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是小说构成的第一要素。
侦探，是侦探小说着力描写的中心人物。历史上任何一篇杰出的侦探小说，其中必有一位智勇双全的侦探。尤其是推理小说，思维敏捷、智慧超凡的品格，更是大侦探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爱伦坡笔下的杜宾，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奎恩刻划的艾勒里，阿加莎描写的波洛，莫里斯勒布郎创造的亚森罗平等大侦探，无不具有超人的聪明才智，他们都被看成为智慧的化身。
一个多世纪以来，侦探小说一直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它能给人以智慧。
正如英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路德维希特根斯坦所说，他喜欢看侦探小说（指推理小说），是由于看侦探小说所获得的智慧，比一篇蹩脚的哲学论文包含的智慧要多得多。真是一语中的！侦探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能给人以思考，给人以联想，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由于什么小说描绘了裸体女尸、情死奸杀、谋财害命等低级庸俗的货色而把读者的神魂勾了去！倘若不信，那么请问，有谁在柯南道尔或阿加莎的小说里发现使人丧魂失魄的不堪入目的男女情事的描写？我想是找不到的。
侦探，不管专业或业余的，都应当具有超凡的智慧，才能引发读者的兴趣。
关于智慧，钱学森在《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谈到：“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低一个或几个层次。”他还说：“智慧并不仅仅是有知识，不是有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智慧了。这里有一个运用知识问题，中国从前就嘲笑那些‘老学究’，说明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钱学森这段话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是发明创造和对深邃问题的辨析判断的能力。二、知识不等同于智慧，有知识还要会运用，才能达到智慧。
福尔摩斯在世界上几乎是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名侦探的代名词。然而，在柯南道尔笔下，他并不是个无所不知的神，比起当今的大学生来，他的知识面是不算宽广的，甚至还有某些欠缺。请看华生给他列的一张表。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学识范围：一、文学知识无。二、哲学知识无。三、天文学知识无。四、政治学知识浅薄。五、植物学知识不全面，但对于制剂和鸦片却知之甚详。对毒剂有一般的了解，而对于实用园艺学却一无所知。六、地质学知识偏于实用，但也有限。但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他在散步回来后，曾把溅在他的裤子上的泥点给我看，并且能根据泥点的颜色和坚实程度说明是在伦敦什么地方溅上的。七、化学知识精深。八、解剖学知识准确，但无系统。九、惊险文学很广博，他似乎对近一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都深知底细。十、提琴拉得很好。十一、善使棍棒，也精于刀剑拳术。十二、关于英国法律方面，他具有充分实用的知识。
