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地阅读乔治·爱略特的作品，就会意识到我们对于她了解得多么少，也就会逐渐意识到那种轻信的态度（一个有洞察力的人对这种态度不会十分赞赏），人们怀着这种态度，一半自觉、一半蓄意地接受了一位受了迷惑的妇女对于维多利亚后期的描述，这位妇女对于那些比她本人更困惑的读者们具有一种虚幻的控制能力。很难断言，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用了什么方法，才解除了她那使人迷惑的符咒。有些人把这归功于她的传记的出版。或许是乔治·梅瑞狄斯以及他所提出的“活泼矮小的马戏演出主持人”和讲坛上“误入歧途的女人”这种说法，磨尖了成百上千个箭头，并且给它们涂上了毒药，那些射手们虽然瞄不准目标，却很高兴把箭射出去。她成了年轻人所嘲笑的对象之一，成了一群严肃人物的一个方便的象征，这些人物犯了相同的偶像崇拜的错误，可以用相同的嘲笑来把他们打发掉。阿克顿爵士曾经说过，她比但丁还要伟大；当赫伯特·斯宾塞禁止伦敦图书馆出借任何小说之时，他豁免了她的作品，似乎它们并非小说。她是女性的骄傲和楷模。此外，她的私人生活记录并不比她的公开活动更有吸引力。如果要求某人去描述那个小修道院里某个下午的情景，那位故事叙述者必然会暗示：对于这些严肃的星期日下午的回忆，激起了他的幽默感。坐在矮脚椅子里的这位庄重严肃的女士，曾使他万分惶恐；他极其渴望自己能够发表一点明智的见解。当然，那种谈话是非常严肃的，正如那位伟大的小说家用秀丽而清晰的笔迹所写的一条备忘录所证明的那样。这条记录注明是星期一早晨写的，她责备自己在讲话时没有适当地预先考虑到马丽伏，当时她的意思是指另一位作家；但是毫无疑问，她说，她的听众们已经作出了纠正。尽管如此，回想起在星期日的下午和乔治·爱略特谈论马丽伏，这可不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回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回忆已经消失了。它并未变得生动如画。
的确，人们难免要相信：那个长长的、忧郁的脸庞，带着严肃而愠怒的表情和几乎像马一般的力量，在那些想起乔治·爱略特的人们心头留下了压抑沮丧的印象，结果他们总是觉得这张阴郁的脸在透过她的书页瞅着他们。戈斯先生最近描述了当他看到爱略特乘坐一辆双座四轮马车驰过伦敦街头的情景：
一位肥胖矮壮的女巫，神情恍惚地正襟危坐，她的厚实的容貌从侧面望去多少有点儿悲哀，她头上戴着一顶不相称的帽子，总是合乎巴黎最流行的款式，在那个年月，这种帽子上通常插着一支巨大的鸵鸟羽毛。
里奇夫人用同等的技巧留下了一幅更加入木三分的室内肖像：
她穿着美丽的黑色缎子长袍坐在火炉旁边，她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盏有绿色灯罩的台灯，我看到在桌上有德文书籍、小册子和象牙色的裁纸刀。她仪态安详、雍容华贵，有一双目光坚定的小眼睛和甜蜜的声音。当我望着她时，我觉得她是一位朋友，我在她身上感觉到的并不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友情，而是一种善良而仁慈的冲动。
她的言论的片断被保存下来了。她说：“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影响。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有多大，我们必须牢记，我们反过来对于别人必定也会有同样的影响。”我们把这些教导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牢牢地记在心中，你可以想象，在三十年后回顾当时的情景，复述她的那几句话，你会突然间忍俊不禁，生平第一遭捧腹大笑。
在所有这些记录之中，人们感觉到，那位记录者即使当时正在现场，也是保持了一段距离并且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的，而在此后的岁月中，当他阅读这些小说之时，永远不会有一种生动活泼的、令人困惑的或美丽动人的个性的闪光使他眼花缭乱。在揭示了这么多个性特征的小说之中，缺乏魅力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而她的批评家们，他们当然大多数是男性，曾经或许是有意无意地对她表示不满，说她缺乏那种众所公认在妇女身上极其吸引人的品质。乔治·爱略特并不妩媚动人；她没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她缺乏那种怪僻和不同寻常的脾气，它们赋予许多艺术家以孩子般惹人喜爱的单纯。