带着同情心态，对伯爵夫人试图写诗的努力表示赞赏。这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人家会发现，一位有头衔的贵夫人与当时默默无闻的奥斯丁小姐或勃朗特小姐相比，得到的鼓励要大得多。但是，可以预料，人家也会发现她的内心受到恐惧、仇恨等与诗无关的情绪干扰，而且她的诗歌也显示出此种干扰的痕迹。这儿是温奇尔西夫人，我想以她为例，便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她的诗集。她生于一六六一年，她是贵族出身而又嫁给贵族；她并无子女；她创作诗歌，只要翻开她的诗集，即可发觉她为了妇女的地位而义愤填膺地发出不平之鸣：
我们何等堕落！因错误统治而堕落，
我们并非天生傻瓜而是所受教育使然；
禁止我们的心灵有一丝一毫的改善，
心灵迟钝，正合乎他人的期望和设计；
如果有人竟然意气风发鹤立鸡群，
拥有更热情的想象和紧迫的雄心，
敌对势力就更加会显得如此强大，
繁荣兴盛的希望永远不能压倒种种恐惧。
显然，她的心灵决非“了无牵挂，炉火纯青”。恰恰相反，她的心被仇恨和痛苦所折磨，因而心烦意乱。对她而言，人类分裂成为两派。男人就是“敌对势力”；她对男人又恨又怕，因为他们有权挡她的路，并且阻止她去干想干的事——那就是写作。
哎唷！一个女人居然要尝试写作，
她自然被视为狂妄放肆之徒，
此种过失决无任何美德可以救赎。
他们说我们认错了性别走错了路；
良好的教养、风度、舞蹈、服装、游戏，
才是我们所应当渴望的成就；
写作、阅读、思考、或者探索，
会掩盖我们的美丽，消耗我们的光阴，
并且阻挠我们青春时代赢得的爱情，
至于枯燥无味地管理一幢奴仆众多的住宅
有人认为这是我们最高的艺术和用处。
她真的必须假定所写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出版，并且以此来鼓励自己去写作；她用一曲悲歌来自我安慰：
对几个朋友和你的悲伤歌唱吧，
因为你从未打算荣获诗人的桂冠；
但愿你的阴影昏暗，你在那儿应该知足。
然而很明显，如果她的心灵能够摆脱仇恨和恐惧，并且不被辛酸和愤慨所填满，她内心的火焰是炽热的。她偶尔会写出纯正的诗句：
也不愿用退色的丝绸去制作，
那似乎是不可模仿的玫瑰。
——它们受到默里先生的公正赞扬，而且人们认为，蒲伯记住并且引用过这位夫人的其他诗句：
现在水仙花征服了衰弱的头脑；
我们在芳香的痛苦下晕倒。
一位能写出如此美丽诗句的女人，她的心境与外在的大自然和内在的深刻思维是协调融洽的，居然会被逼迫到发怒而愤慨，这真是千百倍地可惜。但是，她又怎么能够不如此呢？想到人们的讽刺和嘲笑，谄媚者的阿谀奉承，诗人们的深深怀疑，我不禁提出了上面那个问题。她必定是在乡下一个房间里闭门写作，她的心被痛苦和疑虑所撕裂，尽管她的丈夫极其仁慈，而且他们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我刚才说她“必定”如何如何，是因为当人家开始寻找有关温奇尔西夫人生平事迹之时，就和往常惯例相同，几乎对她一无所知。她受到忧郁症的可怕折磨，当我们发现她告诉我们，在忧郁之中她会有何种想象，我们就可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她的痛苦：
我的诗句被人毁谤，我的工作被人认为
是毫无用处的愚蠢或狂妄之极的过失：
这个如此受人非难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无非是在田野间漫步和梦想之类无害行为而已：
我的手爱好探索不寻常的事物，
并且偏离人们熟悉的普通方式，
也不愿用退色的丝绸去制作，
那似乎是不可模仿的玫瑰。
自然啦，如果这就是她的习惯、这就是她的爱好，她只能等着受人嘲笑；而且，据说诗人蒲伯和盖伊就曾经因此而讽刺她“像一位技痒难熬渴望涂鸦的女才子”。也有人认为，她嘲笑盖伊因而冒犯了他。她说他的诗篇《琐事》表明，“他更适宜于抬轿子而不是坐轿子。”但是，默里先生说，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流言蜚语”，“十分无聊”。但是，在这方面我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是“不可靠的流言蜚语”，我也愿意多知道一点，以便有可能去发掘或拼凑这位忧郁女士的某种形象，她喜爱在田野间漫步，思索不寻常的事情，并且不明智地粗暴挖苦“枯燥无味地管理一幢奴仆众多的住宅”。但是，默里先生说，她变得思路紊乱了。她的天才中到处长满了杂草和荆棘。她的天才没有机会显示其本身的优美卓越。于是我把她的诗集放回书架，转向另一位伟大的女士，兰姆所爱慕的那位公爵夫人，举止轻率、富于幻想的纽卡塞的玛格丽特，她比前面那位女士年长，却是她的同时代人。她们俩大不相同，但在这方面是相同的：她们都出身高贵，都没有子女，也都嫁了最好的丈夫。在她们内心，都燃烧着诗歌创作的激情，并且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变得心灵扭曲、面目畸形。翻开两位公爵夫人的诗集，即可发现相同的怒火在爆发：“妇女就像蝙蝠或猫头鹰那样，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像畜生一般辛苦干活，又像微不足道的小虫那样死去……”玛格丽特本来也有可能成为诗人；在我们的时代，所有那些活动，都很有可能推动某种命运的车轮。在当时情况之下，又有什么力量可以约束、驯服、感化她那野性、丰满、桀骜不驯的才智，并且使其为人类所利用呢？它自发地倾泻出来，杂乱无章，形成了滔滔不绝的韵文、散文、诗歌和哲学，凝结在对开本或四开本手稿之中，从来无人读过。应该有人把一架显微镜放到她手中。应该有人教她观察星象和科学推理。她的智力由于孤独和放任而畸变。无人来纠正她。无人来教导她。教授们奉承她。在宫廷里，人们嘲弄她。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大为不满——粗野的话语“居然会从一位出身名门而又在宫廷中成长的女人笔下泛滥成灾”。于是，她在韦尔贝克闭门谢客，孤身隐居。
想起玛格丽特·凯文迪许，脑海中浮现出一幅何等孤独寂寞而又感情奔放的景象！好比某种硕大无比的黄瓜，将其藤蔓笼罩住花园里所有的玫瑰和石竹，使它们都窒息而死。这个女人曾经写道：“最有教养的女人，就是那些思想最最开明的女人”，她居然会乱笔涂鸦消耗光阴，而且在昏庸愚昧之中越陷越深，直到后来当她出门之时，人们蜂拥而至，在她马车四周围观，一个天才就此白白浪费，那是何等可惜！显然，这位疯狂的公爵夫人，成了人们用来吓唬有才华聪明姑娘的妖魔鬼怪。我把公爵夫人的诗集放在一边，翻开了多萝西·奥斯本书信集，我想起来了，这儿是多萝西写给邓普尔的信，信中谈到了公爵夫人的新书。“这个可怜的女人真的有点神经错乱了，否则她决不会如此荒唐，居然大胆写起书来，而且还要用韵文来写，我即使两个星期不睡觉，也不至于如此荒谬。”
既然明智而又谦逊的女人不能写书，多萝西敏感而忧郁，性格与那位公爵夫人相反，就什么也没写。书信自然不算数。一个女人可以坐在她父亲病榻旁边写信。她可以在男人们交谈之时，坐在炉火旁边写信，而且并不打扰他们。一页又一页地翻阅多萝西的书信，我想，这真是奇迹：这位无师自通的孤独姑娘，在遣词造句、构思情景方面拥有何等的天赋！请听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用过正餐之后，我们就坐着聊天，直到我们谈到B先生的问题，我就走了。炎热的白天在阅读和干活之中度过，大约六七点钟时，我走出屋外，来到我家附近一片公共绿地上，有许多村姑在牧牛放羊，坐在树荫下吟唱民谣；我向她们走去，把她们的歌声和美丽与我在书中读到过的古代牧羊女相比，发现其中颇有差异，但是请相信我，我认为这些姑娘和那些古代少女同样天真无邪。我与她们交谈，就发觉她们什么也不缺就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但唯一的欠缺是她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我们交谈之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位村姑四面观望，看见她的牛走进了玉米田，于是她们都轻快地奔跑过去，好像脚下长了翅膀一样。我没有那么敏捷，就落在了后面，当我看见她们赶着牛羊回家，我想我也该回去了。吃过晚饭，我走进花园，又来到流过花园的一条小溪旁边，我坐在那儿，非常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
人家可以发誓说，她已具备作家的素质。但是，“我即使两个星期不睡觉也不至于如此荒谬。”——当人家发现，甚至一位很有写作才能的妇女也会强迫自己相信写作是荒谬的，甚至会使自己显得神经错乱，那么他就可以估量反对妇女写作的气氛是多么强烈。我把那本薄薄的多萝西·奥斯本书信集放回书架，再来看看贝恩夫人写了些什么。
阅读贝恩夫人的书，我们就在探索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我们暂且把那些孤芳自赏的贵夫人留在身后，她们和她们的对开本都禁闭在她们的花园里，她们写作既无读者又无人评论，不过是一种独自娱乐而已。我们来到城里，在街上与平民百姓肩摩踵接。贝恩夫人是中产阶级妇女，拥有平民的一切美德：幽默、活力和勇气；由于丈夫亡故和自己几次投机不幸失败，被迫依靠自己的才智来谋生。她不得不和男人一起在相等的条件下工作。她工作非常努力，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靠写作来谋生这个事实的重要性，超过了她实际上所写的任何东西，甚至包括那篇精彩的《我造就了一千个殉难者》或《爱神坐在神奇的胜利之中》，因为从此开始了思想的自由，或者更不如说，是具备了那种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灵获得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既然阿弗拉·贝恩已经这么干了，姑娘们即可理直气壮地走到父母面前说，你们不必再给我们生活费了；我可以用我的笔来赚钱餬口。当然，许多年来，那父母的答复必定是：不错，去过阿弗拉·贝恩那种生活！即使死了，也比这更强！那扇门砰的一声关上，关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那个深刻而有趣的课题，即男人为妇女的贞节所树立的价值观，以及此种价值观对妇女教育的影响，现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显得很有必要展开讨论，如果格顿或纽纳姆学院的大学生愿意深入探讨这个课题，很有可能会写出一本有趣的书。达德利夫人戴着钻石坐在苏格兰荒野中，或许可以作为此书封面插图。达德利夫人逝世那天，《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达德利勋爵“是一位趣味高雅而多才多艺的男子汉，乐善好施而又慷慨大度，但是他希奇古怪地专横霸道。他坚持要他的夫人穿好全套礼服，甚至在苏格兰高地最偏僻的狩猎小屋中也不准例外；他让她披金戴银浑身珠光宝气”，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他什么都给了她——却始终不肯给她一丝一毫责任。”后来达德利勋爵中风了，从此以后她精心护理着他，并且极其胜任地管理着他的庄园。那种大男子主义希奇古怪的专横霸道，在十九世纪依然存在。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阿弗拉·贝恩证明，或许牺牲某些适当的品质，即可通过写作来挣钱；于是，渐渐地写作不再仅仅是愚蠢和精神错乱的迹象，而且开始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丈夫可能会死去，家庭或许会遭到某种飞来横祸。十八世纪以来，有成百上千妇女依靠翻译古典文学或撰写不计其数的蹩脚小说来增加零用钱或者补贴家用，这些小说甚至在教科书中也不再录用，但是在伦敦查令十字街廉价书摊上可以偶尔买到。在十八世纪后叶，妇女们思想显得极其活跃——谈话、聚会、撰写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翻译古典文学——这些都以妇女能靠写作挣钱这个扎实的事实为基础。原来不必付酬而显得微不足道的事情，现在能挣钱了就显得很有体面。或许仍然可以嘲笑“女才子技痒难熬，渴望信笔涂鸦”，但是却不能否认，她们能够把挣来的钱放进她们的钱包。于是，到十八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变化，如果由我来重写历史的话，我一定要将它更详细地描述，并且认为它比十字军或玫瑰战争更加重要。这变化就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如果《傲慢与偏见》是重要作品，如果《米德尔马奇》、《维莱特》和《呼啸山庄》是重要作品，那么不仅仅那些和自己的手稿与奉承者一同禁闭在乡村别墅中的孤独的贵夫人们在写作，而且一般普通妇女也开始写作，这件事情的非凡重要性，就远远不是我一个小时的演讲所能证明的了。如果没有那些先驱者，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爱略特就不会写作，正如莎士比亚没有马洛不可能写作，马洛没有乔叟或乔叟没有那些被遗忘的诗人也不会写作，是那些被遗忘的古代诗人铺平了道路，驯服了天生桀骜不驯的原始语言。因为，杰作不是单独、孤立地产生的；它们是人们多年共同思索的产物，是群体思维的产物，因此在个人声音的背后，是群体的经验。简·奥斯丁应该给范妮·伯尔内的坟墓献上一个花圈，乔治·爱略特应该向伊丽莎白·卡特强有力的荫庇表示敬意——那位勇敢的老太太把一只小铃铛系在床架上，为了催自己早起学习希腊文。所有的女人都应该把花朵撒在阿弗拉·贝恩坟墓上，此坟颇受非议，但是它坐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名人墓穴区内，却是非常恰当，因为正是她为妇女们赢得了表达她们思想的权利。正是她——尽管她暧昧而多情——使我觉得，这不是想入非非而可以在今晚理直气壮地对你们说：依靠你们自己的才智，每年去挣五百英镑吧。
