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或美术及所有真的作品，包括哲学上的东西，如何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认识”方法，我曾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谈过（第2卷第29章，第30章）。假如这种认识能力居于优势的地位，就能以天才的姿态出现。这里的所谓“认识”，是对它的对象，要有柏拉图的所谓“观念”，此观念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只有在直观中才能了解的。所以，天才的本质在于他的“直观认识是完全的和强烈的”。
因此，一般由直观出发而诉之于直观的作品，如造型美术（绘画、雕刻、建筑），和以直观作为媒介所想象出来的文学作品，都是天才之作最明确的证明。天才和一般的所谓“干才”大有区别。干才的特征，是他们论证认识的敏捷和尖锐，远比直观的认识力强大，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思维比常人更敏捷、更正确。天才恰好相反，他们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一面，这是因为天才的头脑比凡人客观、纯粹、明晰。所以，天才能够洞察眼前的世界，进而发现另一面世界。
智慧的职分，只不过是动机的媒介而已，因此，智能的视界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事物和“意志”的关系（包括直接、间接及其他一切的关系）。此外，它便不能理解。对动物来说，事物和意志的关系几乎全是直接的，在它们的意志中，不发生关系的东西，可说是完全“视若无睹”。所以，即使是最聪明的动物，对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事物，也往往不加注目，这是令人很惊异的事实。例如，我们的人格或环境发生激烈而显著的变化，它们竟也丝毫不觉诧异。普通的人，除以上的直接关系外，还有间接的可能关系，如此构成知识的总体。但是此时，他的认识也只是局限在诸般关系的范围之内。
所以，一般的头脑，对事物不能形成十分纯粹客观的形象，普通人的直观能力是依据自己的那一点点有限的判断力的，并且毫无目的，没有充分、纯客观理解世界的能力，他们的意志若不受刺激，就呈现疲劳状态而不能动弹。如果在认识事物的场合，表象能力还有剩余，而没有目的地制造外界的客观形象时，这种形象对意志的目的毫无用处，若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还会妨害意志的目的，这种状态就已经具有所谓“天才”异于常态的素质。
这种状态和真正的自我意志不同，看起来好像是从外界而来的“神灵”在活动一般。天才的本质，比起专为意志服务而产生的认识能力，更能达成强大的发展。在生理学上来说，脑髓的活动像那样有剩余的话，就会进入“剩余的异常”，并且，众所周知，在生理学中还有所谓“因欠缺而来的异常”和“因位置变动而来的异常”两种。
所以，天才的本质在于智慧的异常剩余，而它的剩余又能利用在关于一般生存的事情，它不像普通人的智慧，只为个人的利益，而是为全体人类服务。简单地说，普通人若是由三分之一的智慧和三分之二的意志所组成的话，那么天才则是由三分之二的智慧和三分之一的意志构成的。
我们可以用化学比喻来说明。中性盐中包含盐基和酸两种成分，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经过中和之后，如果盐基占优势，则呈碱性：如果酸居优势，则呈酸性。
意志和智慧之对天才和凡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可依此来区分二者的界限，我们可从他们的性质和全体行为来加以鉴别，尤其从他们的业绩，更能判明。这种场合，我们还要附加一点非注意不可的差异，在化学上，性质不相同的元素，往往可形成“亲和力”及“吸引力”，但人类的现象则相反。
认识力过度剩余，最显而易见的是表现在最根本、最原始的认识中（即直观的认识中），而由另一个形象再现出来。画家、雕刻家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所以，在他们来说，天才的理解和艺术创作间的距离非常近，正因为如此，表现天才和其活动的形式非常简单，要叙述它也很容易。所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哲学的作品，所以能源源不绝产生出来的原因，也在于此。当然，他们的创造过程并不简单。
附带说明，一切直观都属于智慧而非仅仅是感觉的东西。18世纪的哲学，认为直观的认识力是“下等的精神”，我们若能平心静气地来玩味这句话，这句话实也不无道理。最先持此理论的是亚德伦，他把天才当作“下等精神力显著的强烈”。约翰·保罗在他所著《美学阶梯》中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给予过分残酷的批评，可见，它也有它的道理存在。这位声誉极隆的作家，撰写该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论解释理论或寓教训的地方，都以譬喻方式和幽默的讽刺来进行，由此不难臆知，连约翰·保罗对那句话都有同感。
