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布鲁姆如今已处于被半遗忘的状态。当然，巴黎第11行政区还有一大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晚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伦敦的老人还爱说“我们的劳合·乔治”，这位“一战”前英国财政大臣的名字被用来指代他设立的养老金，与之相仿，两代法国人也感激地把他们的带薪年假归功于1936年布鲁姆人民阵线第一届政府的改革。但是在他的时代，布鲁姆是个有严重争议的人物：他是法国社会主义的领袖和楷模，身上集中了这一派所有的教义虔诚和自我矛盾；他是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的首脑，这届政府给人太多期望和忧虑；他是法兰西第一位社会党总理兼第一个犹太人总理，其时反犹主义正深入人心；他又是1940年维希政权出炉后贝当一派主要的眼中钉，法国共产党的（用布鲁姆自己的话说）“头号大敌”。30年来，法兰西围绕着这个人的愤怒、仇恨以及政治分化犹如云飞浪卷，时而疯狂爆发，如今他也应该被友好地忽略了：这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已发生了许多变化。
1950年，77岁的莱昂·布鲁姆去世后，他的声望随着史学和政治上的时髦观点的变化而起起伏伏；人们对他自1936年6月到次年6月在第一届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中的短暂登场有各种相互对立的评价，许多流行的说法乃是由此而生。人民阵线是一个“错失了的革命契机”吗？在掌权一个月后，西班牙内战爆发，布鲁姆极不情愿地投票表示不干预，是正确之举吗？或者换一个角度，布鲁姆和他那些不懂经济学的同志们是不是加剧了导致他们上台的经济危机，然后又把危机归咎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尽管布鲁姆怀着最美好的愿望，但是人民阵线是不是促进了法国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全面垮台，并为1940年的崩溃铺平了道路？布鲁姆，援引晚近最冷酷的一位国外批评者的话说（他本国的反对者更凶），是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稚童，一个虚荣的、以为人类的改良和党派利益的要求彼此和谐一致的警句作家”？
60年前，人民阵线经历了它哀悲的痛楚。从那以后，欧洲左派史上出现了一个转折，把它的幻觉砍削尽净，乃至一些问题现在看来，就像导致布鲁姆自己被弹劾的那些政策一样是过时的，其构想就是错误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布鲁姆为之贡献半生的法国社会党，现在已经和许多与布鲁姆有关的派系间及教义间的争论一起烟消云散。此外，我们对维希政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来源以及1940年德国战胜的形势也了解得太多，而布鲁姆对1934年和1944年间法国历史进程的责任心，却似乎被遗忘了。
但是，这些变化没有将莱昂·布鲁姆本人，一个被遗忘者，扔进堆着更多被公平地遗忘的人的历史垃圾堆里，它们有助于我们用一种不同的、更有意味的观点看待他。这个孤独客，旧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一个没有宏大的个人野心，特别随和通达、礼贤下士，在政治上的成败和他本人一样不温不火的还俗犹太人，何以成为“全法国的公敌”？当年，他给自己和自己的观点招来了时人最大的希望、恐惧和愤怒，现在重新审视这个人，我们能对法国20世纪的历史有何新的认识？
1872年出生的莱昂·布鲁姆出身于一个属于中产偏低阶级的，已经半同化的巴黎犹太人家庭，这个家庭从事金融业，家境一般。他一生从事过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甚至（应该说尤其是）他最凶险的敌人，也公认布鲁姆是一个有着非凡禀赋的人，他本来可以把早熟的才华转向一系列不同的方向——布鲁姆17岁时写有一篇获了奖的哲学文章，他在亨利四世中学的一位老师评道：“假如此文作者只有17岁，他就是个魔鬼。”1890年，他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但是虽然他只在该校像“流星”（埃利·哈列维〔Elie Halévy〕语）那样一闪而过，他却发现这学校限制太多，于是一年之后便申请转系，进法律系攻读。
但与此同时，布鲁姆已经开始从事他的三个公共职业之一：给兴于世纪末巴黎的小型期刊和评论性杂志写文学和戏剧评论。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刚过弱冠之年的莱昂·布鲁姆就在巴黎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包括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以及年轻些的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等人在内的成名作家，都公认他是一位天才的、拥有非凡独创性的批评家。20世纪初的头10年内，他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关切，在巴黎文学圈中频频露脸，甚至于1914年“一战”爆发前还出版了一部司汤达（Stendhal）研究专著。不过同时他还在开辟另一个事业：当一名成熟的、有影响的法理学者。1895年他被最高行政法院——法国行政法院录用，当了一名助理办案员；到1919年从行政法院辞职去议会履新时，他已经是一名政府特派员，写过一系列法国行政法学方面的重要的、影响持久的意见和建议书，其中许多论证并强化了行政法院作为专断国家行为的制约者的地位。
在当法理学者期间，1898年，有人请布鲁姆帮个小忙：为埃米尔·左拉的审判准备辩护词，这是他第一次踏进德雷福斯事件的旋涡。此前他对公共事务没有多大兴趣，尽管费尔南·格雷格（Fernand Gregh）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892年，布鲁姆就向他流露过想投身“政治”的意思。但是，在德雷福斯遭遇中看到的犬儒主义和不公正，以及他自己对当代公共气候的失望，改变了他的看法。大约40年以后，在谈到他初涉政坛时的情况时，他引用了《战争与和平》中的词句：“一切都这么奇怪，和他所抱的期望这么不同。”由于受到让·饶勒斯思想的感染并深深服膺，布鲁姆不仅成了一名活跃的德雷福斯分子，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者。
若是相信布鲁姆自己的陈述，你会觉得他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亲近来得太早了点儿；还在中学时代，他在读一本讲当代戏剧的书时偶见一行字：一个剧中人说，用智力来聚敛财富无可争议；但财富可以继承，智力却不能。用布鲁姆的话说，“我的‘资产阶级’——我微乎其微的资产阶级——血统以及我所受的教育使我远离了劳动生活，我对当今社会法则最早的意识和批判性理解，要归功于这几行戏剧语言。”很可能是这样，德雷福斯事件中一目了然的不公正，以及饶勒斯的榜样力量和说服力，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布鲁姆与法国左翼的首次接触，后来也成为他社会主义忠诚信念毕生的原动力。
但是，要到饶勒斯在“一战”前夕的1914年7月遭刺杀时，布鲁姆才开始积极担起政治责任。在此之前，他的社会主义活动还仅限于热忱地支持饶勒斯，后者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05年把本来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各股法国社会主义力量成功捏合成一个政党，对这个过程的早期情状，布鲁姆在发表于1901年的一篇时局观察中进行了详细的勾勒。也只是到了战争结束的1919年，47岁的布鲁姆才作为来自巴黎的社会党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并被同事们选为社会党议会代表团秘书长，从而开始了第三段也是最耀眼的一段职业生涯——当一名民族政治家。后来，他在给1914年的论文“司汤达和贝尔精神”1930年重版本写的序言中谈到，早年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的日子似乎已在事实上非常遥远了：“从那时起我变了，变得尽可能彻底……这本书是另一个‘我’写的——一个和我完全一体但我还是无法辨认出的‘我’。事实上，我觉得我好像在发掘一个死去的兄弟写的书。”
相对年轻的布鲁姆和他成熟的自我，两者间的距离不仅表现了他的关怀和担当的改变，还折射出他在自己党内和国家舞台上掌权的速度。在进入国民议会后的一年间，布鲁姆发现自己成了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言人，那些人反对让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依附于新成立的以莫斯科为总部的第三国际的提议。1920年12月底，第18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大会在外省城市图尔举行，布鲁姆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著名演讲，捍卫法国民主社会主义这间“老屋”，反对那些追随布尔什维主义召唤而去的冒险者。就像当时欧洲各地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样，他也功败垂成，没能保护好党的统一——它在列宁的暗中操纵下一裂为二：相信法国即将翻版十月革命或被俄国版浪漫主义搅得神魂颠倒的那些人（多数派）组成了共产党；而继续忠于饶勒斯遗产或者对俄国革命进行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早熟的政变”）的人（少数派）则仍留在社会党阵营里。
布鲁姆的垂范及其对列宁主义的抗辩只得到了社会党中少数派的接纳。但是，从1920年12月起直到30年后去世，布鲁姆是他的政党毫无争议的道德领袖及其最杰出的思想代表和议会代表。从1921年到1936年，他的政党从分裂中恢复了元气，成为法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布鲁姆悉心照料社会党，为它找回健康和自信而呕心沥血。他令全党保持对联盟和统治职责的清醒意识，直到1936年大选时一举夺回议会最大多数席位，赢得了组阁权。
1936年6月成立的人民阵线政府，脱胎于1935年为了对抗各种新兴法西斯团体迫近的威胁而建立的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联盟，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又收获了一场戏剧性的失败；它的成与败不仅直接导致了自己一年后的垮台，还导致了右派的失望、恼怒以及最后的报复。到1939年战争爆发时，人民阵线已经支离破碎；共产党人当初仅仅是同意支持布鲁姆政府，但并没有参加进去，现在早已掉转枪口，在经济政策、不干预西班牙内战和慕尼黑阴谋等方面抨击布鲁姆和随后执政的激进党。
尽管布鲁姆再三保证恪守温和之道，并坚持说人民阵线政府没有发动革命的野心，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领导的激进党仍从一开始就对1936年的罢工、占领工厂和社会变革的革命倾向十分紧张。社会党分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布鲁姆的温和（他的政党中的左翼梦想着人民阵线新政府能领导，或至少是支持他们通过街头革命夺取权力），之二则在于布鲁姆自己逐渐认识到，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抵抗独裁者们；虽然有两种因素强化了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的反战情绪：凡尔登记忆，以及不惜以任何代价保卫和平的心理；布鲁姆自己也长期恪守维护和平的宗旨，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局势的性质越来越明朗，他不得不含恨摈弃了它。
随后就是1940年的溃败，法国亡于贝当、赖伐尔及其盟友之手，莱昂·布鲁姆众叛亲离，人尽可欺，同时遭到左翼的怀疑和右翼的憎恨。只有80名国会议员（其中40人为社会党人）在1940年7月的表决中反对将大权全部移交给菲利普·贝当，布鲁姆是其中之一。他自己立场鲜明：“我觉得法国蒙耻了”，他在未发表的关于1940年大乱的回忆录中写道。布鲁姆旋即于1940年9月15日被贝当投入监狱，一直关到1942年2月，他和达拉第及加梅兰（Gamelin）将军一起在维希附近的里永小城接受审判，给他们加的罪名是参与颠覆国家。
遭到隔离、处境险恶又拖着病躯的布鲁姆在法庭辩论中高奏凯歌，乃至德国方面禁止维希继续审判——布鲁姆在庭上反戈一击，反指那群公诉人应为法国悲剧负责，德国人惊惧不已，害怕他的言论将会产生有害的舆论后果。布鲁姆被第一时间押回了单人囚室，1943年3月又被送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此后两年，凭借胸中希望的伟力，同时得益于纳粹在战事吃紧时把他看作投降谈判时可能的筹码，从而给予的相对较好的待遇，他挺过了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磨难。
1945年4月，布鲁姆夫妇在经历了最后一段颠沛流离的转移后，被党卫军送到“蒂洛尔堡”，在那里，他先后得到德国最后一批正规军、意大利游击队和美军的营救。同年5月回到法国后，布鲁姆再一次为国效力：担任1946年12月成立的短期过渡政府的总理，出使美法重大贸易谈判，社会党在1940年废墟上重建之后，他被尊为年高德韶的元老级人物。尽管由于其经验和遭遇而备享权威和礼遇，布鲁姆却没能带领他的政党进行理论和道德更新，他在余年给社会主义报纸《群众报》写每日专栏，告诫说，面对极权的共产党人和同样独裁的戴高乐派，左翼力量乃至整个法国都必须拥有新鲜的思想和更坚决的政治领导者。他在78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去世，死时还在竭力向第四共和国的人倡导变革和更新，而那些有的还不及他岁数一半大的人却正一心一意地执行过去的理念和实践——这是个反讽，但在他的生涯中却并非纯属例外。
