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性文学作品，除集中刻划主要人物外，一般都要写一两个次要人物做为衬托，使主要人物更加突出、这些起衬托作用的人物，我们称之为陪衬人物。
推理小说的陪衬人物，比起一般小说来，有着更特殊、更重要的作用，以故事叙述人——“我”作为陪衬人物，乃是推理小说家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
陪衬的故事叙述人，主要有两种类型。
由侦探助手充当故事叙述人
由侦探助手来讲述故事，这是小说家最常用的一种手法，由于叙述人是侦探助手，因此，观察事物时，带着助手的眼光；评议案情时，站在助手的角度；叙述故事时，采用助手的口吻，这种叙述手法，有下列几个有利因素：
一、可增强故事的真实感。侦探的助手，顾名思义，是协助侦探办案的左右手。助手讲述的故事，既然是“我”亲身的经历，自然是真实可信的，而巨，“我”在叙述所闻所见时，总是连同自己的感受一起传达给读者，从而打动读者的心。
柯南道尔和阿加莎的小说，为后人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范本，前者采用华生医生的回忆以及让华生直接参与侦查的手法，使读者觉得像听他讲故事一样惬意，并对华生叙述的事件感到真实可信，读《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我们仿佛跟着华生乘上四轮马车，来到巴斯克维尔庄园，观赏山村的岩岗，了望嫩绿的草原，呼吸泥潭的气息，倾听沼地上野兽的吼声，有如置身于神秘、恐怖而又迷人的荒原沼地。后者则通过行伍出身的哈斯丁的叙述，把波洛从事侦探的辉煌业绩介绍给读者，使人觉得娓娓动听，亲切有趣。
这里，我想摘引《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的一段精采描写，以飨读者。
我尾随着他，他仍然皱着眉头，走到写字自旁，取出一小盒纸牌，然后拖了把椅子到桌边。而且使我感到十分诧异的是，他竟然一本正经地搭起纸牌房子来了！我无意中拉长了脸，他立刻说：
“不，朋友，我不是处于老年智力衰退期，我是在稳定我的神经，如此而已，这买卖要求手指的精确性，用手指的精确来达到脑子的精确，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比现在更需要过！”
“遇到什么麻烦了？”我向道。
波洛在桌子上狠狠地捶了一拳，捶翻了他小心翼翼地搭起来的“大厦”。
“是这个，朋友！我都够搭起一座七层高的纸牌大楼，可我没能”——捶了一拳——“找到”——又睡了一拳——“我对你说过的那最后一环！”
我确实不知说什么才好，因此我默不作声，接着他又开始慢慢地搭起纸牌来。
他一面搭一面断断续续地说：
“好——就这样以上去——一张牌——放到另一张上——用数学上的——精确性！”
我看着这座纸牌房子在他手下升起来，一层叠一层，他从不犹豫，也没动摇，这真差不多在变戏法。
“你的手稳极了，”我发表意见说，“我相信迄今为止我只看到过你的手颤抖过一次。”
“无疑，是在我发怒的时候。”波治十分平静地回答说。
“是的！在你一次大发雷霆的时候，你记得吗？是在你发现英格里桑太太卧室里那只公文箱的锁被撬开的时候。你站在壁炉台的旁边，照你的老习惯摆弄着上面的摆设，这时你的手颤抖得就像一张叶子！我得说——”
但是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波洛发出一声嘶哑、含糊的喊叫，再一次弄用自己的杰作，又把双手按在两眼上来回挪动，显然是受着极大的痛楚。
“天哪，波洛！”我叫了起来，“怎么啦？你病了吗？”
“不，不”他气吁吁地说，“这是——这是——我有了一个想法！”
“啊！”我高声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你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吗？”
“哦！其实，不！”波洛坦率地回答说，“这次是个巨大的想法，了不起的想法！这是你——你，我的朋友，给了我的！”
他突然紧紧地拥抱住我，热烈地吻着我的双颊，同时还没等我从吃惊中恢复过来，他已一头跑出房间。
