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最难忘的中学时代，几乎全在四川度过。记忆里，那峰连岭接的山国，北有剑阁的拉链锁头，东有巫峡的钥匙留孔，把我围绕在一个大盆地里，不管战争在外面有多狞恶，里面却像母亲的子宫一样安全。
抗战的岁月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却阻挡不了一个中学生好奇的想象。北极拉布兰族有一首歌说：“男孩的意向是风的意向，少年的神往是悠长的神往。”山国的外面是战争，战争的外面呢，又是什么？广阔而多彩的世界等在外面，该值得我去阅历，甚至探险的吧？那时电视在西方也才刚开始，而在四川，不要说电视了，连电影一年也看不到几回，至于收音机，也不普及。于是我瞭望外面世界的两扇窗口，只剩下英文课和外国地理。英文读累了，我便对着亚光舆地社出版的世界地图，放纵少年悠长的神往。
半世纪后，周游过三十几个国家，再贵的世界大地图册也买得起了，回头再去看当年的那本世界地图，该不会大惊小怪了。可是当年我对着那本宝图心醉而神驰，百看不厌，觉得精美极了，比什么美景都更动人。
要初识一个异国，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邮票、钞票、地图了。邮票与钞票都印刷精美，色彩悦目，告诉你该国有什么特色，但是得靠通信或旅游才能得到。而地图则到处都有，虽然色彩不那么鲜艳，物象不那么具体，却能用近乎抽象的符号来标示一国的自然与人工，告诉你许多现况，至于该国的景色和民情，则要靠你的想象去捕捉。符号愈抽象，则想象的天地愈广阔。地图的功用虽在知性，却最能激发想象的感性。难怪我从小就喜欢对图遐想。
亚光版那本世界地图，在抗战时期绝不便宜，我这乡下的中学生怎会拥有一册，现在却记不得了。只记得它是我当时最美丽最珍贵的家当，经常带在身边的动产。周末从寄宿的学校走十里的山路回家，到了嘉陵江边，总爱坐在浅黄而柔软的沙岸，在喧嚣却又寂寞的江流声中，展图神游。四川虽云天府之国，却与海神无缘，最近的海岸也在千里以外。所以当时我展图纵目，最神往的是海岸曲折，尤其多岛的国家，少年的远志简直可以饮洋解渴，嚼岛充饥。我望着滔滔南去的江水，不知道何年何月滚滚的浪头能带我出峡、出海，把掌中这地图还原为异国异乡。
我迷上了地理，尤其是地图，而画地图的功课简直成了赏心乐事。不久我便成为班上公认的“地图精”，有同学交不出地图作业，就来求救于我。尤其有两三个女生，虽然事先打好方格，对准原图，临帖一般左顾右盼地一路描下去，到头来山东半岛，咦，居然会高于辽东半岛。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于是我只好愚公移山，出手来重造神州了。“地图精”之名传开之后，连地理老师对我也存了几分戒心。有位老师绰号叫“中东路、昂昂溪”，背着学生在黑板上偶尔画一幅地图要说明什么，就会回过头来匆匆扫我一眼，看我有什么反应。同学们就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则竭力装得若无其事。
初三那年，一个冬日的下午，校园里来了个卖旧书刊的小贩，就着柑橘树下，摊开了一地货品。这在巴县悦来场那样的穷乡，也算是稀罕的了。同学们把他团团围住，有的买《聊斋志异》、《七侠五义》、《包公案》或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婉容词》。欢喜新文学的则掏钱买什么《蚀》、《子夜》、《激流》之类，或是中译本的帝俄小说。那天我没有买书，却被一张对折的地图所吸引——一张古色斑斓的土耳其地图。土黄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柔蓝的黑海和地中海，加上和希腊纠缠的群岛，吸住了我逡巡的目光。生平第一次，我用微薄的零用钱买下了第一幅单张的地图，美感的诱惑多于知性的追求。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罢了，甚至不知道伊斯坦布尔就是君士坦丁堡，当然也还未闻特洛伊的故事，更不会料到四十年后，自己会从英译本转译出《土耳其现代诗选》。
