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所谓的“佛”，原是从“佛陀”这个词来的。汉译“佛陀”，就是“觉者”，简略的、普通的说法就是“佛”。日本所说的“佛”，指的仍然是“佛陀”。可是基督教中的“基督”，并不是觉者，即觉悟的人的意思。在日本真言宗等教派中，有“灌顶”这个词，“基督”也许可以解释为“接受灌顶的人”。灌顶用水，但未必只用水。“基督”的原意，是“被涂膏的人”，也就是被印上了神子之印的意思。这就是佛和基督各自不同的方面，也可以说是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方面，从字义上着眼，它们之间的区别已经显现了出来。一方面是觉者，一方面是接受灌顶的人，这充分地表现了两个宗教的特异点。这个问题在佛教里用“自力”、“他力”这两个词来谈，而所谓的觉者，不是从外部得到了觉悟，而是自己内在的东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称为“觉”。从这一点来看，佛教是自力的。而基督教与此相反，是他力的。相对于佛教来说，这样说也许是适当的。基督教要人被涂膏，要接受灌顶，具有受动性，而佛教是靠自己达到悟境。只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宗教的不同之处。
……基督是神之子，从历史上说，是木匠的儿子。释迦是国王的儿子。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传授某人之教诲的宗教中，总有关于它的宗祖——用佛教的说法就是开山祖的某种传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总的来说，佛教像一片汪洋大海，又像一个大包袱皮，这个那个，好的坏的，都能装入自己的胸怀。在佛教进入的地方，原来在国民中流行的宗教并不会被它打碎，它以极其宽容，具有包容性的气度去迎接其他宗教，任其保持自己的原有状态。可是，基督教和佛教正相反，人们说穷人在心理上经常带有反抗性，这是正确的。有钱人中傻子多，同时总带有包容他者的性质。人们常说贵族出身的人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带有温雅的气度，总是显得很慷慨，也许事实就是这样。而穷人即使没达到痛恨有钱人的程度，也总对他们抱有一种反抗心理。“他也是人，我也是人，哪有光他住着好房子的道理。”……由于这个道理，基督教中掺入了很多排他的，同时也具有反抗的气质——征服他者的气质。当然，开山祖的出身并不能决定一切，但大体上存在着这种倾向。这一点，我们从信奉基督的人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他们经常以这种斗争精神主动地出击、接近。而佛教于此却是如此浑茫，如此地压制他者的样子，在佛教中是看不到的。关于基督的出身，我们只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他究竟接受了多少教育？有没有接受教育？我们是弄不清楚的。《圣经》中并没有写他的成长，只是在30岁前后忽然出现了。与此相反，释迦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清楚的。关于释迦的身世是否带有历史真实性，如果有，这里有多少客观的因素，有多少主观的因素，是不得而知的。而根据传承至今的说法，他19岁以前就完成家庭教育，说是29岁也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还是19岁有道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由于他接受的是上流的教育，这时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知识和应有的教养。可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不满，当时印度上流社会的生活并不能给予他一切，他觉得自己必须具有一种更有意义的东西。在传说中，围绕着他的这个动机，附加了种种故事，但这都无关紧要。总之，他离开了家，开始跟随当时的哲学家研究哲学。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但他想处理哲学的道理无法弄清的事情。就这样过了一些年，但他怎么也理解不了他想要理解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实行苦行僧的生活，极力征服自己所有的烦恼妄想，结果损害了自己的健康，面临着濒于死亡的危机。他认为：就是死了，也是务广而荒，总要设法找到一种能够获得新生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只依靠理性，也不囿于苦行中，难道真的打不开一条这样的道路吗？带着这个问题，他进行最后的坐禅，终于大彻大悟，从这大彻大悟之处，产生了佛教的教义。因此，应该成为佛教的基础，佛陀之所以为佛陀的东西，只能存在于这最后的大彻大悟中。正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人“三十而立”。大体上说，人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宗教意识萌芽，然后在30岁前后，或40岁，逐渐达到“不惑”的阶段。这以前，是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阶段。释迦的一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他在30岁左右从事佛道，寂灭时79岁（也可以说是80岁）。他的活动时间大约有四五十年，这些活动也许并不那样辉煌，但却很坚实。