很容易把莱昂·布鲁姆看成文艺复兴的一类传人，他拥有过好几种兴趣，经历过好几个阶段：从文学审美家到共和主义德雷福斯派，从成熟的法理学家到社会主义领袖，以及在他的晚年，成为一个法国民族劣根性的道德和政治批评者。他的传记作者就是这样评价他的，当然，这也反映出他漫长而格外活跃的人生中关注重心不时的转移。但是，为了理解这个人的复杂性，把他的各种关注和兴趣看作始终在场，只是所占比例和结构始终变动不居的东西将会更有裨益，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评估他的优势和短处；只有把面貌各异的各个布鲁姆编织在一起，才能解释这个人每一时期的代表性立场和行为。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莱昂·布鲁姆最大的政治特长在于他是一个耀人耳目的，甚至有蛊惑力的人物。他不是伟大的演说家——他缺少饶勒斯丰富、铿锵的语言，克列孟梭阳刚气十足的力度，或者戴高乐经典性的、华美的抑扬顿挫。他的声音纤细，音调还很高。他个子高挑，但显得弱不禁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早年给《白色杂志》当城市批评家时的那个苦行禁欲的纨绔子弟。他若是能打动人心，并不是靠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型人格，而是通过论辩的力量，通过清晰而令人信服地把他自己信念的逻辑性和深度传递给哪怕最敌对、最不同道的观众来达成的——不管是在国民议会里、在演讲台上还是在一个报纸专栏中。显然，即便在他最早的批评文章里，敏锐的读者洞察到的也是他的这一特质：依赖论辩和理性，而不是情感、想象力或人格魅力。
安德烈·纪德对布鲁姆十分了解，曾经近距离观察过他。纪德曾在日记里说，布鲁姆“对大众没有半点儿诗意的认识”，意思是说，布鲁姆不仅不是个诗人，而且沉溺于分析和推理太深；他从气质上就不宜于诗歌式的理解与赏鉴。纪德说对了：布鲁姆本人崇拜司汤达（这在那个年代十分不合时宜），崇拜那种在他看来相当英国式的清晰，那种不通过心理学洞见而是通过大量描叙来进行推理和阐释的方法。在早年的一篇有关简·奥斯汀的小说《诺桑觉寺》的评论中，他也赞扬了作者的这些素质，赞扬她能够摈弃作者对故事多余的介入。1897年，他抱怨说，当代法国作家自命不凡而又空虚无聊，把象征误当成了现实，追求“干巴巴的寓言中的乏味描写”，却不要叙事的清晰和可理解性。
布鲁姆在其他作家中发现的最值得嘉许之处——描写和阐释的清晰性，通过最大限度弱化作者的修饰和感情倾向来达到效果——也是他自己作品在同时代人眼里最突出的地方。皮埃尔·维达尔-纳杰（Pierre Vidal-Naquet）的祖父1905年收到一本布鲁姆的评论集《论戏剧》，他写信给作者说：“你的思考拥有一种罕见而珍贵的品质，令人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趣味，同时身不由己地迷上这位评论家的趣味。”布鲁姆的早期作品都体现出这种品质，这些作品把一种自信的、时而具有煽动力的美学偏好［偏好司汤达、偏好早期而非晚期的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偏好当时那些不出名的而今已被遗忘的剧作家和散文家］，和一种精致的、理性主义的、近乎法庭式的论辩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论辩不要求读者苟同作者的趣味或情感，而仅仅要求他们紧跟他的逻辑。
布鲁姆放弃了文学批评，选择从事政治新闻业和从政，但从未改变他理性的思维模式或方法。他是一名特定意义上的共和派——一个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共和主义者，因为对生在当时的一个真诚而乐观的法国人而言，选择这一立场实在是再自然合理不过的事。布鲁姆当然也是米什莱（Michelet）和维克多·雨果的热忱的读者和崇拜者（布鲁姆的趣味很少过时，也鲜有时代局限性，但在这里，我们能从他对雨果作品的衷心拥抱中窥见一二，很是有趣），但是，他为共和国的辩护却是严格理性主义的，很少求助于武装群众的形象或革命浪漫传奇。
像克列孟梭一样，布鲁姆把大革命看作一个“总体”：1793年的恐怖是与米拉波和丹东的业绩不可分割的；而巴黎公社，“这一短命而混乱的爆发”也是时代伟大的共和与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甘必大不完全但有价值的遗产。在布鲁姆看来，怀疑共和的必要性（从而怀疑共和赖以发生的革命的必要性）根本就是反理性的。重要之处在于保卫共和的成就——平等、世俗化、自由、正义——且要以此教诲全体公民，让他们能保卫并推进那个能继续延伸这些成就的进程。
布鲁姆不加鉴别地、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尊奉无差别的“共和”，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时代人当然没有差异。1927年12月，当保守派日报《时代报》［先于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半个世纪］提出，面对当局恼人的优柔寡断，“我们有必要建立制宪会议和公安委员会”的时候，他发自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布鲁姆喝问，一个共和主义报纸怎敢建议如此行事？大革命是一个整体，必须整体地加以对待，不能断章取义。但是，同样不容置疑的忠诚也可以解释他在1940年及后来在里永审判中的勇气和决心。布鲁姆认为，共和是一个碰不得的成就和目标：1947年11月，整个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的顶峰，布鲁姆进行了最后一次建立政府的努力，他用吉伦特党人韦尼奥（Vergniaud）的口号给他向国民大会不成功的呼吁做结：“我们纵被遗忘，共和务要拯救！”
不过，布鲁姆超出其他法国共和派的地方，在于他要追求更高层面上的理性和逻辑的特质。共和国之为善，在于它的公正，但是对于一个真正公正的共和国而言，它不仅必须保证一切人的政治平等和公民地位平等，而且还要保证社会平等。因此，莱昂·布鲁姆和让·饶勒斯一样，正因为是共和派，所以也是社会主义者。当然，法国社会主义者也以毫不亚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同行的热忱，拍胸脯宣称社会主义的基础毫无疑问是“理性”。但是法国社会主义论争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政治困境的来源之一是，“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一个现成的政治模式。幸运的法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不同，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共和国；剩下的事情就是给它填充逻辑上（以及道德上）相适的社会内容。
布鲁姆拿出用来揭示司汤达的风格或在行政法院当法官的精力和理性，致力于为社会主义奠基。他在世纪之交的一篇谈阿纳托尔·法朗士小说《克兰克比耶》的评论中写道，社会主义是“社会的一种纯粹理性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希望统一社会正义和理性，希望把实践中的制度和理性信念整合到一起”。如果国家能够通过建立垄断性权威给社会失序带去和谐与正义，或者帮助科学一起为所有人的利益征服自然，使得人类不再是大自然的奴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权自然会拥有更大的权力。那时还会有人为此耿耿于怀吗？
布鲁姆膺服于自己以及饶勒斯的论证，他无法想象有哪个讲道理的人会不为之信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出于有关阶级利益或阶级斗争至上的深刻信仰，布鲁姆才推测说，那些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要么有直接的个人动机，因为他们在现行体制下过得很好，要么就是还没有见到社会主义的实例。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似乎都强烈地感到，自己有责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社会主义胜于雄辩的证据，呈献给所有能看或听到他的恳切召唤的人：“（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和宗教一样，能够利用每一个机会追随怀有善愿的心灵。”正如他在1919年的一本手册里向读者解释的：“事实都是明摆着的，只要你想得到。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有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擦肩而过却没能认出事实，就像那些途经未知大陆而杳不知其在此的航海者。”
尽管（也许正是因为）他乐观地设想，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多数共和派之所以不是社会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之事还不甚了了，布鲁姆却并不是一个空想家，他完全不像许多同时代人，例如英国社会党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考茨基派那样思想简单、头脑机械。他是个道德家。他有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他当然也相信社会主义是未来的历史进程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但是这种历史必然性作为社会主义论说的一部分，却并不是他念兹在兹的对象。社会主义终会降临是桩好事，但这并不是布鲁姆理论武器库中的常备武器。他支持社会主义，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善。
布鲁姆思想中的道德特色有时不易察悉，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气质上是个不动感情的人，比如在审美上，他就很反感法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自我陶醉式痴狂，他经常更多地强调一本书、一个法律判决、一种政治抉择或一种历史解释中理性的一面，而不是道德的一面。但实际上，他整个世界观是由道德预设驱动的。在布鲁姆假托一个新歌德之口表露自己思想的“歌德艾克曼新对话”（1897—1900）中，歌德严责卢梭，认为后者不应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孤儿院托给他人养护。“歌德”还断言，国家有道德责任和义务扶助贫困者，教育年轻人，保护老年人，诸如此类。布鲁姆认为“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有生命的实体，有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这一清晰的立场在他一生的作品中贯穿始终。这个独特的社会主义国家内生于所有国家之中；因此，社会主义的部分目标就是使国家道德化，而国家反过来再促进社会道德化。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表现出对其所有形式和阶段不加批判的同情，正是和这一看法完全一致的。
其次，辨认布鲁姆的道德取向之难度，还源于他与自身背景的复杂的联系。布鲁姆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并不觉得尴尬或羞于启齿，他在当时法国社会党内部的人缘也很不错，但是亲和（甚至在选举中支持）社会党运动的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因而像布鲁姆这样的人就得背负着压力，把手工劳作、“人民大众”、阶级冲突至上等等多么多么重要挂在嘴上，从而与自己的出身一刀两断。然而，在布鲁姆本人这里，他的独特的仪表和气质，他的衣着打扮，他和高雅文学杂志圈的联系，他在行政法院的工作，他名闻遐迩的（在当时也是胆大包天的）文章《论婚姻》（1907），无不表明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是布尔乔亚，而是“波希米亚人”。
甚至他早年的社会主义关怀也是混合式的、不正宗的。埃利·哈列维说，布鲁姆是1890年前后巴黎高师绝无仅有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少见地带上了布朗热主义、巴雷斯主义、迪斯累里主义的色彩”。布鲁姆后来坚持教义、党纲、统一以及意识形态服从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自己早期的肤浅认知自觉不自觉的弥补。他很容易招来有关“缺少一般社会主义背景和训练”的指责，他无从领导一个早早失去了天然领袖让·饶勒斯的政党。这样，除在一些特殊场合外，布鲁姆都不愿过多表现他的道德关怀；他天生的理性主义风格和政治审慎，都限制他必须服从一个其语言天然带有实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重痕迹的政党的习惯。
尤其是，布鲁姆在1920年毅然承担起确保社会党—共产国际法国分部不因与共产党人决裂而“右转”的任务，这种转向将会把整个“革命传统”拱手交给共产党人，后者声称这是他们的专利。他担心“革命的权利旁落”，后来，他也是以此为由，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936年前拒绝和未能掌权并全面参与共和国事务辩护；但是，这也确保了法国左翼在1940年之前和之后至少能拥有一个领袖——一个矢志不移地保卫当时被认为是坚定的左翼立场的领袖。布鲁姆始终如一地这样做，这也揭示了为何与这个人毫无共同点的千百万选民和党员，自发地在他身上看到19世纪伟大激进传统继承人的影子。
布鲁姆的另一方面，虽没有构成他的生命的哪一部分，却渗透于其间的每个角落。哈列维暗示的“迪斯累里主义”捕捉到了这一点。莱昂·布鲁姆是犹太人——要理解其人及其时代，就必须紧盯这一事实，我们在下面会看到，这是他于共和国和维希政权期间，在法国广招敌雠的主要根源。这可以说明他在描述个人的社会主义观时何以特别强调“正义”——他在写到贝尔纳尔·拉扎尔及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贡献时说：“他身上有一个犹太人，他来自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先知的民族，一个把其他民族口中的‘圣人’叫作义人的民族。”但是，布鲁姆对自身犹太性的认同比这种常规的联系更加复杂。
和许多有阿尔萨斯背景的杰出法国犹太人一样（布鲁姆的父母都来自阿尔萨斯家庭），莱昂·布鲁姆属于皮埃尔·伯恩鲍姆（Prerre Birnbaum）所称的“国家犹太人”：在俗的犹太人——投身国家的公共事业，通过共和国融入法国社会，完全认同现代法兰西国家普遍的世俗主义。布鲁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在擅长行政法学的意义上，都是这一群体的最佳代表；但是，他投身饶勒斯式社会主义，使得他与拉扎尔（Lazare）或约瑟夫·莱因纳克（Joseph Reinach）之类天生的激进派区分开来，在其他方面他都和他们十分相似。