现在已经来到十九世纪初叶书库。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有几个书架放满了妇女的著作。但是，当我的目光浏览这些作品之时，我不得不问：为什么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全是小说？原始的冲动倾向于诗歌。“歌谣的最高领袖”是位女诗人。在英法两国，都是先有女诗人，后有女小说家。还有，看着四大女作家的姓名，我想，乔治·爱略特与艾米莉·勃朗特有何共同之处？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简·奥斯丁吗？除了她们四位均无儿女这个可能有点相关的事实之外，再也找不到四位比她们性格更不协调的人同室相聚了——正因为她们性格不协调，就更加吸引我去想象她们如何相会、如何对话。然而，由于某种奇特力量的驱使，当她们写作之时，她们都写了小说。这是否与她们出身于中产阶级有点关系，我问道；是否与艾米莉·戴维斯小姐后来非常显著地揭示的事实有关，那就是十九世纪早期中产阶级家庭成员们合用一间客厅？如果一位妇女要写作，她就不得不在公共客厅里写。而且，正如南丁格尔小姐所强烈抱怨的，——“妇女从未拥有过……真正属于她们自己的半个小时”——她的思路总是被人打断。在公用客厅里写散文和小说，还是要比写诗歌或戏剧容易。因为不需要那么集中思想。简·奥斯丁一辈子都是如此写作。她的外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她如何能够完成这一切，实在令人惊讶，因为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大多数作品必须在公共客厅里完成，要忍受各种各样偶然的干扰。她小心翼翼不让仆人、客人或家庭之外的任何人怀疑她在写作。”简·奥斯丁隐藏她的手稿，或者用一张吸墨水纸把它们掩盖起来。还有，十九世纪早期一位妇女所获得的全部文学训练，就是观察性格，分析感情。她的敏锐感觉，在公共客厅影响之下，受到长达数百年的训练。人们的感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个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展现在她眼前。因此，当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之时，她自然会去写小说，虽然四位著名女作家中有两位就其本性而言，似乎显然并非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来应该去写诗剧；乔治·爱略特的创作冲动如果用来写历史或传记，她心灵中的横溢才思即可充分施展。然而，她们却写了小说；从书架上取下《傲慢与偏见》，我说，人家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认为她们写了优秀的小说。人家完全可以说《傲慢与偏见》是部好书，毫不夸张亦不刺激男性。无论如何，在写《傲慢与偏见》时被人当场撞见，她应该不会感到羞愧。然而，简·奥斯丁很高兴客厅的门轴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这样她就可以在别人进来之前把手稿藏好。对简·奥斯丁而言，写作《傲慢与偏见》似乎总有点不太光彩。于是我就猜测，如果简·奥斯丁不必在客人面前把手稿藏起来，《傲慢与偏见》是否有可能写成一部更优秀的小说？我读了一二页来加以检验；但是，我不能发现任何迹象，足以证明当时的不良环境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最轻微的损害。或许这就是此书的主要奇迹所在。这儿有一个女人，在一八〇〇年左右心态平和地写作，没有仇恨，没有抱怨，没有恐惧，没有抗议，没有说教。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写作态度，我想，我的目光瞅着《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当人们把莎翁与简·奥斯丁相比，他们可能是指两位作家的心灵都无牵无挂毫无杂念；正是为了那个原因，我们难以了解简·奥斯丁，也难以了解莎士比亚；也正是为了那个原因，简·奥斯丁的心灵渗透弥漫于她所写的每一个字中，莎翁的情况亦是如此。如果简·奥斯丁的环境因素对她有任何不利之处，那就是受到了强加于她的狭窄生活范围的制约。当时一个女人不可能单独出游。她从未旅行；她从未乘坐公共马车穿越伦敦，或者在一家店铺里独自用午餐。但是，或许简·奥斯丁天生就不想要她所没有的东西。她的天才和她的环境极其完美地相互协调。但是，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是否如此，我喃喃自语，翻开了《简·爱》，并且把它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
我翻开此书，在第十二章注意到这句话：“谁想责备我，就责备我吧。”他们为什么要责备夏洛蒂·勃朗特呢？我感到奇怪。我读到了当菲尔法克斯夫人制作果冻时，简·爱往往会爬上屋顶去眺望远处的田野景色。于是她产生了一种渴望——他们正是因此而责备她——“我渴望拥有超越那个极限的眼力；它可以看到遥远城镇的繁华世界，这是我曾经耳闻却从未目睹的充满生机的地区：我渴望具有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渴望与我的同类人物有更多交往，超出我在这里的范围去结识各类性格不同的人物。我珍惜菲尔法克斯夫人的优点和阿黛勒的优点；但是我相信，还存在着其他类型更加生动活泼的优点，并且我相信我渴望看到的那些东西。
“谁责备我啦？有许多人，毫无疑问，而且人家会说我太不知足。但我情不自禁：我的性格天生就不宁静；有时候那骚动不安的情绪激动着我使我痛苦……
“要说人类应该满足于平静生活，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必须活动；如果他们找不到活动，也会把它创造出来。千百万人陷入了比我这儿更加死气沉沉的境地，千百万人在默默反抗他们的命运。无人知晓，在充斥于世的芸芸众生中，酝酿着多少反抗。一般而论，妇女总是被认为非常安静：但是妇女的感受和男人同样敏锐；她们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需要锻炼她们的能力，需要有一片阵地来发挥她们的力量；她们因为太严格的约束和太绝对的停滞而感到痛苦不堪，正如男人在此种情况下也会感到痛苦；那些比她们享有更多特权的同类生物，如果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绣提包，他们也就未免心胸太过狭窄了。如果她们想要超出习俗所限定的为女性所必需的活动范围，去做更多事情、去学更多东西，他们就要责备她们、嘲笑她们，那就未免太过不替别人着想了。
“当我这样独自一人呆着，时常会听见格瑞斯·蒲尔的笑声……”
这是令人难堪的突然中断，我想。突然遇到格瑞斯·蒲尔，真是令人不安。连续的思路被打断了。将此书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我继续思忖，人家可能会说，写出这几页文字的女人，比简·奥斯丁更有天才；但是，如果把这几页读一遍，就会注意到其中所隐涵的激动和愤慨，就会发觉她永远也不可能毫无牵挂地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表达出来。她的书必定是畸形、扭曲的。在本来应该心平气和地写作之处，她会怒气冲天地写。在本来应该明智地写作之处，她会愚昧地写。在本来应该描绘她的人物之处，她却描写她自己。她在和她的命运宣战。她又怎能不饱受压抑、挫折而英年早逝呢？
人家忍不住要暂且玩味一番下述想法：假定夏洛蒂·勃朗特每年有三百英镑收入，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这个傻女人把她的小说版权一千五百英镑就卖断了；对于这个繁华的世界和充满生机的城镇地区，她有了更多的知识；她也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与她的同类人物有了更多交往，并且更多地结识了各式各样性格的人物。在这些话中，她不仅指出了她本人作为小说家的弱点，也指出了当时她的性别的弱点。没有人比她知道得更清楚，如果她不浪费她的天才去孤独地眺望远方四野景色，如果她能获得经验、与人交往、广泛旅游，那么她的天赋才能势必获益匪浅。但是，她得不到这些东西；什么都没给她；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所有这些优秀小说，《维莱特》、《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奇》，均出自妇女手笔，她们的人生阅历，不会超过进入一位可敬的牧师家庭这个范围；她们在可尊敬的牧师住宅的公共客厅中写作，她们是如此贫穷，花不起钱去一次性购买好几刀稿纸来写《呼啸山庄》和《简·爱》。她们之中的确有一位，乔治·爱略特，在饱经忧患之后逃之夭夭，但是仅仅逃避到圣约翰森林一幢偏僻的别墅之中。在那儿，她在整个世界都对她非难指摘的阴影之中生活。“我希望大家谅解，”她写道，“如果不主动向我提出请求，我是不会邀请任何人来看我的；”因为，难道她不是与一位有妇之夫一起生活在罪恶之中吗？难道不是瞅她一眼就会玷污史密斯夫人或任何碰巧来访者的贞洁吗？一个女人必须向社会习俗屈服，并且要“与世隔绝”。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端，一位男青年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和这位吉卜赛姑娘或那位贵族夫人同居；上前线去作战；不受阻碍也无人非议，就获得了丰富多彩的各种人生经历，后来当他写书之时，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极其可贵的素材。如果托尔斯泰与一位有夫之妇在修道院里孤独地同居并且“与世隔绝”，尽管这个道德教训足以给人启迪，但是我想，他几乎不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了。
但是，或许可以稍微深入一点探讨小说写作问题以及性别对小说家的影响。如果闭上眼睛把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它似乎是与人生的镜中映像有点相似的创作物，尽管它必然会有许多简化扭曲之处。无论如何，它是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定形态的某种结构，有时是正方形，有时是宝塔形，有时在侧翼伸展出厢房和拱廊，有时坚固紧凑带有圆形穹顶，就像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回想起某几部著名小说，此种形态，我想，在我们心中激发了与之相对应的情绪。但是，那种情绪立即就把它自己与其他情绪混杂在一起，因为这“形态”并非由石块与石块之间的关系构成，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因此，一部小说就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各种相互矛盾对立的情绪。人生与某种非人生的因素相冲突。于是，我们对小说难以达成任何共识，个人偏见就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影响。一方面，我们觉得你——书中主角约翰——必须活着，否则我将深感绝望。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哎唷，约翰，你一定得死，因为这是此书结构形态的需要。人生与某种非人生的因素相冲突。既然人生是小说的一部分，我们就把它作为人生来判断。有人说，詹姆斯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或者有人说，这是个荒诞的大杂烩。我自己从未有过任何此类感觉。回想起任何一部著名小说，非常明显，其整个结构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它是由如此众多的不同判断、不同情绪所构成。这是令人惊讶的：任何一本如此写成的书，居然可以保持其完整性不止一二年之久，或者对于英国、俄国、中国读者而言，其意义很可能是相同的。然而，它们偶尔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地保持完整。在这些硕果仅存的案例中，使它们保持完整的因素（我想起了《战争与和平》），就是人家称之为“整体性”（integrity）的那种东西，虽然它和按时支付账单或者关键时刻行为高尚毫无关系。人们所说的整体性，对小说家而言，就是他使人确信，这是真实的。是的，人家觉得：我从来未想到过，情况竟然如此；我从来不知道，人们居然会有如此的举动。但是，你使我确信情况就是如此，事情就是如此发生的。当一个人阅读之时，他把每一个短语、每一个场景都放到亮光下面去验证——因为，奇怪得很，大自然似乎赋予我们一种内心之光，我们可以借此来判断小说家的作品究竟是完美无缺还是支离破碎。或者可以这样说，大自然由于某种非理性情绪冲动，用隐形墨水在人们心灵的四壁上预先勾勒了一幅隐而不见的图画，那些伟大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证明它确实存在，也就是把这幅隐形草图放在天才的火光面前烘烤，使它显出原形。当人家用内心之光使它如此显露原形，看到这幅沉睡已久的图画重新复苏，他就会大喜若狂而不禁欢呼：这就是长久以来我一直感觉到的、我所熟悉的、我所盼望的东西！人家就会兴奋得热血沸腾，而且带着敬畏之心合上书本，似乎它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一个终身可以向它寻求支持的精神支柱，于是人家就把它放回书架。我一边如此说，一边就拿起《战争与和平》，并且把它放归原处。另一方面，如果人家拿到内心之光下面去验证的这些可怜的句子，起初因其鲜明色彩和炫耀姿态立刻激起快速而热烈的反应，但是它们也就到此为止，似乎有某种因素阻碍它们继续发展；或者只是在这个角落里显出一点模糊潦草字迹，在那个角落里显出一个墨水污渍，但是没有任何完整的人生图景显示出来，于是人家就会发出失望的叹息，并且说道：又一部失败之作。这部小说在某个方面出了毛病。