人们感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像对于里奇夫人一样，她所体现的“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友情，而是一种善良和仁慈的冲动”。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些画面，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全都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著名妇女的肖像，她穿着黑色的缎子长袍，坐着四轮双座敞篷马车，她是一位经历过奋斗拼搏的女人，而从这种经历中，她产生了一种希望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的深刻的愿望，但是，除了在她少年时代就熟悉她的那个小圈子中的人们之外，她并不希望和别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对于她的青春岁月，我们所知甚微；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她的文化、哲学、声誉和影响，全都建立在一个十分卑微的基础之上——她是一位木匠的孙女。
她的生活记录的第一卷，是异常令人沮丧的。在这卷记录中，我们看到她呻吟着、奋斗着，从褊狭的乡村社会难以忍受的厌倦之中挣扎出来（她父亲的社会地位上升了，比较接近于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的生活不如田园生活富于诗情画意），成为一个有高度才智的伦敦报刊的助理编辑，成为赫伯特·斯宾塞的受人尊敬的同事。当她把这些早期的生活阶段在悲伤的独白之中披露出来，它们是令人痛苦的，克洛斯先生指责她借这些独白来诉说她本人的经历。她在少年时期就很突出，是一位“肯定很快就能学会关于服装俱乐部的某种技能”的姑娘；后来她制作了一张基督教会的历史图表，借此集资修复一座教堂；接下去她丧失了宗教信仰，使她的父亲十分恼火，以至于拒绝和她一起生活。接踵而至的就是她翻译斯特劳斯《耶稣传》的那场斗争。这本书本身是沉闷而“使人心灵麻木”的，何况她必须承担料理家务和护理临死的父亲这些通常属于女性的职责，她十分依恋手足之情，却沮丧地相信，由于她成了一位女学者，她正在丧失她的兄弟对她的尊敬，这一切都几乎不能稍为减轻那种沉闷的感觉。她说：“我经常像一只猫头鹰一般走来走去，使我的兄弟感到极端地厌恶。”有一位朋友看到她面对着基督复活的塑像，煞费苦心地翻译斯特劳斯的《耶稣传》，他写道：“可怜的人儿！看到她面色苍白憔悴，头痛欲裂，还要为她的父亲担忧，有时候我真是可怜她。”然而，虽然当我们阅读她的故事之时不得不带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愿她的人生历程的各个阶段即使不是更加平稳至少也要更为美丽，但是，在她向文化的堡垒进军之时，带有一种顽强的决心，它使这部作品超越于我们的怜悯之上。她的进展是非常缓慢、非常艰难的，然而，在它的后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高尚的雄心壮志，作为不可抗拒的动力在推动着她。每一个障碍最后都从她的道路上扫除了。她了解每一个人。她阅读一切作品。她惊人的理智的活力获得了最后胜利。青春已经消逝，但她的青春是饱经忧患的。于是，在三十五岁那年，正当她精力最为充沛、意志极端自由之时，她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对她说来意义如此深远，甚至对于我们说来仍然至关紧要：她决定到德国魏玛去，与乔治·亨利·路易士结伴同行。
她和路易士结合之后不久随即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最充分地证实了与个人的幸福同时来到她身边的极大的自由。它们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享受。然而，在她的文学生活的起点，人们可以在她的某些生活境遇中发现种种影响，这些影响使她的思绪从她本身和当前的情景中游离开去，转向往昔的岁月和乡下的村庄，转向安静、美丽、单纯的童年回忆。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牧师生涯片断》而不是《米德尔马奇》。她和路易士的结合使她被爱情的气氛所包围，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传统习俗，他们的结合又使她离群索居。她在一八五七年写道：“我希望人们谅解，我决不会邀请别人来拜访我，要是他本人没有要求我作出这种邀请的话。”后来她又说，她“被这个世界所排斥了”，但她并不后悔。起初是由于她的境遇，后来则不可避免地由于她的名声，她变得如此令人瞩目，她丧失了在默默无闻时同等的条件下活动的能力，这个损失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是很严重的。