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藏书多么丰富的图书馆，假如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给我们的利益，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整理得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胸中的知识如何渊博，如若不能反复思考、咀嚼消化，它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我们若将所学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真理互相比较。当然，我们所能“深思熟虑”的东西，范围狭窄得很，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求上进，不断学习。
读书或学习，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但这里的所谓“思考”，可就不是这回事了，它像在风中煽火一般，必须始终不断地扇动，才能维持火焰不熄。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不断刺激它，并且持之以衡、不可懈怠。思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一是主观性的。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前者是对宇宙万物产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真正在思考的，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距离之大，恐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迷于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离，这原有的差异，越发扩大起来。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这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其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提供了一些数据和情绪而已。
所以，一天到晚沉浸在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消失殆尽，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确是不二法门。大概说来，一般“博闻多识”的人，大都没有较佳的才慧，他们的著作不能成功，正是因为一味死读书的关系。这类人正如蒲柏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是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说来，有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彻底地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拾人牙慧而已。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们只能把书本当作“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诱惑的话，我们非陷入深渊歧途不可。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靠他来指点迷津，引向正道。
这个守护神，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具备。就是说，唯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思想源泉停滞，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不如此，而手不释卷地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绘画学徒，成天看着干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一样。
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他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经过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来看，原来这些论调，别人早已发掘到了。泄气？失望？大可不必。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唯其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着实正确，它的理论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如此一来，你就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你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信的“权威”，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有力的联结；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它就好像是用一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生生的生人，它是从外界在“思考之心”内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的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为自己所有。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别就在这里。正因为这点差别，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哲学家有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而学者呢？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意味着，只是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依赖它向某种体系展开，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
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的，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他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那样，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种思想过度拥挤的状态，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
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后者虽说是胸无点墨，但靠着经验、阅历以及零碎的阅读，把所学得的一点儿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融合，或在自己的思想下臣服，有主见，有判断力。
其实，学术性的思想家做法也不外如此，只不过他们的尺度较大，比较有深度而已。思想家要用到许多知识，所以非多读不可，但他们精神力极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内。因此，他们的见闻觉知的规模虽是愈来愈大，但已做到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于自己的思想总体系了。这种场合，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而在那些知识大杂烩的头脑中，好似一支曲子掺进很多杂音，它的基本调久久找寻不出来。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来，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某地或某国的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联络的，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就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道出来。
