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成功的乐曲，总有一个优美动听的主旋律，给听众以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怀。但是，如果只有主旋律而没有围绕主旋律的曲调引申和变奏，没有其他声部的音响补充和润色，那么，乐曲的主要曲调也会使人觉得单调贫乏，缺少丰满的立体的音响效果。
一幅杰出的图画，总有它独特的基调色彩，或红的，或黄的，或蓝的，或绿的，或青的，或紫的，甚至是白茫茫的一片雪野；但是，不论画家使用何种基调色彩，也要有其他的色彩加以配合和铺垫，加以对比和烘托，才能构成基调鲜明、色彩丰富的美丽画面。
推理小说史上出现的名侦探形象，如福尔摩斯、波洛、艾勒里奎恩、亚森罗平、梅格雷等，他们在聪明才智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可以这样说，智慧超凡是侦探性格上的“主旋律”和“基调色彩”。
然而，杰出的小说家都知道，写出侦探性格的“主旋律”和“基调色彩”，只不过是完成了侦探性格描写的主体工程，还有许许多多辅助性的设施需要建造。就是说，还必须写出侦探性格的“其他声部”和“其他色彩”，才算完成整个侦探形象的塑造。而正义感、怜悯心、巧诈、幽默、情趣等等，则是侦探性格描写的辅助设施，也就是侦探性格的“其他声部”和“其他色彩”。
如果说智慧超凡使名侦探成为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天神，那么，正义、怜悯、巧诈、幽默、情趣等等品格，则使他们从天界下凡，成为人世间血肉丰满、极富人情味的社会一分子，成为人民群众仿佛看得见摸得着的亲切可爱的良师益友。这也许就是福尔摩斯、波洛等名侦探从诞生迄今仍然活在读者心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下面，让我们来探索一下，推理小说家们是怎样对他们的侦探人物进行“多声部”“多色彩”、的描写的。
侦探的正义感
在那些著名的小说家笔下，名侦探不仅是智慧的化身，同时也是正义的代表。他们对现实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强烈的爱憎，有衡量是非的标准，有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因此，他们不完全是国家机器的一个法律符号，一个破案的工具。在侦破案件过程中，他们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一点儿权力，工作上的一点儿方便，以自己独特的办案方式，惩罚社会上的市侩、恶棍和歹徒，为蒙冤受屈的弱者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益。
在推理小说里，侦探的正义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同情正义的私人报复。侦探在侦查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害者是恶棍，而真正的受害者却是作案人，为了维护正义，这时侦探或隐瞒真相，或提供虚假答案，或宣布退出案子。
在阿加莎的小说里，波洛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侦探。他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对于凶杀案的裁决，充分体现了这位侦探为社会伸张正义的高尚品格。在伊斯坦布尔一加莱的东方快车的头等车厢里，美国绅士雷切特被谋杀，身上被戳了十二刀。波洛正好在这列快车上，受聘介入此案。在追查中，波洛发现被害者是个专干绑架、勒索赎金的恶棍。此人曾在美国绑架一个小女孩，索取了二十万美元的巨款，却交出一具女孩的尸体。女孩的双亲因此悲恸身亡，年轻的保姆受屈跳楼自杀。这起绑架案轰动美国，引起社会极大愤慨。雷切特使用金钱打通各种关节而被宣告无罪，逃出美国，逍遥法外。如今，雷切特遭到应有的下场，被戳死在车厢他的房间里。波洛调查了出事那节车厢的全部十二名乘客和一名列车员，最后得出结论：凶手是列车上十一名乘客和一名列车员。他们都是那被害的小女孩的家族的亲属挚友。这十二个人精心策划，组成一个十二人陪审团，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并亲自充当执刑人。他们先用麻药将他麻昏，而后十二人轮流在他身上戳上一刀，这就是尸体十二刀伤的来由。
结论是精确的。但是，波洛把他们召集起来宣布调查结果时，却提出两个答案供他们选择：第一个答案，雷切特的仇人伪装成列车员，从贝尔格莱德或文科夫戚上车，闯入雷切特房间，用匕首把他戳死，然后在火车开动之前，跳下火车逃走。第二个答案，凶手即前面提到的同一节车厢里的十二名男女。不难想象，受欢迎的是头一个答案，甚至连满腹狐疑的列车主任和验尸医生都极力赞同：等警察到来时，就把第一个答案给他们。