任何事情的真正本质，即使附带着条件，也先要向着直观开示自身。一切的概念和思念，不过是抽象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从直观而来的部分表象，可以从中抽出来思考。所有深刻的认识，不，连本来的知识都一样，它们的根底是在直观的理解中。一切不朽的思想和真正的艺术品，受其生命的火花产生出来的过程，也是在于直观的理解之中。相反，从概念产生出来的东西，只能算是“干才”的作品，只不过是理性的思想和模仿，或者是以当前人们的需要为目标。
但是，如果我们的直观一直都是附着在实际事物上的话，那么直观的材料应是完全站在偶然的支配之下。因为，“偶然”很不可能适时地产生事物，也很少能适当地排列事物，大抵它只是给我们提示一点儿具有很多缺陷的样品。所以，那些具有深长意味的形象，必须有条理地整顿、加工，才能成为透彻的认识；而为了传达这种认识，使它能够随意再现，又必须靠空想。空想之所以具有高度价值，原因就在这里。
天才不但要有空想，还要明了各个对象和自己作品的关联，而认识的源泉——直观世界，随时都给我们提供“清新的食物”，所以空想是天才所不可或缺的道具。有空想的人，他就有呼唤灵感的力量，所呼出来的灵感，在适当的时机，启示他以真理。赤裸裸的现实中，真理毕竟是很薄弱的，可以说只有一丝丝而已，并且，大都是在不适当的时机表现。所以，没有空想的人和天才比较，就好像附在岩石上等待机会的贝壳，羡慕可以自由活动的动物一样。
因为他们，除了属于真正的“直观感觉”的东西外，对其他方面的东西毫无所知。这些人在“直观”到来之前，只是啃食概念和抽象物。但是此二者绝不是认识的孩子，仅是外壳或表皮而已，这类人充其量只能搞搞计算或算术之类的玩意儿，绝不可能成就伟大的功业。造型艺术或诗歌，如同杂剧的表演，对不能空想的人，可作为补救其缺陷的手段，但那是有限度的，对有空想的人，则可使他们更容易使用。
所以，天才特有的、根本的认识方法，虽是直观的，但他的对象绝不是只跟自己有关的事物，在这些事物里，他表现的是柏拉图的所谓“理念”。（参照《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节29章）在个别的事物中发现一般形态，这才是天才的根本特质。普通人所看到的只是各个事物本身。这些个别的东西都只属于现实，因为现实对他们才有利害关系，换句话说，也只有那些与他们的意志才有关系。
当我们观察个别事物时，可以发现他所观察的程度，看他是只看到事物本身，或是只看出一点儿普遍，或是能进而观察出种族中的普遍性质等，由此来决定他和天才之间的差距标准。所以，天才的真正对象是一般事物的本性，是事物的普遍形态（不是个体的而是属于整体的）。个别现象的研究属于“干才”的范围，并且，往往只以事物相互间的关系为其学术研究的对象，实用科学即属此类。
要理解“理念”这个东西，必须把“认识”当作纯粹的主体，换言之，就是在意志完全消失的条件下。我们读歌德大部分的作品，他所描述的风景，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读约翰·保罗对自然的描写，觉得心旷神怡，胸襟大为开阔，我们恍惚觉得自己就是歌德、就是约翰·保罗。就是以这种心境完全净化的客观性为基础。这时内心中的表象世界，已经由于这种纯洁性，而完全脱离意志的世界。
天才的认识方法，和本性中的一切意欲，完全断绝关系，因而天才的作品不是故意或随便产生出来的，而是出于本能的必然，所引导的“结论”。一般所称“天才的激发”或“灵感的来临”等等，那时的情形就是指智慧忽然摆脱意志的羁绊而自由奔放，也就是说智慧不再为意志服务，而且也不是陷于不活动或松弛的状态，在短暂时间内能够完全独立自发地活动。这时的智慧有最大的纯洁性，犹如反映世界的一面明镜。因为那时的智慧已完全脱离自己的根源——意志，而集中于一个意识，形成“表象的世界”。在这一刹那，所谓不朽作品之“魂”便附于其上。相反，故意思考的场合，智慧受意志的领导，由意志指定问题，智慧完全不得自由。
一般人的脸上都捺上“平凡”的记号，表情也很卑俗，那是因为他们的认识一直是诚惶诚恐地服从于意志。因此，他们的观察，只是考虑意志和目的的关系，其他的方法再也不懂了。天才与之相反，他们的表情有个显著的共同点，脸上都能很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智慧优于意欲，和智慧获得解放。
再者，苦闷也是由意欲所产生，“认识”则反之，它自身没有痛苦，只有快乐，所以它所给予天才的是：高而宽的前额和澄澈晶莹的眼神。那是因为眼睛和额头都不为意志和穷困服务，它们只给天才伟大而超俗的快活。天才所流露出来的这种快活的表情，倒很配合其他部分的忧郁，特别是浮现在嘴边的忧郁。杰尔达努斯·布尔努斯的格言说得非常贴切，他说：“悲中有乐，喜中含悲。”
以意志为根底的智慧，在它活动时，除意志的目的外，对其余的东西都采取反对的态度。所以，智慧之所以能客观而深刻地理解外界，是在脱离意志（至少是暂时的）的情形下才有的。智慧和意志相结合，根本不能独立活动。若不唤醒意志，即利害活动，智慧也昏昏沉沉地变成睡眠状态。若能设法唤醒意志，并顺着意志的利害来认识事物的关系，那当然是最合宜的，所谓聪明的头脑，就是意志时时刻刻都清醒着——他们意欲的活动力非常旺盛。但是这样的头脑，不能把握事物纯客观的本质。