大体而论，当然啰，小说的确会在某些方面有点毛病。在过度紧张之下，想象力就会衰退。洞察力也混乱了；它不再能够分辨真假；它再也没有力量去延续那种每时每刻都需要使用许多不同官能的艰巨劳动。但是，这一切又如何会受到小说家性别的影响呢？看看《简·爱》和别的小说，我感到困惑不解。难道性别会以任何方式去影响一位女小说家的完整性么——我把那种完整性作为作家的脊梁骨。在我从《简·爱》引用的几个片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愤怒损害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完整性。她离开了她的故事，这是她应该全心全意去创作的，她却转移注意力去宣泄个人的悲愤。她回想起自己被剥夺了她本来应该享有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当她渴望自由自在地漫游世界之时，却被迫呆在牧师家中补袜子。她的想象力由于义愤填膺而偏离常轨，而我们感觉到了它在偏离。但是，除了愤怒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影响，在牵引着她的想象力脱离正轨误入歧途。愚昧无知便是一个例子。罗彻斯特肖像是在黑暗之中画出来的。我们在其中感觉到恐惧的影响；正如我们不断地感觉到一种由压迫所导致的辛酸，一种潜伏在她激情之下的隐痛，一种深仇积怨在使那些作品紧紧收缩，尽管它们是壮丽辉煌的作品，却在痛苦之中一阵又一阵地痉挛。
既然小说具有这种与现实人生相对应的性质，它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现实人生的价值。但是，妇女的价值观，显然与被男性所制造出来的那种价值观不同，情况自然就是如此。然而，总是男性的价值观占优势。粗略而言，足球和体育“相当重要”；时装和购衣“微不足道”。而这些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由人生转移到小说之中。这是一本重要著作，批评家们断定，因为它论述了战争。这是一本不重要的书，因为它描述了客厅中妇女的感情。战场上的情景比商店里的情景更加重要——价值观的差异随处可见，比实际生活中更为微妙。因此，在十九世纪初，如果作家是一位妇女的话，小说的整个结构就是由一个稍微偏离正轨的心灵所构思的，并且为了遵从外界的权威而被迫改变了清晰的观点。只要浏览一番那些已被遗忘的旧小说，倾听其中的语调，即可看穿那位作家是遇到了批评；她这样说是出于挑衅，她那样说是为了和解。她在不断变换笔调来对付批评。她俯首承认她“不过是个女子”，或公然抗辩她“不逊于须眉”。她顺着自己的脾气来迎接批评，或者温和谦逊，或者愤怒强烈。不论何种态度都无关紧要；反正她不在考虑小说本身，而是在考虑其他事情。她的书劈头盖脸落到我们头上。书的中心，白璧微瑕。于是我想起了散布于伦敦旧书店中的妇女小说，就好像果园中那些有疤痕的小苹果。正是苹果中心那个小小的瑕疵，使它们腐烂了。她已经听从他人的意见，而改变了她自己的价值观。
但是，要她们巍然屹立不向左右偏移，又是多么不可能啊。在纯粹的父权制社会中，面对着所有那些批评，要坚持她们自己的见解而毫不畏缩，需要有何等的天才、何等完整的品格。只有简·奥斯丁办到了，还有艾米莉·勃朗特。这是她们桂冠上的另一支羽毛，或许是最优美的一支。她们像女人那样写作，而不是像男人那样写作。在当时写小说的成百上千名妇女之中，只有她们完全不顾那迂腐不堪教师爷的谆谆教诲——要写这个，要考虑那个。只有她们充耳不闻那固执的声音，它时而抱怨，时而褒扬，时而压制，时而悲痛，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以长辈口吻来告诫她们，那个声音决不放过那些女人，就像一位太过认真的校长，非要管教她们不可，就像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那样，严厉命令她们举止文雅；甚至还把性别批评也拉进了诗歌批评；那声音劝告她们说，如果她们行为得体，即可获得，我猜想，一个闪闪发光的奖杯。那就不要越过那位老先生所划定的恰当界限——“……女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女性的局限性，才有希望取得杰出成就。”它把情况简明扼要地讲清楚了，而当我告诉你们，这句话不是在一八二八年八月而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写的，你们必定相当惊讶，我想，你们一定会同意，不论我们认为它现在多么有趣，当时它代表着一大堆意见——我不打算翻那些陈年旧账；我不过是捡起碰巧飘到脚边的机会罢了——在一个世纪以前，它要比现在更为强大有力得多。在一八二八年，一位青年妇女必须非常坚强，才能毅然不顾那些故意冷怠、严厉责骂和奖品许诺。只有煽风点火的无赖，才会对自己说，哎唷，他们总不能把文学也收买了吧。文学的大门是对人人都敞开的。虽然你是个管理员，我也决不能让你把我从草地上赶走。如果你高兴的话，可以锁上你的图书馆；但是，你决不能用大门、铁锁、门闩，来锁闭我心灵的自由。
但是，不论劝阻和批评对她们的写作有何影响——我相信影响很大——与她们把思想付诸笔墨之时所面临的其他困难相比（我仍在考虑十九世纪早期的小说家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谓其他困难，是指在她们背后缺乏传统支撑，或仅有短暂而局部的传统，无甚裨益。因为如果我们是女人，就会去回想我们的母系前辈们。去求助于伟大的男作家们是无用的，不论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得到多大乐趣。兰姆、布朗、萨克雷、纽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论是谁——至今尚未帮助过一位女作家，虽然她可能向他们学到一点技巧供自己使用。男人思想的分量、速度和步伐，和她的大不相同，因此她难以成功地从他那儿挖掘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那位模仿者距离太远，难以亦步亦趋。或许她所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她的笔尖触及稿纸之时，没有现成的普通句子可以供她使用。像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等所有伟大的小说家，都能写出一种自然流畅的散文，敏捷而又不潦草，有表现力而又不矫揉造作，具有他们自己的个人色彩而又是雅俗共赏的公共财富。他们以当时流行的句法，作为写作的基础。十九世纪初流行的句子大约如此：“他们作品的伟大崇高，在于他们的一种论点，不要突然终止，而要不断延续。除了运用他们的艺术不断地创造出真和美之外，他们没有更高的激动或满足。成功增强了努力；而习惯促进了成功。”这是一种男人的句法，在它背后，人家可以发现约翰逊、吉本和其他男作家。这种句法不适于妇女使用。夏洛蒂·勃朗特，虽然拥有杰出的散文天赋，由于手中的武器太过笨重而摔了筋斗。乔治·爱略特因此而铸成的大错，亦非笔墨所能形容。简·奥斯丁看看男人的句法，置之一笑，设计出一种适合于她自己使用的完全自然流畅、形态优美的句法，并且终身乐此不疲。因此，她的写作天赋虽然不如夏洛蒂·勃朗特，然而她所表达的东西却要多得多。真的，既然自由而充分的表达是这门艺术的精髓，如此缺乏传统，如此缺乏合适工具，必定对妇女写作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此外，一本书并非由许多句子首尾相接连缀而成，而是把这些句子加以构建，如果形象化比喻有帮助的话，是构建成长廊或穹顶那样的立体结构。而这种结构形态，也是男人出于他们自身需要，构建出来供他们自己使用的。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史诗或诗剧这种形式，比男性句法更适合于女性。但是，当她成为作家之时，所有那些陈旧的文学形式，早已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了。只有小说还相当幼稚，在她手中仍然柔软可塑——或许，这就是她之所以要写小说的另一个理由。但是，谁又能说，现在甚至连“小说”（我用引号来表示，我觉得此词使用不当），甚至这个所有文学形式中最柔软可塑的形式，也已经被塑造得适合于她来使用呢？毫无疑问，当她能够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身手，她就会把小说敲打成适合于自己使用的形态；而且还会给自己提供某种新的工具，但未必是韵文，借此来表达心中蕴藏的诗意。因为，正是心中的诗意尚未得到宣泄。我又继续沉思，一位当今的妇女，会如何去创作一部五幕诗体悲剧？她会用韵文来写吗？——还是宁可使用散文？
但是，这些都是隐伏在未来朦胧曙光之中的问题。我必须离开它们，因为它们会使我偏离我的主题，误入无迹可循的森林，我将会迷路，很有可能被野兽吞食。我不要，而且我肯定，你们也不要我去开始讨论那个令人不快的话题，即小说的未来，我想在此暂停片刻，请你们注意身体条件对妇女而言在将来所起的重大作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身体相适应；可以冒昧断言，女人的书必须比男人的写得更短、更浓缩，它的结构框架更简明，不需要长时间不受干扰的稳定的创作过程。因为，总是会有各种干扰。还有，给头脑提供信息的神经，似乎也是男女不同的，如果你打算使它们干得最好、最努力，你得弄清楚怎样对待它们最合适——例如，这几个小时的连续讲演，是否对它们合适？这种说教方式，大概是数百年前庙里的僧侣发明的——它们需要如何来安排工作与休息的交替，休息在这儿的定义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去干某种不同的事情；那么，那种不同的事情又应该是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加以讨论，加以探索；所有这一切，都是“妇女与小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然而，当我重新走近书架，我继续追问：我在何处可以找到由妇女写作的、十分精湛的妇女心理研究著作呢？如果她们不能踢足球，妇女就不允许当心理医生——
幸运得很，我的思路现在又转向另一个问题了。
在这图书馆里信步漫游之际，我终于来到了陈列当代作家著作的书架面前；这些书出自男女作家手笔；因为现在女人写的书几乎和男人写的一样多。或者说，如果这种说法还不是十分真实，如果男性依然是口若悬河善于辞令的性别，确实无疑的是，女性不再是只写小说了。这儿有简·哈里森的希腊考古学、维尔农·李的美学、格特鲁特·贝尔的波斯研究著作。有些书论及形形色色各种各样主题，这都是一个时代之前妇女没有可能涉及的。有诗歌、戏剧、评论；有历史和传记；有旅游书和学术研究专著；甚至还有几本哲学、科学、经济学著作。虽然小说仍然占着优势，由于和色彩不同的各种著作发生了联系，小说本身很可能已经起了变化。那种自然质朴的文风和妇女写作的史诗时代，或许已经一去不返了。阅读和批评或许已经给她提供了更宽阔的领域和更敏锐的感受。想要写自传的那种感情冲动，或许已经消耗殆尽。或许她正在开始把写作功能看作一门艺术，而不是自我表述的手段。在这些新小说中，或许可以找到对于几个此类问题的答案。
我从这些书中随意取下一本。它位于书架末端，有一个《人生历险记》之类书名，由玛丽·卡迈克尔撰写，就在今年十月出版。这好像是她的第一本书，我对自己说，但是必须把它当作一套相当长的系列丛书的最后一卷来阅读，它是我刚才一直在浏览的所有那些书的续篇——温奇尔西夫人诗集、阿弗拉·贝恩戏剧集、四位大小说家的小说集。因为书籍是相互连贯的，尽管我们在习惯上总是分别予以评论。我也必须把她——一位不熟悉的女人——当作所有那些女作家的后裔，她们的处境我一直在观察，现在要看看她究竟从她们身上继承了什么特征和局限性。于是，我叹了一口气，因为小说所提供的往往是止痛药而不是解毒剂，它使人陷入麻木昏睡而不是用火热的烙铁把人惊醒，我拿着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坐了下来，看看我从玛丽·卡迈克尔的处女作《人生历险记》中能够了解到什么情况。