对于前四种知识，他是浅薄无知的。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也许是可笑的。但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对他所从事的职业来说，他认为那些知识是无关紧要的，无须去掌握；而与自己研究的东西有关的知识，他便拚命追求，深刻理解，甚至不惜在自己躯体上进行毒气实验。他曾对华生说：“我认为人的脑子本来像一间空空的小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把一些家具装进去。只有傻瓜才会把他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破烂杂碎一古脑儿装进去。”我们佩服福尔摩斯，主要不是由于他知识广博（当然，知识广博是激发智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他善于运用知识，具有高人一筹的辨析判断、解决难题的能力。福尔摩斯办案，总有华生陪伴；委托人陈述案情，也总是俩人同时倾听。当华生头脑里还是一团乱麻时，福尔摩斯却已经抓到破案的头绪。比如，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委托人向福尔摩斯和华生陈述案情：他昨晚在旅社里丢失一只棕色的新皮鞋，今天又丢失一只黑色的旧皮鞋，现在那只丢失的棕色皮鞋又被送回旅社来了。华生听后，觉得稀奇古怪，莫名其妙。福尔摩斯却立刻在心里肯定：同他们打交道的将是一头真正的猎狗。两人同时听着，同时在思考。前者是低层次的，后者是高层次的，是用智慧去考虑深邃的问题。这就是名侦探智慧超凡之所在。
每个推理小说家都渴望给自己创造的侦探形象戴上“智慧超凡”的桂冠。但是，“智慧超凡”这顶桂冠不是由小说作者轻易廉价的赐予，而是由小说主人公在疑难案件这片荒野上奋力开垦，砍下一丛丛荆棘，亲自编织而成的；是由热心公正的读者给主人公戴上的。
有经验的作者都深深懂得这个奥秘。于是，在他们的小说里，总要布置几个具有一定难度的疑团，也即难点，让主人公去攻克；栽种几丛荆棘，让主人公去披斩；打下几个死结，让主人公去开解；构筑几座碉堡，让主人公去炸毁。这些难点，这些荆棘、死结、碉堡，在广大的读者看来，似乎是无法攻克，无法披斩，无法开解，无法炸毁的；而智慧横溢的侦探却一个个将它们攻克，将它们披斩、开解、炸毁了。读者于是惊讶、钦佩，叹服，由衷地把“智慧超凡”这顶桂冠，给侦探戴上；并在心中竖起了崇拜的偶像。
难点是雷雨风暴，侦探便是搏击长空的雄鹰。
难点是荒漠飞沙，侦探便是穿越沙碛的骆驼。
难点是高山冰雪，侦探便是傲立雪岭的雪莲。
难点是大海迷雾，侦探便是雾海航船的舵手。
是的，难点是侦探摘取智慧桂冠的阶梯。没有难点，桂冠便无从摘取，名侦探也就不存在了。
作者在小说中设置的难点，有下列两种基本类型。
单一难点型
所谓单一难点，是指小说中只设置一个难点；这个难点一攻克，其余的疑难问题便迎刃而解。
《波希米亚丑闻》是柯南道尔写的第三部小说，它的发表使福尔摩斯的威名开始大震，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这篇小说的难点是：一张双人合影的相片。波希米亚国王还在当王储时，曾同一位著名女歌手有过私情，合照过一张相片。如今，国王准备于三天后同一位公主结婚；精明刚毅的女歌手扬言要在国王结婚那天将相片公开，制造桃色丑闻，以实行报复。为弄回相片，国王多次雇人搜查她的住房，调换检查她的行李，甚至对她进行拦路抢劫，但都未能得手。国王伤透脑筋，在屡遭失败之后，不得不亲自登门求援于私人侦探福尔摩斯。这位大侦探一口应承，立即施展他的聪明才智，制定一套迫使对手亮出相片的计划。第一步，确定搜查的地点。相片可能揣在她自己身上，也可能托银行家代管，也可能寄在律师那里。经过分析，福尔摩斯确信相片一定收藏在她自己的屋子里。第二步，打入她的府第。女歌手乘马车回来，在家门口遇到一群野蛮斗殴的流浪汉。化装成牧师的福尔摩斯为保卫她免受袭击而自己受伤倒地，被抬进她的府中。第三步，诱使她亮出相片。他指使华生从窗外扔进一个烟火筒，制造假火灾。女歌手以为房子着火，立刻从壁龛里取出那张相片，准备转移，后听说是一场虚惊，又把相片放了回去。福尔摩斯就这样顺利地找到相片的收藏地点。相片藏在何处，这是小说置设的难点，打下的死结，除了收藏者本人，谁也不知道，解不开。福尔摩斯却使出绝招，运用巧诈的手段，把它攻克了。他诱使对手亲自解开死结，把相片亮了出来。这个难点一突破，其他疑难问题便迎刃而解。这就是大侦探聪明才智高人一筹的表现。