因为意欲和目的，占满他们整个头脑，在他们的视界中只能观察到和此有关的部分，其他方面尽皆消失，而以错误的状态进入意识。例如，为排遣愁闷而急急出门旅行的人，大概他所看到的莱茵河不过是一条直线，架在河上的桥梁也好像是切断这条横线的小纵线。满脑子为自己打算的人，他们内心觉得世界恰如战场，这大自然的迷人景色，根本不会映入他们的眼帘。为了方便说明和强调这种事态，我举的例子虽太极端，但事实也是如此，若是意志稍微兴奋，也很可能产生类似前述的“认识”的变形。
理智脱离意志的羁绊，在自由的对象中翱翔，不被意识所驱策，而又能旺盛地活动，只有在这当儿，世界才有真的色彩和形态，才能表示它全体的正当意义。当然，这种状态已经违背智慧的自然本分，也就是说走进反自然。所以，这种现象的发生机会非常少，但天才的本质就在于此。也只有天才才能高度而持续地表现这种状态，平庸的人只是有点儿“近似”，再者也只是偶尔有之。
约翰·保罗在《美学阶梯》第12章中说天才的本质是“深思熟虑”，我想其理由该是如此。就是说平常人都沉沦在意志的旋涡和喧嚣中度其一生，他们的智慧充满着生活的事物或事件，但他们却完全不能客观地理解“生活”和“事物”是怎么一回事，就像在市场做生意的贩子，只能听到邻近或眼前的谈话，但整个市场如汹涌怒潮般的、能使远处观客吃惊的喧嚣，却完全进不到他的耳中。天才与之相反，他的智慧已脱离意志的利害，脱离人格的利害。他们以客观的直观将“世界”和“事物”融会贯通，一丝一毫也瞒不住他们。从这个意义来看，天才懂得深思熟虑。
画家把眼前的自然景物忠实地再现到画布上；文人以抽象的概念，说明所见的社会万象的现在态，转注于他人明了的意识中，精密地使它再生，或是把常人只能意会、感觉的事物，用言语文字表达出来——凡此种种都是所谓“熟虑”。一般动物都是过没有熟虑的生活，当然动物也有意识，用以知悉自己的祸福和认识攸关祸福的事。但它们的认识不论何时都流于主观，无法客观化。出现在认识里的诸事物，它们自以为看得很清楚，但那不能当作表现的目的物，也不能用为思考的对象。因此，动物的意识完全是内在的。
人的意识，当然和它们不同，但也有类似的性质，他们对事物和世界的知觉，也偏于主观，且大部分仍滞留于内在状态中。人虽能知觉存在于世界中的事物，但却看不出“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虽能知觉自己和他人的所作所为，但对自身却茫然无知。意识的明了经过无数的阶段慢慢上升，熟虑也跟着渐渐增加。最后到达“一个点”。达到这一点之后，脑中偶尔会闪电般地发生如下怀疑：“这一切事物是什么？”或“那些到底是如何做成的？”
第一个疑问，如果能获得明晰性，并持续存在，就产生“哲学家”，后一个问题臻于那种地步的话，就是文学家或艺术家。所以，这两项崇高的职务，都要以熟虑为基础。这种熟虑是先要清楚地认知世界和他自身的关系，靠着这层认识，才能进一步省察此二者。在这认识的全体过程中，智慧为了取得优势，所以，有时不得不脱离它工作的上司——意志。
以上关于天才的观察，在生物学的系列中也可看到。生物学区分低、高等生物，说是“意志和智慧逐渐广大的分离”，就和这种见解有关联，也是相互补充。（译者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22章中曾就此“分离”加以论述。）这种分离达到最高程度，就是天才。这时，智慧完全离开它的根底——意志，获得完全的自由，表象的世界才能达到充分的客观化。
以下，我想讨论几点有关天才个性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方面超群出众的人，似乎都是性情忧郁的。
西塞罗更把这句话浓缩为“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
歌德也这样说：
在我幸运，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才的火焰非常微弱；
当我被灾祸胁迫时，诗的火焰炎炎燃烧。
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只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
文学的天才都喜好忧郁。
以上这几句话，可从下面的事实来说明。
意志本身是专横霸道的，他绝对强调对智慧的原始支配权，智慧方面有时会感到不耐烦、不对劲，因此就抽身逃出其支配。离开那些讨厌的意志后，智慧为了排遣气闷而走向外界，此时它的精力更为强大，也变得更客观了。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原因，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灯越明亮，越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才了解我们竟是这一副可怜相，而兴起悲哀之念。天才所以被认为是悲哀的象征，他们的情形，就像整天都被乌云覆盖的勃朗峰顶。但是偶尔，尤其是在晨光熹微时，乌云忽然散去，那时，朝曦染红峰顶，穿越云际，景色之美，令人心旷神怡。同理，忧郁的天才，有时也会露出只有他们才能领略的特殊快活，这种快活是由精神最完全的客观化所产生。所以才说：“悲中有乐，喜中含悲。”