一开始，我就把这一页从上到下看一遍。我首先要弄清楚她句子的含义，我说，然后才会让蓝眼睛与棕色眼睛，以及克洛伊与罗杰之间可能发生的关系来充塞我的记忆。我首先要确定，她手中拿的是笔还是镐，然后才有时间去管那些闲事。于是我就在舌尖儿上轻轻地念一两个句子试一试。很快就显示出情况有些不妥。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流畅连续被打断了。有什么东西在撕裂，有什么东西在磨擦；在这儿或那儿，有一个字发出火光在我眼前闪耀。就像人们在古老的剧本中所说，她是在“解脱”她自己。我想，她就像一个人在划一根不会点燃的火柴。但是，我问她，好像她就在眼前，为什么简·奥斯丁的句法不是适合于你的结构形态呢？难道因为爱玛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它们就必须被一笔勾销吗？哎唷，我叹息道，情况果真如此。简·奥斯丁写出一段又一段优美旋律，就像莫扎特写出一首又一首歌曲；而阅读这种文字，却好比乘敞篷小船漂洋过海。在浪涛中，它忽然上升，忽然下沉。这种简练扼要的语气，或许意味着她有所顾忌；或许是害怕被人称为“多愁善感”；或许她回想起妇女作品总是被人认为太过花哨，于是她故意添加了一些多余的荆棘；但是，我要仔细读完她写的一幕情景，在此之前，我无法确定她究竟是代表她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人。无论如何，她并不降低人的活力，我想，我读得更仔细了。但是，她正在堆砌过多的事实。在如此大小一本书里，她连一半的事实也用不完。（此书篇幅大约是《简·爱》的一半）然而，她居然想出某种办法，把我们所有的人——罗杰·克洛伊、奥莉维亚、托尼和比格姆先生——全都装在一条河上的独木舟里。稍等片刻，我往后仰靠着椅背说道，在我进一步探讨之前，我必须更仔细地考虑全部情况。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对自己说，玛丽·卡迈克尔是在捉弄我们。因为，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立体环状轨道游戏火车里，本来以为火车要顺着轨道下滑，突然一个急转弯，它又重新上升了。玛丽是在随意窜改事态的预期顺序。她首先破坏了句子的格局；现在她又破坏了顺序的格局。很好，她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只要她的目的不是去破坏，而是去创造。我不能肯定她究竟是抱哪一种目的，直到她自己面临某种情景。我愿意给她一切自由，我说，去选择那是何种情景；只要她高兴，她可以用烂铁罐和旧水壶来铸造这种情景；但是必须使我信服，她本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情景；而且，既然她制造了它，她就必须去面对它。她必须跳跃，越过困难的栏栅。而且，我决定对她尽我当读者的责任，只要她能对我尽她当作者的责任，我翻过一页往下读……很抱歉我如此突然中断。这里没有男人在场吗？你能向我保证，查特里斯·拜伦爵士没有躲藏在那红色帘幕后面吗？你能向我保证，我们这儿全是女人吗？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们，我在下面一段读到这些东西——“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别惊慌。别脸红。让我们在女人自己的圈子里私下承认，这些事情有时的确会发生。有时女人确实会喜欢女人。
“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我读着这句话，然后忽然想到，这儿有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或许是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克娄巴特拉并不喜欢屋太维娅。如果她喜欢的话，《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就会面目全非！让我的思路暂时偏离《人生历险记》，我想，按照这个样子，恐怕整个事情就简单化了，而且合乎传统，如果有人胆敢荒唐地说出来的话。克娄巴特拉对于屋太维娅的唯一情感，就是嫉妒。她是否比我高？她的头发梳成什么发型？在那部戏剧里，也许不再需要更多东西了。但是，如果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一点，那是多么有趣。我迅速回顾许多小说中光彩夺目的妇女肖像画廊，我想，妇女之间的关系，是太过简单了。有这么多东西被遗漏了，未曾尝试过。于是我试图回忆，在我读过的小说中，是否有这样的例子，两个女人是作为朋友来加以描绘。在《十字路口的黛安娜》中，曾有这样的尝试。当然，在拉辛的作品和希腊悲剧中，她们相互信赖。她们有时是母女关系。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在小说里显示的是她们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想起来也真奇怪，直到简·奥斯丁时代，在此之前小说中所有伟大的妇女形象，不仅是被人们从男性的眼光来观察，而且是被人们仅仅从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理解。那种关系，在妇女的生活中是多么小的一部分；而且，当一个男人透过性别偏见架在他鼻子上的黑色或玫瑰色眼镜来观察那个部分时，他所能了解到的东西又是多么少。或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小说中妇女的天性都很特别；她的美艳绝伦和奇丑无比都极其令人惊讶；她在超凡入圣和堕落不堪这两个极端之间交替轮回——这就是随着一个男性恋人爱情的高涨或消沉、成功或不幸，从他眼中所看到的女人。当然，十九世纪小说家们并不完全如此。在十九世纪小说中，妇女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性格复杂。或许，真的是为了要想描写女人，才导致男人逐渐放弃了诗剧，它太剧烈，不适宜以妇女作素材，因此才发明了小说，作为一种更合适于女性形象的莲花宝座。即使如此，甚至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还是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男人对于妇女的认识还是非常片面和偏颇，正如女人对于男人的认识一样。
而且，低头再看看这一页，我继续思索，这正在变得更加明显：女人，和男人一样，除了对家庭生活有持久的兴趣之外，还有别的兴趣。“克洛伊喜欢奥莉维娅。她们俩合用一间实验室……”我继续读下去，并且发现这两位年轻妇女正在切猪肝，这猪肝似乎是用来治疗恶性贫血症的；虽然其中一位已经结了婚，并且有了——我想我的陈述是正确的——两个小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删去，于是，小说中光彩照人的妇女肖像就变得太简单、太单调了。例如，假设男人在文学中只是被再现为妇女的恋人，而从来不是男人的朋友，不是战士、思想家、梦想家，那么莎士比亚剧本中可以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是多么稀少，文学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我们或许还能保留奥赛罗的大部分；安东尼也能保留相当大一部分；但是失去了恺撒、布鲁特斯、哈姆雷特、李尔王、贾克斯——文学就会贫乏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由于对妇女关上了大门，文学的确已经贫乏到我们难以估计的地步。妇女违背本人心愿被迫出嫁，关在一间房间里，局限于单一的职业，戏剧家又如何能够为她们塑造完整、有趣或者真实的形象呢？爱情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手段。诗人不得不热情洋溢或者无比辛酸，除非他真的愿意“仇恨女人”，这往往意味着他对女人没有吸引力。
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娅并且她俩合用一间实验室，这件事本身就会使她们的友谊更加丰富更加持久，因为它更少个人色彩；如果玛丽·卡迈克尔知道应该如何去写——我开始欣赏她风格中的某些因素；如果她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对此不敢肯定；如果她一年有五百英镑收入——这还有待于证明；如果以上三项假设确立，我想某种极其重要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因为，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娅而玛丽·卡迈克尔知道如何把它表达出来，她就会在那间从来无人住过的大房间里点燃一支火炬。那儿原来只有昏暗的光线和很深的阴影，就像在蜿蜒的洞穴里，人家点着蜡烛行走，上上下下窥探，却不知足下是何处地方。我又开始重新读那本书，读到克洛伊看见奥莉维娅把一只罐子放到架子上去，并且说，该是她回家去看孩子们的时候了。我惊呼道：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人见过的景象。我又非常好奇地观察。因为，我想看到，玛丽·卡迈克尔如何着手去把握住那些从未被记录下来的姿态，那些未曾说出或仅仅说出一半的话语，这些出自她们内心的交流，就像天花板上飞蛾的影子一般难以捉摸，当妇女们单独相处之时，就可避免反复无常带有偏见的男性光芒的照射。如果她想这样做，她必须屏住呼吸，我边读边说；因为，妇女对于任何没有明显动机的兴趣都会极其怀疑，而且又非常习惯于掩饰和克制，在人家敏锐观察的目光转向她们的一瞬间，她们就逃之夭夭了。我对玛丽·卡迈克尔说，好像她就在眼前，我想，你要这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嘴里谈些别的事情，目光平稳地注视着窗外，就这样悄悄地记录下来，不是用铅笔和笔记本，而是用最快的速记法，用几乎没有音节的文字，去记录当时发生的情景：奥莉维娅——这个有机体数百万年以来一直呆在那块岩石的阴影下——感到光明降临了，看到迎面而来的是奇异的食品——知识、探险、艺术。于是她伸出手来取这些食品，我的目光离开了书页抬起头来想道，她必须设计出某种完全新的结构方式，来整合她为了其他目的早已高度发展的聪明才智，以便把新的营养吸收到老的框架里去，而且并不扰乱极其复杂精致的整体平衡。
但是，哎唷，我已经做了我曾决心不去干的事情；我无意之中陷入了赞美自己性别的尴尬境地。“高度发展”——“极其复杂”——这些不可否认都是褒义词，而赞美自己的性别，总是令人怀疑的，往往是愚蠢的；况且，在这个案例中，又如何证明这种赞美有根有据？人家总不能走到地图面前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哥伦布是个女人；或者拿起一个苹果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而牛顿是个女人；或者仰望天空说，飞机在头顶上飞，而飞机是女人发明的。墙上没有刻度可以测量女人的确切高度。没有一把码尺，清楚地划分好分寸，可用来测量慈母的品质、女儿的孝心、姐妹的忠诚、或主妇的能力。甚至现在还几乎没有女人在大学里获得不同学位等级；各种职业的重大磨练，陆军、海军、贸易、政治、外交，几乎都没有测试过她们。甚至在此刻，她们还几乎是未分等级的。但是，如果我想知道，例如，人家能够告诉我的有关霍利·巴茨爵士的一切情况，我只要翻开《伯克氏英国贵族家谱》或《德布雷特贵族名人录》，即可发现他得到过某某学位；拥有一所邸宅；有一位子嗣；是某董事会秘书；曾任英国驻加拿大代表；并且曾经获得过若干学位、官职、奖章以及将其业绩不可磨灭地表彰的其他各种荣誉。只有无所不知的上帝，才能对霍利·巴茨爵士了解得比这更多。
因此，当我说妇女“高度发展”、“极其复杂”之时，我不能在《惠特克名人录》、《德布雷特贵族名人录》或《大学年鉴》中找到证据，来证实我说的话。在这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我又能怎么办呢？于是我重新仰望书架。架上有许多人物传记：约翰逊、歌德、卡莱尔、斯特恩、柯珀、雪莱、伏尔泰、勃朗宁和许多其他人物的传记。我开始想起所有这些伟人，他们曾经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倾慕过、寻求过、同居过、依赖过、爱过、写过、相信过女人，并且显示出只能被描述为对某一位异性的某种需要和依赖。我不敢肯定，所有这些关系完全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且威廉·约翰逊·希克斯爵士大概也会加以否认。但是，我们必定大大地冤枉了这些名人，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他们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中除了安慰、恭维和肉体的欢乐之外，便别无所获。他们所获得的，很明显，是他们自己的性别所无法提供的某种东西；不必引用诗人狂热的词句，或许这也不算太过鲁莽，去进一步界定这种东西，称之为创造力的某种刺激、某种更新，只有异性才有这种天赋，可以赐予男人这种刺激和更新。他只要拉开客厅或育儿室的门，我想，就可以发现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者膝盖上放着一块刺绣——无论如何，这是另一种生活秩序和生活系统的中心，而这个世界与他自己的世界（或许就是法院或下议院）之间的鲜明对比，立刻就会使他精神振作、精力充沛；然后，甚至在最简单的谈话之中，这种自然不同的见解，就会使他干涸的思想重新润泽；看到她在运用一种和自己不同的媒介去创作，就会激活他的创作能力，使他贫乏的心灵重新开始构思，他就会找到他所需要的短语或场景，而当他刚才戴上帽子来找她时，还心中没谱。每一位约翰逊都有他的斯雷尔，并且为了此类理由而抓住她不放，当斯雷尔和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结了婚，约翰逊由于愤怒和厌恶几乎发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将失去在斯特里特汉姆黄昏相聚的欢乐，而且因为他的生命之光即将“如同熄灭”。