尽管如此，当我们沐浴在《牧师生涯片断》的明亮的阳光之中，感觉到那个博大的、成熟的心灵带着一种放纵的自由感在她那“遥远的过去”世界中展示出来，要谈论她的损失，似乎是不恰当的。对于这样一个心灵来说，一切都是收获。所有的经历，通过一层又一层知觉和反省的过滤，丰富了、滋养了这个心灵。在描述她对于小说的态度之时，根据我们对于她的生活的点滴了解，我们最多只能说，她对于某些教训（即使她获得了这些教训，却不是很早就获得的）耿耿于怀，这些教训之中，在她身上留下最深烙印的或许就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忧郁品质；她把她的同情心寄予平凡的人物，并且十分乐于详细叙述家常的、普通的欢乐和忧愁。她没有罗曼蒂克的激烈态度，这种态度与个人独立存在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它是永不满足的，不受压抑的，在这个世界的背景之上鲜明地勾勒出它的形象。一位目空一切的年迈的牧师，当他啜着威士忌酒沉思梦想之时，《简·爱》的那种火辣辣的自我中心主义，会在他的心头激起什么样的爱和恨？《牧师生涯片断》、《亚当·比德》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这些最初的作品是非常优美的。她笔下的波伊泽、道特森、吉尔菲、巴顿这些家属和其他人物，包括他们的环境和附属物，他们的优点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我们在他们中间活动着，时而厌烦，时而同情，但是对于他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毫无疑问地接受，我们只把这种信任给予伟大的、有独创性的作品。她把一股记忆和幽默的洪流如此自然而然地倾注到一个人物身上，一个场面紧接着另一个场面，直到那幅古老的英国乡村织锦画面重新呈现出来，这股洪流和一种自然的进程有这么多共同之处，使我们很少意识到还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地方。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一切；我们感觉到了只有伟大的、创造性的作家才能给予我们的那种妙趣横溢的精神上的温暖和松弛。在阔别多年之后，重新来到这些作品面前，它们甚至会出乎我们意料地倾泻出同样丰富的能量和热力，以至于我们非常想要休憩于这股暖流之中，就像我们沐浴于从果园的红色砖墙上方照射下来的阳光里。我们如此顺从地接受了英格兰中部农夫和村妇的幽默感，如果我在这方面带有不假思索地放任自流的因素，那么在这些情况中也是如此。我们几乎不想去分析我们觉得如此宏大而富于人性的东西。当我们考虑到谢泼顿和海斯洛普的世界在时间上的距离多么遥远，考虑到那些农夫和雇工的心灵和乔治·爱略特大部分读者的心灵距离多么遥远，我们只能把我们从普通房屋到铁匠工场、从村舍小屋的客厅到教区牧师的花园各处漫游之时那种悠闲而喜悦的心情，归功于这个事实：乔治·爱略特不是用一种恩赐的态度或好奇的心理，而是用一种同情的精神来使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她不是讽刺家。她的心灵的活动太过缓慢而笨拙，不适宜于喜剧。但是，她渊博地掌握了人类天性中的主要因素，用一种宽恕容忍、审慎得体的理解力把这些因素松散地凝聚在一起，当你重新阅读这些作品之时，就会发现这种理解力不仅使她的人物保持生动活泼，而且赋予他们一种对于我们的欢乐和眼泪的出乎意料的控制能力。就拿著名的波伊泽太太来说吧。很容易把她的特殊癖性发挥到极点，而事实上，乔治·爱略特或许有点太过频繁地想要嘲弄别人却使她自己在同样的地方反过来受到嘲笑。然而，当我们阅读完毕合上书本，我们的记忆力（就像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那样）使那些精巧微妙的细节浮现出来，当时我们被一些更加显著的特征所吸引，因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微妙之处。我们想起了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在有些场合她完全保持沉默。对于一个生病的孩子，她本人就是忍耐的化身。她十分溺爱托蒂。你可以这样默默地思索推测乔治·爱略特的大部分人物，并且会发现，甚至在那些最不重要的人物身上，也有宽敞的余地来让那些独特的品质悄悄潜伏，而她不必去把它们从隐匿之处显示出来。