庸俗作家所以显得俗不可耐，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强固地联结在意志中，只有在意志激励之下才会活动，被控制得死死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思考等全是为个人的目的，为了达到一己目的，大量创作粗劣的绘画、低级的诗文、浅薄荒谬的哲学。甚至为了攀交达官显贵，不惜昧着良心，写出歪曲事实的学说。这些人，充其量只是剽窃他人作品的一言半句，不能把握其作品的核心，所得到的只不过是皮毛而已。而且，无知的他们还自以为得到人家的全部精髓，甚至夜郎自大地以为已凌驾于一流作家之上。
如果他们遭到彻底的失败，多数人又想，若以自己的善良意志，必可达到预期的目的，殊不知，唯此善良意志使他们不能达到，因为艺术、文学、哲学等，一旦掺杂个人的目的，就无法贯注全副心神了。有一句俗话说“自己挡在光线之前”（自己打扰自己之谓），这正是这类人最好的写照。只有智慧摆脱意志的支配和计划，得以自由活动，才能赋予真正的认真，才能赋予产生真作品的力量。
连这基本条件他们都全然不知，还谈什么文艺、哲学？幸而他们还不知道，否则，恐怕会失望得自杀：而且，前面所说的“善良意志”，是道德问题，艺术是不讲究这一套的。艺术中最重要的是“能力”，不论哪一方面的艺术，作者是否认真地创作，这才是最紧要的。一般人所努力的对象，几乎都是关于自己和亲人的幸福，他们也许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却没有做其他事情的力量。因为一切故意的努力或企图，不能给予我们诚挚、深刻和真正的认真，也不能作为它们的补充，说得正确一点儿，就是不能取代它们。
因为“真挚”这个东西，是自然盘踞的场所，绝不会往别的地方移动。但若不对任何事情辅以“认真”，就绝不会有太大的成就。天才对自身幸福的牵挂，往往非常拙劣，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如在物体之上放着铅锤，由铅锤所决定重心位置，随时都可拉回来，同样，人类的智慧和注意力，也随时可回复到真正的认真。天才就是这样，对其他事情都漫不经心地应付，他的认真不是有关个体或实际的事物，而是埋首世界和事物的真相，研究它的最高真理，或者苦苦思索以何种方法使它再现。
走出个体进入客观世界的那种认真，是人类的天性所无法了解的，是不正常的现象，是属于超自然的。但唯有靠着这种认真，才可看出其人的伟大，看出他占有他自己的创作和他完全相异的“守护神”之作。对这些人来说，艺术、文学、思想才是他们的共同目的，其他的人则以之为手段，利用这个手段来追逐自身的事情，并且通常对进展的有利方法，还颇有心得，这是因为他们懂得阿附时流，能够迎合大众的要求。因此，他们能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而天才则多半陷于困境，一生潦倒落魄，因为天才常为客观的目的而牺牲自身幸福。
凡人的渺小，天才的伟大，其分际在此。所以天才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们所承认的事情，在后世才能被发现；而平庸的人只是和时代共生共死。一般伟人所注目的，不论是实际事物，还是纯理论事物，当给予它们活动之际，并不是求一己之私，而是追究客观的目的。他的目的也许会被误解，也许会被视为一种犯罪，但他依然不失其伟大。
不论任何情况，“不为自身打算”的精神，都是伟大的。反之，处处为自己着想的人，是卑微的，因为他所认识的、所看到的，只局限于“自己”这个小圈子。而伟人是从全体之中来认识自己，前者是生活在小小宇宙中；后者则是在广大的宇宙中生存。正因为如此，“全体”对他们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描写、说明它，或打算在其间做实际的活动，所以努力去理解它。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和他们深具缘分，也知道“全体”对他们的密切关系。
如此把自己的范围弘扬扩大，人们才认为他们是伟大的。所以，“崇高”的宾词，在某种意义下的真英雄和天才，就意味着他们违反自己的天性，不追求自身的利益，不为自己筹谋，而是为全体人类生活着想。那些争逐小利，斤斤计较小节的大多数人，不能成就伟大事业的道理是很明显的，他们怎么说也无法变得伟大起来。
不论哪一位伟人，也往往有以个人为着眼点的事情，换言之，也往往有当小人物的时候。任何英雄，在他的侍从看来，也有表现得并不英雄的时候，如果你以为那些侍从没有评价英雄的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有关这问题，歌德在他的小说《亲和力》第2卷第5章中有描写，女主角欧蒂莉叶也有这样的看法。
歌德说：“天生是天才，或想当天才的人，可在天才这东西中，发现自身最美的生存。”天才，也有他的报偿。当我们瞻仰过去的伟人时，并不想：“这个人到现在还被我们赞美，是多么幸福啊！”相反却想：“他所遗留的业绩，影响人类数百千年，多么光荣啊！”