即使不是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或伏尔泰，人家也会感觉到，虽然与这些伟人感觉很不相同，在妇女之中的确具有这种复杂本性和高度发展的创造能力。人家走进房间——但是英语语言资源必须大为引申，整群文字必须不合语法天马行空，一位妇女才能说出当她走进房间之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各种房间大不相同，有非常安静或极其喧闹的；有面对大海的，或者恰恰相反，是面对监狱天井的；有排满了洗过的衣服的；也有装饰着猫眼石和绸帘的；有硬如马鬃或软若羽毛的——只要走进任何一条街道的任何一个房间，便可感到女性极其复杂的整体力量扑面而来。它又怎能不如此呢？因为几百年来妇女一直坐在房间里，因而此刻每一面墙壁都渗透着她们的创造力，它超越了砖块泥浆的负荷能力，因此必须用钢笔、画刷、商务和政治来加以管理约束。但是，这种创造力与男性的创造力大不相同。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阻碍或浪费了这种创造力，就会令人万分遗憾，因为它是花了几个世纪最严格规范的磨练才赢得的，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如果妇女像男人那样写作，像男人那样生活，或者长得也像男人，那也是令人万分遗憾的，因为两性都不十分完美，考虑到世界的广阔无垠和丰富多彩，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性别，如何应付得了？难道教育不应该突出和加强两性的区别，而不是突出其相似之处吗？因为就目前现状而论，我们已经具有太多相似之处；如果有一位探险家居然回来告诉我们，还有其他性别的人，从其他树木枝桠之间仰首望见一片其他的天空，那么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就无以伦比；此外，我们还将怀着极大的乐趣，注视着X教授冲过去拿他的衡量标尺，来证明他本人的“优越性”。
玛丽·卡迈克尔，我在一小段距离之外仍然瞅着那页书，心里想道，她会仅仅以观察者的身份来剪裁她的作品。我真的很担心，她会受到诱惑，成为索然寡味的那一派——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作家。现在有这么多新的事实等着她去观察。她没有必要再把她自己局限于体面的中上阶级家庭里。她不必出于仁慈之心或屈尊降贵，而是以一种众生平等的伙伴精神，走进那些香喷喷的小房间，那儿坐着交际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夫人。她们仍然穿着粗制滥造的成衣坐在那儿，男作家必定会拍拍她们的肩膀表示友好。但是，玛丽·卡迈克尔会拿出剪刀，把她们的服装修剪得处处合身。等到我们看清这些女人的真实面貌，这必定是一个奇特景象，但是我们必须稍等片刻，因为玛丽·卡迈克尔在“罪孽”面前仍然充满着一种自觉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是野蛮的性别压迫的遗产。在她的脚上，仍然戴着古老而卑劣的阶级压迫的镣铐。
然而，大多数女人并非妓女，也不是交际花，而且她们也不会在夏天整个下午都把哈巴狗紧紧抱在沾满灰尘的丝绒垫子上。那么，她们干了些什么呢？于是在我的心目中立即显现出小河南岸那些长街中的一条，那一排排房屋里住满了无数的人。运用想象的目光，我看见一位非常年迈的老太太，挽着一位中年妇女穿越街道，那或许是她的女儿，她们俩如此体面地穿着靴子和皮衣，那天下午她们必定经过一番郑重其事的装扮，而那些衣服本身，必定是年年夏季都收藏在衣柜里并且放了樟脑丸妥善保存。她们在华灯初上之时穿越街道（因为她们喜爱薄暮时分），她们必定年年如此。那位年长者将近八十岁；但是，如果有人问她，她的一生对她而言有何意义，她就会说，她还记得那些街道曾经为了纪念巴拉克拉瓦战役而灯火辉煌，或者听见人们在海德公园鸣放礼炮庆贺爱德华七世诞生。但是，如果有人想要记住确切的日期和季节，去问她：你在一八六八年四月五日，或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日干了些什么？她必定会茫然四顾，并且说什么也不记得了。尽管她每天煮饭、洗碗碟、送孩子们上学，然后送他们走向世界。所有这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切都烟消云散。没有一部传记或一部历史对此提过一个字。而那些小说，并非故意如此，不可避免地都说了谎。
我就对玛丽·卡迈克尔说，好像她就在眼前，所有这些无数默默无闻的女性人生，尚有待于加以记录；我的思路继续不断，穿越伦敦的街道，在想象之中感受到那默默无声的压力，那堆积如山的无记录人生的压力，那压力或许就来自街头巷尾双手叉腰的女人，戒指深深嵌入她们肥胖臃肿的手指，她们指手划脚地说话，那种手势的起伏就像莎士比亚的韵律；那压力或许来自卖紫罗兰和卖火柴的姑娘们，还有那些坐在门洞下的干瘪老妪们；那压力或许来自那些漂泊无定的女郎，她们脸色的变化就像阳光和乌云下的波涛，像灵敏的信号一般反映出走过来的是男人还是女人，还有那商店橱窗里的闪烁灯光。所有这一切，你都必须深入探索，我对玛丽·卡迈克尔说，还要高举你紧握在手中的火把。最最重要的是，你要用手中的火把照亮你自己的灵魂，把它的深刻与浅薄、它的虚荣与宽宏，全都暴露无遗，并且要坦白说出容貌的美丽或平庸对你意味着什么，说出你与那个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世界又有什么关系，那个手套、靴子、货物的世界，在药房里飘过来的清淡幽香之中飘摇起伏，那香气穿越陈列着衣料的拱廊，飘过铺着人造大理石的地板。因为在想象之中，我走进了一家商店；地上铺着黑白花纹的地板；悬挂着极其美观的彩色丝带。如果玛丽·卡迈克尔经过此地，理应驻足观赏，我想，因为这番景象正如安第斯山脉的雪峰岩谷，同样适宜于形诸笔墨。还有柜台后面那位姑娘——我很想立即了解她的真实经历，正如我急于读到第一百五十种拿破仑传记，或关于济慈及其弥尔顿式倒装句法的第七十篇研究论文，Z教授之流老学究们正在撰写此类文章。然后，我小心翼翼地继续说下去，就像是踮起足尖走路一样（我极其胆怯，害怕几乎抽到我肩膀上的那一鞭子），我喃喃自语道，她也应该学会不带怨恨地嘲笑男性的虚荣——或者说是“特点”，因为这个词儿不那么令人反感。因为在每个人头颅后面都有个一先令大小的斑点，这是自己永远也不能看到的盲点。两性之间能够互惠的良好服务之一，便是描述头颅后面的那个斑点。不妨想一想，妇女从尤文纳尔的评论和斯特林堡的批评之中，获得了多少裨益。请想一想，自古以来，男人怀着何等的关怀和才智，指出了女人头颅后面的那块黑斑！如果玛丽·卡迈克尔非常勇敢非常诚实，她就会走到男性背后去，并且告诉我们，她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在女人把那个先令大小的斑点描绘出来之前，一幅真实的男性整体肖像是永远也画不出来的。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苏阿博恩先生，他们就是那样大小那种性质的斑点。当然，任何神智清醒的人，都不会怂恿她去故意讥诮嘲讽——文学表明，用那种精神来写作是徒劳的。只要真实，人家就会说，那结果必定异常有趣。喜剧性必定会更加丰富。新的事实必定会被发现。
然而，现在已经到了重新低下头来读这一页书的时候了。我最好还是不要去猜测玛丽·卡迈克尔可能写什么、应该写什么，而是看一看玛丽·卡迈克尔事实上到底写了些什么。于是，我重新开始阅读。我记得我对她有某些不满之处。她打破了简·奥斯丁的句法，因此我就没有机会卖弄我纯正的趣味和挑剔的耳朵。当我不得不承认她们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我这么说就毫无用处了：“是的，是的，这很好；但是简·奥斯丁写得比你好得多。”然后，她又更进一步打破了叙事顺序——即预期的顺序。或许她这样干是无意识的，仅仅是按照事物的自然顺序来叙述，女人就会这样写作，如果她是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的话。但是，那效果却令人困惑；人家看不到高潮迭起，危机将至。因此，我就无法夸耀我自己感情多么深厚，以及我对人心了解得多么深刻。每当我在适当的地方有适当的感受，感受到爱，感受到死，那个讨厌的家伙就把我拉开，好像重要之处还要在前面一点。于是，我就不可能滔滔不绝地吐出一连串响亮的词句，例如“基本感情”、“人性的普遍本质”、“人类内心深处”等等，还有所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词句，它们支撑着我们的下述信念：尽管我们外表上聪明乖巧，在内心我们却是非常严肃、非常深沉、极有人性，人家很可能是——这种想法太没有吸引力了——仅仅由于思想懒惰再加上有点保守，才掩盖了其内在本质。
但是我继续读下去，并且注意到某些其他事实。她并非“天才”——这显而易见。她并不像她的伟大前辈温奇尔西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丁和乔治·爱略特那样，拥有对大自然的热爱、奔放的想象力、不羁的诗情、辉煌的才华、深沉的智慧；她也不能用多萝西·奥斯本那种优美的韵律和端庄的文风来写作——她的确不过是位聪明姑娘而已，她的书毫无疑问将在十年之内被出版商化为纸浆。然而，尽管如此，她却具有某些优势，这是那些天赋比她大得多的女人在一个世纪之前还缺乏的。男人对她而言，不再是“反对派”了；她不必再浪费时间去抱怨他们；她不必再爬上屋顶，由于渴望去旅行，渴望去获得人生经历以及人家拒绝给予她的对世界和各种人性的认识，而毁掉宁静平和的心境。恐惧和仇恨几乎已经消失，它们残留的痕迹，只是在对自由欢乐的轻微夸张之中显示出来，在她对于男性的态度之中，这是一种讽刺讥诮而不是浪漫倾向。那么毫无疑问，作为一位小说家，她享有一些高层次的自然优势。她有一种非常宽广、热烈而自由的感觉能力。它对于几乎难以察觉的轻微接触，也会立即作出反应。它像一棵伫立在空气中的新生树苗，尽情享受着向它投射过来的每一个景象和声音。它也非常精细而好奇地置身于几乎未知或未被记录过的事物之中；它把光线投射到微小的事物上去，并且显示出它们一点也不渺小。它把已经埋葬的东西挖掘出来重见天日，并且使人惊讶当初又何必把它们埋葬。虽然她很笨拙，并且缺乏那种无意识的悠久传统，正是那种传统使萨克雷或兰姆轻摇笔杆便能写出音调悦耳的文字，但是她已经——我开始认为——学会了这伟大的第一课；她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但这是一个忘记了自己是女人的女人，因此在她的书页上，充满了那种只有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时才会出现的那种奇特的性别特征。
所有这一切，都是良好的倾向。但是，丰富的感受能力或敏锐的理解力都无济于事，除非她能将转瞬即逝的个人因素建造成持久不倒的大厦。我曾经说过，我要一直等到她发觉她自己面临某种“情景”。我的意思是说，要等到她通过召唤、招手示意并且聚集起许多东西构成一幕情景，证明她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浏览者，而且是能够往下看透事物的深处。在某个时刻，她会对自己说，现在是时候了，不必采取任何激烈措施，我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意义全都显示出来。她就会立即开始——多么明白无误的加快速度！——招手示意和召唤，于是在记忆之中，就会涌现出那些在别的章节中被遗漏的、已被忘却了一半的、或许非常琐碎的事情。于是，她就会在人家缝纫或抽烟之时，把它们尽可能自然地展现出来，在她继续写作之时，人家就会觉得似乎已经来到世界的顶峰，并且俯视着这个世界在下面壮丽辉煌地巍然展开。