又如《巴叶的老太太》，这是当代著名的比利时法语小说家乔治西姆农的杰作。小说叙述富孀克瓦兹叶太太猝死，经医生检查证明，老太太是死于心脏病发作。但死者生前的伴女向警察局指控，老太太是被她的外甥菲利浦杀害的，不过伴女也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梅格雷警长在侦查中发现几个疑点：一、克瓦兹叶太太住的是挂着淡蓝色壁毯的房间，而验尸医生说，死者是躺在那间贴着金黄色墙纸的房间。二、仆人和伴女说，老太太预约四点钟去牙科诊所看牙齿，快五点才回来，而医生却说，老太太死亡时间大约在四点一刻。三、出事那天，主人菲利浦提前放司机的假，不用车，但后来司机发现主人用过车，因为车内有泥。四、五点多，仆人给在俱乐部玩牌的菲利浦打电话，告诉他老太太的病复发了，菲利浦接电话后却对牌友们说，他姨母在家去世了。这四个疑点使梅格雷警长趋于相信：老太太是被她的外甥菲利浦害死的。但是，为什么验尸医生和户口登记处医生都签发了死于心脏病发作的证书？这就是小说设置的难点。梅格雷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结论：两位医生检查的不是克瓦兹叶太太的尸体，而是另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因为他们都不认识克瓦兹叶太太。后来，梅格雷又作了深入调查，终于真相大白：菲利浦从前的老奶妈刚刚死于心脏病，他从郊区运来尸体，停放在黄色的房间里，请医生来验尸并出具假冒克瓦兹叶太太死亡的证明，事后又把尸体运走。不久，老太太从诊所回来，一走进自己蓝色的房间，便被她外甥杀害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疑点并不等于难点，经过调查轻易就能搞清楚的疑点，不能称为难点。只有那些具有一定难度，经过大脑高层次活动，也即深入思考后方能找到答案的疑点，才能算是难点。梅格雷警长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能运用逻辑推理，作出罪犯“易尸检查”的判断，而这个判断不是那些被调查的对象（证人）所能提供的。
《福尔摩斯探案集》、阿加莎的《大侦探十二奇案》《西姆农侦探小说选》以及《日本短篇推理小说选》，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单一难点型的。柯南道尔的的中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其难点是“魔犬”之谜；短篇《红发会》的难点是“招聘职员的目的”之谜；《斑点带子案》的难点是“带斑点的带子”之谜。阿加莎的《涅墨亚的狮子》，其难点是“狮子狗失踪”之谜。西姆农的《梅格雷的烟斗》，其难点是“搜查房子”之谜。日本森村诚一的《“神风号”遗恨记》，先写凶手精心策划“不在现场”的谋杀，作案不留丝毫痕迹，后写侦探寻踪破案，其难点是“蜜蜂和苍蝇的尸体”之谜。这种单一难点型的推理小说，其特点是：情节单纯，故事紧凑，线索明朗，结构一般都比较严谨。侦探的聪明才智就在攻克某一个难点过程中，获得突出的表现。
多重难点型
所谓多重难点，是指小说中设置两个以上的难点。它们互相牵连，互为条件，组成难点连环套。
日本推理小说的开山祖江户川乱步写的短篇《黑手帮》，就是双难点的范例。富商的女儿富美子失踪了，“黑手帮”寄来一封恐吓信，向富商索取一万元赎金。富商和牧田（仆人）一起来到指定地点，把赎金交给强盗，可是女儿并没有回来。业余侦探明智小五郎介入此案，侦查中发现两个疑点：一、小姐失踪前收到一张明信片，写的是朋友间互相问好的家常话。明智小五郎觉得可疑，因为是失踪前一天收到的，字迹又像是男人的手笔。二、在交接赎金的现场，找不到强盗的足迹，真是怪事。这两个疑点就是小说设置的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明信片上的文字有无弦外之音？有无其他暗示？经过反复琢磨，明智小五郎终于发现是暗号密码文字，破译出来，是“明日一时新桥驿”。显然是男女幽会的密码信件，不像是黑手帮干的，只要找到发信人，就可能找到小姐。可是，除小姐外，没有其他人知道发信人。第二个难点是：在交接赎金现场，既然有富商和牧田的脚印，也应当有强盗的足迹，可是为什么没有？明智小五郎就此提出六种可能的解释。后来，他亲自再去现场侦查，证实了他的第三和第六种解释是正确的，即：富商或牧田把强盗的足迹踩掉了；牧田和强盗是一个人。