波洛明知第一个答案是违背事实的，为什么却要提供给他们选择呢？这些人既不是他的亲友，也没有给他巨额酬金，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因为这个答案能拯救十二名复仇者免受法律的追究。波洛最后说：“既然已经把我的答案提供给了你们，我就要荣幸地退出这桩案子了。”放走凶手，提供虚假结论，又自觉得“荣幸”，这说明波洛对于正义的私人复仇是默认的，同情的。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也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侦探。在《怀特西尔宅院的谋杀案》这篇小说里，作者叙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某银行董事长在他的书房里被枪杀，他的儿子请福尔摩斯前来破案。经过缜密侦查，福尔摩斯发现谋杀董事长的竟是两个女人：一个叫安娜，一个名简，她们是随同丈夫（银行股东）前来作客的。为了弄清作案动机，福尔摩斯私下召见那两对夫妇，向他们挑明：安娜夫人从卧室出来，拉开书房的门，朝坐在圈椅上的董事长脑后开了一枪；但遭枪击之前，董事长已中毒身亡，下毒者就是简太太。两位夫人都供认不讳，并说出各自的作案动机：安娜年轻时曾钟情于董事长，给他写过几封情书，后来发现他是个恶棍，便毅然离开他，嫁给现在这位丈夫。董事长威胁她，要她怂恿丈夫在一个欺骗性的合同书上签字，否则要把她昔日给他的情书交给她丈夫。她被迫铤而走险，向这条恶棍射出了仇恨的子弹。简太太从前在银行当过秘书，董事长伪造一份文件，要她鼓动她丈夫和别人往预先设置好的陷阱里投资，否则就要把她丈夫昔日签署的非法契约公布（伪造的），使她丈夫破产，声誉扫地。她别无选择，便在董事长的酒杯里放了毒。两位夫人说罢，都表示准备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然而，福尔摩斯却决然说：裁决到此为止，他宁愿承担无能的名声。
次日，报纸头版登载一则要闻：“赫赫有名的私人侦探无能为力。歇洛克福尔摩斯蒙受败北之辱，大侦探徒有虚名。现侦破工作已移交苏格兰场专家。全国已布下天罗地网，追踪罪犯的警察派往各地。”
对于报纸上那些愚蠢的报道和恶意攻击，福尔摩斯根本不予理睬。华生对他这种高尚的气度和不同寻常的行为，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福尔摩斯破案的目的不只是搜寻凶手，也伸张正义。”
二、社会公益是最高的法律。以“社会公益”为准绳，是侦探正义感的又一种表现。为了主持公道，维护社会公益，他们甚至不怕声名扫地，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冒犯法律。
在《米尔沃顿》这篇富于传奇色彩的小说里，福尔摩斯的正义感获得最充分的表现。有位年轻美丽的女士曾给一位绅士写过几封情书。这几封信如今落在专干敲诈勒索的恶棍米尔沃顿手里。他得知女士将和一位伯爵结婚，便向她威胁，要她拿出七千镑的赎金，否则要把那些信寄给她未婚夫，毁掉她的婚姻。女士无力支付这笔赎金，委托福尔摩斯同米尔沃顿谈判，出价两千镑，但对方不肯减少分文，结果谈判破裂。福尔摩斯便携带工具，同华生一起，半夜潜入米尔沃顿的书房，敲开保险柜，准备偷出柜内的信件。这时，米尔沃顿走进书房，等待一位约见的夫人。福尔摩斯和华生躲在窗帘后面窥视。一位夫人走进来，揭开面纱。对米尔沃顿说：“是我，正是你毁坏了她一生的那个女人。”她露出杀人的微笑说：“我要从世界上清除掉你这个毒兽，你这条恶狗。”她掏出手枪，子弹一颗又一颗地打进米尔沃顿的胸膛，然后冲出屋去。枪声惊动全屋的人。福尔摩斯赶紧抱起柜里的信件，丢到冒着火焰的壁炉里，而后逃出书房。原来，那位夫人也有信件落入恶棍手中，因付不起赎金，恶棍把信件交给她丈夫，以致她丈夫忧忿、伤心死去。次日，苏格兰场的警官来请福尔摩斯协助侦破此案，福尔摩斯明确地说：“雷斯垂德，我怕我无法帮助你。我知道米尔沃顿这个家伙，我认为他是伦敦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并且我认为有些犯罪是法律无法干涉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私人报复是正当的。不，不必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的同情是在犯人的一面，而不是在被害者的一面，所以我不会去办理这个案件。”
立场多么坚定，态度多么鲜明，爱憎多么强烈呀！
众所周知，闯入私宅，盗窃信件，从法律上说是犯罪的。如果被查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福尔摩斯将被捕受审，受尊重的事业也将以不可挽回的屈辱而告终。然而，对于这种违犯法律的冒险行为，福尔摩斯又是怎样想的呢？他对华生说：“既然在道义上是正当的，那么我要考虑的只有个人风险的问题。如果一个女士迫切需要帮助，一个绅士不应过多考虑个人安危。”这是典型的英国绅士风度。
波洛隐瞒真相，提供虚假答案，退出受理的案子；福尔摩斯不仅敢于藐视警探，拒绝办理案件，而且敢于冒犯法律，亲历险境。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益。这种富于正义感的个人品质，使他们博得平民百姓的爱戴和尊敬；人们视他们为正义的化身，恶棍的死敌，善良百姓的亲密朋友。正义感，对于名侦探来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品格。
柯南道尔在《怀特西尔宅院的谋杀案》这篇小说的结尾，引用了一句古罗马的谚语，为侦探们冒犯法律的行为提供道义上的根据：“社会公益是最高的法律。”莫里斯·勒布朗塑造的亚森·罗平侠探，乔治·西姆农描绘的梅格雷警长，他们之所以在人们心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也是因为他们在从事侦探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
侦探的怜悯心