无论如何，她是正在作这种尝试。当我注视着她延续她的实验之时，我看见了，但是希望她没看见，那些主教和院长们、博士和教授们、族长和学究们都对着她大喊大叫，发出警告和劝诫。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只有院士和学者允许在这块草坪上行走！女士们没有介绍信不准入内！有抱负的、高雅的女小说家们请往这边走！他们就是如此纠缠着她，好比赛马场上栏栅边上拥挤的观众，她能否不左顾右盼毅然跳过栏栅，是对她的考验。如果你停下脚步来咒骂观众，你就失败了，我对她说，如果你停下来大笑，结果同样糟糕。犹豫或者慌乱，你就完了。你只要一心想着跳过去就行了，我恳求她，好像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押在她身上；而她就身轻如燕地飞过了栅栏。但是，在那前面还有一道栅栏，而且再往前面还有一道。她是否有持久的耐力，我很怀疑，因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剧烈地刺激她的神经。然而，她已经竭尽全力了。考虑到玛丽·卡迈克尔并非天才，不过是一位无名姑娘在她的卧室兼客厅里写她的第一部小说，而且并未充分拥有时间、金钱和闲情逸致等合乎写作需要的条件，我认为她的成绩是很不错的了。
我正在阅读最后一章——人们的鼻子和赤裸的肩膀在繁星满天的背景衬托之下显露出来，因为有人已经拉开了客厅的窗帘——我得出了结论：再给她一百年时间，给她一间自己的房间和每年五百英镑收入，让她自由地表达她的思想而把她现在写进去的内容删掉一半，那么总有一天她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把玛丽·卡迈克尔的《人生历险记》放到书架的末端，我说，再过一百年，她将成为一位诗人。
第二天，十月早晨的阳光从未遮窗帘的窗口射进来，形成一条条灰尘弥漫的光柱，街上传来了来往车辆的嘈杂声。现在伦敦又重新变得生机蓬勃；工厂活动起来；机器开始运转。读了这一阵书之后，就实在很想往窗外看一看，看伦敦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早晨究竟在干些什么。好像没有人正在读《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看来伦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完全漠不关心。没人去稍微关心一下——我并不责备他们——小说的未来、诗歌的死亡、或者平凡妇女是否创造出能够完全表达其思想的散文风格。如果用粉笔把关于此类事情的意见写在人行道上，没人会弯下腰来阅读。无动于衷的匆忙脚步，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把它们统统擦光。这儿来了一个跑腿的童仆；那儿来了一位牵着狗的妇女。伦敦街道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从来没有两个完全相似的行人；似乎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私事要办。商人模样的行人带着他们的小皮包；流浪汉用手杖敲响路边的铁栏杆；那些亲切和蔼的人把街道当作俱乐部，他们和来往车辆上的乘客们打招呼，不必等你开口询问就把消息告诉你。还会有出殡的队伍经过，于是大家忽然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死去，就纷纷脱帽致哀。然后，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从台阶上慢慢走下来，为了避免与一位匆匆忙忙的女士相撞，他停下了脚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这位女士弄到一件豪华皮大衣和一束意大利紫罗兰。他们似乎各不相关，全神贯注于各人自己的事情。
正在此刻，出现了伦敦经常会发生的情况，街上忽然完全安静下来，所有的交通都暂时停止了。街上没有车辆驶来，亦无行人穿越马路。一片孤零零的树叶，从街道末端那棵树上飘落，在噪音静止交通暂停之际飘落。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飘落就像是一个信号，它指出了在各种事物之中，有一种被人们所忽视的神秘力量。它似乎指向一条河流，它滔滔滚滚地流过，无影无踪，转过拐角，沿着那条街道流去，把人们席卷于波涛之中顺流而下，就像牛桥的那条河流把小舟里的大学生和飘零的落叶席卷而去。现在它带着一位穿漆皮靴的姑娘，从街道对侧斜穿马路，然后又带来一位身穿红棕色大衣的青年男子；它还带来了一辆出租汽车；它把这三者带到我的窗户下面来相会；出租车在这儿停了下来；那姑娘和青年停了下来；他们钻进出租汽车；然后那辆车开走了，好像被那条河流席卷而去。
这种景象可谓司空见惯；奇特之处在于：我的想象力竟然赋予它一种有韵律感的秩序；而且两个人钻进汽车这个普通景象，居然会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似乎能够把他们心满意足的心情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来。两个人一路走来在街角相遇，这个景象似乎可以减轻心头紧张的压力，我想，同时目送着那辆汽车在路口转了个弯开走了。也许像我这两天不断地思考两性的差别，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它干扰了思维的一致性。现在看到一男一女两人钻进一辆汽车，那种费力的思辨已经停止，而思维的一致性重新恢复。心灵真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器官，我把头从窗口缩回来时想道，我们对它一无所知，然而我们却完全依赖它的思维。为什么我会觉得心灵在思维之中有断裂和矛盾，正如由于明显的原因，躯体会紧张疲劳？所谓“思维的一致性”，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在深思，因为心灵显然具有在任何时刻、任何一点上集中思维的伟大力量，所以它决非只有一种存在形态。例如，它可以把自己和街上的人们分开，从楼上的窗口俯视他们，并且设想自己是与他们相互隔离的。或者它可以与其他人同时思考，例如，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等候某条新闻的宣布。它可以沿着父系先辈的思路或者沿着母系先辈的思路反省，正如我曾经说过，女作家是沿着母系先辈的思路来反思的。而且，如果人家是个女人，她就经常会由于意识的突然分裂而惊讶，例如，当她沿着白厅大街步行，原来应该作为这种文明的自然继承者，她却相反，置身于这种文明之外，采取一种异化的、批判的态度。很明显，心灵的思维总是在改变它的焦点，并且把这个世界置于不同的视角。但是，在这些心境之中有几种，即使是自发地加以采纳，也不如其他心境来得舒坦。为了使自己继续保持这种心境，人家就无意识地隐瞒了一些情况，渐渐地那种抑制就成为费力的事情。但是，或许有某种心境，不费吹灰之力即可继续保持，因为没有任何情况需要隐瞒。而眼前这个情景，我从窗边往里走时想道，或许就是此种心境之一。因为，当我看见这对男女钻进出租车时，我心里确实感觉到，似乎在被分开之后又自然融为一体。最明显的理由就是，两性合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有一种深刻的、即使是非理性的本能，它倾向于这种理论：男女的结合有助于获得最大的满足和最完美的幸福。然而，看到两人钻进汽车这个景象所给我的满足，也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是否心灵和躯体一样，也有两性的区别；是否心灵也要融为一体，才能获得完美的满足和幸福？于是，我以业余画家的手笔，勾划出一幅灵魂的草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如果是个男人，他头脑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是个女人，她也必须和头脑中的男性因素沟通对话。柯勒律治曾说，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两性因素并存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当两性因素融为一体之时，心灵才会才气横溢，充分发挥其所有功能。我想，或许一个纯粹男性的心灵无法创作，正如一个纯粹女性的心灵无法创作。但是，最好还是暂时停下来调查研究一两本书，验证一下人家所说的女性化的男人和男性化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柯勒律治说伟大的心灵是雌雄同体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心灵对女人特别同情，或者它从事于女性的事业，或者全心全意去阐释女性的观点。与单性的心灵相比，或许雌雄同体的双性心灵，更不倾向于显示这些特征。他的意思或许是说，双性的心灵是易于共鸣而有渗透性的；它毫无阻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有创造力、光彩夺目、浑然一体。实际上人家又要回过头去说，莎士比亚的心灵就是那种双性类型，是男人女性化的心灵，虽然说不出莎士比亚对女人究竟有何想法。如果充分发展的心灵之特征，乃是它不会特别地或孤立地考虑到性别，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现在要达到这种状态，要比过去困难得多。我来到了放现代作家著作的书架面前，我停下来思索，不知这个事实是不是长期令我困惑的某事之根源。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那样具有过分夸张的性别意识，大英博物馆里有不计其数由男人撰写的关于女性的书籍，便是一个证据。这毫无疑问要归咎于妇女参政运动。女子参政，必定激起了男人们特别强烈的自我肯定欲望；它必定使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性别及其各种特征，如果不是受到挑战，他们是不会费心去考虑这些事情的。如果一个男人受到挑战，即使是几个戴黑帽女人的挑战，他就会奋起反击，如果他以前从未受过挑战，那反击就会相当过分。我想，那或许可以解释我记得曾经在这里发现的几个特点，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A先生写的新小说，他风华正茂，显然颇获书评家们青睐。我把书翻开。真的，回过头来重新再读男人写的书，的确令人心旷神怡。读过女人的书之后，就觉得男人写的书是如此直截了当，如此襟怀坦荡。它显示出男人的思想是如此解放，个性是如此自由，对他本人又是如此充满自信。面对着这个得到良好滋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心灵，你会有一种身心健康的感觉，这自由的心灵从未受过挫折、从未遇过阻碍，自从出生以来，就享受充分的自由，可以往它所喜欢的任何方向去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令人羡慕。但是读了一两章之后，似乎有一道阴影横贯书页。它是一道笔直的黑杠，它的形状就像英文大写字母“I”。人家开始左闪右晃，以便瞥见它后面的风景。在它后面究竟是一棵树，还是一个女人在行走，我难以肯定。人家总是被招呼回去欣赏这个字母“I”。人家就开始对“I”感到厌倦了。虽然这个“I”是最值得尊敬的“I”；诚实而符合逻辑；像核桃那么坚硬，并且由于几百年来的良好教养和丰富饮食，显得极有光彩。我打心底里尊敬和赞赏那个“I”。但是——我翻了一两页，寻找某件东西——最糟糕的是，在字母“I”的阴影之中，一切都像烟雾那样形态模糊。这是一棵树吗？不，这是一个女人。但是……我想，在她的躯体里一根骨头都没有，我注视着菲比，那就是她的名字，穿越海滩走过来。然后艾伦站了起来，他的影子立刻就把菲比抹掉了。因为艾伦很有见解，而菲比就在他见解的洪流之中淹没了。然后我想，艾伦很有激情；现在我一页又一页飞快地翻过去，觉得紧要关头即将到来。果然如此。它就发生在阳光下的海滩上。此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掩饰地发生了。这件事情干得精力旺盛、生气蓬勃。没有什么比此事更不雅的了。但是……我已经把“但是”这个词儿说得太多了。一个人不能继续不断地说“但是”。无论如何，总该把一句话说完，我责备我自己。我可以把它说完吗？“但是——我厌倦了！”然而，我又为什么厌倦呢？有一部分是由于大写字母“I”的绝对优势，它就像一棵巨大的山毛榉树，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它枯燥乏味的阴影之中。在那阴影之中，什么也不能生长。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一些更为模糊的原因。在A先生的心灵中，似乎有某种障碍和羁绊，把创造力的源泉堵塞了，把它局限于狭窄的范围之内。我回想起牛桥大学的午餐会；往窗外弹香烟灰看见曼岛怪猫；还有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所有这一切纠缠成一团，似乎那障碍羁绊很有可能就在这里。当菲比穿越海滩之时，艾伦不再压低嗓音吟唱，“落下了一滴亮晶晶的泪珠，它落自大门口那株西番莲”；菲比也不再应和，“我的心像一只唱着歌的鸟儿，它的巢筑在湿润的嫩芽上”。当艾伦走过来时，他又能干什么呢？诚实而合乎逻辑有如天日，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去做。说句公道话，他的确把那件事儿干了又干（我一边说一边又翻了几页）。而且，感到这种供认有点尴尬，我补充道，那似乎有点乏味。莎士比亚的粗鲁不雅之处，把人家心灵中成百上千种其他东西连根拔除，绝对不会乏味。然而，莎士比亚写不雅的景象，是游戏笔墨；而A先生，就像被保姆所责备的顽童，是故意为之。他这样写是为了抗议。他要张扬他自己的优越性，以此来抗议女性获得平等地位。因此，他的创造力就自觉地受到了障碍羁绊，如果莎士比亚认识了女权主义者克拉夫小姐和戴维斯小姐，或许他亦会如此。如果妇女运动开始于十六世纪而不是十九世纪，那么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文学就会和它的原来面貌大不相同。