但是，甚至在她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些意义更为重大的瞬间，穿插在所有这一切忍耐和同情之中。她的胸怀显得相当宽阔，足以容纳一大批傻瓜和失败者，母亲和孩子，家犬和英格兰中部作物茂盛的田野，精明伶俐或酗酒糊涂的农夫、马贩子、旅店主人、助理牧师和木匠。他们全都被一种浪漫的气氛所笼罩着，这是乔治·爱略特允许她自己加以渲染的唯一的浪漫气氛——往昔岁月的浪漫气氛。这些作品具有令人惊讶的可读性，丝毫也没有夸大其词或矫揉造作的痕迹。然而，对于那些把她的一大批早期作品记在心头的读者来说，回忆的迷雾显然在渐渐地消退。这并不是说她的力量削弱了，因为，我们认为，在那部成熟的著作《米德尔马奇》中，她的力量达到了最高峰，这部宏伟的著作，包括它所有的不足之处，是为成年人而写的寥寥可数的几部英国小说之一。然而，她不再满足于那个田野和农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她曾经在别的地方寻求她的出路；而且，虽然回顾往昔是心平气和、令人宽慰的，但是甚至在那些早期作品中，也有那种困惑的心情、严格的苛求、怀疑的诘问和受到挫折的人物存在，而这种人物就是乔治·爱略特本人。在《亚当·比德》中的黛娜身上，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爱略特的身影。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身上，她更加公开而完整地显示了她自己。她是《珍妮特的忏悔》中的珍妮特，是《罗慕拉》一书中的女主人公罗慕拉，是《米德尔马奇》中追求智慧并且在与拉第斯劳的婚姻里寻求人们几乎不能理解的东西的多罗塞娅。我们倾向于这种想法：那些对乔治·爱略特感到抵触的人们，是由于她的女主人公才会如此，而且他们很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毫无疑问，她们显示了她最坏的方面，使她陷入困难的处境，由于自我意识而忸怩作态，不断地说教，而且有时候粗陋庸俗。然而，如果你能把这种姐妹关系统统丢开，你就会离开了一个渺小得多、低级得多的世界，尽管这是一个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更高的欢乐和安慰的世界。在说明她的缺点（就缺点本身而论）的原因之时，你会想起，她三十七岁之前从未写过小说，而当她到了三十七岁，她就逐渐带着一种痛苦和近于忿恨的混合情绪来考虑她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宁可完全不要想起她自己。后来，当创作能力的第一次高潮衰退下去而她已获得了自信，她就越来越站在个人的立场来写作，但是，她这样做并没有毫不犹豫地抛弃那年轻的主人公。当她的女主人公说出了她想说的话时，总是显示出她的自我意识的痕迹。她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加以掩饰。此外，她赋予那自我意识以美感和财富；更加不可能的是，她还企图创造出一种白兰地酒的风味。但是，她是受到她的天才力量的驱策，才挺身而出在那宁静的田园生活场景现身说法的，这仍然是一个令人窘困的、带有刺激性的事实。
那位坚持自己出生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高尚而美丽的姑娘，是个最明显的例证，说明一位女主人公可以在她的周围散布什么样的毁灭性影响。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只要跟吉卜赛人逃跑或把钉子敲进玩偶的身躯便可使她满足：这时幽默感控制着她，使她天真可爱；但是，她在不断地发展着；还没等乔治·爱略特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她的手里就已经掌握着一个完全成年的女人了，她所要求的不是吉卜赛人，不是玩偶，也不是圣奥格镇本身能够为她提供的什么东西。爱略特起初为她创造了费利浦·威根姆，后来又创造了斯梯芬·格斯特。人们经常指出前者的软弱和后者的粗糙，但是，这两个人物，在他们的软弱与粗糙之处，与其说是表明了乔治·爱略特没有能力描绘一幅男性的肖像，还不如说是表明了当她不得不为她的女主人公构想出一个合适的伴侣之时，那种拿不准的、不坚定的、没有把握的摸索使她的手颤抖。首先，她被迫超越了那个她所了解和热爱的故乡的世界，涉足于中产阶级的客厅，在那儿，青年男子们整个夏日的早晨放声歌唱，而年轻的妇女们则坐着为义卖会刺绣吸烟帽。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正如她对于所谓“良好的社会”的笨拙讽刺所证明的那样。
良好的社会有它的红葡萄酒和它的丝绒地毯，它的预约六个星期之久的宴会，它的歌剧和幽雅的舞厅……它的科学由法拉第来研究，而它的宗教活动则由出入于名门豪族的高级牧师来主持，它怎么还会需要信心和强调呢？