不过是一个小男孩罢了，对那中东古国、欧亚跳板根本一无所知，更毫无关系，却不乏强烈的神秘感与美感。那男孩只知道他爱地图，更直觉那是智慧的符号、美的密码、大千世界的高额支票，只要他够努力，有一天他必能破符解码，把那张远期支票兑现成壮丽的山川城镇。
其后二十年，我的地图癖虽然与日俱深，但困于环境，收藏量所增有限。台湾的地图在绘制技术上殊少进步，坊间买得到的旧图也欠精致。至于外国地图，不但进口很少，而且售价偏高，简直就买不起。美国新闻处请我翻译惠特曼和弗罗斯特的诗，也经常酬送我文学书籍，但只限于美国作品。朋友赠书，也无非诗集与画册，不是地图。
直到一九六四年，我三十六岁那年，自己开车上了美国的公路，才算看到什么叫作认真的地图。那是为方向盘后的驾驶人准备的公路行车图，例皆三尺长乘两尺宽，把层层的折叠次第展开，可以铺满大半个桌面。一眼望去，大势明显，细节精确，线条清晰而多功能，字体则有轻有重，有正有斜，色彩则雅致悦目，除白底之外只用粉红、线绿、淡黄等等来区别保护区、国家公园、都市住宅，不像一般粗糙的地图着色那么俗艳刺眼。道路分等尤细，大凡铺了路面而分巷双行的，都在里程标点之间注明距离，以便驾驶人规划行程。
有了这样的行车详图，何愁缩地乏术，千里的长途尽在掌握之中了。我在美国教书四载，有两年是独自生活，每次近游或远征，只能跟这样的地图默默讨论，亲密的感觉不下于跟一位知己。
一张精确而详细的地图，有如一个头脑清楚、口齿简洁的博学顾问，十分有用，也十分可靠。太太去美国后，我就把这缩地之术传给了她，从此美利坚之大，高速路之长，跨州越郡，从东岸一直到西岸，就由她在右座担任“读图员”（map reader）了。就这么，我们的车轮滚过二十四州，再回台时，囊中最可贵的纪念品就是各州的行车图、各城的街道图，加上许多特殊分区的地图，例如国家公园之类，为数当在百幅以上。
可惊的是，三十多年前从美国各地的加油站收集来的那些地图，不知为何，现在竟已所余无几。偶尔找到一张，展开久磨欲破的折痕，还看得见当年远征前夕在地名或街名旁边画的底线，或是出发前记下的里程表所示的里数，只觉时光倒流，像是化石上刻印的一鳞半爪，为遗忘了的什么地质史作见证。
一九七四年迁去香港，一住十一年，逐渐把我的壮游场景从北美移向西欧，而往昔的美国地图也逐渐被西欧、东欧各国的所取代，图上的英文变成了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斯拉夫文……即使是英国地图，也有不少难以发音的盖尔（Gaelic）地名。欧洲的古老和多元深深吸引着我：那么多国家，那么多语言，那么多美丽的城堡、宫殿、教堂、广场、雕像，那么中世纪那么文艺复兴那么巴洛克，一口深呼吸岂能吸尽？夫妻俩老兴浩荡，抖落了新大陆的旧尘，车轮滚滚，掀起了旧大陆的新尘，梦游一般，驰入了小时候似曾相识的一部什么翻译小说。
“凭一张地图”，就像我一本小品文集的书名那样，我们驾车在全然陌生的路上，被奇异的城名街名接引，深入安达卢西亚的歌韵，卢瓦尔河古堡的塔影，纵贯英国，直入卡利多尼亚的古都与外岛，而为了量德意志有多长，更从波罗的海岸边一车绝尘，直切到波定湖边（Bodensee）。少年时亚光版的那册世界地图并没有骗我：那张美丽的支票终于在欧洲兑现，一切一切，“凭一张地图”。