思索的空间和水镜园 ©金泽铃木大拙馆
水镜园和外部回廊 ©金泽铃木大拙馆
这样，我们就大体地了解了释迦的历史。可是我们不知道基督在30岁以前究竟怎么样。在30岁左右，他忽然出现在巴勒斯坦，在这里进行宗教宣传。但是时间并不长，只有3年左右。和释迦一生传道四五十年相比，这个差异是很大的。不仅传道的年限不同，传道的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也许是由于基督年轻吧，他充满了热情，而他所用的方法，是单刀直入的，突入敌人肺腑、急迫逼进敌人阵地般的传教方法。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基督的锋芒，是那样的刻骨铭心。然而释迦和他正相反，他娓娓道来，无论敌人把什么样的论锋针对着他，无论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他都马上把敌人的观点接受过来，说“好！好！”，然后慢慢地劝导，最后，敌人总会解甲投降，而他绝不着急。就是今天我们读起经来也会发现，那些原始佛教和南方佛教的经典都是很平和的，读起来我们就会渐渐明白，释迦的说教方法是多么具有长者的风度和包容性。和基督比较起来，也许年龄可以算一个原因。当然，在确信基督是神之子这一条件下进行论述，年龄的比较就不能成为论点，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论述，可以这样考虑。
佛教的性格与基督教的性格是不同的，首先我们来看死的方法。佛死的方式，正像我们在涅槃图中常看到的那样，他是头北面西，以北方为枕，右侧位死的。这是典型的印度圣者死的方式，是躺在那里死的。与此相反，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受磔刑。这是多么惊人，多么悲惨的身姿。如果说释迦的死是圆满的死的话，那么基督的死就是极其惨痛的，是惨死，而惨死就是不平和的死。当然，基督是否真的是以这种方式死的还是个问题。按照《圣经》所记，基督是和其他两个人一起被杀死在十字架上的。在基督两侧的，是盗贼和杀人犯，基督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未必是这样，基督反抗了当时的传统——非政治的、精神的传统，使当时的人们很愤怒。基督的这种直接的、毫不妥协的态度更是对当时的人们的愤怒火上浇油，这一性格在基督的处世方式和传教方式中都能表现出来。在今天的基督教中，也仍然存在着与佛教极其不同的进取的甚至是威吓的内容，这种内容，可以说早已孕育在宗祖的生存方式与死的方式中了。释迦的死无论怎么说都是平和的，因此是舒畅的；而十字架上的死是立体的，不平和的，无论怎么说都是血腥的死的方式，因此它有强烈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也曾强烈地震撼我的心灵，以至于我到什么地方都会讲起这个话题。大约十五六年前，我在德国的一个熟人家住宿。这家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时的季节正好和现在一样，天气很热。我悠闲地在他家附近散步。这是一条生产一种很有名的葡萄酒的小街。在这个街角，立着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像。基督垂着头，带着棘冠，两手被钉住，浑身上下流着鲜血。如此悲惨，使人不忍直视。我刚看到这像时，感到毛骨惊然。把这样凄惨的姿态放到街道上示众，到底是为什么呢？在日本的路旁，即使有神像，也是地藏菩萨，或是道祖神，要是到乡下去，就是马头观音，等等，而没表现这样惨不忍睹的死亡方式的像。我这样想着，回到了朋友家，马上对他家的亲属说：“把这样的像放在街上，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怎么说也不合适吧？我是这样想的，您怎么看呢？”“我不这样认为。基督之所以死得这么惨，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呀！每当我们看到这像，就充满了感激。这像是出于这种考虑建造的一座纪念碑呀！”诚然，这里存在着西洋人和东洋人心境上的不同，在佛教氛围中成长的人，突然遇到这样的像，只会感到凄惨。
涅槃图最具有特征的地方，是佛陀静静地死去的情景，他被弟子们围拢着，处于整个画面的中心。我们可以把这个情景和从头到肋流着鲜血的、遭受磔刑的基督对比一下。基督的表情极其痛苦，他背负着十字架，不得不直立着。而佛陀没表现出丝毫的烦恼，如同满足地在床上熟睡。垂直的基督，表现着猛烈的斗争精神；水平的佛陀，表现了平和。当我们看到这佛陀的时候，在我们的意识中，一切与精神满足相左的东西，都从我们的意识中被排除了。