但是和另一位出身法国东部、效忠共和的犹太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不同，布鲁姆对自身的犹太性仍有清醒的意识。布洛赫在《奇怪的战败》中写有一段著名的话，以示拒绝一切种族认同——“我是一个一切教条的局外人，一切以种族为基础的伪生活和精神社会的局外人，我一辈子都认为，我首先是，也只是一个法国人。”偶有一次，布鲁姆也觉得有必要针对那些指控他主要为“国际犹太民族”效劳的人做出回应，但他的自述与布洛赫有点儿不一样。1923年，在一次法国议会演讲上，他对他的议员同行们说：“我生在法兰西，长在法兰西的校园。我的朋友都是法国人……我有权认为自己已完全同化。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犹太人。我也从未在自我意识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看到任何矛盾、任何紧张。”13年后的1936年9月6日，他在巴黎吕纳公园告诉一群略有敌意的观众：“我是个法国人，以其国家为傲，以其历史为豪，我和所有人一样为其传统所滋养——不管我属于哪个种族。”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犹太社会主义者，一个分裂的天主教国家有争议的总理，如此毫不掩饰地公开“假设”自己的民族背景，不仅要靠巨大的勇气（下文中有更多体现），还得有高度的自知之明。布鲁姆的立场是很艰难的。他知道，就算是鲜明拥护共和的人中的左倾分子，也会首先把他看成是“一个犹太人”。有一封埃利·哈列维写给埃米尔·夏尔蒂埃（阿兰）〔Emile Chartier（Alain）〕的特别的信，日期是1936年8月23日，哈列维批评对方对犹太人的偏见的狂热：“你的反城市的农民哲学正在堕落成为反犹哲学，”他写道，“你说‘真可惜，布鲁姆是巴黎人’，还不如说‘真可惜，布鲁姆是犹太人’更形象些。”
但是，即使浑然不察这个国家正甚嚣尘上的反犹主义，布鲁姆也不能只“假设”一下就把自己的犹太血统打发过去了。他跟自己的犹太性相安无事（1937年他作为代总理出访布拉格的时候，把拜访犹太教堂作为一站），但是他对法国犹太社会却屡有尖锐的批评。在《回忆往事》（1935）中，他痛斥“犹太富人、中产阶级犹太人和犹太公务员们当年害怕支持德雷福斯的斗争，就跟他们现在害怕反法西斯战争一样。他们只想钻进地下藏起来”。他蔑视那些在1936年企图用一份终生养老金为条件，赤裸裸地诱使他放弃总理职位、勿威胁到犹太同胞的利益的人——例如巴黎的大拉比。1938年，在国际反犹太联盟的一次会议上，身为主席的他说：“世界上最恶心和无耻的莫过于法国犹太人的嘴脸了，他们企图向别处的犹太流亡者们关闭起法国的大门。”
正是由于对犹太人普遍状况的了解，以及他强烈的正义感和共担责任感，布鲁姆和大多数与他出身、利益一致的法国犹太人不同，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大计怀有同情心。早在1925年，他就是法国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一员，和四位过去或未来的总理共事：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保罗·班乐卫（Paul Painlevé）和雷蒙·普恩加莱。他于1929年代表巴勒斯坦工人之友联盟参加新扩充的犹太办事处的成立大会。在会上，他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我是法国人，因为我是犹太人，因为我是社会主义者，因为现代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是人类最古老的传统及其对自由和社会正义最新、最强有力的追求之前所未有而又独一无二的会合”。
布鲁姆仅仅注意过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他似乎从未认真警惕过本土法国人的反犹主义，至少直到年近不惑，他都把这看作一种巴黎人的、文学中的、“上流社会”里的倾向。但是他很早就认识到，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没有前途，而犹太复国主义正意味着他们的机会。他知道那些从未尝过民主社会下的生活滋味的犹太人，会双手欢迎来自自己故乡的召唤，战后他写了一些文章表达这个意思，同时还得费尽口舌向那些一脸狐疑的人解释说，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法国绵延不息的忠诚。
他对法国的赤诚，是献给他坚定的共和主义信念的——因为法国断然不会忠于他。1934年之后，惶恐渐渐爬上了法国犹太人的心头，这种惶恐来自国内的反犹主义及其在莱茵河两岸激起的种族主义回响。做一名杰出的犹太人，以及一个自命“革命”政党的领袖，意味着即使在体面人士中也要招来辱骂和厌恶。做一名鼓吹坚决反希特勒的犹太社会主义者，意味着要招来左翼的抨击和风言风语，说你想发动“犹太”战争。做一名维希法国的犹太人，哪怕是法国犹太人，也意味着永远要如履薄冰。而要做莱昂·布鲁姆，就意味着要被维希政府出卖给德国人，充当集中营里的一个亡魂。但是布鲁姆和戴高乐一样，相信“某个”法国——在他设想的这个国家里，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不公正、迫害以及偏见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支流现象。这个真正的法国，这个（社会主义）共和的法国活在布鲁姆的心里，他忠于这个法国，从而也忠于它不合格的俗世化身。
1950年2月，就在去世前两个月，他为这个主题做了最后的贡献。由于身体太弱，无法出席纪念以色列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庆典，布鲁姆送去了一篇贺词：“我见到他（魏茨曼）时对复国主义一无所知。他引领我进入其中并征服了我……我，一个法国犹太人，生在法国，有长长一溜法国祖先，只使用我国家的语言，率先被它的文化滋养，即便时局危殆也拒绝弃它而去——尽管如此，我依然全身心投入这一崇高的事业，把梦想奇迹般地变成历史事实。从今以后，这项事业许诺为所有犹太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享有尊严的国家：他们没有我的那种福分，无法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发现这样一种存在。”
莱昂·布鲁姆在这么多领域业有所成，似乎不是一项有关失败的研究的合适人选。但是，正是因为他的多种身份，参与的各种活动——审美家、批评家、法理学家、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犹太人——塑造了这个丰富的个体，它们及其反映出的人格和心理学特点，经常妨碍了那种诚实专注的政治现实主义，而这种现实主义是成熟后的布鲁姆要在自己唯一真正有价值的活动——领导一个国家级政治党派——中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即使把人民阵线政府的许多缺陷归咎于时局，我们仍然可以说，作为政治家的布鲁姆，这个几乎得到公认的一代最令人难忘、最练达能干的法国人之一，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是为什么？
莱昂·布鲁姆并不是真的醉心于权力。虽然写了很多相关文章，他却并不追求执掌权力，也并没有完全理解权力。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既讽刺又合理的结果：在和他的名字永远相联系的那个时期中，人民阵线所处的大多数局势都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他当时何以成功，又何以失败。从“一战”结束到193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即使左派和中左政党在1932年和1934年事实上已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法国仍然被中右势力的联盟所统治。共产党人不愿让步于其他政党或同它们联手，而布鲁姆的社会党人也“原则上决定”不参加任何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政府，这就意味着唯有中间派和中右派的议会联盟才能居于稳定的多数地位。
这一情况，加之1919—1920年罢工运动失利引发的政治反动，共同赋予法国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文化：和英国、德国或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低地三国相比，法国的公共设施和福利待遇水平低得可怜，经济常年通货紧缩，商品供应不足，国家的一半人口——工人阶级、小农、白领以及支持非共左翼的国家公职人员——感到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无从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所有这些都在1934年改变了：法国共产党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提出与其他“反法西斯”政党联合；1934年2月6日，一群右翼暴徒几乎占领了国民大会，爱德华·达拉第的激进派政府慌忙下台，布鲁姆的社会党人被这个事变吓呆了，决定靠拢激进党与共产党人，共建一个政治联盟。在随后于1936年1月进行的大选中，借着两轮投票制的东风，人民阵线政党在没有任何大幅净增票数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较大优势获选上台。
这是人民阵线联盟形成后收获的第一颗意外的果实；人民阵线的行动纲领一直有意保持含糊，对于一个生搭硬配起来的政治三角同盟而言倒是很适合。第二颗果实则是，布鲁姆领导的社会党取得了多数选票，而此前激进党一向是传统左翼中的第一大党。就这样，布鲁姆和社会党人异军突起，受命组建政府。选举胜利的第三个意外结果是，1936年五六月间，全国的劳工大众几乎同时发动了一系列静坐和罢工，近20年来，这个群体连最谨慎的改革都无法忍受了，他们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前景信心爆棚，表现出狂热的乐观情绪。
基于这些原因，布鲁姆得以在1936年6月玛提农协定签订后推行更多的改革，比此前法国一代人看到的加起来还多：大幅提升工资、一周40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以及集体劳动合同商谈权。一旦工人结束了罢工，放弃了静坐，资方恢复了镇静，再想实施一些让社会信服的举措就没那么容易了，不过布鲁姆还是成功通过了其他迟来已久的变革措施，特别在法国国家银行的经营、谷物价格的规范化和国有铁路的管理等方面。但是，人民阵线取得的主要成功——它的存在本身，它成为执掌法国的第一个社会党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和行政改革措施在非常环境下快速得到通过——只有一部分应归功于布鲁姆本人的努力。
至于人民阵线的失败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最初的成功引起了上议院中资方的抵制以及极端保守派的反击，而人民阵线力量在上议院中不占多数。布鲁姆的激进党盟友们没有预料到1936年五六月间的局势发展，开始打起自己的算盘，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改革继续深入下去，会有引发社会“冲突”的危险。共产党人保持战略性中立并拒绝参与政府实体，成了布鲁姆的一块心病，也使得对手们把他看作共产党人的囚徒。布鲁姆很不幸，他接管政府时，欧洲时局正是一片惨淡。
虽然布鲁姆起初认定支援被包围的西班牙共和派政府是明智而适宜之举，但他受到的限制是真真切切的；不仅在国内，保守派和激进党人一同警告他要小心行事，就是在境外，英国的保守党政府作为法国在一个敌对大陆唯一的强援，也向他施压，叫他不要“干涉”。莱昂·布鲁姆在早期许多批评文字中赞赏了英国文学的风格，但他对英国的仰慕还超出了这一范围；我们会看到，他还是英国政治和行政制度的一名热情拥护者，特别是在和第三共和议会制度的对比之下——他早就在这种制度中看出了危险的机能障碍。
他也深知法国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他自从20年代早期以来就看到了这一点。普恩加莱政府于1923年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区，布鲁姆写了许多评论批评此举，在其中一篇里，他说，法国的政策离开了英国的政策，就等于“孤立法国，让它在外交、财政和道德上孤立无援”。到了1936年，希特勒掌权并与墨索里尼结盟，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国联声誉扫地，苏联成了一个遥远的、靠不住的盟友，局势严重得无以复加。从外交角度来看，唯一有政治家头脑的决策就是与英国紧密联合，即便这意味着要舍弃西班牙人，任其由命运摆布。
对未来“必然”发生一场战争（更不用说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法国人普遍怀有强烈的反感，布鲁姆也不能不受此厌恶情绪的影响。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作为一个通过协商集体裁军的无条件鼓吹者，他很明白就连让他自己的党支持一项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强硬的政策都是那么艰难，遑论说服其他人法国了。如果大部分社会党人是出于感情原因赞同“武装援助西班牙”的话，他们肯定不愿支持任何会导致与独裁者们硬碰硬的行为——两年后慕尼黑协定一出，他们溢于言表的兴奋就说明了这一点。布鲁姆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去蹚国际形势的那滩浑水，在国内安安静静地推行重整军备政策；而且，正如1942年他得以在里永揭示的，他比此前每一个保守派政府都更投入、更具创意地去做这件事。
作为总理，布鲁姆能够对他和他的政府的命运有所掌握的一个领域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在这里，失败的责任显然得由他承担。但是，布鲁姆令人费解的经济政策——货币贬值方案被愚蠢地延误了，极大地破坏了由需求主导的通货再膨胀，以及限制工厂工时制度被生硬地推行——在当时得到了他的政党和盟友的支持。他的右翼对手们在过去四年间酿成了通货紧缩、货币升值过巨的僵局，现在攻击他以缩短工作周和提升工资待遇来降低产量，但是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他们利用自己在上议院中的多数席位，否认布鲁姆有财政立法权，并准备一旦社会党政府倒台，就把这一权力授予其后继者。