就这样，我的地图库又添了上百种新品。除了欧洲各国之外，更加上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澳洲、南非及南洋各地的大小舆图；包括瑞士巧克力糖盒里附赠的瑞士地形图，除了波定湖、日内瓦湖波平不起之外，蟠蜿的阿尔卑斯群山都隆起浮雕，凹凸如山神所戴的面具；还有半具体半抽象的布拉格街道图，用漫画的比例、童话的天真，画出魔涛河两岸的街景，看查理大桥上百艺杂陈，行人正过桥而来，有的广场上有人在结婚，甚至头戴黑罩的刽子手正挥刀在处决死囚，而有的街口呢，吓，卡夫卡那八脚大爬虫正蠕蠕爬过。
幼嗜地理的初中男孩一转眼已变成退休教授，“地图精”真的成精了。于是有人送礼就送来地图。送我瑞士巧克力的那个女孩，选择那样的礼物，就因为盒里有那一张，不，那一簇山形。地图库里供之高架的三巨册世界地图，也是先后由女儿、女婿和富勒敦加州大学的许淑贞教授所赠。许教授送的那册《最新国际地图册》物重情意也重，抱去磅秤上一称，重达七磅。在我收集的两百多幅单张舆图和二十多本中外地图册里，它是镇库之宝。
所谓世界地图，其实就是地球的画像，但是它既非鲁本斯的油画，也非史泰肯（Edward Steichen）的摄影，而是地图绘制师用一套美观而精致的半抽象符号，来为我们这浑茫的水陆大球勾勒出一个象征的脸谱。那是智慧加科技的结晶，无关灵感，也无意自命为艺术。然而神造世界，法力无边，竟多姿多彩，跟设计家所制的整齐蓝图不同。那漫长而不规则的海岸线，那参差错落的群岛列屿，那分歧槎桠的半岛，那曲折无定的河流，天长地久，构成了这世界的五官容貌，已变得熟悉可亲，甚至富有个性。
绘制世界地图，是用一张纸来描写一只球，用平面几何来探讨立体几何，所以绘的地区愈大，经纬的弧线也就愈弯，正可象征所谓地平线或是水平线其实不平。所谓水平，只是凡人的近视浅见而已。大地图上的经纬，抛物线一般向远方抛去，每次我见到，都会起高极而晕的幻觉，因为那就是水陆母球的体魄，轮廓隐隐。
世界的真面貌只有地球仪能表现，所以一切地图不过是变相，实为笔补造化的一种技艺，为了把凡人提升为鹰、为云、为神，让地上平视的在云端俯观。有一次我从巴黎飞回香港，过土耳其上空已近黄昏，驾驶员说下面是伊斯坦布尔。初夏的晴空，两万英尺下有一截微茫的土黄色，延伸着欧陆最后的半岛。惊疑中，我正待决眦寻找黑海或马尔马拉海，暮色在下面已经加深。
要升高到看得出土耳其庞然的轮廓，得先把土耳其缩为六百万分之一。要看出这世界是个圆球，更得再缩它，缩成七千万分之一。地图用的正是这种神奇的缩地术，把世界缩小，摊平，把我们放大，提高，变成了神。只是地图的缩地术更进一步，把神人之间的云雾一扫而尽，包括用各种语言向各种神灵求救的祈祷，让我们的火眼金睛看个透明。
然则地图展示给我们的仅止于空间吗？又不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首名诗，叫作《目测距离》（Judging Distances：by Henry Reed），说是：“至少你知道/地图描写时间，而非地点，就军队而言/正是如此。”意思是研判敌阵外貌，应防伪装，不可以一成不变。
其实改变地貌的岂独是战争？气候侵蚀、地质变化、人工垦拓等等，都能使大地改相，至于沧海桑田、华屋山丘之巨。古代的地图上找不到上海和香港，现代的地图上也不见尼尼微和特洛伊，那些遗址只有在够大的图上才标以三瓣红花的符号。再过一千年，纽约，甚至美国，还会在地图上吗？柏拉图在晚年的对话录里，曾描述“赫九力士的天柱”外面，在大西洋上有一个文明鼎盛的古国，毁于火山与地震，遂陆沉海底。那便是传说至今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西非凹进去的直角跟南美凸出来的直角，在远古本来是陆地相连，而今却隔了四十五度的经度。甚至也不必痴等多少个世纪了，沧海桑田已变在眼前。小时候读中学，地理书说洞庭湖是中国第一大湖，后来读唐人的诗句“濯足洞庭望八荒”，宋人的词句“玉界琼田三万顷”，想这洪流不知有多壮阔，怪不得中国诗人都少写海，因为只写洞庭就够了。也难怪傅抱石的《湘夫人》，只要画洞庭波起，落叶纷下，就能与波堤切利的《爱神海诞》媲美。最令人伤心的，却是四十年来江河冲积，人工围垦，名湖早已分割“缩水”，落到鄱阳之后了。