正义感与怜悯心，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感情上的表露，不过，这两者是相通的。一般地说；只有那些富于怜悯心的人，才具有正义感，而富于正义感的人，则必然具有怜悯心。
侦探的怜悯心，主要表现于下列两个方面：
一、对于遭遇不幸者的怜悯。侦探对不幸者的怜悯，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与其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善心的绅士或夫人纯粹对于穷人的施舍不尽相同。侦探的怜悯心是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并付诸于行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帮助不幸的良民百姓摆脱窘境。
在推理小说里，侦探往往是那些值得怜悯的不幸者的恩主。如莫里斯对罗平怜悯心的描绘，相当真实而动人。
勒布朗的小说《日晷的秘密》，对于亚森罗平交给律师事务所五千法郎押金，取得探索宝藏的权利。按照合同的条文规定：成功者，可分得财富的三分之一，反之，押金归遗产继承人所有。一年后，他从日晷石盘上的裂缝中挖出十八颗美丽明亮的大钻石，揭开了百年无人能解的财宝之谜。然而，财富的继承人并没有履行合同，就是说，没有给他六颗钻石，只是把其中一颗最小最不漂亮的钻石给他，做为酬答。
有人问亚森罗平：他早知钻石埋在石盘上，这一年里，他随时可以进人院子里，为什么不把钻石偷偷挖走？亚森罗平答道：“那确实是很容易的。如果跟我打交道的是另外一些人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的。可是这些可怜的人，说心里话，他们很让我同情。”是的，这些财宝的继承人是很可都失去生活的动力，没有勇气和创造精神。每年四月十五日，便在这院子里等待着什么奇迹的出现。他们全都被贫困征服了，卖掉所有的房地产，可就是花园的这个角落，宁肯饿死也不肯转让。真是一群不幸而可怜的藏宝者的后代。
面对这群不幸的人，亚森罗平从心里可怜他们，因此，尽管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只得到其中一颗最小的钻石，但他却“为自己尽到了一种义务而感到满足”。
二、对误入歧途者的同情。有些案犯或案件干系人，原是善良的平民百姓，由于某种缘故而误入歧途。侦探对他们的违法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并通过恰当的方式，帮助他们跳出陷坑，免除刑事追究。
波洛的怜悯心，是阿加莎小说着重渲染的一个方面。如《涅墨亚的狮子》（《大侦探十二奇案，波洛揭开了绑架狮子狗之谜，找到了作案人女主人身边的伴娘卡那比。她哽咽着说：“我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没有受过任何职业训练，年纪也越来越大想到将来的生活，我简直害怕得要死。这些年来，我一直未能储存少许积蓄，我还要养活爱米丽（生病卧床的姐姐）呢，怎么能省下钱来？等到我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不中用时，就没有人会雇佣我了没有前途，没有盼头，有的只是死一般的害。”她知道因这件事会受到法律制裁，会坐牢的，因此向波洛提出一项请求：“如果你能办到，望你尽量避免引起公众注意。爱米丽会十分难过的，我昔日的旧友也会感到难过的。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不用真名去坐牢。”面对这位穷苦伴娘的哭诉，波洛动了恻隐之心，对她说：首先，这一场骗人把戏必须停止，再也不应出现任何小狗失踪的事件；还有，从女主人那儿搞来的二百英镑必须归还。这一切就算了结了，他可以劝说主人不对她起诉。不仅如此，后来，波洛还把办案所得的酬金二百英镑，赠送给那位绑架小狗的女案犯伴娘卡那比，帮助她渡过困境。从这桩案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波洛办案的原则性和为的品格。一方面，他所从事的神圣职业要求他必须坚持原则，维护社会公益制止小狗绑架的犯罪行为，追回被她敲诈去的钱款。另一方面，他的怜悯心又引发他对误入歧途的穷苦伴娘的同情，他把自己所得的酬金赠寄给她。在这篇小说里，侦探的正义感和怜悯心得到高度的融合。这就是阿加莎理想中的侦探形象，我们在她几十部小说里看到的波洛，就是这样一位既严格维护社会公益而又富于人情味的侦探。
福尔摩斯也是一个富于怜悯心的人物。如《蓝宝石案》，有人捡到一只鹅，鹅的嗉囊里藏着一颗蓝宝石。福尔摩斯由此联想到世界旅馆发生的宝石偷窃案。他抓住鹅的线索，顺藤摸瓜，找到了宝石盗窃犯旅馆侍者领班。那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可怜可怜我吧，想想我的父亲！想想我的母亲！那会使他们心碎的。我以前从来没干过坏事！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可以起誓，千万别把这件事交到法庭。”福尔摩斯把领班训斥一顿后，放他走了，而后他对华生说：“我想我在使一个重罪得以减轻，但也可能我是挽救了一个人。这个人将不会再做坏事了，他已经吓得丧魂落魄了。要是把他送进监狱的话，你就会使他变成一个终身罪犯。”这话说得多么富于人情味呀。
西方推理小说家所描写的侦探，大都是正义感和怜悯心两者得兼的人物。西姆农笔下的梅格雷警长，嘉斯东勒鲁描绘的鲁勒达毕依，等等，都是这类人物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