在那段文字里，丝毫也没有幽默感或洞察力，只有一个妒忌者的报复心理，而这种心理我们觉得它在本质上是个人的。但是，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于一位偏离正道、超越界限的小说家的同情心和辨别力的要求复杂到可怕的程度，麦琪·吐立弗的所作所为要比把乔治·爱略特从她的自然环境中硬拉出来还要可怕。她坚持要把伟大的、情绪激动的场面引进到作品中去。她一定要堕入情网；她一定要陷于绝望；她一定要紧紧地拥抱着她的哥哥葬身于激流之中。你越是仔细地考察这些伟大的、情绪激动的场面，你越是忐忑不安地预感到乌云在酝酿、凝聚、密布，到了紧要关头，这片乌云会在我们的头顶上突然绽裂，化作一阵幻想破灭、唠叨不已的倾盆大雨。这有一部分是由于她掌握对话（当它不是方言的时候）的能力软弱，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她带有一种上了年纪的人害怕疲劳的心理，在需要努力激起感情、集中思想之时，她似乎畏缩不前。她放任她的女主人公们唠叨不已。她缺乏巧妙恰当的措词。她缺乏那种选定一个句子并把某个场面的核心压缩到这个句子中去的准确无误的鉴别能力。“你打算和谁跳舞？”奈特利先生在韦斯顿家的舞会上问道。“和你跳，如果你邀请我的话，”爱玛说道；她这样说，就足以表达她的心情了。要是《米德尔马奇》中的卡索朋夫人，就会说上一个小时，而我们就会不耐烦地向窗外望去。
然而，把这些女主人公毫不同情地打发掉，把乔治·爱略特限制在她的“遥远的过去”的农村天地里，那末你不仅削弱了她的伟大之处，而且丧失了她真正喜爱的东西。那伟大之处就在眼前，我们对此不能怀疑。那视野的辽阔，那些主要特写场面的宏大而坚实的轮廓，那些早期作品朝气蓬勃的光彩，那些后期作品寻求探索的力量和内涵丰富的反省，吸引我们超过限度地漫步徘徊、流连忘返。然而，正是对于这些女主人公，我们要投以最后的一瞥。“从我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起，我就在寻求我的宗教，”多罗塞娅·卡索朋说道。“我过去经常祈祷——我现在几乎不再祈祷了。我现在试图放弃那种仅仅为了自己的欲望……。”她是在为所有那些女主人公说话。那就是她们面临的难题。没有宗教她们就没法生活，于是当她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们就开始寻求一种宗教。对于仁慈善良的德性，每一位女主人公都抱有一种深深的女性的激情，这使得她怀着渴望和痛苦伫立之处成为那部作品的中心——这里就像教堂一般安静肃穆、与世隔绝，然而，她却再也不知道应该向谁祈祷。她们在学习过程中追求着她们的目标；在成年妇女的日常职责中追求；在女性更为广泛的贡献中追求。她们并未找到她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对此不能怀疑。那古老的女性意识，充满着痛苦和情感，在沉默了许许多多年代之后，似乎已经在她们身上泛滥、洋溢，并且发出一种呼声来要求某种东西——她们几乎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某种或许是与人类存在的各种事实水火不能相容的东西。乔治·爱略特的智力实在太强了，她决不会去窜改那些事实；而她的胸怀又太宽阔了，决不会去平息那种真理的要求，因为它是一种严峻的真理。她们的努力拼搏是极其勇敢的，除此以外，那一番搏斗对她的女主人公们而言总是以悲剧告终，或者以一种妥协作为结局，那就甚至更为悲惨。然而，她们的故事，就是乔治·爱略特本人经历的不完整的版本。对她来说，妇女生活的沉重负担和复杂处境也不能使她满足，她必须超越禁区，为她自己摘取那奇异而光彩夺目的艺术和知识之果。她把它们紧紧地攥在手里，几乎没有什么女人曾经这么做过，她不愿抛弃她自己所继承的东西——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标准——也不愿接受一种不恰当的报偿。我们就这样看见了她，一位难忘的人物，受到过分的赞扬而又在她的声誉面前畏缩不前，失望沮丧，矜持缄默，颤抖着退缩到爱情的怀抱中去，似乎只有在那儿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也可能是合法的归宿，同时，她又怀着那种“过分挑剔而又如饥如渴的雄心壮志”，伸出手来要求生活能够为那自由而好奇的心灵提供的一切东西，并且以她的女性的抱负去勇敢地面对那男性的现实世界。不论她的创作可能有过什么遭遇，胜利成功就是她的结局，当我们回想起她敢于追求和得到的一切，想起她如何克服了阻挡她的每一个障碍——性别、健康和习俗——想起她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自由，直到她的躯体在这双重的负担压迫之下憔悴不堪、精疲力竭，我们应该在她的坟墓上安放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纪念品，给她献上月桂和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