尽管如此，正如雷蒙·阿隆当时指出的，人民阵线的经济政策是一个灾难。这本可避免，因为当时分明可以制订和执行一项令货币贬值、生产量提高的温和的通货再膨胀计划，理论和手段都是现成的。毋庸置疑，布鲁姆被两个人群的期望禁锢住了——一边是备受打击的劳工大众，另一边是顽固、无趣、孤芳自赏的布尔乔亚；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名囚徒。但是，正如让·鲍朗（Jean Paulhan）1938年3月在写给勒内·艾田蒲（René Etiemble）的信中所说的，人民阵线是一个伟大的遗憾——阵线中的多数派分裂了，危及它自身，它颁行政策却砸了自己的脚，它最初的声望灰飞烟灭。所有这些，“在一切看似都令人满意——官员精干，党员诚实，形势容易预制——的情况下”显得更加吊诡。对于如此十全十美的失败，肯定得有一种“单一、简明的解释”。
布鲁姆的政府只维持了一年，激进党主导的联盟接管了政府，没有进行任何改革。对于人民阵线的逊位，布鲁姆本人可以理解地归咎于环境的压力。在1937年的社会党全国大会上，他承认“我们的许多估计被证明有误”，实验已证实归于失败。但是，和平至少是保住了。针对人们关于他本应该压制上议院的反对，“不顾一切地”把金融和经济改革进行下去的指责，他的回答既富有个性又有启发意义；还没到“发动革命攻势”的时候：“面对这样一种选择，想想我国国内现状，想想它的政治条件和心理条件，再想想外部的威胁，我们说：‘不，我们无权这样做，我们无权反对自己的党，我们也无权反对我们的国家’”。
当然，布鲁姆是对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一项“革命攻势”不管意味着什么，都缺少政治上的可能性，也超出了布鲁姆及其政党的行动和想象的范围。不过，对他们而言，“革命攻势”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假想的选择，换一种时局，它或许能帮社会党人解脱困局。因此，与其说是在布鲁姆对社会党同僚们的发言里，不如说是在支持他理论的假定里，可以发现鲍朗所谓的“单一、简明的解释”——是对人民阵线的兴亡的解释，更是对莱昂·布鲁姆和法国左翼悲剧性的政治轨迹的解释。
即使放在不断分化的欧洲左翼势力的背景下看，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也属于充满无休止分裂和争斗的那一类。直到1905年，法国社会主义左翼的各支势力才在饶勒斯的强制下勉强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才维持到1920年又发生了分裂。布鲁姆不但意识到自己政党长期存在的分裂危险，还经常为此所困。1901年，他在统一大业尚悬而未决时发表的论文“法国工会和社会主义者”中，用这样几句做结：“不管有多少失误、苦涩和矛盾，社会主义力量正在统一之中。”后来，布鲁姆承继了已故的饶勒斯的事业，更加强调首先要在政治上统一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917年为纪念遇刺的饶勒斯所做的一次发言中，他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担负起民族道德重振的重任，能够保卫国家，反对一种形式的工业专制。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保持统一的原因”。
自此以后，每到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体性面临威胁之时——上至1920年12月的剧变，下至1933年旨在反对布鲁姆议会政策而发生的“新社会主义者”的分裂——布鲁姆均动情地呼吁要“统一”。在1947年社会党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到，他本人从未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任何小派别集群，他总是试图超越于纷争之上，竭力推进更大的共同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始终坚信，组织上的统一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也是任何社会变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面临两种相反的威胁。1899年，独立的社会党议员亚历山大·米列朗（Alexandre Millerand）曾经应勒内·瓦尔德克-卢梭（René Waldeck-Rousseau）之邀参加他的政府。由于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中有一名曾参与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的官员，米列朗的“目无纪律”（他本就不曾寻求议会中其他党内同志的认可）因而显得更加严重。他的行为导致社会党人的联盟出现了裂痕，而这联合只是由于听到右翼教会和保皇党人阴谋政变颠覆共和的传闻而勉强建立起来的。于是便可以理解，从那以后，特别是1905年那次形式上的统一完成之后，任何一名社会党人除非有极严格的条件限制以及党的特批，否则均不得加入其他党派建立的政府。除在战时民族联合政府的特殊情况外，这一战略一直恪守到人民阵线成立，而深知社会党统一之虚弱的布鲁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尤其小心，不让它进入政府。
另一种对社会主义统一的威胁来自（当然也不是第一次来自）左翼。在1920年图尔大会上维持政党团结的努力宣告落空之后，布鲁姆告诫那些投票支持加入共产国际的社会党代表说：“你们追求冒险，我们却深深懂得必须有人留下来守住大本营。”这个正遭到质疑的大本营不单是社会党，还有它的传统、战略、实践、学说及信仰这一整套粮秣辎重，其中包含着这样一种信念：不管列宁主义取得了什么样的暂时胜利，它充其量也就是复活了19世纪起义者的幻想——有人称之为“抹了芥末蛋黄酱的布朗基主义”——而已，而工人国际法国分部才是革命遗产的真正护佑人。
布鲁姆对那种传统怀有出于理解的忠诚，他认为它和组织上的统一一样，都是纯正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性品质，但若要保持忠贞不二，布鲁姆就必须避免他的政党滑向右翼，避免它留恋官方的奖掖，避免它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妥协，进而向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脱帽致敬。在一篇给社会主义的《群众报》写的富有个性色彩的社论中，布鲁姆坦陈在这样一条窄道上行进之艰难，既要拒绝共产党人极端激进的分离主义行径，又不能让他们夺走半寸革命的高地：“过去10年间，我们战略中至为艰难之处，乃是在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行进，同时不倾向于其中任何一方。”
布鲁姆又要让本党参加政府，又要防范其过度同化于共产党人，而且，他还得本着信仰，坚持一面让社会党人捍卫俄国革命，反击“反动派”，一面以同样的决然一口咬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他在这种局面下使社会党保持了20年的统一，也许，他本可以首先根据在这一活受罪的行当中取得多大的成功，来衡量自己政治生涯的成就高低。正如1942年他在里永提醒检察官的那样，对他而言，当一名国家领导人乃是易如反掌——只需“背叛那些相信我的人”就行了。然而他没有背叛。1937年大会上，他向社会党同僚们讲述了他的人民阵线政府遇到的困难，他最后说，重要的是要记住，他和政府成员们没有“玷污这个党……社会主义艰难、坎坷，但同时我们也在为它增光添彩”。直到政府垮台，这个党依然完整。
布鲁姆为党的幸存立下的汗马功劳，除了不知疲倦的热忱、劝诱、鼓动以及身体力行之外，还在于（或像他和他的拥趸们一直以为的那样）他对政党的学说进行了精深的重写。用欧仁·韦伯（Eugen Weber）的话说，布鲁姆有着“成熟老到的智慧，不仅渊博深刻，而且十分精湛”，而他也不是一个原创性的理论家。事实上，他特别想把别人所谓的社会主义学说用宗教式的语言描述出来：“社会主义信仰是（关于正义和团结的）普遍本能，精确呼应于现时的社会条件和经济环境。其余一切都随时间而淘汰……因此，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一种近似宗教的东西，并且也是一种学说。”
纵然对于包括布鲁姆在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而言，经常吹吹自己理论实践中无可指摘的马克思主义属性也是一时之需，但布鲁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特别是在共产党人分裂事件之后。其实，布鲁姆早年就非常痛恨那些马克思主义小团体，特别是儒勒·盖德（Jules Guesde）的追随者们，此人曾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跟饶勒斯对着干：“善于思考的社会主义者都知道，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理论只是平庸之说，而他的经济学说也正江河日下。”但到了后期，布鲁姆变得更加谨慎，他对“改革与革命”进行了饶勒斯式的“综合”，确认了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认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将在这场颠覆中扮演领导角色。正如1933年布鲁姆对右派的社会主义批评者们所说的——他们坚称饶勒斯要是活到那时，也不会拒绝为当前的政府效力，他们还批评布鲁姆在意识形态信条上的战略性“僵化”——“把饶勒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是荒唐的。饶勒斯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的局势下，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会很快蜕变为反社会主义者。”
甚至到了1948年，布鲁姆直言不讳地抨击社会党中那些指称“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已经过时的人，并称他自己鼓吹的议会政治（和那些追求某种更“激进”的战略的人相反）在强调政治参与高于一切这一方面，实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在《共产党宣言》百年纪念版的序言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髓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而且，经过一个多世纪时间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比以往更有活力，更加生机勃勃，影响更加深远。”
布鲁姆并非不屑于随机应变、因人而异地说话。在1938年12月的一篇社论中，他针对别人就他因反纳粹而忽视了法国需避免战争的指责进行了自辩，他提醒读者，身为总理，他甚至同意接待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并对他说：“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犹太人。现在，让我们坐下开始谈吧。”1942年3月11日，在里永的审判中，他用同样的话重复了同一件事。但是1947年8月，当他把此事复述给议会派出的负责调查1933—1945年期间情况的调查团听时，他却这样重复那段对话：“我提醒他（沙赫特）说，我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对布鲁姆而言始终是提高选举亲和力的手段，而不是一种思想方法。
莱昂·布鲁姆为社会主义理论所做的实质性贡献，并不是能够得到马克思或与布鲁姆同时代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甚或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者认可的“理论”之类的东西。实际上，布鲁姆所做的，不过是为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党的议会策略提供了一种相当独到的话语伪装而已，他的贡献一时间竟然这么重要，这恰恰昭示了20世纪法国左翼政治论辩的穷途末路。
为了让他的党及其支持者明白，现在拒绝进入政府，并不意味着永不让权力玷污双手，20世纪20年代末，布鲁姆开始着手在他所称的“用权”和“掌权”之间进行细致的区分。他在许多社论中以及1926年社会党大会上阐释道，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攫夺权力——那是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人）的追求，不是我们所欲；不过，掌权却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倘若没有对公权力的完全掌握，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不能征服政治权力的话，社会变革——更恰当的说法是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也无法想象：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否则我不会做社会主义者。”然而，在时机成熟之前，任何这类权力的“征服”都属于早产，只能导致独裁和/或失败——在这方面，法国历史能给出一堆反面教材。但同时，在一个资产阶级社会里，“用权”却会成为必需的（当一场危机发生）或者可能的（当社会主义力量赢得大选胜利）。
布鲁姆强调，我们社会党人不会回避这种用权。它有着宣传上的价值——我们可以被视为统治者，而且是行善治者——它也为立法进行真正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但是，用权和掌权一样，其本身不应成为追求的目的。因此，为了我们的独立自主、我们的统一以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我们（社会党）不能对此有所觊觎，除非有朝一日我们成了第一大党，能够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这套理论没有鲜明的独创性，实际依托的主要是布鲁姆自己臆想出来的范畴和类别，如今回顾，不过看上去很美而已。它体现出布鲁姆历史观中一种极其老套的、进化论的倾向（“我们所理解的革命，是和达尔文后继者如今宣布的有生命物种的进化理论相一致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能用轻飘飘的信口一说的一致抹煞真实存在的矛盾（“对我们社会主义者来说，改革和革命之间的表面上的矛盾早已解决”）。但是，布鲁姆的理论对其目标听众而言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毕竟，从1919年到1936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选民都被要求选出一个几乎肯定会拒绝和他人联合执政，只想独揽大权的政党（且在1936年1月前，谁都没能预见社会党竟会在选举中折桂），哪怕同时他们也得到保证，这个党无意借助不合宪的途径攫夺权力。随着社会党从1920年分裂中逐渐复苏而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都理所当然地对无限期被拒于政府门外的前景感到心灰意冷。与此同时，社会党的军队仍是两次大战之间一支重要的、被僵化的意识形态禁锢了头脑的力量，他们断然拒绝背弃往昔的峥嵘岁月，从“反资产阶级”第一线上撤下来。布鲁姆以单一的、整全性的策略将这些矛盾稳稳地压制住，但并没有解决困境，只是把它暂时掩盖了起来。