伟人的价值，不在他的名声，而是造成他获得名声的原因，而他的快乐在于产生“不可磨灭的种子”。所谓身后名，他本身是完全不知道的，从这个事实来看，那些引经据典、吹毛求疵，想证明他的无价值的人，恰如某人看到邻居房里堆满蛎壳，心里羡慕得很，却找出一大堆证据对着他大发蛎壳的全然无用论，同样愚不可及。
根据以上所述天才的本质，可知它是原本应为意志服务的智慧脱离自己的岗位时的自立的活动。所以，很显然它是反自然的现象。所谓天才，可说是“不忠实于本务的智慧”，天才之所以给自己带来不利，原因也在此。我们现在且把天才和智力远较他们为劣的人两相比较，便很容易观察出天才的不利之点。
常人的智慧为意志所支配，且严重地被束缚着，只能受容“动机”而活动，意志这东西，在世界的大舞台中，可把它比之为一大把穿在木偶上而使木偶活动的铁线，凡人就像木偶，他们一生之所以枯燥无味、严肃认真，就是为了这点。那种认真相，越上一层越认真。动物的面貌也如此，冷冰冰地煞有介事，从不露出笑容。然而，从意志解放出来的智慧之主——天才，却成了著名的米兰木偶戏的操纵者，舞台上能够感知一切的只有他一个人，希望暂时离开舞台到观众席上看戏的也只有他一人。
我们说天才是熟虑的原因即在此。即使，具有非常的理解力和富于理性的所谓“贤人”，也不能和天才相提并论，且其间差异甚大。贤人的智慧是用于实际方面，他熟习最好的目的和最便捷的手段，因此也不外是为意志服务，顺其天性，这是和天才相异的地方。通过坚实和认真地实行，我们可预想得出，他们的智慧是不会放弃为意志所用，也不会迷惑于无关于意志的事情，更不容许智慧和意志分离的。
伶俐的头脑也罢，优秀的头脑也罢，所谓适合大企业的头脑也罢，都是客体使这些人的意志旺盛的活动，头脑不停地探究客体相互间的各种关系，所以，他们的智慧和意志坚实地联结着。相反，天才的头脑为了要客观地看出世界的现象，他好像置身事物之外似的，只把它当作观想的对象，所以，意欲被逐出意识之外。
行为能力和创作能力的差异，关键在此。创作能力的认识要客观、深远，这两种性质要以智慧和意志的完全分离为前提；反之，行为能力的认识，须具有应用知识的能力及沉着、果敢等条件，这些能力仍旧要遵奉意志的命令才能产生。
如把智慧和意志之间的羁绊解开，智慧就脱离自己的自然使命，而忽略为意志服务的职守，例如沉湎于绘画的人，连迫在眉睫的灾难，也不去理会它，仍自顾自地欣赏，以致给个体带来危险。富于理性或理解力的人的智慧，则不如此，它永远坚守着立场，顺其境遇和要求。
所以，这类人不论在任何场合，所决定和实行的，必定很得体、很合适，不像天才经常有脱轨的行为或失措、愚昧的举动。天才之所以做出那些事情，是因为他的智慧不肯专做意志的指导者和看守者，而要求做点儿纯客观的思想。
以上，我是以抽象的说法来说明这两种能力相互间的对立关系。歌德在他的剧本《塔索》中做了更具体的说明，塔索和安东尼奥就是那两种能力的典型人物。一般人都以为，天才和疯狂非常接近，这问题的症结，主要也是在于天才特有的、反自然的“意志和智慧的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可不能说天才的意志是薄弱的，因为天才也有冲动和激烈的性格，因此，我们非要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明此分离不可，这可用下列的事实来解说。
行为能力卓越的人，除强烈的意志外，也定要有完全或相当分量的智慧，这是一般人欠缺的。至于天才，又高了一筹，他的智慧为任何意志所用也绰绰有余，属于异常，这种现象很难一见，所以真正创作的人还不到“能干人才”的千分之一。在上述情形下，智慧由于异常的剩余，取得绝对优势，因而从意志分离而出，这时候的智慧，已忘却自己的本原，靠着自己的判断力、认识力，自由自在地活动，而有了天才的创作。
如此这般，天才就是智慧的自由活动，换言之，是从为意志所用那里解放出来的智慧活动。所以，天才的创作，没有任何实利目的，更不能拿实用标准来衡量。音乐的演奏，哲学的思索，画家的绘画，诗歌的创作，纯粹都是为作品本身，毫不计较实利。“非实用”是天才作品的特质，也是它的荣誉标志。
人类所做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存，使生活更方便，但只有天才之作是唯一例外，它只是为他自己的存在而创作。在这个意义下，可把它视为生命的火花，或生存的净得物。所以，欣赏这些作品可使我们胸襟开阔，忘却一切的穷困烦恼，犹如脱离尘世的骚扰。美和实利不易结合，高大美丽的树不结果实，果实都是生在丑而矮小的树上；庭院盛开的玫瑰也不结果实，而那小而几乎没有香气的野生蔷薇，却可以结果实；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并不实用，琼楼玉宇不适合居住。具有高贵的精神天赋，若勉强他们做平庸的工作，那就像把雕饰华美的贵重花瓶当作茶壶使用一般；天才和注重实用的人相比较，有如黄钟大吕比之于粗陋瓦釜。
一般人智慧所用之处，只局限在自然所指定的场合；也就是理解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认识个体的意志和事物的关系。天才则只在理解事物客观本质的情形下，才使用自己的智慧，那是违反智慧的天分的，所以天才的头脑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世界，这就是天才在某种意义下，可以启发世界的原因，以此为基因，具有这种头脑的人，往往发生种种不利的事情。