洞庭水促，长江水浊，三峡水漫，苏州水污，“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我小时候的地图因旧而贵，竟然奇货可居，能用来吊古、考古了。屈原今日而要投水，不知沧浪还有清流吗？故国不再，乡愁难解，要神游只有对着旧地图了。
所以地图展示的不止是空间，更是时间。美国名诗人华伦（Robert Penn Warren）说过：“历史要解释清楚，全靠地理。”我不妨更进一步说：“地理要解释清楚，得看地图。”反过来说，地图不但展示地理，也记录历史；历史离不了政治，所以地图也反映政治。
一八零六年一月，有感于拿破仑大败奥地利与俄罗斯的联军于奥斯特利兹，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说：“把（欧洲）地图卷起来吧，十年内都用不着了。”他这话说得太匆促，因为不出十年，拿破仑就战败被囚，欧洲的国界又得重画了。但也可见地图如何牵涉到政治。
地图绘制师（cartographer）不会失业，因为政客不让他闲着。最好的例子就在眼前。骨牌搭成的前苏联被戈尔巴乔夫一推就倒了，东柏林的围墙跟着坍塌。有那么多的疆界要重画，有人要看看乌兹别克斯坦在哪里，意味着地图业有生意上门。巴尔干的火药库一爆发，南斯拉夫炸成好几个新国家，一时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科索沃纷受国际瞩目，成为地图上多事的焦点。
“图穷匕见”，地图里是有政治的。政治一吹风，地图就跟着草动了。苏联解体，列宁之城就归还彼得之堡。捷克分家，就一克变成两克，一半仍是捷克，另一半叫作斯洛伐克。同一个湖泊，德国人自己叫作波定湖（Bodensee），英国人却叫作康士坦斯湖（Lake Constance）。另一个湖，本地人的法文叫作勒芒湖（Lac Leman），英文又以城为名，叫作日内瓦湖。最有趣的该是英吉利海峡了，对岸的法国人也有份的呀，凭什么要以英国命名呢？果然，法国地图上把它径称La Manche，也就是“海峡”之意，但此字原意是“衣袖”，也可形容海峡之狭长。更有趣的是，德文也把那海峡叫作衣袖海峡（9魧rmelkanal），同样不甘心冠以英国之名。
相似的形势亚洲也有。日本与韩国之间的海叫作日本海，韩国人不知道感想如何，很想看看韩国的地图是如何称呼。不过日韩之间的海峡却叫作朝鲜海峡，也算是不无小补吧。同样地，阿拉伯与印度之间的水域叫阿拉伯海，印度好像吃亏了，但是阿拉伯海却归于印度洋，也算是摆平了吧。真想看看印、阿两国自印的地图。
地图里既有匕首，各国自制的地图册难免有本位意识。一般的八开本巨型地图册，除卷首交代地图发展史、投影绘图术及世界地质、地形、气候、生态、人口、语言、宗教各方面的概图之外，大半的篇幅例皆从本国出发，逐洲、逐区、逐国展示，遇见重要地区，也会放大以供详阅。但因观点不同，轻重取舍之间差别也就很大。
英美出版的世界地图册例皆从欧洲开始，到南美洲结束，而欧洲又以英国开端，但其中各国篇幅的分配就不免厚薄有别了。以面积与人口而言，广土众民的亚洲篇幅本应最多，但我所有的世界地图册里，亚洲却落在欧洲与北美之下，位在第三。美国兰德·麦克纳利公司一九九四年豪华版的《最新国际地图册》（Rand McNally：The New International Atlas）给各大洲的篇幅，依次是北美洲六十六页、欧洲六十二页、亚洲四十四页、非洲二十六页、南美洲十七页、大洋洲十六页。“重白轻色”之势十分显著。