同样道理，他承认社会党“原则上”不反对独裁——这是“一个合法的例外”——这使得布鲁姆在实践中认定社会党坚决遵守宪法是合理的。当革命酝酿至最后关头时，一种无产阶级独裁的开创也许势所必然；毕竟，“如果社会主义紧紧自缚手脚，誓言遵纪守法的话，就将面临被操弄于他人股掌的危险”。但这不是共产党人向往的独裁。“用韦尔尼奥的话来说，它应该像火焰一样活跃而清澈。所有个别的愿望应该参与进去，它必须通过深入公众生活求得繁荣壮大，也就是说，要通过比以往更有自发性、更集中的民主活动。”很难相信布鲁姆除了老调重谈之外还在做什么，他晚些时候还耍小聪明地提出：社会主义者支持一切通向革命的道路，包括合法的道路！——这就暴露出一种儿戏态度。他在内心深处丝毫不觉得这是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他正在用他独有的方式对抗那种恪守理论正确的态度。
如果说在布鲁姆战略运筹的背后存在着什么信念的话，这种信念的源泉除了他在1905年前体验的政党统一的艰辛之路，以及与共产党正在进行中的斗争之外，还有1924—1926年间参与左翼联盟的经历，布鲁姆和议会中的社会党人给予赫里欧和潘勒维虚弱的激进党政府以外部支持，换来的却是沉重打击。此后，布鲁姆就在1927年4月的社会党全国大会上公开宣布，我们只打自己的仗，除非我们被激怒了，或者是我们自己地盘里的内战，否则我们不参与任何战斗。而且，布鲁姆也对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和行政职能的运作持怀疑态度，他觉得让自己的党和那些企图在两次大战期间掌握国家命脉的官僚、党派公开携手没有好处，那都是些朝生暮死的无能之辈，往往还腐化堕落。
由此，布鲁姆起初居然依据人民阵线对社会党及其实践的影响来论其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在自我批评时，他对这一点越想越痛切）。他宣称，我们是在“用权”，我们既不妥协也不耽于幻想，我们保持着革命的信誉。然而其他批评家都认为，人民阵线不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失败，更是民族肌体上的一块伤疤。尽管布鲁姆多次提醒说，“用权”也是有限度的，但他仍然要为社会党人纸上谈兵的革命话语负一部分责任，这些语言引发了人们不现实的期待。沮丧和愤怒继之而起，最终导致3年以后，无数左倾的法国人坐视第三共和国悲情谢幕，脸上挂着嘲讽和事不关己的神色。与此同时，为一些右派人士真正信奉，又被另一些人用作政治便利的社会主义辞令，把保守派选民主流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推向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当中，而皮埃尔·赖伐尔在1940年很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
而且，在社会主义者只占少数的历届政府期间，社会党拒绝和激进党以及政府中的其他力量结盟，实际上也束缚了一代法国共和左派和中左派的手脚，这种情况从“一战”结束后开始，一直延续到下一场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它把法国公共生活和议会活动的重心推向右翼，偏离了在笼罩着法西斯威胁的时代里所必要的或审慎的位置，在原本留给社会—民主政治活动的地带出现了一个真空。无法把法国的覆亡及之后的事件归咎于莱昂·布鲁姆，但是，他和他的政党要为共和国的政治环境，为法国从分崩离析的局面迅速落入专制统治之下担负一定责任——布鲁姆当时何以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首先，布鲁姆是他的政党的人质。年轻的夏尔·戴高乐于1935年10月拜访布鲁姆，试图告知这位社会党领袖军事改革的必要性而未成，后来他对乔治·杜阿梅尔（Georges Duhamel）说，布鲁姆完全无法想象在法国的战略中做任一改变：“他举起双手指向天花板，对我说，‘你怎么能指望我，一个社会主义者，去接受进攻性战争的观念？’他显然不能。他被他的政党搞瘫了”。他是想说，布鲁姆忠实于党的过去及其教义，从而无法看清事物的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自己的政党束缚住的——戴高乐当然是正确的。后来在谈到社会党反对投票支持军事贷款的相关问题时，布鲁姆勉强承认：“议会里的社会党员集体本着对一个古老符号仪式性的忠诚，继续拒绝投票支持军事贷款，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贷款早晚能获通过——这种姿态多少有点儿伪善。”
但是，布鲁姆在这些问题上并不是没有过错的。他的思维方式里有种很奇怪的迷人的东西，他是其第一个受害者，而且被贻害至死：它不是辞令上的迷人，不是迪斯累里批评格拉德斯通的那种因喋喋不休成了习惯而产生的自我陶醉，而是某种更微妙的因子，是布鲁姆个性中的一部分。这是安德烈·纪德率先注意到的。1907年，纪德分析布鲁姆精彩的戏剧和文学评论时得出结论：“他根据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感受来判断人与物。他认为后者不如前者可靠，宁可牺牲感受，也不愿让自己的意见看起来有任何不一致。也许，他喜欢什么东西，并不总是十分确定他真的喜欢，而只是认为他喜欢，并且知道他为什么喜欢。”
这话听起来是对的。20年来，大多数时间里布鲁姆用在身边的人不如他头脑发达——后来的情况表明，其中许多人正是因此而常有怨气，乃至对他怀恨在心。他自封为理论和信仰层面上的发言人，从他嘴里说出的观点和思想，若是见于他当初在行政法院时期写的文章之中，他读到了都会不屑一顾的。他的身与名都服务于一场有时胸怀狭隘，且始终带有一点儿地方性色彩的政治运动；他比大部分同时代人都更清楚国家眼下面临的问题，但却把深广的才华和精力都献给了一个被他自己推入黯淡未来的目标——社会主义革命。他得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通过各种宣传册、文章和演讲用无比清晰的阐述和论证来说服人们：这些人肯定是好的，这种理论肯定是正确的，这个运动肯定是至高无上的，未来也定会如他所愿。而他说服的第一个人，正是他自己。
布鲁姆何以这么容易被自己的论辩所感动？说到底，在文学评论中用理性克服感受是一回事，而以此来成功地避免面对社会或政治现实，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们可在布鲁姆彻头彻尾盲目乐观的性格中找到一部分答案；他拒绝面对一切不想看到的情况，只要有这个可能。在1932年，甚至到了1933年1月，他都在社会主义媒体上告诉读者，希特勒不会掌权，且就算掌了也无法为害太甚。直到1934年，他仍然确信集体裁军是了结一切欧洲灾难的最佳也最具可能性的途径。1939年7月，他还认定希特勒不敢发动战争，否则只需“几个星期”，他的帝国就会从内部瓦解。
1939年8月23日，他甚至还写了一篇社论，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表示有限的欢迎：“新的和平希望出现了”；现在的希特勒已成功地赢得了国内民心，不必再威胁邻国了（不过他还是风度翩翩地承认，读者也许会“再一次嘲笑我疯狂的乐观主义”）。战后，布鲁姆是最后一批接受德国和欧洲的分裂已不可避免的人之一，虽然他在一篇承认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难免要失败的伤感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只有少数几个像我一样的乐观主义疯子还在坚持等待胜利，兴许还觉得非得这么做不可。”
在这些有失准头的乐观预言中，有一些可以归因于布鲁姆始终没有理解国际权力政治的运作方式。正如他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中把政府机构和权力混为一谈那样，他把种种国际关系当作理应按照逻辑和伦理规则来运行的东西，从而也可以按这种理论上的运行方式来进行分析。然而，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布鲁姆对世界与生俱来的乐观看法，他没能把乐观精神同需要看到可能出现的可悲事实结合起来。他对人的信心太足，从而不能理解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政治文明的坍塌——他在议院上下或报纸社论中寻求支持和理解的那些人，正是那些几年之后拿他的犹太血统大做文章的人。他做梦都想不到纳粹分子竟会立志要征服或霸占半个欧洲：“我们无法想象人会有这样荒谬的、这样歇斯底里的计划，哪怕他是希特勒，他是墨索里尼。”伏尔泰所说的“世间本有恶”（le mal est dans le monde），布鲁姆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过。
长期缺乏心理或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态度，因一心想发现人与事中的善而逐渐误以为善就在那里，这些特点和莱昂·布鲁姆基本的为人准则是一致的。他并不是很可亲近的人，别人想要跟他套套近乎不会很容易，但是他却有着非比寻常的善良，在时间和金钱上慷慨大方。他对几乎每一个人都怀着取之不尽的美好愿望，并且天真地以为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得到回报。分歧可以解决，误解可以澄清。在未出版的战时狱中笔记里，他对自己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方式做了自我批评式的反思：“我试图把一切都高尚化，试图授一切以尊荣。也许这是我的过错，但如果我有一种天赋的话，它就在于此。也许我过于相信美德了，过于相信通过攀上一个更高境界而获得的宽慰。”在这一点上，他至少是受到了早年的职业经历之害；正如他在司汤达论中写到的：“我们是通过书本——也仅限于书本——涉足人世的，因此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除兼具不现实和病态的乐观主义两种性格特征（如他的狱友爱德华·达拉第1942年恶意地注意到的）之外，莱昂·布鲁姆还把他的责任感、他投身社会党事业的志向和他的自我意识死死纠缠在了一起，以至于不仅把他的政党说得跟他的“家”一样，而且视二者为一，把它看作自己思想和感情的一种延伸。他把党的媒体、公开会议、政党大会，偶尔还把法国国民大会全都当作讨论会来利用，在会上大谈自己的顾虑，做个人检讨，对一切形式的质疑均予以承认。这种释人疑虑的自我剖白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好处：许多法国人即使从不支持他的政党，也会本能地理解他，欣赏他，认为他比第三共和国的其他政治家更真诚、更坦荡、更直率也更加有情趣。但是，弊病也随之而来了。
布鲁姆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带领本党入主政府时的顾虑，克服了可能会“误导”工人阶级，令后者对他的作为期望过高的担心，因此，人们都听见了他离开政府时发出的那一声如释重负的长叹——30年代所剩的时间，他大多都用在了交待他那届政府的部分过错和误判上。甚至他为自己当总理时所作所为的辩护也采取了这种形式。在社会党1938年6月大会上做的讲话中，他说，他决定晚至1936年9月才开始进行货币贬值（如果提早至6月，则影响可望更大，也更有成功的把握），这是有道理的，他承认“我们推行了一次在技术层面上无法保护所有可能利益的货币贬值，因为我们想限制贬值可能导致的经济和社会不公。这条原则是对的。它的失败和缺憾，我都接受”。
类似的论调还有太多太多。若干年后，在1948年2月布拉格共产党政变数日后，布鲁姆为《群众报》写了一篇社论，解释了政变对法国社会主义者而言，为什么是个良心问题：我们自己为东欧的社会主义同志尽了力吗？“是我们鼓励他们和本土的共产党人联手的：面对他们的紧急请求我们装聋作哑，对当下的现实视而不见，我们还阻挠来自反共流亡者或受共产党迫害的人士的支持。从东欧社会主义者的角度考虑，我们理应更积极地雪中送炭。”这种忏悔的口吻，这种对自己鲁钝的天真马后炮式的认知，这种讲给自己以及社会主义同志们听的谆谆道德教诲，无一不是典型的布鲁姆式行为。
布鲁姆需要与最大范围的听众分享他的有罪感，分享为他本人和他人的过失买单而有难同当的感觉：著名的1938年9月20日“慕尼黑”社论，让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在那篇社论中坦白，在看到和平得到保全的一刻自己的确长出了一口气，但他也承认，保全的方式“让我一点儿也不开心，我觉得，我被懦夫式的自慰和羞耻撕成了两半”。第二天他继续延伸这个话题，哀叹法捷两国的关系和协议就这样被活活践踏了：“你们觉得我琢磨这些是不应该的吗？如今我一想到那些条款不仅在精神上，甚至在字面上都遭到了背弃，就会有一种堕落感，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过布鲁姆用不着替慕尼黑事件负责——他那时已经长期不在政府之位，我们也无从得知，假如处在达拉第的位置上，他会如何对付苏台德危机。但尽管如此，尽管问心有愧，他仍然在议会中投票支持通过《慕尼黑协定》。当他的社会主义同志兼年轻友人儒勒·莫赫（Jules Moch）提醒他，自己打算投反对票时，布鲁姆使出了浑身解数，向他展示其道德权威和人格魅力：“儒勒，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竟然这样对我！”莫赫很听话地蔫了，放弃了反对立场。
布鲁姆竟然利用这个机会，坚持不许莫赫用拒绝分担自己在支持《慕尼黑协定》一事上的痛苦来背叛自己，这真的让人吃惊——尽管在战时所写的“在人的范围内”一文中，布鲁姆稍有点儿迟地承认说，他在慕尼黑问题上回避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而是因为党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于任何明确的抉择或分类的语言都可能暴露党内的分歧，并导致其瓦解。
为布鲁姆做传的法国作家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把他公开表露的痛苦挣扎看作一种形式的“超凡入圣”，与政治家的身份完全不相称——他无疑是对的。他还提到布鲁姆在痛苦地决定支持不介入西班牙内战时的感伤秀，并尖锐地指出：“一项政策的价值，不应由构想并实施这项政策的人由此所受的煎熬来衡量。”然而，拉库蒂尔恐怕还是遗漏了布鲁姆性格中远比“超凡入圣”更为根本的东西。布鲁姆并不想比党内党外批评他的人更“圣洁”。他甚至不愿博取读者和听众对他本人的痛苦——为他那届以及此后几届政府中的决策失误而痛苦——的同情。