如果心灵具有两面性的理论是站得住的，那就等于是说，男人的大丈夫气概，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自我意识——换言之，男人现在只用他心灵中的男性因素那一面来写作。女人去读这些男人写的书是个错误，她要在书中寻求她所要的东西，必定是缘木求鱼。人家最迫切需要的是有力的建议，我想，于是拿起了批评家B先生的大作，非常认真仔细地阅读他对于诗歌艺术的评论。这些评论很精彩，敏锐而又博学；其缺点在于他不能再把他的感情传达出来；他的心灵已经分裂成不同的部分；在隔绝的两部分之间不能沟通。因此，当人家的心灵接纳了B先生的一句话，它就沉重地坠落到地上——死了；然而，当人家的心灵接纳了柯勒律治的一句话，它就爆炸开来，并且产生出各种各样别的观点。而这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文笔，人家可以说，它掌握了永恒不朽的秘诀。
但是，不论其理由可能是什么，那是一个必定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那是因为——现在我来到了一排排高尔斯华绥和吉卜林著作面前——对于我们仍然在世的最伟大作家的一些最优秀作品，有人置若罔闻。无论如何，女人在这些书中找不到批评家们所许诺的永恒生命的源泉。不仅因为这些书赞扬男性的美德，强化男性的价值，描述男性的世界；而且因为这些书中渗透着妇女无法理解的情绪。那种情绪来了，它正在积聚，它就要在头顶上爆发，在小说结尾之前很久，读者就开始预言。那幅画将会落下来，砸在老乔莱昂头上；他将会震惊而死；那位教堂老执事将为他说几句悼词；泰晤士河上所有的天鹅将同时发出一阵哀鸣。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人家就会匆匆离去，藏身于醋栗丛中，因为那种对于男人而言如此深刻、微妙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情绪，只能使女人深感惊讶。因此，看到吉卜林笔下的军官们，她们就转过身去；还有他笔下散布种子的播种人；单独干活的男子汉；还有大英帝国的旗帜——看到吉卜林用大写字母来描述所有这些内容，人家就要脸红，就好像一位姑娘偷偷混进纯粹是男性寻欢作乐之处而被当场逮住。事实上，不论高尔斯华绥先生还是吉卜林先生，在他们身上，都没有一丝一毫女性气质。因此，他们所有的品质，对于妇女来说，一般而论似乎都是粗糙而不成熟的。他们缺乏提供建议的力量。一本书如果缺乏这种提示力，不论它如何强烈地撞击心扉，它都不能渗透到心灵中去。
把书取了出来，又看也不看就放回去，就在这种烦躁不安的心情中，我开始设想一个未来时代，纯粹自我肯定的、大丈夫气概的时代，就像那些教授先生们在书信（例如沃尔特·罗利爵士的书信）中似乎预言过，而且意大利统治者们早已使其实现了的那个时代。在罗马，几乎没有人不被那种毫不缓和的男性气概所感动；不论毫不缓和的男性气概对国家有何影响，人家要先问一问，它对诗歌艺术有何影响。无论如何，据报刊报道，在意大利大家对小说感到某种焦虑。曾经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它的宗旨是“发展意大利小说”。“出身高贵或者在金融界、实业界、法西斯社团中著名的男士们”，在某日聚会讨论此事，并且给首相墨索里尼发了电报，表达了下述希望：“法西斯时代不久将会诞生出一位配得上它的诗人。”我们都可以怀有此种虔诚愿望，但是诗歌是否可以从孵化器中孵出来，却令人怀疑。诗歌应该有母亲也有父亲。法西斯诗歌，人家很害怕，可能是一个流产的小怪胎，就像人家在乡镇博物馆玻璃瓶里看到的那种畸胎标本。据说这种怪物从来就活不长；人家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天才神童在田地里割草。一个躯体长了两个脑袋，并不能使人长寿。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急于归罪于什么人，男女两性都难辞其咎。所有教唆者和改革家均有责任：对格兰维尔勋爵说谎的贝斯巴勒夫人应该负责；对格雷格先生说出事实真相的戴维斯小姐亦应负责。所有促使性别意识觉醒的人都应该受到责备，正当我想要在一本书上施展我的各种才能之时，他们驱使我去寻求那个幸福时代，戴维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诞生之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作家们还能够平均地使用他心灵中的两个方面。我们必须回到莎士比亚那儿，因为他是雌雄同体两性合一的；济慈、斯特恩、柯珀、兰姆、柯勒律治都是如此。雪莱或许是无性的。在密尔顿和本·琼森身上，男性气质稍为太多了一点。华兹华斯和托尔斯泰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普鲁斯特是双性的，如果不是女性气质稍多了一点的话。但是那个缺点太小，不值得加以抱怨，如果没有那种两性气质的混合，理智似乎就占了绝对优势，心灵的其他官能就会硬化而失去创造能力。然而，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想这或许是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我曾经允诺，要告诉你们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为了遵守诺言，我讲了不少话，其中有不少内容似乎已经过时了；有许多东西，在我眼前洞若观火，对你们而言似乎一片朦胧，因为你们尚未到此岁数。
即使如此，我走到书桌旁边，拿起那页写着《妇女与小说》标题的纸，我说，我要在这儿写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作者只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性别，就无可药救了。纯粹单性的男人和纯粹单性的女人，是无可药救的；一个人必须是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一个女人只要稍微强调任何委屈之处；只要呼吁任何公平待遇；总之只要意识到自己是以女人的身份在说话，她就无可药救了。无可药救并非比喻夸张之辞；因为带着那种偏颇的性别意识写出来的东西，都注定必然死亡。它停止吸收任何营养。开头一两天，它可能显得光彩而有魅力，既有力度又有技巧，但是到了夜晚，它必定会枯萎；它不能在别人的心灵中成长。在心灵之中，男女两性因素必须有某种协调配合，然后艺术创作才能完成。男女这两个对立的性别，必须结合成完满无缺的婚姻。如果我们意识到，作家是要把他的经历完美而充分地表达出来，那就一定要敞开整个心灵。必须有自由而平静的心境。不允许有一个轮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不允许有一道光线闪烁不定。窗帘一定要严密无缝地拉拢。那位作家，我想，他的创作经历一旦完成，他必须躺下来，让他的心灵在黑暗之中庆祝它的婚礼。他必须不要察看也不要询问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宁可把一朵玫瑰的花瓣儿一片片扯下来，或者注视着那些天鹅安详地顺着河流漂浮而去。在我眼前，又浮现出那股激流，它负载着那一叶扁舟、那位大学生，以及那些飘零的落叶；我又看到那辆出租车带走了那一对男女，又看到他们一起穿越马路，那股激流把他们席卷而去，我想，我听到了远处传来伦敦来往车辆的轰鸣声，一切都被卷进了那股无比巨大的洪流。
说到这儿，玛丽·贝顿住口了。她已经告诉了你们，她如何得出结论——那个平凡的结论——那就是你必须每年有五百英镑收入，还要有一间门上装了锁的房间，如果你打算写小说或诗歌的话。她已经尽力把导致她得出这个结论的种种想法和印象暴露无遗。她曾经邀请你们和她一起闯入教区管事的手臂，在这儿用午餐，在那儿进晚餐，在大英博物馆里画草图，从书架上取书，往窗外闲眺。当她正在干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毫无疑问在观察她的缺陷和弱点，并且判断它们对她的观点有何影响。你们一直在反驳她的观点，并且按照似乎对你们有利的方向随意增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因为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只有把许多不同种类的错误放在一起，通过不断试错，才能得到真理。现在我将以个人的名义预告两种批评作为总结，它们实在太明显了，你们不会想不起来的。
你们可能会说，甚至关于不同性别作家的相对优点，我也并未表述过任何观点。我是故意如此，因为，即使现在已经到了作出这种评估的时候——以目前而论，知道女人有多少钱有几间房，比提出有关妇女才能的理论重要得多——即使评估作家优点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也不相信心灵或性格方面的天赋可以像白糖或黄油那样称量，即使在剑桥大学也办不到，虽然他们在那儿擅长于把人分成级别，把各种方帽子戴到他们头上去，把各种字母放在他们姓名后面来标明学历和学位。我相信，甚至你们在《惠特克年鉴》中找到的“皇家礼仪等级顺序表”，也不能作为价值评定的最终顺序，而且没有任何充足理由可以假定，在最终进入宴会厅时，巴思爵士必须跟在精神病大师后面。所有这一切，使不同性别的人相斗，使不同品质的人相争；所有这一切，自命为优越而硬判他人为低劣；所有这些行为，都属于人类生存的私立学校阶段，在私立学校中，学生是分为“派别”的，这一派必须去打败那一派，而走上讲台从校长先生手中接过一只装潢精美的奖杯，是极端重要的。当人们逐渐成熟，他们就不再相信派别或校长先生或精美奖杯。无论如何，以书籍而论，众所周知，要把表示优秀的标签贴上去而又不让它落下来，是极其困难的。难道当代文学书评不是评判这种困难的持久例证吗？“这本书很伟大”，“这本书无价值”；这同一本书，就有两个迥然相异的评语。褒扬和非难都毫无意义。不，以评估作为消遣可能很有趣，它却是所有职业之中最徒劳无益的，而屈从于评估者的判决，是最最奴性十足的态度。只要你去写你所想要写的东西，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至于这重要性可以维持几年或几小时，那可谁也不能说。然而，要是你为了遵从手捧银杯的校长或袖藏码尺的教授的意愿，因而牺牲了你心目中幻象的一根头发、抹去了他脸上的一丝光彩，这就是最卑鄙的背叛。牺牲财富与贞操，一直被视为人类最大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和上述背叛相比，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
接下来我想，你们可能会表示异议，认为在我所说的这一切中，太过强调物质因素。即使我们给象征主义留下慷慨的余地，把每年五百英镑收入代表深思熟虑的能力，把门上的锁象征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们仍然会说，心灵应该超越这种东西；而且大诗人往往是穷人。那么，就让我引用你们的文学教授的话吧，他比我懂得更多：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诗人。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写道：