这段描写充分发挥了侦探助手——“我”的优势，把波洛“有了一个想法”的过程具体生动地表现出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波洛的“想法”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首先，“我”看见波洛一本正经地搭着纸用房子，觉得不可理解而“拉长了脸”；波洛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侦探，自然要进行解释，他想“用手指的精确来达到脑子的精确”，这是引起话题的特定场合，其次，“我”看见波洛搭纸牌楼房时的手稳极了，并无意中提起曾经看见他的手颤抖过一次；波洛是个思维十分敏锐的人，立即受到启发，脑子出现解开“最后一环”的“想法”。这是激发侦探智慧的特定时机、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因为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波格就无法完成思想的飞跃，尤其后一个条件，在波格的整个思考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是波洛的助手，波洛在现场侦察，“我”也在场。波洛的一举一动，“我”全看在眼里，波洛的手颤抖过一次，只有“我”才觉察得出来，因此，启发波洛产生思想飞跃，便出无旁贷地落到“我”哈斯丁的身上，从这段描写里，我们看到的波洛并非一个超凡越圣的仙人，他时而苦闷：时而欢乐，时而沉静，时而激怒、他之所以能找到“最后一环”，是因为“我”的启发，并非自已“心血来潮”凭空想象出来的，波洛把这一非常侥幸的发现归功于“我”，不是过谦的客套话，是出自内心的真意。阿加莎把故事写得如此生动，如此自然、真实、可信，同采用由侦探助手充当故事叙述人这种手法是有密切关系的。
二、便于从各个侧面进行评论。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有许多长处，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我”可以随时就所见所闻发表评论，褒贬是非，以加深读者的认识和印象。
柯南道尔创造的华生医生，就是一位善于在叙述故事时加以评点的陪衬人物，如《波希米亚丑闻》，福尔摩斯接受国王的委托，准备打入女歌手府第，侦察相片藏于何处，出发前，华生有这样一段描述和议论：
他隐没到卧室里。过了几分钟再出来时已装扮成一个和蔼可亲而单纯朴素的新教牧师，他那顶宽大的黑帽，宽松下垂的裤子，白色的领带，富于同情心的微笑以及那种凝视的、仁慈的、好奇心的作态，只有约翰·里尔先生（英国著名喜剧演员）堪与比拟，福尔摩斯不仅仅是换了装束，连他的表情。他的态度，。甚至他的灵魂似乎都随着他所装扮的新角色而起了变化，当他成为一位研究罪行的专家地时候，舞台上就少了一位出色的演员，甚至会使科学界少了一位敏锐的推理家。
福尔摩斯善于演奏提琴，也精通化装技艺，作者通过华生的眼睛，描绘出福尔摩斯装扮成牧师的模样，并且。借助华生的感想，点出福尔摩斯不仅化装技艺高超，还是个出色的演员呢，正因为福尔摩斯有如此高超的化技术和演技，才能审过成天同化装打交道的女演员的眼睛，顺利地被请进她的府第。
再如《红发会》，一位红头发的老头告诉福尔摩斯和华生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有个“红发会”高薪聘请他到一座楼房里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词条，每天抄写四个小时，上班时间不许离开楼房、八个星期后，“红发会”突然宣告解散，雇主也不知去向，格尔摩斯听后，认为有人正在密谋策划一桩重大罪案，访华生装好手枪，准备晚上行动、华生疑惑不解。
我敢说，我这个人并不比我的朋友们愚钝。但是，在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交往中，我总感到一种压力：我自己太笨了，就拿这件事来说吧，他听到的我也都听到了，他见到的我也都见到了，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不但清楚地了解到已经发生的事的，而且还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而在我着来，这件事仍是混乱和荒唐的。
在这段议论里，华生把自己和福尔摩斯加以对比，以便引人瞩目：对于这件事，“我”忻后仍访觉界混乱和荒唐，理不出头绪来，这并不是因为“我”笨，而是事件本身大复杂、太离奇了。但是，面对这样复杂、有奇的案情，相尔摩斯却是胸有成竹，并能预见未来，其聪明才智，怎不令人佩服之至！
对于华生医生的才能和价值，槽尔摩斯曾有过多次的评论，其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在研究一根手杖时说的：“我不能不说，在你（指华生）热心地为我那些厂小的成就所作的一切记载里面，你已经习惯于低估自己的能力了，也许你本身并不能发光，但是，你是光的传导者，有些人本身没有天才，可是有着可观的激发天才的力量。”（《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这话说得准确、深刻而形象，确实，作为一位侦探，华生是没有天才的。但作为侦探的助手，他却十分称职，在小说里，华生有自己的位置，正如哈斯了，本身缺乏想象力，但是，他却能激发波洛实现思想的飞跃，华生是福尔摩斯的陪衬人物，在讲述槁尔摩斯侦破疑案的故事时，能不失时机地加以评点，帮助读者去认识大侦探的才能和价值，使自已成为福尔摩斯这一发光体的“光的传导者”。