因为这种智能所制造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第一个不利，是这种智慧要服侍两个主人，它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机会一到就要放弃大自然所决定的本来使命，它所选择的时机对意志来说，往往非常不适当，因而，有这种天赋的个体，在生活中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一言一行也显得神经兮兮。并且，由于认识力的增加，智慧所看到的不是个别事物，而多半是普遍的事物，这又和意志的要求大相径庭，因为意志只需要认识事物的个别形态。
加之此认识力有时忽然异常高涨，倾其全力针对有关意志的事物和它的可怜相，在绚烂明亮光线的照耀下，先看得一清二楚的，再把它们扩大类推，因此，有这种个性的人往往陷入极端倾向。以下，我再把这一点做更详细的说明。一切伟大的理论是如何得来的？那一定要他本人把全部精神力倾注在某一点上，全副心神地贯注和集中在这一点上，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完全消失，只有他的“对象”来填充一切的实在。
这伟大而强烈的集中活动，固然带有天才特质，但也不免经常朝向现实和日常事物，这些事物一带到上述焦点之下，就像在显微镜下的跳蚤，体格变得像大象那样大。所以天赋丰富的人，不时为了些许小事而发生令人不解的情绪冲动。此外，我们也常可看到，普通人觉得心平气和的事件，竟令他们陷于悲哀、雀跃、忧虑、恐怖或愤怒中。总之，他们天生缺乏冷静。所谓冷静是面对事物时，除事物本身外，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入眼界之内，因此，冷静的人难望天才。
天才还有一点不利，就是感受力太强，这是神经或脑髓生活异常高度化所带来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天才的条件“意欲的猛烈”所提携来的。这种意欲的猛烈，是受到心脏强力的鼓动所致。以上的种种特性使以下情况很容易发生：情绪的过度紧张，激烈的冲动，以及在强烈的忧郁性格下非常易变的脾气等等。
在歌德《塔索》一书中就可看到这样的人物。
天才的内在苦闷是不朽之作的源泉，他们有时陷于梦幻似的沉郁，有时又显得激烈兴奋，和天才相比，才智正常的人理智、沉着、平静，行为也稳定、平衡！除此外，天才的生活是孤独的，天才原本就极少，不容易遇到知己，和常人相处也显得格格不入。主宰凡人的是意欲，天才则重认识，因此，前者之所喜，不是后者之所好；前者引为欢欣的，后者毫无喜悦之感。庸人是道德的生物，对世界只是保持个人的关系。
而天才在它之上还有纯粹的智慧，这种智慧属于全体人类，也是他活动的基本地盘，就是说它完全脱离意志，只不过偶尔回到意志身旁，这种思考过程，和常人智慧始终纠缠在意志上，一眼就能区别出来。天才不适于和凡人共同思考，也就是说不适于和他人交谈。一如天才不喜欢凡人，凡人也不欢迎天才。物以类聚，天才也要选择和自己同资格的人交谈。但茫茫人海，哪里有天才？所以，通常天才只有通过书本与古人神交。
商福特说得好：“伟大的性质越显著，受朋友影响所带来的恶德也越少。”上苍对待天才最好的安排，是免除不擅长的工作，而有自由创作的闲暇。天才虽可以无拘无束地倾注全力于写作，也可享有无上乐趣，但他们的一生并不幸福，不，应该说是坎坷落魄。这在大多数伟人传记中都可找到佐证。并且，天才的行为或工作，大都和时代相矛盾，甚或和时代相抗争，因此，为外界环境所不容。
干才则相反，他们是应时代精神要求而来的，刚好具有满足此要求的力量。因此，他们或参与政治工作，或献身科学实业工作，都能获得报酬和赞赏。但他们所做的，到下个时代就毫无用处了，因为那时又有新的来取代它。相反，天才之投生在某个时代，恰似彗星窜进游星的轨道，它的路线是完全不规则的，不像后者有一定的轨道。所以，天才不能参与那只存在眼前的、刻板的行政工作。他又像濒死的大将孤注一掷地把自己的随身武器投向敌阵中一样，把自己的作品投向遥远的将来，时代就循此路径缓缓前进。
干才的作业能力确比常人高出一筹，但理解能力则未必比别人高明，所以，立刻就能找出评价他们的人；而天才的作业能力或理解能力，为常人所不及，也不是常人所能直接理解认识的。干才像腕力强的射手，能射到常人射不到的靶子；天才则连射出去的箭头去向，常人都看不到，只有等到他们的后代子孙才能发现。到那时候，凡人才信赖和认识天才。所以歌德在其《教育书简》中说：
模仿是人的天性，虽然人们不承认自己是模仿。世间难得有识英才的慧眼，够资格评价英才的也不多。
商福特也说：
人才的评价，好像是一颗钻石，在某种程度内的大小、纯粹度，才有一定的标价，超过此范围，则既无市场也找不到买主了。
维兰德也说：
平常人对最高的道德，毫无所觉，而只赞美那些平庸、低级的东西！
总之，世间充满了平凡、庸俗。天才的作品能被同时代的人所欣赏的，其例绝少，大都要等到后世才被发现和承认。就是说当他们的作品还新鲜、色彩还强烈的时候，没有人去观赏，像无花果或无漏子一样，在干燥的状态下比活生生时，玩赏的人更多。
最后，我们再从天才的身体方面来观察。