“近百年来，诗坛伟人姓甚名谁？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兰多、济慈、丁尼生、勃朗宁、阿诺德、莫里斯、罗塞蒂、斯温朋——我们可以到此为止。在这些诗人中，除了济慈、勃朗宁、罗塞蒂之外，全都是大学生；在上述三人之中，济慈正当青年有为之时就夭折了，是唯一家境不很优裕的诗人。说起来似乎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而且说起来相当可悲：然而，作为铁的事实，那种诗歌天才不论贫富到处均可发展的理论，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作为铁的事实，在那十二位诗人中九位是大学毕业生：那就意味着，他们无论如何设法获得了接受英国最佳教育的机会。作为铁的事实，在剩下的三人中，你们知道勃朗宁家境富裕，而且我敢向你们挑战，如果他家境不富裕，他就写不出《扫罗》和《指环与书》这两部名著，正如罗斯金的父亲如果生意不兴旺，他就写不出《论现代画家》。罗塞蒂有一笔小小的私人收入，此外他还画画。现在只剩下济慈了；命运女神阿特洛波斯在他年轻时就把他杀了，正如她在精神病院里杀了约翰·克莱尔，而詹姆斯·汤姆森因悲观失望染上鸦片瘾而死亡。这些是可怕的事实，但是让我们来勇敢地面对它们。这是肯定的——不论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对我们说来是何等耻辱——由于我们国家的某种错误，贫困的诗人二百年来直至今日甚至连极其有限的机会也没有。请相信我——我花了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来考察大约三百二十所小学——我们可以侈谈民主，但是事实上，英国的穷孩子就像古代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没有获得知识的解放，而只有知识自由，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没有人能够把这一点说得更加清楚的了。“贫困的诗人二百年来直至今日甚至连极其有限的机会也没有。……英国的穷孩子就像古代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没有获得知识的解放，而只有知识自由，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诚哉斯言。知识自由依赖于物质因素。诗歌又依赖于知识自由。妇女历来贫困，不仅二百年来如此，而是有史以来就是如此。妇女的知识自由比雅典奴隶的儿子还要少。因此，妇女也就没有最起码的机会去写诗。我之所以如此强调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感谢过去时代那些无人知晓的妇女们的辛勤劳作，我真希望关于她们的情况我们能知道得更多一点，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不然的话，今晚你们就不会在此听讲座，至于你们一年挣上五百英镑的机会，我恐怕它现在仍然有点靠不住，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你们可能仍然要提出异议：你为何将妇女著书立说看得如此重要？按照你的说法，写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或许还会导致谋杀姑妈的罪孽，几乎总是使人家用午餐迟到，而且还会使人家与非常善良的伙伴们发生严重的争论。我的动机，请允许我承认，有一部分是自私的。像大多数未受充分教育的英国妇女一样，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大量地读书。最近我的胃口变得有点单调；历史书里战争写得太多；传记太过关注伟人；诗坛，我认为，已经显出江郎才尽的倾向；说到小说——作为一位现代小说评论家，我已充分献丑，不宜再多言。因此，我愿意请你们去写各种各样书籍，不论题目多大多小都不要犹豫。不论用什么方法，我希望你们拥有足够的金钱，可以去旅行，去闲散，去深思这个世界的过去或未来，去看书梦想，去徘徊于街头巷尾，并且让思想的钓线深深地沉入生命的河流。因为，我绝对不是把你们局限于小说之中。如果你们愿意使我高兴——还有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读者——你们可以写游记，历险记，学术研究著作，历史与传记，批评、哲学与科学著作。这样一来，你们必定使小说艺术获益匪浅。因为各类书籍必然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小说如果能与诗歌、哲学携手并肩，一定会更好得多。而且，如果你们考虑以往的伟大人物，如萨福、紫式部、艾米莉·勃朗特，你们就会发现，她们既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新潮的开创者，而她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妇女终于自然拥有了写作的习惯；所以，即使仅仅作为诗歌创作的序曲，你们这种活动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这些笔记，并且批评我自己作笔记时的一连串思路，我发觉我的动机并非完全是自私的。在这些评价和推论之中，贯穿着一种信念——或者是本能？——认为好书是合乎需要的，而好的作家，即使显示出各种各样人性的弱点，仍然是好人。因此，当我恳求你们去写更多的书，我是在鼓励你们去作既有利于你们自己又有益于整个世界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证实这本能或信念是正当有理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很容易误用哲学术语而贻笑大方。“真实”是什么意思？它好像变化无常，难以捉摸；它忽而存在于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忽而存在于路旁一张报纸上，忽而存在于阳光下一朵水仙里。它能使屋里一群人欣然喜悦，又能使人记住很随便的一句话。一个人在星光下步行回家时感到它的压力，它使静默的世界比说话的世界似乎更真实些——可是它又存在于皮卡底利大街人声嘈杂的公共汽车里。有时它又在离我们太远的形体中，使我们不能把握其性质。可是，不论它接触到什么，它都使之固定化、永恒化。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的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我认为，现在作家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生活中直面这种真实。作家的职责，就是发现真实，收集真实，并且把它传达给我们其他人。至少这是我阅读《李尔王》、《爱玛》或《追忆逝水年华》得出的一种推论。因为，阅读这些书，就好像对人的感觉官能作了一个奇特的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之后视觉更加敏锐；世界似乎剥去了它的外壳，而给我们一种更热烈真切的生活。与不真实势不两立的人，是值得羡慕的；不知不觉干了蠢事而挨到当头棒喝的人，是可怜的。所以，当我要你们去挣钱并且拥有自己的房间，我是在请求你们面对着真实去生活，不论人家能否把它表达出来，它会明显表示，这是一种生机蓬勃的生活。
我很想就此打住，然而习惯的压力作出了这样的判决：每一次讲演，必须有一个结论来收尾。你们必定同意，一次妇女讲座的结论，应该特别含有赞扬和推崇之意。我要恳请你们记住你们的责任，要更加高尚，更注重精神因素；我要提醒你们，有多少事情要依靠你们去做，你们对未来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我想，这番劝勉的话，我可以很放心地留给男人去说，他们一定会说，而且他们实际上已经用比我更加优美雄辩的词藻来加以表达了。在我搜索枯肠之时，我发现自己对于作他人的平等伴侣，对于为了更高目的去影响这个世界，并没有抱着什么高尚情操。我发现自己正在简单而平淡地喃喃自语：保持自我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如果我知道如何说得崇高而动听，我想要对你们说，千万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只要就事论事，思考事物本身。
而且，在我浏览报纸、小说、传记之际，我又重新想起，当一个女人对妇女说话，她心里必定还有什么不中听的话没说出来。女人对女人很苛刻。女人不喜欢女人。女人——然而难道你们还没有被这个词儿烦得要死？我敢向你们保证，我是烦死了。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由一个女人向妇女们宣读的论文，应该用一些特别不中听的话来结尾。
但是，这个结尾究竟怎么做？我又能想到些什么？老实说，我往往很喜欢女人。我喜欢她们不拘泥于传统习俗。我喜欢她们的完整性。我喜欢她们默默无闻。我喜欢——但是我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说下去。瞧那儿的那只碗橱，——你们说那里面只放着清洁的餐巾；但是，如果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躲在其中又怎么办？那么，让我用比较严肃的语气来说话吧。在上面所说的那些话中，我是否已经向你们充分传达了人类的警告和谴责？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奥斯加·勃朗宁先生对你们评价很低。我已经指出，拿破仑曾经对你们有什么看法，墨索里尼现在又有什么想法。然后，如果你们之中有任何人有志于小说创作，我已经为了你们的利益而摘录了批评家的忠告：你们要勇敢地承认女性的种种局限性。我曾经提到过X教授，并且特别突出了他的声明：女性在智力上、道德上、体力上都低于男性。我已经把并非刻意寻求而是不期而遇的种种高见，都转告你们了，这儿是最后一番警告——它出自约翰·蓝登·戴维斯先生之口。这位先生警告妇女：“等到完全不想要小孩子的时候，女人也就完全不需要了。”我希望你们将此话牢记在心。
我如何能够再进一步鼓励你们去着手人生的事业？年轻妇女们，我会说，请注意，因为我正在开始作出结论，在我看来，你们愚昧无知到了令人羞愧的地步。你们从未作出过任何种类的重要发现。你们从未震撼过一个帝国或率领一支军队去远征。莎士比亚的戏剧不是你们写的，你们从未使一个野蛮民族受到文明教化。你们有何借口可为自己开脱？地球上的街道、广场、森林住满了黑色、白色、棕色的居民，他们都忙于车来人往、经营企业、求欢作爱，你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着他们说，我们手上还有别的工作要干。如果没有我们的工作，大海上就没有船只航行，万顷良田将化为一片沙漠。按照目前生存的人口统计数字，我们曾经生、育、洗、教十六亿二千三百万人，一直把他们抚养到六、七岁，即使有人相助，去完成这件繁重的任务总得需要相当时间。
你们所言属实——对此我决不否认。但是，同时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在英国至少已有两所女子学院存在；一八八〇年之后，法律允许已婚妇女拥有她自己的个人财产；在一九一九年——整整九年以前——她获得了选举权。我是否可以再提醒你们，大多数职业向你们敞开大门，迄今约有十年之久？当你们考虑到，妇女享有这么大的权利已有如此长久的时间，而且事实上目前大约有两千名妇女能以某种方式每年挣五百多英镑，你们就会同意，缺少机会、培训、鼓励、闲暇、金钱等等借口，再也讲不通了。此外，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塞顿夫人孩子生得太多了。你们当然要继续不断地生孩子，于是他们就说，要两个三个地生，不要十个一打地生。
因此，你们手上有了时间，头脑里有了些书本知识——那另外一种生活知识你们早已足够，你们被送进大学，我猜想，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不受教育——你们一定会走上你们异常漫长、艰辛、黯淡的职业生涯的另外一个阶段。有成千上万支笔愿意为你们写出建议书，认为你们该作些什么，将会获得什么效果。我承认，我的建议有点希奇古怪；因此，我宁可用小说形式来加以表述。
在这篇正在宣读的论文中，我曾经告诉你们，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但是不要在锡德尼·李爵士撰写的莎士比亚传记中去寻找她。她很年轻就夭折了——唉，她一个字也未写过。她就埋葬在目前的公共汽车站，就在“大象与城堡”酒馆对面。现在我相信，这位从未写过一字并且被埋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还活着。她活在你们心中，活在我的心中，活在许多今晚不在这儿的妇女心中，因为她们正在洗碗碟、哄孩子们上床睡觉而未来听讲。但是她还活着，因为伟大诗人是不会死的，她们永垂不朽；她们所需要的，只是等候机会，借一个血肉之躯，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给她这样一个机会，我想，现在已经是你们力所能及的了。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念：如果我们再活一个世纪左右——我是在说人类整体的公共生活、真实生活，而不是个人渺小分散的生活——并且每人每年都有五百英镑收入和各人自己的房间；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或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搀扶我们，我们要独自行走，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而不仅仅是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联系，要是我们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个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死去的诗人，就会附身于她所经常舍弃的躯体。她就会仿效她兄长的先例，从她许多无名先辈的生命之中汲取她的生命力，通过不断的继承和积累，她就会诞生。如果没有那个准备阶段，没有我们的努力为她垫底，没有下定决心当她重新诞生之时她就会发现她有条件可以生活并且写诗，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就不可能盼望她降临人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坚持认为，只要我们努力为她工作，她就会到来，因此，即使在穷困潦倒和默默无闻之中也要努力工作，这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