一般的“书籍哲学家”，如同历史的研究者；自己思考的人，犹如事实的目击者。后者，不论对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经验直接领会理解而来，绝不会人云亦云。所以，思想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因立足点不同而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是把握客观原则的，如果事件本身未使立足点发生任何变化，他们的见解则毫无不同。我们往往可经验到：某些自觉太过标新立异的议论，踌躇再三才把它公之于众，到了后来，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赫然发现也有同样的见解，因而感到一种欣喜的惊愕。
书籍哲学家与此相反，他们所讨论的不外是，甲的说法如何，乙则有如何的看法，而丙又怎样提出商榷，然后才努力做些批评、比较的工作，这样追求事物的真理。他们很像写批评的历史著述家。例如，研究莱布尼茨在某时期是否有斯宾诺莎派思想的存在。供给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尔巴特的《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说明》及《关于自由的书简》。做这类工作时，必要遍翻典籍，他们所下的苦功，恐怕任谁也会吃惊吧！反之，如果眼中只有事件，只要稍加思索，则立刻达到目的。但话说回来，坐而读也有它的好处，只要功夫深，总可达到你的目的，用思索的方法则不是这样。
思想和人一样，不是任何人都可让你随叫随到的，要看人家高不高兴，乐不乐意。思索某件事情，需要一切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只有这样思想才会自然喷涌出来。唯其如此，思想绝不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关于这点，我们可在思考自己利害得失的场合得到说明。当我们决定个人的利害事件时，常常刻意选个适当的时间和场所，静坐沉思，仔细分析理由或原因，再推究后果。
总之，无所不思，无所不想，但到最后，还是没有个决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事不关己，关己则乱。这种场合，我们考察事件，往往不能安定，而转向其他事物方面去；加之对此事的嫌恶，也构成一个原因。所以，此时我们万不可勉强自己去思考，应等待，让思考的气氛自然涌上来。此种气氛，往往会唐突而且重复地到来。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给予事件的见解也完全不同。如此这般，各种思想徐徐而来，到最后就是所谓“决心的成熟”。成熟思想的路径为什么如此繁复呢？这是因为思考过程大都呈“分割”的状态，因此，以前所经验过的事事物物，逐渐出现在眼前，并且事物也逐渐明朗化，了解也更深刻，如此便能耐心去思想，当初的嫌恶也因此消失了。
理论方面的思考也是如此，也是一定要等待良好时间的到来，再说，任你再好的头脑，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适于思考的。因此，我们最好能利用思索以外的时间来读书。读书，正如上面所述，是思考的代用物，而且，此中还有许许多多别人替我们想出来的、和我们不同的方法，可以供给我们精神材料。
读书的性质是如此，所以我们不必要读太多的书，如若不然，精神习惯于代用物，将会忘却事物的本身，总是踏着人家已经开拓的道路，而忘却走自己的思考道路。再说，经常耽于书卷中，眼睛就脱离了现实世界，而思考的机缘和气氛，由书本所启发的次数远不如现实世界多，因为现实世界和眼前的事物，具有刺激思考的强劲原始力，是思考精神的最佳对象，最容易促成此种精神活动。
从这一事实来看，说我们可从著述中鉴别出谁是思想家，谁是书籍哲学家，一点儿也不奇怪。很明显，前者真挚、直接、原始，所有的思想和表现都具有独立的特征；后者与此相反，他们只是拾人牙慧，承袭他人的概念，就像把人家盖过的图章再盖一次一样，既缺乏力量，也模糊不清。而且，他们的文体是由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流行语句组织而成的，这情形，恰似因为自己的国家不能铸造货币，而以他国的货币流通的国家一般。
经验和读书一样，不能替代思考。纯粹的经验和思考间的关系，如同食物之于消化的关系。如果“经验”自夸地说，它的发现，才能促进人智力的发展，这就像嘴巴自夸身体的存续完全是由于它的工作一样的可笑。
具有真正能力的头脑，他们的“确定”和“明晰”实在是常人所不能及的，这类人的头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确定明晰的表达欲望。不论通过诗、散文或音乐莫不如此。普通凡人则不一样，据此我们可立刻辨识作者头脑的能与不能。
第一流作家的精神特征是，他们的一切判断都是直接的。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作品，也都是自己思考的结果，发表之后，不论在任何场合，谁都能认定是一流作品。因而他们在精神领域中，如同诸侯一样是直属于帝国的，其他的作家只是站在陪臣的位置。
因此，真正敏于思索的人，在精神王国中，等于一国之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判断如同君主的圣谕，他的话就是权威——君主是不接受他人的命令，也不认识其他权威的。反之，局限于世俗流行的诸种意见的凡俗作家，像默从法律和命令的平民一样。
有些人每每爱引用权威者的词句，来争论某种事件，以取代自己贫乏的理解和见识。笔战中引出他们的东西，像取得莫大的靠山似的，莫名其妙地雀跃欢呼。想来大概是受到塞涅卡所说“与其批判，不如信任”这句话的影响。论战之际必须有防身和攻击的武器，这类人既无思考力，又乏批判力，所以只好引用权威之言，“这也是出于对权威者的尊敬”，以为找到最好的护身符，振振有词、据之而辩，发出胜利的呼声。
现实世界中，不管举出多少理由来证明我们过得怎么怎么幸福、怎么怎么愉快，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重力的影响下活动而已，战胜了它，才有幸福可言。但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精神，没有肉体，也没有重力的法则，更不会为穷困所苦。所以，有优美丰饶心灵的人，在灵思来临的一刹那得到启示，其乐趣绝非俗世所能比拟。
思想浮现在眼前，如同你的恋人就在跟前一样，你决不会对恋人冷淡，我们也决不会忘记此思想。如果它们远离你而去，从心中消失时，则又是如何呢？即使最美好的思想，如果不及时把它写下，恐怕就此一去不回头，想找也找不到了。恋人也如此，如果不和她结婚的话，也有离我而去的危险。
对爱思考的人来说，世界不乏有价值的思想，但这些思想中，能够产生反跳或反射作用的，也就是说，此思想著述成书后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却不多见。
起初，人们思考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为自己着想。思想家可分成两类，一种是专为自己而思想，另一种是为他人而思想。前者称为“自我思想家”，只有这类人才能认真地思考事情，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哲人，实际上，他们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也是在思想之中；后者可称为“诡辩派”，他们渴望人家称他们是“思想家”，他们的幸福不是在本身中，而是在他人的喜好中。换言之，他们只是热衷于投世俗之所好。另外还有一种人介乎两者之间，我们要看他全部的做法，才能判定他是属于那一类。
利希滕贝格是第一类的典型；黑格尔很明显是第二类。
生存问题——这个暧昧、多苦、须臾和梦幻般的问题，一旦认真研讨，恐怕所有的工作都得搁下了。实际上，除极少数的人外，一般人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丝毫感悟，甚至尽量避开它，觉得与其讨论此问题，倒不如把这些心思用在和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上。或者，仅取俗世哲学的一个体系，来满足大众。
想到这点，说“人是思考的生物”，实在很可疑，所谓“思考”，也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再往后，对人类的无思想、愚蠢，也不会引以为奇了。普通人智慧的视野，当然比起动物要来得辽阔，动物不能意识到过去和将来，只存在于“现在”中，但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深远。
如果世界充满真正思考的人，我想，大概不会容许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噪音吧！然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却充斥着令人心惊肉跳、毫无目的的噪音。造物者在创造人的时候，果能尽如我们所愿，实在不应该给我们安上耳朵，或者，至少能在我们耳里装置上空气不能通过的“覆皮”，像蝙蝠一样（关于这点，我实在非常羡慕蝙蝠）。但人类也和其他动物同样可悯。上苍造人的时候，早已算定只要具有足以维持生存的力量就够了。因此，不论昼夜，不管有没有人咨询，人的耳朵始终是开着的，那是为了便于向我们报告“迫害者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