三、便于用布迷雾，制造凝点，在小说里，“我”以侦探助手的身分出现，侦探到现场侦查，找证人询问，“我”总在身旁陪伴，侦探掌握的案增，“我”基本上也掌握了；但侦探分析案情的思路，“我”并不完全理解，因此，“我”在向读者讲述案情时，难免要带进“我”的观感或结论，而这些观感或结论，往往是作者在小说中散布的迷雾，制造的疑点，用以让人们在思考案情时产生指觉，迷失方向，以使最后由侦探做出的结论能使人大吃一惊，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通过“我”来酸布迷雾，这是阿加莎的拿手好戏，《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的许多疑团，就是“我”——哈斯了制造出来的，有一次，“我”和约翰议论谁是凶手，约翰认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于这种事的。
“不，约翰，”我说道，“这不是我们当中的一个，这怎么会呢？”
“我知道，但另外还有谁呢？”
“你猜得到吗？”
“猜不到。”
我谨慎地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然后压低了声音。
“鲍斯坦医生！”我低声说。
“不可能！”
“毫无疑问。”
“可是他和我母亲的死究竟会有什么利害关系呢？”
“这我还弄不清，”我承认，“不过我得告诉你；波洛是这样想的。”
“波洛？他这么想？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他，波洛听到那个不幸的晚上的斯坦医生在斯泰尔斯时，非常激动，我还进而说：“他说了两次：‘这改变了一切’，我，直都在想，你知道的，英格里桑不是说把咖啡放在过道里吗？咳，恰恰就在那时，鲍斯坦到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当英格里桑带他经过过道时，他把什么东西放进了咖啡？”
约翰觉得不太可能。“我”又进一步指出，鲍斯坦是个毒药专家，也许能使毒药唱起来无味，约翰仍有疑间，杯子在楼上，医生怎么能够得着呢？
于是，突然，一种可怕的可能性在我的脑际一闪，我暗自希望并祈祷，但愿约翰不要也产生这种想法，我朝他瞟了一眼，他正迷惑不解地皱着眉头，于是我宽慰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我脑际掠过的可怕念头是：鲍斯坦医生可能有一个同谋。
然而这还不能肯定！的确，没有一个像玛丽·卡文迪什这样漂亮的女人（约翰的妻子），会是个持刀杀人的凶手。但是漂亮的女人下毒，过去是时有所闻的。
要说哈斯了想象力贫乏，那是不公平的，瞧，他从破洛的激动情绪和一句话，立即联想到的斯坦医生可能是凶引又从鲍斯坦够不着杯子，想到他必须有个助手与之配合；再从鲍斯坦平日与玛丽·卡文迪什频繁交往，联想到帮手可能就是她，哈斯了的推测井不全是凭空猜想，多少是有点根据的。
一、波洛似乎对他有所暗示；二、女主人是被毒死的。鲍斯坦是公认的世界上最著名的毒物学家之一；三、医生有作案时间；而其中第一条是他的王牌，后来，鲍斯坦被警察逮捕，似乎更加证实他的推测。由于有这些根据做支柱，“我”的结论也就具有一定的迷惑力，井影响着人们思路的进程。
小说中的“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者派进故事中的代理人。当故事叙述到某个紧要关口，作者为增强故事的复杂性、曲折性，避免平铺直叙，便由“我”出来散布迷雾，制造疑团，充当热心的但并不高明的向导，把人们带进五里雾中，使之辨不清方向，以至误入歧途。哈斯工向周围人传播鲍斯坦有嫌疑的论调，正是作者有意借助“我”散布的一团迷雾。
四、“我”——读者的知心朋友，尽管“我”在小说里是位不太高明的向导，但毕竟还是称职的“导游”。虽也走了不少弯路，但终究还是把读者从五里雾中领出，到达风光旖旎的胜境，如上例，“我”把鲍斯坦的结论塞给读者后，造成了错觉，使读者老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这毒药专家，可是，当“我”见到波洛时，一场对话，疑团便消释了；鲍斯坦是由于间谍案被捕，与毒案无关。