天才有他种种的解剖和生理的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同时并存的，但任何一点也不能忽视，同时，从这些特性中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天才孤立，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天才总带来不吉利。
天才的根本条件是感受力非常强烈，这也是男性生理必具的特性。女人可能具有卓越的才干，但永远与天才无缘，因为女人都是主观的。同时，他的脑髓系统很明显地从神经节系统分化而出，它完全孤立，两者彼此采取相反的形式，所以，头脑在身体中，非以断然、孤立和强力的独立方法，打发其寄生生活不可。
这样一来，头脑当然很容易对身体其他部分采取敌对的态度，同时身体方面若没有良好的构造和强韧的生活力，在长期绞尽脑汁的生活下，一定很快就磨损殆尽。所以，强韧的生活力和良好的构造也是天才的条件之一。再者，胃和脑髓又有特殊密接的交感，胃的健全也应列入条件。但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发达的头脑，尤其横幅一定要宽广，但纵径比横幅小的头脑，大脑比小脑更优越。此外，头脑和其他各部分的形状，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唯因知识所限，目前还无法精确地说出它的所以然来。
识别高贵智慧的存在，现在我们所能确知的是头盖骨的形状，其次是，脑髓的实质必须要以极纤细、极完全、并且是最精选的柔软而敏感的神经体组织构成，还有，我们也隐约知道，脑髓白质和灰白质“量”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影响。根据拜伦遗骸的解剖报告，他的脑髓白质比灰白质多得多，脑重量是六磅，乔治·居维叶的脑五磅重，而通常人只有三磅重，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头脑和智慧的关系。
脊髓和神经刚好和脑髓的优越条件相反，它们是越细越好。头盖骨也以薄骨组成而形成高广美丽的天井为最佳。脑髓和神经系统的构成都是遗传自母亲，但若没有父亲的活泼、激情气质的遗传，天才的现象还不够充分。这种气质是由心脏特殊的力量引起的，就是说那是关于血液的循环，尤其是流向头部的循环力量而引起的现象。
第一，脑特有的膨胀因血液循环而增大，脑由于此膨胀而压缩脑壁（负伤时脑壁若有裂孔，脑浆便由此迸出）。
第二，由于心脏的适当活动，而使脑髓接受某种内部运动，这种运动，和呼吸之际的脑髓高低运动完全不同，四个脑动脉搏动时，脑的全体实质都受到震撼。同时，这脑动脉的力量要和所增加的脑髓量相当。
第三，上述的运动是一般脑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血液流通的路径愈短，所抵达脑的热能就愈多，所以个子矮，尤其是脖子短的人最适于脑的活动。因此可以说，伟大的思想家很少是人高马大的。但并不是说，非要矮身材的条件不可，像歌德的身材就在中等以上。
关于血液循环的条件是由父亲遗传，若欠缺了它，纵有良好的头脑组织，充其量也仅是个干才的材料，即优异的理解力。此理解力在某种场合，虽会受到一种黏液性的气质的援助，但并不是所谓的“黏液质的天才”。天才各种性格的缺陷，也可说大部分都是由父亲遗传。相反，若是空有父亲的性格遗传，而缺乏母亲的智慧，情形会怎么样呢？其结果将变成：没有智慧的活泼，只能产生热力但发不出绚烂的光彩，所以生出性格暴躁和疯癫的人物。兄弟中，若有天才的话，大抵都是长子，康德就是其例，这是因为在“制造”长子时，正是父亲的精力和热情最旺盛的年龄，虽然另一方的条件，即母亲的遗传，会被各种不利的事情妨碍。
在这里我还要再就天才的天真无邪的性格，也就是关于天才和儿童的某种类似，做一些说明。原来，儿童时期和天才相同，都是脑髓和神经系统占绝对的优势，比身体其他器官的发育更遥遥领先。事实上，在七岁时脑髓的发育已臻完全。所以比夏说：
儿童期的神经系统比筋肉系统发达，这是往后所看不到的现象，过了这段时期，其他所有系统发展速度都在神经系统之上。所以，为了明确了解神经的优劣，应该让小孩子多学习运用，这是我们不可不知的东西。（《生死论》第8章第6节。）
相反，生殖系统的发育来得最晚，到了青壮年期，它的感应力及生殖作用等才充分地活动，并且通常还凌驾脑髓的作用。
一般来说，小孩大都伶俐、具有理智、富于求知欲、容易教导，他们比成人更喜好、更适于理论的工作。由于神经系统发达，儿童的智力优于愿望、激情等等的所谓意志。因为智慧和脑髓是一体两面，正如生殖系统是一切欲望中最激烈的欲望一样，所以，我把此系统名之为“意志的焦点”。
儿童时期，此系统可厌的活动尚未感觉，而另一方面头脑的活动又已充分发达，所以，此时期实是一生中不可回复的纯洁、幸福的时代，是人生的伊甸园，往后，我们只有以憧憬之念来回顾它。这一时期人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儿童期人的认识多于意志，这种状态使一切的事物都罩上新奇的色彩。这样的世界，如沐浴在人生的晨曦中，眼前的一切充满着蛊惑和魅力。儿童期人的小小欲望或变动的喜爱及微微的忧愁等等，比起认识活动的优势，简直是微乎其微。