美国汉曼公司的《世界地图册》（Hammond：Atlas of the World）同年出版，也是八开本，各洲页数的分配则是欧洲五十页、北美洲三十八页、亚洲二十六页、非洲十八页、南美洲十三页、大洋洲十二页。
再看英国菲利普公司所出的一九八五年三十二开本《世界小地图册》（Philips\' Small World Atlas），大块的亚洲仍居欧风美雨之下，其页数分别是欧洲五十六页、北美洲四十四页、亚洲四十二页、非洲十四页、南美洲十一页、大洋洲十页。非洲只得欧洲四分之一，其偏更著。
洲际的分配如此，国际的又如何？《最新国际地图册》给美国四十一页，几与全亚洲相等。其他国家得页较多的是俄罗斯（及旧属）十五页、澳大利亚十三页、加拿大与意大利各十二页、中国十一页、英国十页、德国与印度各八页、日本与巴西各六页。看来仍是偏重英语国家。《世界地图册》的前四名，美国（二十五页）、加拿大（八页）、澳大利亚（八页）、英国（七页），也都是英语国家。至于《世界小地图册》的前四名，除了次序稍变，仍然是美国（十八页）、英国（十六页）、加拿大（十六页）、澳大利亚（八页），不过加上了日本（同为八页）而已。对比之下，中国只有四页。
再如一九七四年英国的《企鹅版世界地图册》（The Penguin World Atlas）展示了三十七个大城市的市区图，所属依次是欧洲十六个、北美洲十四个、亚洲五个（北京、上海、加尔各答、德里、东京）、澳大利亚及南美各一个。至于非洲，一个也没有。
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世界。
这观点当然有人要挑战。一九八二年西安地图出版社编印的《世界地图册》便改变了这次序和比重，从亚洲开始，以南美结束，篇幅大加调整，依次是亚洲三十四页、非洲二十六页、欧洲十四页、南北美洲各十页、大洋洲六页。亚非二洲相加为六十页，正好占百分之六十。相比之下，前述英美的四种世界地图册中，这两大洲加在一起，所占比例都低于百分之三十六。
到一九八二年为止，这本西安版的《世界地图册》已经印了一百七十八万六千册，这在台港的区区书市看来，真是纸贵洛阳，不，纸贵西安的了。其实真正畅销的是河北印刷的《中国地图册》，一九九零年第七版第二十九次印刷已印了一千四百五十九万二千册，需求之广可以想见。
不过，前述西安版的《世界地图册》虽然有志力矫白人中心之枉，影响也只限于华语世界，加以开本袖珍，印刷也未尽精美，而各国分图之外世界总图的面面观仍欠多姿，欲求国际的地图精们刮目相看，尚有距离。热烈地，我等待中国人绘制的宏美舆图巨册。
西方的巨制舆图再精确，也不是绝无漏洞的。汉曼版的《世界地图册》一百二十五页，就在沙巴境内相距一百多公里的两处，用黑三角形标出了基纳巴卢山（中国寡妇山：Gunung Kinabalu），北边的黑三角是对的，南边的却是无中生有，重复多余。又在二百一十二页，把贵州的长顺（Changshun）误为长春（Changchun），说人口有一百七十四万，而真正的长春却近在上面第五行。兰德·麦克纳利版的《新万国地图册》（The New Cosmopolitan World Atlas）二百六十三页列举世界大岛，把印尼东部的塞兰岛（Ceram）排在爪哇与新西兰北岛之间，并附注其面积为四万五千八百零一平方英里。其实它只有七千一百九十一平方英里，应该往后退三十名，排到日本四国岛的下面。
地图乃世界之脸谱，迄今仍由西方人在绘图，虽然绘得相当精美，可惜欧美澳才是正面，亚非拉只算侧影。前举西方精美巨册犯错的三个例子，一在中国，一在印尼，一在马来西亚，凑巧都在“侧影”之中，不免令人“多心”。西方的“先进国家”早已登陆外星，在绘月球、火星的脸谱了，我们的地理学家、地图专家，甚至天文学家该怎么办呢？
一九九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