在我看来，他寻求的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谅解。莱昂·布鲁姆，一个生来渴望个人生活中的友谊和伙伴的人，也是一代最孤独的公众人物之一。他在党内是孤家寡人，鲜有和他出身、志趣或品位相同的下属。他在议会里形单影只，有许多人敬慕他，也有许多人憎恨他，诅咒他。他出没于很多圈子里，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如此四海为家，他也成了所有这些圈子的局外人。他一心渴望得到人们的喜欢，这种政治弱点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不曾为博取对手们的喜爱而在道德上有所妥协，然而他又向往着妥协。他通过广播、即兴发言、演讲以及案头写作，告诉听众们他在想什么，为什么这样想，他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结果。他在公众场合为他的决策辩论，回过头来又告诉人们，这种辩论是何等痛苦。他就是这样来寻求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困境和选择。假如他获得理解，也就将获得爱。
对政治家和其他公众人物而言，渴求他人之爱不是什么十分稀罕的品质。有些人最初就是因这种需要踏上公共舞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或多或少就是如此。但是，布鲁姆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这一点看得过重，没有给自己留出回旋余地，无法在危机时刻后撤，靠自信来挽救自己。于是他苦不堪言，既忧心于自己的失误，又为这些失误可能导致那些被他引为同仁的人的误解和不信任而惶恐不定。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很多相识者视为一个相当果断甚至无法抗拒的人，却在1936年意外入主政府之后一次次陷于迟疑不决，茫无头绪。布鲁姆比他的大多数朋友和拥趸都更清楚自己的弱点；借着写于20世纪初的一篇文章“歌德”，他伤心地谈到为谋求一切人的爱戴而付出的代价：“我需要被爱，我喜欢被爱，这是我满足感的真正来源，也给我带来了最深的痛。”
“莱昂·布鲁姆从没有能坐定下来，他始终在寻找；他的智慧太多，而个性不足。”布鲁姆年方17时，不过年长4岁的安德烈·纪德给他的小兄弟下了这样一个断语，可谓一针见血。但是布鲁姆对真理的毕生追求、无瑕的真诚以及当众自我质疑的坦然自若，尽管不时招来嘲笑，毕竟是他力量和影响的一个来源。他能凭借纯粹的人格和思想品质的力量打动观众。布鲁姆的朋友，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Vincent Auriol）在1950年他的葬礼上说：“布鲁姆是这样一位雄辩家：他能一点儿一点儿包围你，渗透你，攫住你，诱惑你。”
这种吸引力绝不仅限于他的同志和朋友。两次大战之间布鲁姆的所有公开活动都表明，听他的讲话，不管什么年龄，哪怕是敌意最重的人都会为之折服。约瑟夫·保罗-邦库尔（Joseph Paul-Boncour），前社会党政治家，后来离开了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绝不属于布鲁姆的死忠之列——他曾描述过20年代政治集会的紧张氛围，共产党人和右翼分子用侵略性的、常常十分激烈的诘问打断讲话：“到我们能够开讲的时候，眼看着这个貌不惊人、嗓音轻微，也从不使用小伎俩取悦观众的人，完全凭着他的高超的智慧和精致的分析镇住全场，真是妙不可言。”儒勒·莫赫等人也有类似的印象，他们说，就连外省的乡野村氓都对布鲁姆敬畏三分，崇拜有加。
布鲁姆的举止之间没有傲睨屈尊的架势。不管是在纳邦葡萄酒产地的一场选民大会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宣传册或者议会发言中，他使用的演说手法全无二致。哪怕一道鸿沟横在他和工农听众之间，他照样能搭起一座桥来。他在1917年7月评价让·饶勒斯的话也适用于他自己：“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从不把那些关于经济现象、工作实践或者情绪波动的抽象思考带给社会主义。在党内，这是他最显著的品质之一。他并非来自人民，但到后来他就了解人民了。”
布鲁姆的辞令才华在于天然不做作。还是纪德，他在1907年时写道：“莱昂·布鲁姆随时随地的讲话都精确、清晰、优雅而自信，简直无与伦比，不管是谈一件事、一本书还是一出戏。在行政法院里，他是个多么出色的发言人！他要是不老想政治问题，会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批评家啊！”布鲁姆严密的条理性不仅有赖于一个通常极其有序的逻辑头脑：他能够在脑海里构思一篇演说或社论，然后不停顿地出口成章、落笔成文，句序井然连贯；还有他对材料无可匹敌的把握，这是他在法律工作中磨练、运用了将近1/4世纪的技术。
通过1919—1948年间他在议会所做的无数发言，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素质在起作用。从1919年12月的一篇支持国家管理某些亏损公益事业的复杂详细的发言开始，到他对普恩加莱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右派通货紧缩的金融手段之于道德和经济的破坏所做的见识渊博的批评，到他在里永法庭上对1936年前法国军事和工业计划的精彩批判，直到战后，他对法国1933—1945年事变调查委员会所做的证词，布鲁姆展示了他对军事或技术细节不亚于政治和管理史的娴熟掌握，他那一代人中鲜有人能相颉颃；他把信息梳理成一条条无懈可击的理性的结论，让支持者们拜服于地，让敌人们不时干瞪两眼，哑口无言。
布鲁姆这一整套天赋异禀，在今天或许无法很容易得到赏识。但在还没有扩音器与麦克风的时代，在收音机才刚刚出现，纸媒方兴未艾，众议院会议记录还四处散发的时期，布鲁姆单凭学识和理性的力量赢得一个听众群或读者群的能力是很出众的，也极有价值。当大多数法国政治人物不是资质平庸的外省名流，就是只会编编警句、对思想或伦理问题连嘲讽带冷淡的巴黎生意人或律师的时候，布鲁姆几乎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
至于社会党，尽管它可以自称拥有几个人物，有能力控制或发动一个左翼群体，尽管一撮巴黎知识分子给它的花名册和议会代表团平添了几分高雅，但要说到一个集思想、道德和政治资本于一身的人，还没有谁能望布鲁姆之项背。这就是他能成为这个党“天然”的领袖的原因，也是有这么多党员尽管嫉妒、衔恨于他的天才，仍然接受他的领导的原因。
布鲁姆特有的资本之一，是他能够把国内国际动态穿插在一起论述，很奇怪，这种能力在当时属于稀缺品。我们看到，他在分析国际问题，特别在预测前景时都错得离谱。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以及在法国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法国政治家和思想者都在令人担忧的国际现实中临阵脱逃，退回到一种气定神闲的个人中心主义之中，一心忙活自己的事情，毫不在意它们将会受到前线战况怎样的影响。说到底，这不仅是1940年前法国国际和军事政策中悲剧性的一错再错的大背景，而且也是许多民族精英跟随贝当加盟维希时所使用的鸵鸟战术的心理根源。
布鲁姆则不同。举例而言，他对1920年至1923年间国家集团通货紧缩政策的批评，始终和他对《凡尔赛和约》、占领鲁尔区及其反过来对法国社会改革前景的影响的不接受态度息息相关。他长期钟情于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和裁军，这不单是出于对一个传统上很脆弱的政党的考虑，同样是因为他就像操心法国一样，操心德国和中欧的民主及社会主义前景。他当政时期的优柔寡断及失误，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这种不凡的世界主义眼光——在大多数同志和支持者只把眼光盯着国内革命或者下一届议会选举时，他却在为与英国的联盟、为独裁者日益坐大、为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而焦虑不安。
这种比别人更宽的眼界也帮助布鲁姆更早地看到一些事情。1928年7月，他写了一篇社论谴责当时法国上下推崇墨索里尼成就的风气：“世界上还有比滥用武力更险恶的东西，那就是当这种武力取胜时涎着脸上前谄媚，它为了阿谀胜利而缄口不提罪恶，是一种奴颜婢膝。”讽刺的是，1940年以后他仍可以这样来评价贝当的屈膝，或者再过十年，评价巴黎知识界风靡一时的斯大林崇拜。1942年，他在狱中预测，法国人对国际现实的无知将把国家的公共舆论引向“更加嚣张地夸大法国在战后即将发挥的作用”——事实验证了他的判断，不但舆论掉进了误区，就连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没能幸免。
最重要的是，布鲁姆的以国际眼光观察国内情势的本能，使他成了矢志不移地研究法国共产党的专家。当然，看出法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都是被紧紧捆在莫斯科及苏联政策和利益之上的卫星党，这算不得什么高见——说穿了，1920年列宁就在图谋此事，而图尔会议上，共产党和社会党显然就是因为在是否接受这种捆绑关系上意见不一而分道扬镳的。如今通过苏联档案我们得知了以下事实，而头脑清醒的观察家们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在成立后的头70年间，法共的战术、战略以及日常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莫斯科方面遥控制定的。
但在当时，这些情况并不总是人人一目了然的。共产党的军队，甚至一些见识较浅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很高兴以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政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法国无产阶级和苏联当局恰好相一致的利益。一些一心欲与法共重新统一的社会党人也乐意这样想。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在30年代反法西斯动员期间，不愿意听到或传播法共的坏话，而且，他们自己景仰苏联取得的成就，只要一有人批评莫斯科温和路线，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认为那是诽谤。
左翼力量的统一，对莱昂·布鲁姆而言无疑也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当他觉得统一势在必行时，他也一直在谋求共产党人的响应与支持。他欢迎共产党人发起的人民阵线联盟，和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等共产党名流携手步上演说台，走进街头巷尾。甚至到解放以后，他都不愿意接受铁幕沉沉降落的事实，坚持只要有可能，就要与法共联合执政。但是，他也从未对盟友手足之情抱有过幻想。
在1920年12月的图尔大会上，布鲁姆的发言概述了他所理解的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法国拥趸的特性：“你们不是把恐怖主义作为最后的手段，作为针对资产阶级的抵抗所采用的极端的公共安全措施，或作为革命生死攸关时的放手一搏来使用的，你们把恐怖视作统治的手段，这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是头一次。你们强调暴力独裁，强调要把俄国模式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塞给法国，你们还预设了要无条件地盲从于莫斯科——我与你们永远势不两立。”
布鲁姆分析法共国内战略的曲折变化和转向时也一直专注于其苏维埃的大后台。他一贯确信30年代莫斯科审判是一场骗局，也从未怀疑过苏联人1934年的操纵是出于明目张胆的一己之私——当时苏联的指示一下，原本正忙于大肆批斗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法国傀儡们原地急转，化敌为友，和社会主义“兄弟”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1939年10月他写道，是的，我们知道共产党人1936年图的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风险值得一冒：为了挽救共和，为了振兴工人阶级运动，甚至可能通过这个过程对法共施加影响。《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后，他为法国共产党人如此轻易地再次变卦感到失望，但并不惊讶——不过，他还是徒劳地试图阻止达拉第在1939年9月取缔法共的合法地位，因为此举恰在法共正因自身错误而濒临崩溃时把它变成了英勇的殉道者。aaaaa
布鲁姆在狱中作有“在人的范围内”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把法共定性为一个“外国民族主义的政党”，也是布鲁姆从狱中写信给戴高乐，提醒他，抵抗运动联盟正在组建中，若赋予法共以联盟中的一个特殊位置，将会是失策：“你自己的代表们似乎正在铸成大错，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抵抗运动中）唯一的群众性力量。在社会党人头上和共产党人牵手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你不能此一时彼一时，一会儿否认政党的合法性，一会儿又承认它。”也是布鲁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坚持不懈地警告说，斯大林正利用戴高乐的反美主义为武器，给共产主义势力在法国和欧洲牟取利益。
当然，当大战前后国内外观察家们都被反法西斯热潮冲昏了头脑的时候，莱昂·布鲁姆并不是唯一看清法共真面目的社会党人。他那一代的社会党领导人有过苦涩的经验，知道跟法共打交道的滋味，其中一些人甚至还在1917年后的一段激情岁月里当过法共的匆匆过客。但是，是布鲁姆一直最顽强地坚持说，法国社会主义左翼的道德传统与政治传统和列宁主义的那套是两回事；也是布鲁姆，在图尔力排众议地阐明了这一点，努力拯救本党，削弱第三国际的成立给本党带来的损害。因此毫不奇怪，共产党人对他深恶痛绝。