小孩子纯真清澈的眼睛，令人喜爱，并且，偶尔还达到崇高的默想的表情。拉斐尔就利用这表情，画出一幅美丽动人的头像画，这种纯洁可贵的眼神，就是因为不含意欲。所以，精神力的形成远比应该为自己服务的先发达起来，在这一点，大自然的办法是适应他的目的。因为在这智慧占优势的时代，其实儿童本身也茫无所知，为了将来的需要，无意中做了认识的大储蓄，他的智慧没有休憩的活动，贪得无厌地把握一切现象，把它们都揽进脑海中，为了来日做周到的储备。这情形与蜜蜂预感将来的需要而采集大量的蜜相似。
从整个人生来看，人类在青春期以前，所得的见解和知识，确比以后的学习总和多得多。人在儿童时期，一直都是以“可塑性”为主宰，这种力量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实质发生变化而进入生殖系统中，再进入青春期，开始表现情欲，从此，意志就逐渐占了上风。
以心理特征来说，从理论的、爱好学习的儿童期，进入时而如山风般劲烈，时而沉于忧郁不稳定的青春期，然后又变成热烈认真的壮年期。儿童时期还未孕育性欲的本能，所以意欲很稳定，从属于认识之下，儿童时期特有的天真、睿智及理性等等性格，就是由此而产生。因此，关于儿童期和天才的类似之处，我想没有再加说明的必要吧！
一言以蔽之，它的基础是：认识力除意志的需要外，还有剩余，使认识活动居于优势，如是而已。实际上，小孩子都是某种程度的天才；天才也是某种程度的小孩子。两者最接近的特点，是表现朴素和崇高的纯真，这也是真天才的基本特征。其他诸如“孩子般的天真”也是天才的特性之一。
据李梅尔说，黑格尔及其他很多人，曾指责歌德像个“大孩子”。他们的话并没有错，但若用作指责的借口，那就错了。再者，舒利希田格略尔的《故人小传》中，也说莫扎特一辈子都像是小孩子。他这样写着：
他在艺术中，虽早已成熟，但在其他各方面不论什么时地都像个小孩子，天才地眺望世界，好像看戏一样，都是以纯客观的趣味，就只这点，便足够具备“大孩子”的资格。再回头看看一般俗人，他们只感觉到主观的趣味，只讲究行为的动机，所以，这些人满脸都是死板板的认真相。这是天才和小孩子绝对不会有的。
一生之间，若不能像个某种程度的“大孩子”，总是板着脸孔，了无生趣地埋头苦干，这样完全沉着理智的人，也许是个能为世所用的公民，但绝不是天才的材料。天才之所以为天才，是因为感受系统和认识活动的优越，并且，这种异常的状态，必须保持一生。此现象常人也能继续到青春期，例如，我们常可发现一些学生的那种纯粹的精神努力，俨然有天才的风采，但到了成年期又回复到自然的轨道上来，表现的尽是些争财夺利，显得俗不可耐，使以后邂逅他们的人，对他们的突变很惊讶。
下面我再以歌德美丽的词句，做个例证。他说：
小孩子不能践守约定的事情，年轻人也很少能遵守；然而，他们守约时，社会方面反而食言背信了。（《爱力》第1章）
因为社会常扬言把荣誉的桂冠赠予有价值的人，但事实呢，又把它当作社会下等的目的，或反而戴到那些欺世盗名的人的头上去。
每一个人都一度有过青春的美丽，同样，每一个人也有他青春智慧的存在。这是爱学习、爱理解、能把握事物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儿童期人皆有之，到了青春期淘汰一大部分，到最后，和青春的美艳一样，终于消失踪影。只有极少数得天独厚的人，才能保持一生，虽然年老，还能依稀辨认，这些人才是真美，才是真天才。
上面已谈过，儿童期的脑神经系统和聪慧是卓越的，到了成熟期则渐趋退步。这种现象，在猿猴类中也显著地存在，由此，我们得到更重要的解说和确证。猿猴中最聪明的是年轻的黑猩猩，它再继续发育，原本和人非常类似的颜貌便不复存在，同时，那种令人惊叹的睿智也消失殆尽，长相越来越“动物化”：前额后缩，颈部肌肉多而松弛，头盖骨的形状完全类似一般动物，神经系统活动渐渐低下，跟着是肌肉异常发达。这应能说明，肌肉的力量，已足以维持它的生活，如今，太多的智慧反而成了多余。
佛劳温在批评弗里德里希·居维叶《博物学》的文章（此文单行本在1841年印行）中，曾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说：
猩猩的智慧非常高，也来得很早，但因年龄的增大而减退。年轻猩猩的伶俐、狡猾和机敏，会使我们惊奇；成熟后的猩猩却是粗暴、卑劣和难以驾御的动物。所有猿类的现象都和猩猩相同，同是因体力的增进而智慧方面即告减退。最具智慧的动物亦同，只有年轻时期才具备它们全部的所有。
又说：
任何种类的猿猴，年龄和智慧必成反比，例如婆罗门教所崇敬的“神猿”，年轻时前额很大，嘴巴只稍微突出，头盖骨高高地呈圆形，年龄一大，前额便向后退缩，嘴巴显著地突出，德行方面也明显变得恶劣，由原本的聪明、柔顺、诚信，一变而为凶暴、迟钝及爱孤独。
依据居维叶的说法：
这种变异太大了。我们常有以自身的行为来判断动物行为的习惯，所以，从这个见解来推想，年轻的动物是他的种族的一切道德性质最完备的时代，成长后的这种“神猿”除体力外，变成一无是处的个体。但造物者处理动物的方法，和我们所推想的不一样，动物毕竟不能超出“自然”所指定的范围。为此，在它们没有充分的体力前，智慧是必要的；一旦体格强壮，就收回其他的力量而使之失其效用。
又说：“种族的保存，有赖于动物的身体性质，同时也有赖于智慧的性质。”
最后这一句话，说明智慧和利爪锐齿一样，也是为意志所用的道具。这正可证实我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