佛陀不仅对自己满足，他静静地躺着，对世界的一切，对一切有情无情的事物都感到满足。我们再看一下那些为他的逝去而哭泣的动物、护法神和草木吧！我想，这是具有极其丰富内涵的场面。它强调佛教徒的生活，并不是同自然斗争，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法”的生活。
可以说，基督的生死观和佛教的生死观有很大不同。基督教教导人们：灵魂不死。在基督教看来，生，是分别意识上的生，因此，基督教力图否定死。灵魂是神的创造，是一种诞生，同时它也由神而亡。而我们，只把这被诞生之事看得十分重要，而要避免这死亡，因此就产生了“不死”这样的概念。所以，“不死”这个概念，也必须作为分别意识上的言辞加以理解。“分别”总是跟随、围绕着“不死”。而所谓的“不死”，并没有接触到所谓的“不生”的领域。这个基督教的“不死”观，在一般的场合，被我们毫无批判地承认、接受了。因此可以说，普通人在生死观上，是基督教式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佛教的思维方式。佛教思考问题的方法，有根本区别于基督教和普通人的地方，后者经常从“二”出发认识问题，而前者的出发点是“一”。因此，所谓“无分别的分别”，所谓般若的“即非”理论，是一种倾向于基督教思考方式的人不容易理解的理论。
在宗教中，总要设置某种标志。基督教用十字架，佛教用“卍”字，德国的希特勒用的是反“卍”。希特勒猛烈地反对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来的，而犹太人是德国人的敌人，因此必须杀掉可恶的犹太人，于是他虐杀了几百万犹太人。在德国，在基督教以前就存在着宗教教义，信奉这种宗教教义的人使用的标志就是“卍”。使用“卍”的未必只有佛教，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卍”的使用。
希特勒的反“卍”和佛教的“卍”容易混同，但是希特勒使用的是反“卍”都是向右拐的，而佛教的“卍”是向左拐的。虽然“卍”不只佛教用，但日本及中国的佛教都用“卍”字做标志。在基督教中，十字架是一种象征性的标志。有人认为基督教用十字架做自己的象征未必是灵性的，甚至有人说仅仅是男女性的象征而已。究竟象征着什么并不重要，我认为重要的是，一方是十字架，一方是“卍”字，要说十字和“卍”字相似也确实相似，可是，一方的头是弯的，一方是不弯的，这是重大的不同。这个问题不经详细的说明很难明白，我暂且说一点儿供大家参考。十字架是固定不动的，而佛教的“卍”字的头是弯曲的。弯曲的东西具有动的性格，而直线，无论纵线也好，横线也好，本身都是不变化的，确定的。河流和闪电都是曲线，我们也用曲线表现动的事物。因此，基督教的十字架用直线表示，带有不动的意味，佛教的“卍”字，是用曲线表示的，掺入了动的意味。佛教带有流动性，基督教却不带有流动性，具有固定的性质。在教理性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因此这个相异点还是可以成立的。另外，基督教的肉体性似乎比佛教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圣经》中，基督教导人们：你们一定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让人感到是野蛮人的做法。在世间经常流传的吃了熊胆就会像熊一样健壮，吃了蛇就会像蛇一样执念深等说法，似乎与此相同。也就是说，要想造就某种性格，就吃具有这种性格之物的肉，饮其血，这种性格就会移到人的身上。因此，也有经常吃敌人肉的，还有把敌人的骸骨做酒杯饮酒的。这虽然是对敌人的无比轻蔑和仇恨，但也有要接受敌人强壮的一面。基督之所以劝人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是因为自己是神之子，你们大家如果这样做了，也会成为神之子（这样一来，我们若吃了牛肉，会变成牛——也许存在着这样想的人）。如果到基督教教会去，会有晚餐之类的仪式，他们把面包片切得像骰子点似的，把葡萄酒倒人小酒杯之类的器皿里，将此捧上神坛，做某种祈祷，并得到净化，并交给集合在这里的人们。说这面包是基督的肉，葡萄酒是红色的，是基督的血，所以会使人想起基督所说的话。基督教经常进行此种仪式，以示“永志不忘”。他们常说：让基督的血洗清我们的罪过吧！用血来清洗，是基督教的特色。如果是清洗的话，用水不好吗？如果去神社，前面有洗手和含漱的水。庙里也有这种水。在神道中，有时也用盐来净化。在我们的思想中，盐和水是与“净”联系在一起的，而基督教却把血和“净”联系在一起（其他宗教中有没有，不得而知）。一谈到血和肉，就使人感到活生生的。而用血来洗，会使人产生与其说是洗净，不如说是洗脏了的想法。从基督的血可以洗清罪恶这一观点看，基督教比佛教具有肉体性。在佛教中，要向诞生佛献上甘茶，以此来洗佛。佛教中有与其说我们被洗，不如说是由我们来洗佛的灌佛会。我们也把洗佛的甘茶拿来饮用。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与基督教面包和酒的形式相似。可是，甘茶所形成的气氛与基督的血形成的气氛完全不同。这甘茶究竟表征着什么呢？