在还没参与本党事务时，莱昂·布鲁姆就密切关注过法国政府中存在的问题。第三共和国的种种失败不是秘密。共和国脱胎于路易·拿破仑王朝垮台后的妥协性选举，其选举制度和代议政府制度打上了畏惧专制统治——不管是僭主、威权总统还是军人冒险家——的深深烙印。结果，行政权受到刻意限制而虚弱不堪，议会中很难产生多数派，即使有也几乎难以维续多久。政治性党派充其量不过是地方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参与竞选之利偶然的结合。联合政府里淤积了一堆只知道给本党捞好处的庸人，多年来不能划一策，也没有一个总统办公室去弥补立法机关的疲弊。除发生民族危机时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运转得还算正常，但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一战”前后的大多数法国政治家都很喜欢搁置问题，维持现状。尤其是社会党人，他们一味逼问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合法性，却懒得去关心它的种种具体缺陷；他们以推翻它、代之以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为己任。左翼和右翼一样，都一心想着如何迎合一个在30年代时本能地向后看的选民群体的要求（1936年，67%的法国人口超过20岁，为欧洲人口高龄之首）。但是布鲁姆不同，他在行政法院工作的时候就已对行政改革有了坚定的认识，且十分反感于变革的一拖再拖、遥遥无期，1918年，他发表了一篇谈政府改革的短文（1935年人民阵线上台前夕此文重新发表），在其中他罗列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意见。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总理应（参照英国的样板）拥有更多的执行权，不能像第三共和时期常见的那样，在领导政府的同时兼管一个或若干个部门。1875年的“奥尔良派体制”不足取，应予以全面检查，进行改革——在法国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自布朗热政府以来，“体制改革”就是麇集反共和的君主主义势力的阵地，到1940年则成为贝当主义者“可敬”形象的基础。但是，布鲁姆坚持认为，不能出于对“君主专制”的恐惧而牺牲强力的、有效率的政府。
在1936年的艰难环境下，布鲁姆无从在政府中推行他的大多数想法；不过，他任命的部长数量比通常的要少，他创立了一个总理办公室和秘书处，聘用了一批专家和专业顾问，这成了战后特别是第五共和国的政府和部长效法的对象。人民阵线政府的立法数量比两次大战期间其他政府的立法加在一起还要多，也更加重要。尽管其中有着意识形态辞令，具体效果如何也存在争议，但布鲁姆的首届社会主义政府给战后法国垂下先例之处，正是在管理政府和立法这些最平常的任务上。
在大战期间，布鲁姆就这个主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在狱中所写的文章，如未发表的回忆录、笔记、《在人的范围内》一文等等之中，他一次次论述法国议会民主的失败。他认为战后法国既应拥有一个更有力的执行部门，或许可以按照美国的模式（由此才能切实掌控这个国家），又必须在管理和政治生活中实现去中心化，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在遭遇危机时克服把大权拱手交给独裁统治者的法兰西惯性。这是整个法国的问题——1943年，他在布拉索尔狱中请人偷带出去的一封给社会党同志的信中如是说——但也是社会主义者的使命，倘若他们希望在重建国家时发挥可靠作用的话。
对建立一个总统制政府的关心和倡导，对战时政治现实的理解，使得莱昂·布鲁姆一上来就比法国国内外社会主义抵抗力量中的其他成员更能同情戴高乐主义者——以及戴高乐本人——的计划。事实上，布鲁姆的支持给了流亡伦敦的戴高乐以重要的底气；这位身陷囹圄的社会主义者暗送了很多信给正在备战的将军，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回来，鼓励其他人投效戴高乐。照当时也在伦敦的让-路易·克雷米约-布里亚克（Jean-Louis Crémieux-Brilhac）的说法，“战时的其他法国政治家中，没有一个能做出这样的承诺，也没有一个能给戴高乐写下这样详尽的信：德高望重、历尽沧桑的布鲁姆在当时发挥的那种主导作用，后来不管是戴高乐还是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们，都给忘到了九霄云外。”
布鲁姆苦口婆心地告诉社会主义同志们，戴高乐是怎样一个人，一个更具强力的执行机构有什么好处。但对戴高乐，他也一贯直言不讳战后民主政体中需要政治性党派：“对它们，我们要改组，要更新，但不可以消灭。”只是到了戴高乐在战后短暂执政期间，尤其是在那之后，开始对第四共和国日常政党政治民主实践横生蔑视与排斥时，布鲁姆才极不情愿地背离了他。1947年，他抨击戴高乐新成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蚁聚了举国上下的反共和主义者、前纳粹分子和反动势力。至于将军本人，用布鲁姆的话说，已经“比公民更像个显贵”了。最后，尽管老大不愿意，布鲁姆还是“把关于总统权力的理念锁回了抽屉里，压在我的内心深处”。
不管布鲁姆这么快就放弃支持总统共和制的做法是否正确，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的。在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些地方，这种开诚布公的自我批评被沉痛的忏悔口吻削弱了。但是，他能够公开改变想法，通过承认过去的失误打动反对他的人的能力，令布鲁姆有时配得上政治家的身份。1938年3月，由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引发的国际危机正愈演愈烈，他在议院里发表一次动人的讲话，呼吁中间派和右派政党摈弃意识形态分歧和私人恩怨，和他共建一个民族主义政府。
“先生们！”他说，“我现在作为一个自觉对人民生活负有责任的人在这里讲话。”然后，他在第三共和国最后一届立法机构面前，畅谈了据以理解国际形势转折的事实、短短几年间发生的变化以及把争执和分歧置于时局之次的必要。他自知不可能说服台下众人，最后静静地吐出一句绝望的结语：“现在我想说，一想到我曾在（人民阵线）多数成员中一呼百应的声音再也无法获得你们的响应，我就感到悲从中来，万念俱灰。”
1938年6月，距离慕尼黑危机还有3个月时，社会党举行了年度大会，当时党员们正在军备重整和战争威胁加剧的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人心浮动，布鲁姆在会上的发言一如既往地直陈要害。他对与会者说，社会主义者不能再靠着反对《凡尔赛和约》的道德优势以及对修订和约的望梅止渴来过日子了。一团企图君临欧洲的帝国阴云压过我们的头顶。如今阻止战争仅有的希望在于告诉某些国家，若胆敢攻打别国，就可能遭到整个欧洲的敌对。同年11月，他再一次警告本党，企图在恶化的国际形势下，靠拒绝担负国家兴亡之责来保持两手干净，是很危险的。你们可以继续声称“我们当初没有投票支持《凡尔赛和约》，”他写道，“但请不要自欺欺人；这是看客的态度，不是参与者的做法。也请不要忘记，冷眼旁观的看客有时也会变成帮凶”。
不论右翼还是左翼都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共同的法兰西民族大业，两个阵营报以不约而同的冷淡。1940年春天，法国的道德和政治堕落到了谷底，大多数公共人物宁可趁机报私仇，也不愿意面对迫在眉睫的民族灾难。在该年3月21日就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建立新政府的建议进行的辩论中，观察家们被法国立法者们偏私、狭隘、满腹怨恨的情绪惊呆了。夏尔·戴高乐写道：“只有身无一官半职的莱昂·布鲁姆，他主导了辩论。”
是的，戴高乐认为他有必要强调，当现场情绪激烈，其他人都在四散躲避的时候，是布鲁姆站了出来主持辩论的进行。莱昂·布鲁姆是个无比勇敢的人。我们已经从他的道德和思想决念中看到了很多例子——他敢于逆潮流而动，甚至敢于对抗自己的党和同志，只要他觉得同志们抑或他本人犯了错误。他和雷蒙·阿隆一样紧抱理性思维，不惜代价，不顾吉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也和阿隆一样），晚至1942年秋天，一切都已发生的时候，他还是希望宽恕贝当，只要元帅愿意到盟军的营地那儿去投降——“我很坚定地宣布，我个人情愿对他往日的过失和当下的利己考虑闭起双眼；我觉得，这样的让步只会让最后的胜利来得更快、更稳。”
贝当自然没有听他的。但即使如此，1945年，当布鲁姆有一万个理由憎恶贝当的时候，他仍然劝诫共产党领导人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要以一种“神圣的恨”来审判元帅。他说，不，一个法官是不能恨的。“他的内心必须同时保有顽强的嫉恶如仇和对被审判者谨小慎微的公正态度。这是一切政治审判中棘手的两难。”在解放后法国上下一片报仇雪耻的声浪中，这种法律和伦理上的谨慎简直不值一提。
但在道德正直之上，莱昂·布鲁姆的勇气更为突出。毕竟，他是个身上打有烙印的人——这烙印有多深，仅仅几年之前我们还不太容易看清楚。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一直没有得到讨论；甚至维希政权反犹的一面都被长期忽略，直到70年代才开始引起重视。今天，人们已公认维希政权积极推动了千万犹太人的放逐和死难；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甚少关注在纳粹相应的计划之中，是怎样的道德与文化环境为贝当及其同党的通敌行为铺设道路。毕竟，维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1940—1944年间发生在法国的言论和行动，来自那些早在1940年前就长期活跃在公共领域的人，而他们反过来也受到第三共和国其他人的文字和言论的影响。我们也处在一个较好的位置上，可以把维希政权的这一方面置于其历史背景下，从而有所理解战间20年内莱昂·布鲁姆所蒙受的非难。
反犹主义，“体面的”反犹主义，不是新生事物。布鲁姆自己在“回忆往事”一文中写到过，但是就像1914年前的大多数观察家一样，他不把反犹主义看作跟爱德华·德吕蒙（Edouard Drumont）、巴拿马丑闻以及德雷福斯事件中民族主义疯狂短期爆发相关联的一种反常现象。和大多数同化的犹太人一样，他只是认为反犹主义有害的一面，即其“文化的”形态，仅限于法国社会，可以忽略不计。他也没觉得自己可能成为反犹主义火力主攻的标靶。但是，即便是布鲁姆的故旧和拥趸，也免不了要借他的犹太性来挑剔他的毛病。最了解布鲁姆才能的安德烈·纪德，1914年就在日记中吐露了这种看法：布鲁姆对犹太人事务的热衷“首先源于犹太人敏感于自己的身份这一事实；但这主要是因为布鲁姆认为犹太血统是高贵的，好像哪怕这么长时间低人一头，他们仍然是高人一等的，他也相信为犹太人的胜利效犬马之劳是他的天职”。
纪德没有到此为止，他深入思索了布鲁姆个人举止中的犹太特性：“一场演出彩排上，要是他在剧院走廊里碰见你，会拍你的腰、脖子和肩膀，即使你们已经睽违一年，他也会让你相信他头天晚上还见过你，而且没有比你更亲密的朋友了……不过我干吗在这儿说他的不是？对我来说，犹太性不是法国性，这就够了。”安德烈·纪德并不恨莱昂·布鲁姆——他相当喜欢他。但他和许多庸众一样，不觉得把布鲁姆看作犹太人，并把他的性格特征和缺点臆想地归因于他的犹太血统，有什么不对。
纪德的私见，布鲁姆当时毫无察觉。当然，他很明白恨是怎么一回事——他本人曾说，法国的政治生活特别讲究爱憎，而在他那个时代，就连第一流的公众人物也招致了严重的侮辱。1899年3月3日（克列孟梭在他的《曙光报》上勇敢地刊登左拉“我控诉”的第二年），布鲁姆写道，乔治·克列孟梭“是我们时代受到最深、最卑鄙的中伤的人”。18年后，布鲁姆反思最终导致让·饶勒斯遇刺的一连串蓄谋与诽谤，指出：“正如饶勒斯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种与众不同的憎恨是在考验他，他甘愿去触犯这骄傲之罪。”
但是克列孟梭和饶勒斯都不是犹太人。布鲁姆1919年刚一进入公共生活，政治上的嫌恶氛围就跌入了一个比克列孟梭甚或饶勒斯所面对的更恶劣、更扭曲的境地，仿佛法国人战后自我怀疑的所有潜流——恐外症，民族堕落感，以及一代貌似体面的种族主义文学结出的果实——都汇聚到莱昂·布鲁姆一人身上。当然，政界还有其他犹太人，但都不如布鲁姆那么突出；他们大多不是作家或知识分子，且往往跟保守政治集团有联系：因此，许多批评者认为布鲁姆代表了犹太性、文化“精英主义”以及激进社会变革的三位一体，而其他人却可以不受此议。
这里，我们难以对布鲁姆遭受的纯谩骂和语词暴力做出完全的评价——有必要举几个例子。1920年12月，莱昂·都德（Léon Daudet）在夏尔·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的文章用了如此口吻，他对读者说：“一只像布鲁姆这样的犹太猴子对法国利益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10年之后，还是这个都德，还是这份报纸，在说到布鲁姆的不嗜酒（这是他自己的陈述，被广泛引用）时，抓住这一“非法国人的”特性，称他为“一个无以名状的阴阳人……那个行了割礼的恐酒癖布鲁姆”。
布鲁姆被夸大的“性欲”，他的有伤风化的、有性意味的举止（不管是实有的还是臆造的），都是令他的敌人如痴如醉的话题——布鲁姆在年轻时写的提倡给予男女更大的婚前自由和经验的《论婚姻》，也遭到他们的歪曲利用。他天生的人情味，他与众不同的、有点儿时髦的、带有世纪末考究的趣味令他饱受恶言诽谤。夏尔·莫拉斯本人在1936年1月的一篇文章里，把他形容为一个感伤主义的、顽固不化的鸡奸者——“碰见他的朋友没有一个不被他在腰上这边捏捏那边摸摸，听他拍拍马，然后就翻来掉去任他摆布”——这个描述又被其他很多人挪用传播。
布鲁姆的敌人认为，他的性欲是变动多态的。在被人指为鸡奸者之前，他常常以女人的形象出现在文章和讽刺画中。“莱昂·布鲁姆戴着一副女先知的面纱，类似《旧约》告诉我们的底波拉或隐多珥女巫。他身上还有犹滴的成分：我们在1924年3月11日（左翼联盟获选上台的日子）看见他浑身扑满香水走进共和派阵营，去向激进党的荷罗孚尼示爱，然后把情人灌醉，在长夜尽头割下了他的脑袋。”皮埃尔·多米尼克（Pierre Dominique）在1927年的文章里如是写道。另一名右翼新闻记者在1936年3月写道，布鲁姆“是个疯狂的、妖迷心窍的女人，把他送进四壁铺着软垫的精神病房再穿上约束衣都不过份”。
保守派和极右分子抓住布鲁姆的“犹太女性气质”——或者说他勾勾搭搭的花言巧语——使劲谩骂。像《喧嚣》这类刊物上登的漫画都把他画成“犹太浪女”。虽然布鲁姆犹太性中危险的性欲让人浮想联翩，大作文章，但事实上，单凭他是犹太人这一点，那些人就觉得受了强烈的冒犯。布鲁姆一入选国民议会，专门针对他的攻击就如影随形，到人民阵线时代积聚成了阵发性暴怒。敌人嚎叫着：这样一个人怎么能代表法国利益？“那个莱昂·布鲁姆先生竟能当上纳邦选区的代表，那里派他到法国的国民议会里当一个角色——这是个什么角色？——我们的选举制度简直荒谬得可悲呀！”1934年10月，《我无处不在》的社论主笔这样写道。