再如华生——《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的“我”，受托于福尔摩斯，独自前往巴斯克维尔庄园侦察，到那里后，华生就发现两个疑点；一、庄园管家白瑞摩深更半夜站在窗前，手擎蜡烛，鬼鬼祟祟地向漆黑的沼地上的什么人打火光讯号，华生和亨利爵士经过两夜的侦察，后来才弄清真相：白瑞摩同泪地上的一名逃犯（自瑞库大大的兄弟）用灯光联络，准备送去衣服、食品，帮他逃脱军警的追捕，逃犯与本案无关。二、华生和亨利爵士深夜去沼地追捕逃犯，罪犯没捉到，却发现岩石岗的绝顶上站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的身影；转眼间那影子便消失了，可疑的人影！三天后，华生独自上岩石岗侦察，在那里意外地遇见了福尔摩斯，从而解开了岩石岗顶的人影之谜。
小说中的“我”，无论散布多少迷雾，制造多少疑点，终究还是读者的知心朋友，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华生或哈斯丁，虽然他们在某种知识方面各有各的长处（前者的医学，后者的军事），但在分析案情这点上，能力都属于平庸之辈，比读者高明不了几分。读者感到迷惑不解之处，“我”也同样觉得头绪茫然。因此，在迫切要求告知事情真相这点上，“我”和读者结成了亲密的朋友，读者的心事，“我”最了解，当读者被某个起因来评的事件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我”就会在适当时机或场合，请出侦探或当事人，向读者透露点真借或揭示谜底，由此可见，“我”，其实是作者派驻小说中与读者结为知心朋支的故事叙述人。
这类既是侦探助手又是故事叙述人的陪村人物，在小说里肩负着多种使命，如讲述亲身经历以增强故事真实感；随时发表评论以帮助读者认识事件的意义和侦探的品格；散布迷雾以显示故事的曲折性；同读者结为知心朋友以揭示事实的真相，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作者设计这类陪村人物，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突出主要人物——侦探，比方说，“我”散布迷雾，制造疑团，从增节发展来看，是增添了曲折性和复杂性；而从塑造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却是一种表现手法——鲜明对比，以“我”的迷惑不解来衬托侦探的出明强干，以“我”的误入歧途来对比侦探的明辨方向，这才是这类陪衬人物最主要的使命。
由小说中某个特定人物充当故事叙述人
在小说里，“我”不是侦探助手，也不是案件参与者，“我”只是小说里（注意：不是故事里）的一个特定人物，或侦探的朋友，或案子的委托人，事文字工作者，他们在小说里专事倾听侦探讲过侦破疑案的故事，并把它笔录下来，公诸于众，如美国爱伦·坡的《毛格街血案》，法国嘉斯东·勒鲁的《黄室奇案》，日本江户川乱步的《黑手帮》，等等，这些小说中的“我”，都是侦探的朋友，有的当律师，有的靠卖文为生，“我”叙述的故事，主要来源于侦探的回忆，有时“我”也陪侦探去过现场，耳闻目睹一些实情，但大都属于背景材料，而重要案情还得靠侦探亲自口述。
由某个特定人物来叙述故事，同样具有上述诸多有利因素，尤其真实感和直接抒发感受，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散布迷雾，制造疑团方面，比起由侦探助手来叙述故事，是会有不方便之处的，这是因为“我”本身不介人案子，不像侦探助手那样，随时可以对案增及侦察线索发表结论性的见解，以迷惑读者。
当优，“不方便”只是相对而言，在高明的小说家看来，这种“不方便”并不是不可克服的，《罗杰疑案》是阿加莎的第六部小说，它的问世使阿加莎的声名大振，从而确立她在侦探小说领域的第一流作家的地位，《罗杰疑案》中的“我”是被害人罗杰先生的“好友”谢泼德医生，也是波洛所要追查的凶手，由凶手“我”充当故事叙述人，又能瞒过读者的眼睛，在推理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请凶手来讲述故事，不要说制造疑团多么不方便，恐怕连叙述的语气也会别扭得让读者无法接受，然而，我们读《罗杰疑案》，并没有故弄玄虚的感觉，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我”似乎有点儿什么难言的苦衷，但决不会意识到这是作者玩弄的花招、面对错综复杂的实情，轻信的读者稍不留心，就被狡猾的“我”引人“歧途”。可见，对于阿加莎这位小说大师来说，由特定人物“我”来讲述故事，并不存在什么“不方便”；任何叙述上的局限，她都能想出妙法，顺当地跨越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