据说佛陀诞生时，八大龙王送来洗儿汤，欢迎佛的诞生，而实际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我觉得，甘茶象征着这洗儿汤，而我们通过饮用这洗儿汤来体味佛的神圣。这里绝没有用血洗，饮血时的那种心情。从这一点上，难道我们不可以说基督教具有很浓重的肉体性吗？浓重的肉体性还表现在“再生”上。基督从墓中飞出来升天，也是肉体的升天。另外，在《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基督死后的肉体性的叙述，而佛并不具有这种幽灵般的特色。在佛教中，有轮回之说，佛出现的时候，取种种形态而生，或是木石，或是菩萨天人，皆取形而出。这是特殊意义上的超度人间。佛死后，并不在肉体的意义上以其原本的形态重生为人，佛要变为各种形态，而佛之所以为佛的原因是不变的。这一点与基督完全不同。佛和基督也有稍稍相似的地方，但佛教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佛教的一个律条，不信就不是佛教徒，而基督教就不是这样。据传说，基督的母亲是在11月或12月的某日升天的。这次，也就是1950年之后，根据罗马教皇的命令被重新确定，也就是确定了基督的母亲玛利亚是以活生生的肉体升天的。不相信这种说法，就不被承认是天主教徒。关于玛利亚肉体升天的事本是过去的传说，现在把这传说重新规定为一种教义而命令人必须相信，否则就不是天主教徒，这里的逻辑是：基督是神之子，因此，玛利亚作为神之子的母亲也是一种神圣的存在，确定了这个前提，就也可以说她是带着原本的肉体升天的。可是，所说的天究竟在哪儿呢？如果说云上是天，那么现在飞机不是都在几重云上飞吗？于是，“天是什么”的问题，渐渐被提了出来。可是天主教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他们只是断言：总之是这样升天了，这已成金科玉律，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信者——这一点充分表现了肉体性。同样，在佛教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关肉体性的传说。在弘法、亲鸾那里都有与此相类似的传说。但在本来的意义上，毋宁说佛教具有疏远肉体性的倾向。而基督教与此相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它在强化着肉体性，也就是在某种意义而言的物质性。
……所谓奇迹，是非常玄妙的。一成为宗教的伟人，如果不做些我们做不了的事，我们就觉得不那么心安理得。我们用两条腿走路，宗教上的伟人就要用头走路，或是在天上飞。他拄杖入地，那里就要有水涌出；他倒栽竹子，竹子也会发出芽来。似乎不这样就没有什么了不起。而我觉得，伟人和凡人的不同，主要应该在精神上。可是，如果不把这伟大在物质上、肉体上体现，人们好像总不罢休，因此，在佛教中，有达摩乘苇叶渡江的传说。在基督教中，有一片面包变成很多面包、治病、盲人重见光明等形形色色的奇迹，这些均在《圣经》中有记载。在佛教中，目连尊者等人似乎颇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但佛禁止这样的奇迹。佛斥责说：力图以这样的奇迹传播佛教是个大错误，应该把佛教作为纯粹的人间真理来传播，而绝不能依赖超人间、超自然的所谓奇迹。然而，在《法华经》《维摩经》《涅槃经》等经典中，仍有佛的眉间放出光芒，这光照到世界的极限，佛从那里向我们走来等奇迹的说教。这使我们颇为费解，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奇迹所具有的性格。基督教的奇迹，是一片面包变成很多面包，走着过河，治病等小奇迹，是在事事物物经验之上的奇迹，而不是佛教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大规模的、翻转天地般的奇迹。在佛教中，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禁止一事一物上的奇迹，但是一旦形成了大奇迹，我们的世界就会在光明赫奕中变为极乐的世界。这种奇迹无论在性格上还是在价值上，和基督教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奇迹都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在信基督教的人之中，也有人不相信这些小事件中的奇迹的，说这样的奇迹反而毒害了基督，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的。在佛教中，也有人相信祖师的奇迹，然而，从佛教的根本精神出发，这样的奇迹什么都不是，莫如说所谓的奇迹就是翻天覆地，就是在存在着光和影的世界创造一个充满光的世界，就是使充满了障碍的世界变成不存在任何障碍的融通无碍的法界，只有在这大奇迹的陈述中，佛教才有意义。可以说，这和基督教中所施行的奇迹大不相同，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基督教和佛教在象征方面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