这两个难点有各自的内涵和难度，难点的解法也各不相同。前者侧重于纯技术性的探索，近似文字猜谜；后者则注重实地勘察，逻辑推理。尽管它们具有明显的独立性，但内在联系还是相当紧密的。明信片上的暗码被破译，找到了小姐失踪的原因。小姐跟男友从家里出逃后，总会给父母写封道歉的信，可是信为什么没寄到？原来是管收发信件的仆人牧田把信销毁，又把自己写的“黑手帮”的恐吓信送给主人，敲诈了一笔巨款。富商于指定的夜晚把赎金送到指定地点。牧田脚绑高跷，伪装成大汉，从相反方向走来接受赎金，而后又借口检查强盗的脚印而把高跷的痕迹踩掉。暗码的破译，为揭开现场无足迹之谜提供了侦查线索；无足迹之谜的解开，又为寻找发信人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这就是双难点互相牵连，互为条件的表现形态。
再如，多次获得日本推理作家俱乐部奖的本格派（即传统派）推理小说家鲇川哲也，堪称精通此道的高手。他的《五个钟表》就是多重难点的杰出代表。狡诈的罪犯把跟案件有牵涉的五个钟表分别拨慢了一个小时，巧妙地伪造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五个钟表分别属于五个不同的主人，罪犯怎样去拨动它们的指针？这就是小说设置的五个难点。鬼贯侦探面对这五个钟谜，经过细心调查，认真分析，亲身实验，严密推理，终于把它们一个个解开了。其中难度最大的是第五个钟“一茶”荞麦面馆的钟之谜。据店员回忆，送炸虾面上顾客（罪犯）家肯定是在晚上九点钟。这与罪犯作案时间对不上来，提前了一个小时。小说在这里构筑了一座大碉堡，面馆的钟就是罪犯手中用以抵抗的一挺重机枪，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想把面馆的钟拨慢一小时，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如果这个谜解不开，其余的推测都会失去实际意义。读者读到这里，难免要精神振奋，瞪大眼睛，瞧你这位大侦探有何绝技，去攻克这个堡垒。鬼贯侦探不从正面发起冲锋，而是采取迂迥包抄的战术，从另一家面馆获悉：那晚十点钟，罪犯家里人来该店叫过面条。啊！这情况好比一颗炮弹，把碉堡炸开一道裂缝。鬼贯由此推断出：罪犯用九点钟“一茶”面馆送面条来的印有“一茶”标记的碗筷，装上另一家面馆十点钟送来的面条，请客人（证人）吃，从而给客人造成时间（罪犯家的钟才九点）上的错觉，以为吃的是九点钟“一茶”面馆送来的面条。真相大白，钟谜解开，碉堡摧毁，罪犯制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的骗局被彻底揭穿，侦探的聪明才智获得最充分的施展。
推理小说家多半喜欢在其作品中设置多重难点，以磨砺主人公多方面的智能。阿加莎一生写过几十部中长篇小说，绝大多数是多重难点型的。她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庄园女主人被毒死的一起谋杀案。小说设置重重疑点，散布团团迷雾，其中难度较大的就有：谁深夜搜房？谁与女主人争吵？士的宁（毒药）来自何处？信件为谁所窃并藏于何处？第七只咖啡杯的下落？这一系列难点互相牵制，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组成难点连环套。解开其中一环，就为解开另一环创造了条件；一环一环解下去，终于把难点连环套整个松解。这种多重难点型的推理小说，其特点是：情节复杂，故事曲折，线索明暗交叉，侦探的聪明才智在攻克多重难点中，可以获得多层次、多侧面的表现。
一篇推理小说，如果没有设置一两个难点，或难点缺少难度，或解决难点的办法过于轻易、简单、粗劣，那就会看不到侦探智慧的闪光，作品就会淡而无味，从而失去此类文体应有的艺术魅力。例如《长城》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刊载一篇侦破小说题名叫《十三号“凶宅”》，其中也设置了两个难点：“凶宅”深夜的女人惨叫声和新娘新婚之夜被害。从小说的情节开端和发展来看，这两个难点还是颇有难度的，是能虏获读者的心的。但遗憾的是，小说作者不是让侦探（侦缉人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解谜攻坚，而是相反，在侦探面临困境，束手无策时，却由案犯自动前来投案，交代作案始末，解析那两个疑点。不错，谜是解开了，真相也大白了，但侦探却患了贫血病，面目苍白，成了个十足的低能儿。这种简单、粗劣的解决难点的方式方法，无助于侦探智慧的施展，看了真叫人扫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