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界有人认为：侦探小说就是推理小说。往日叫侦探，今日叫推理；西方叫侦探，东方叫推理；名称不同而已。
是的，推理小说是侦探小说，因为两者所描写的都是刑事案件的发生和破案经过，小说以从事侦察活动的侦缉人员为中心人物，表现他们的勇敢、机智、巧诈和冒险。这是它们的共性。
但是，如果说推理小说是侦探小说的同义语或别称，那就错了。因为，推理小说虽然属于侦探小说之列，但它是侦探小说类中的一种具有推理性质的小说。具体讲，这种小说里的侦缉人员在侦察、破案过程中，运用逻辑推理这种思维形式，对案情进行分析、解剖，从一些调查到的已知的情况，推出另一些与案件有关的未知的情况，从而揭开谜底，抓获案犯。这是推理小说的特性。
在侦探小说类中，有一部分小说并不具有推理性质，就是说，疑案的侦破，罪犯的揪出，主要是依靠侦缉人员的深查细访，寻踪追迹，勇敢博斗等一系列行动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去排除假象，发现真情，揭示谜底。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我们统称之为侦探小说。如果严加区别，又可分为推理与非推理两种。前者是大量的，后者是少量的，如〈恐怖谷》的第二部《死酷党人》《米尔沃顿》等，就属于非推理侦探小说。《死酷党人》描写一名侦探冒充“自由人会”会员，打入死酷党内部，侦查死酷党人的暗杀活动，掌握每个人的罪恶和每一件秘密，然后设下圈套，把罪犯一网打尽。由于小说采取直接表现的手法，死酷党人的一切罪恶活动，对于侦探来说，已不成秘密，因此也无须运用逻辑推理去揭示案件的谜底。我国文学双月刊《长城》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刊载的侦破小说《贼鸽之谜》，其中对侦探人员的描写，只注重侦查过程的具体活动，并不强调推理能力，这也是属于非推理侦探小说。如果我们也把这类小说称为推理小说，那显然是不确切的。
推理小说的这种特性，往往被一些文艺刊物所疏忽。如《通俗文艺》一九八五年一月登过一篇标有“推理小说”字样的作品，叙述侦缉人员千里追捕罪犯，每到一个地方，便有当地人向他们提供罪犯行踪的信息，侦缉人员再沿着罪犯逃窜的方向继续追赶，终于在某车站的售票窗口扣上罪犯的双手。这部作品可算是一般的侦破小说，但一标上“推理小说”字样，便失去其原有的光彩，因为它事实上并不具推理性质。
评论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推理小说是侦探小说的一种发展。具体讲，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木木高太郎提倡写“可供读者思索与逻辑推理的小说”起，推理小说才兴盛起来的。
这说法对吗？也对也不对。
确实，推理小说这一名称的广泛使用，是从木木高太郎开始的；由于他的积极提倡，推理小说的创作在日本风靡一时，推理与非推理侦探小说也有了明确的界限。然而，如果不从名称上而从实质上来考察，那么，推理侦探小说比起非推理侦探小说的创作，起步还要早一二十年。
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处女作《毛格街血案》，就是一篇推理侦探小说。杜宾侦探从证人们所描绘的由作案房间里传出来的谁也听不懂的“尖声尖气”、“又快又乱”的话音，从凶手逃走的唯一出路的楼上窗口之险势，从兽性般残酷的凶杀惨状，从死者手指缝里拉出的一小撮毛发，从死者喉部的深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印，从作案的毫无动机等等一系列情况，推断出一个令人惊诧的结论：凶手是一头来自东印度群岛的体格魁伟、力大无穷、灵活非凡、生性残酷、爱好模仿的茶色大猩猩。同时，杜宾又从现场拾到的一根油腻腻的小缎带，推断出大猩猩的主人是马耳他商船上的一名水手。在准确地分析了猩猩失主的心理后，杜宾决定登出一则招领猩猩的广告，诱使水手前来就范。杜宾侦探就是这样根据现场侦查的材料，经过精心分析，严密推理，拨开重重迷雾，撕去层层假象，揭示了疑案的谜底。毫无疑问，《毛格街血案》是一篇标准的推理侦探小说。此后，爱伦·坡又连续发表几篇侦探小说，都具有推理性质。
与此相反，被誉为英国侦探小说的创始之作《月亮宝石》，并不具有明显的推理性质。在追查月亮宝石失窃案时，克夫探长所做的种种分析和推测，虽然不能说失败，但也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功。最后真相大白，主要是依靠当事者的追叙和交代。我认为，作为非推理侦探小说，《月亮宝石》无疑是一座里程碑。
由此可见，认为推理小说是侦探小说的一种发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它们于同一时期诞生，并带着各自的血统繁衍生息，不断发展，丰富、完善自己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