形势很明朗：布鲁姆事实上已经当上了总理。莫拉斯宣称，这是个“可以一枪打死的人，不过得从背后……人渣也就配这种待遇”。布鲁姆向众议院介绍其政府的那天，夏维尔·瓦拉（Xavier Vallat）（此人后来成了维希政府的首任犹太人事务专员）就众议院主席爱德华·赫里欧的警告严肃地对他说：“总理先生，您的上任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这块古代高卢罗马人的土地第一次由一个犹太人统治……要管理法国这个农民国家，我看你最好用那种血统深入在我们的土壤里的人，不管他们出身有多一般——而不要用一个阴险的塔木德专家。”瓦拉还不是最粗鄙、最刻毒的；一位前政府部长约瑟夫·凯尧（Joseph Caillaux）算是一个更体面的人物，他次年就协助参议院颠覆布鲁姆政府，1938年则阻挠布鲁姆建立一个民族政府的努力。他对布鲁姆说，这事他不做，别人也会做的：“你和饶勒斯不一样……你鞋底子上踩的法兰西泥土还不够多。”
布鲁姆的总理办公室任用的犹太人大大超过了当时一届法国政府惯常的数量，这令他的对手们几乎丧心病狂。1936年7月11日的《喧嚣》上有文章写道：很快你就连马提尼翁（总理办公室所在地）都进不了了，除非你被布鲁姆的警察搜过身，然后亮出证件，证明你是统治法国的那个部落的人。“如今我们活在莱昂·布鲁姆先生的标志下，那个标志是一把剪子。”32位（原文如此！）犹太内阁部长是“sacrés，consacrés，circonsacrés”。这句双关语尽管无法翻译，但其中的猥亵意味丝毫未减。
莫里斯·贝代尔（Maurice Bedel）次年在颇负盛名的畅销期刊《老实人》中这样形容布鲁姆：“总理，来自一个流浪的种族，机遇没有将他更方便地扔到纽约、开罗或维尔纽斯，而是扔到了巴黎的法兰西岛，他成了一个异于自己血肉的民族的领袖，感到烦恼不安。”后来跻身法兰西学院，填补了夏尔·莫拉斯留下的空缺的皮埃尔·伽佐特（Pierre Gaxotte），1938年4月用这样的词句评价布鲁姆的总理生涯，代表了一大批更无名写手的类似观点：“他从一开始就是丑陋的。在一个筋骨脱臼的傀儡顶上坐着一颗哀伤的巴勒斯坦母驴的脑袋……他多么恨我们！他恨我们的一切：恨我们蓝蓝的天、我们温润的空气，恨我们的农民能穿着木鞋行走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他们的祖先不是和巴勒斯坦同伙一起在叙利亚沙漠里晃悠的骆驼贩子。社会主义就像那些游牧民，一度盘踞阿尔及利亚南部绿洲，毁灭那里的居民，饕餮一场之后继续劫掠。我们必须在法国和这个祸根之间做出抉择。他就是一切吸血鬼和食人魔的化身。他是邪恶。他是死神。”
马塞尔·儒昂铎（Marcel Jouhandeau）在1936年出版的《犹太祸》中提出的莱昂·布鲁姆是“亚洲人”一说流传极广。更言之凿凿的说法出现在1937年10月《新经济金融报》上，广为人信：“我们的前总理（以及现任总理）名叫卡丰凯尔斯坦……莱昂·卡丰凯尔斯坦以‘布鲁姆’为人所知，1872年出生于维蒂纳（保加利亚），1874年随父母来到巴黎。”皮埃尔·伯恩鲍姆说，这个传说影响深远，经过战争年代，直到1960年版的小拉鲁斯插图百科全书都还在告诉读者，“布鲁姆”是卡丰凯尔斯坦的一个化名。
对这种指控，也仅仅是对这种指控，布鲁姆感到无言以对。在发表在《群众报》上的一篇以“我是法国人”开头的文章里，他提醒读者，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出生于阿尔萨斯的法国人。“自从法国犹太人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以来，我父亲的祖先就姓了我现在的这个姓。”然而，他把自己的感情藏在了心底。正如儒勒·莫赫遭到诽谤时，布鲁姆告诫他的那样，“犯不上屈尊去回答。我被诽谤，被谩骂过，被诋毁……让它们去吧，你不值得计较”。但是在对他的名字、外貌、个人爱好、趣味和种族几乎日复一日的狂轰滥炸面前，布鲁姆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当内政部长罗杰·萨朗格罗（Roger Salengro）因被指控在“一战”期间当逃兵而面对一场粗野的、不公正的讨伐时，布鲁姆在议会里为他辩护。他对萨朗格罗说，你会习惯的。但是，你越是不理会这种中伤，你就越是在自我欺骗，你对自己说，它们与你无关，“这种折磨能吞噬一个人的心”。
萨朗格罗没能“习惯”，一个星期后他自杀了。布鲁姆是用更坚硬的材料制成的。他不仅历千百次口诛而不倒，还在1936年2月一场莫拉斯分子的袭击中幸免于难：布鲁姆自己的车被为法兰西行动组织的名流、右翼历史学家雅克·班维尔（Jacques Bainville）送葬的队列所阻，然后，莫拉斯的一帮追随者冲了上来。布鲁姆被痛打了一顿，好几个星期无法投入政治活动。看到他的惨况，媒体和议会都在说，前20年里他几乎从未遇袭，也真是个奇迹。
不过那时，尽管公共领域过热且深陷分裂（此外腐化的媒体也亟待规范），第三共和国仍是一个在法制环境中运行的国家。布鲁姆可以被嘲弄、诽谤、诬蔑、凌辱、谩骂、呵斥和贬损，但谁也不能杀伤他而不受惩罚，也无法迫使他放弃政治活动。一切在1940年7月改变了。有许多文字记录讲述了维希时期皮埃尔·赖伐尔如何在选举中上下其手，企图推翻共和制度，让贝当独揽大权，但是，布鲁姆本人的评述堪称言简意赅、出类拔萃：
赖伐尔就像（古时候）很多总督及省长一样给人民以使馆和辖区。无疑，一开始他只是争取到很小一部分人的协助。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猎物，他也就成了捕猎者；因为每个人都被传染，他也就成了别人的传染源。关于丑闻的猜想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结成了网，雪球在我们眼皮底下越滚越大……历史上的恐怖画面肯定还有很多，但我想，像这样的卑鄙无耻也许是空前的。
布鲁姆知道他最好不要企图介入这一切。他意识到，他的朋友也坚信，他代表了赖伐尔及其党徒痛恨至极，并意欲征服和报复的一切。布鲁姆要是参加保卫第三共和国的殊死搏斗，反而会帮倒忙。“你不仅仅是一个负担，一块百无一用的压舱石，你还是一个一旦被投入到均势之中就会令敌方得益的因素；你的存在、你的言论令你最渴望投身的事业声名狼藉——这些残酷的感觉和事实正在侵蚀我的身心。”
1940年晚些时候，当布鲁姆回首往事，想象着假如他试图做个乐观的展望或说些否认大势已去的话，朋友们会如何反应的时候，他用很有预见性的言词描述了局势：“现在法国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希特勒。历届法国政府都可耻地屈膝投降，而且青出于蓝，前仆后继。这种情形有朝一日会改变的，变化将发自人的内心深处——但在那之前就只能这样了。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所谓的法国政府会努力在法国树立纳粹主义的原则和理论。他们会拥有自己的盖世太保和纳粹突击队；他们将从个别处死走向集体迫害；他们将把社会主义者赶尽杀绝，让犹太人惨遭凌辱；你就得权衡：是做社会主义者、做犹太人还是你自己。”
布鲁姆冒了一个巨大的个人风险，走进维希，参加那场历史性的选举，除布鲁姆外，1936年1月依法当选的人民阵线政府团队中还有79名成员现在反对授权于贝当。没过多久他就被捕入狱。回头想想，他能安然无恙地活过战争时期，实在是个奇迹。其他第三共和国的犹太或左翼的政治家们就没有这么好运了。两位人民阵线的前部长，让·扎伊（Jean Zay）和马克斯·多穆瓦（Marx Dormoy，他接替萨朗格罗任内政部长，因为在1938年成功预防了一起政变而遭到右翼的仇视）都罹难了；乔治·芒代尔（Georges Mandel），布鲁姆在布痕瓦尔德的难友，1944年6月被送回法国后遭到处决，作为对抵抗运动刺杀菲利普·昂里奥（Philippe Henriot）的报复。布鲁姆经历了牢狱、集中营以及党卫军向阿尔卑斯山区的最后撤退而能生还，有一半是因为他是个大名人，作为人质的价值很高，一半则是因为他的勇气和好运气。
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即1945—1950年间，布鲁姆再未遭到来自右翼的公开讨伐，但他仍然是一个争议人物。反犹主义不再吃香，规范媒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也已出台，但是，正如1946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的，仍有43%的受访者认为一个法国籍犹太人不是“真正的”法国人。时代还没有改变太多。1946年1月，当戴高乐劝他接任总理时，布鲁姆回答将军：“我老了，我身体不好，我是全民公敌……算了吧。”虽然1946年12月布鲁姆同意当一个月过渡政府的一把手，但次年11月奥里奥尔总统要他出任总理，他还是拒绝了。
但这一次他给出了一个稍有不同的理由。他对奥里奥尔说，我无法组建一个政府——我是共产党最恨的人。这是事实。法国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原谅布鲁姆1920年在图尔以及此后的所作所为。他们和极右翼的人民党政敌一样，厌恶布鲁姆的知识分子气质，厌恶他在公众场合的出镜率、他的社会主义政见，以及在某些场合下厌恶他的犹太人身份——尽管无法明说。十分明显，共产党人诋毁布鲁姆的辞令和反犹主义右翼势力如出一辙。
1928年，在一场巴黎的选举活动期间，共产党报纸《人道报》这样描写布鲁姆：“夏洛克·布鲁姆迷恋弗洛伊德式的扭来扭去……他喜气洋洋地搓着两手。”法共在那场活动中成功地把布鲁姆轰下了台。一个名叫保尔·维扬-库图里埃（Paul Vaillant-Couturier）的共产党著名记者贬损布鲁姆，说他身上集中了一切体现“知识分子堕落”的神经症。据皮埃尔·伯恩鲍姆说，当时的共产党人又一次跟右派站到一起，乐此不疲地把布鲁姆形容、刻画为一个道德轻佻的女人、“一个大骚货”“一个资产阶级的老三陪女、一个激进党人的老婊子”。1931年，在所谓的共产党第三个宗派主义时期进入高潮之际，诗人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发表名诗《向莱昂·布鲁姆开火》，抢在莫拉斯之前呼吁给布鲁姆一枪。
这些言论在人民阵线时期被削弱了下去，但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后激发出一场震怒。1940年初，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发行了一本小册子《莱昂·布鲁姆的真面目》，在其中，这位人民阵线多年的旧友这样描述他：“布鲁姆有着米列朗那样的对社会主义的厌恶，有毕苏斯基的冷酷，墨索里尼的残暴，诺斯克那种嗜血者的怯懦，以及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憎恨。”多列士辱骂布鲁姆“醉心于风雅，他的语言，他那做作的姿态……”以及他“玩弄概念的癖好”。多列士总结说，布鲁姆是一条“走狗……虚伪得恐怖……扭动蛇行，面貌骇人，嘴里嘶嘶有声”。
因此，共产党官方代表在1940年12月会要求出席将在里永进行的大审判，希望能发表对布鲁姆不利的证言，就不足为奇了。亏得当时申请被驳回，否则共产党战后的巨大名声就要打折扣了，而法共的御用历史学家亦长期否认曾经提出过这一申请。但是，法共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哪怕假装喜欢过布鲁姆。1947年冷战开始，他又挨了一次集中炮轰。1947年9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雅克·杜克洛要向心存疑虑的东欧和苏联同志们表示法共的革命诚意，但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只好重复他的党对社会党领袖不知疲倦的攻击：“法国共产党从未放过布鲁姆。我们一直在向他进攻。”这一次，杜克洛毫不掩饰地说了真话。
当然，布鲁姆在左翼阵营里的敌人不止共产党一家。保罗·福雷（Paul Faure），社会党1920—1940年间的秘书长，也是25年来布鲁姆最密切的党内同志之一，在1940年停战时迫不及待地想否认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他和许多属于慕尼黑分子的社会党人都表示：“布鲁姆会为了他的犹太人把我们全给害死。”无疑，布鲁姆很多昔日的同志都早有这种想法。但和社会党内布鲁姆的反对者不同，法国共产党人不需要掩盖他们的厌恶。夹在右翼、左翼中的“手足之敌”以及本党同志之间的莱昂·布鲁姆，其实孤独而又勇毅。
布鲁姆的一生和他的公共生涯是悬在他的国家面前的一面镜子，照出了20世纪法国很多最好也最坏的方面。他坚定地持有一个普适的、平等主义的、讲究公益心的共和法国理想。布鲁姆真诚地相信他在“在人的范围内”一文中所说的：“我满怀自豪地写道，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间的和谐，对法国人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任何公民而言都更确定、更自然，因为法兰西的特殊气质……始终理解并且内含了这一高尚的要求：为全人类的目的而思考，而行动。”正如奥地利流亡者马内·斯珀贝（Manès Sperber）在回忆录里说的，布鲁姆会十分高兴地看到，“来到法国的政治移民从来没有像在人民阵线获胜后的头几个月里那样，获得那么强烈的归属感——以后也不再有可能了”。
也正是这种对法国拥有世界性特质、负有世界性义务的永不偃息的信念，令布鲁姆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忠实于他所继承的共和遗产而不设法发扬光大之。他的确助长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党派主义短视性，并因此相继促成了第三共和国和自己政党的倒台。但在这一点上，他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大半个世纪里，法国都为意识形态和历史方面闹哄哄的话语纷争所分裂。正如布鲁姆后来所追悔的那样，他本应下更大的工夫革除这一有害的遗产；但是，布鲁姆也很难视而不见的是，有无真正的事关教义的理由，把大革命的继承人同其敌人区分开来。事实上，本着社会良知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他做出那些政治抉择，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
莱昂·布鲁姆振兴法国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无法接受他们的处境和时代——的一部分。布鲁姆恰恰是在选择以忠诚和政党责任的名义回避这一问题时醒悟到它的存在，这是布鲁姆个人的悲剧。当然，他的确把握住了别人忽略的东西：共和制议会传统存在危险的惰性；一个仍然因循19世纪早期的法则运行的国家需要完成政府和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改革；1945年之后，应该刻不容缓地根据国际性合作的原则改造这块碎得七零八落的大陆。
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和他的社会主义同志乃至他那一代大部分法国爱国者相比，布鲁姆首先是以不带幻觉的头脑看待他的国家，并检讨其缺陷的。作为女性主义的早期支持者，布鲁姆备受左右翼在女性选举权问题上冰冷的反对态度之困厄。他在1927年写道，我们曾经是其他国家的榜样，是勇气和自由思想的故乡，但今天我们却在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习惯性的胆怯和一种卑微可怜的冷嘲热讽态度之间摇摆不定。23年之后，就在去世前数日写的平生最后一篇文章中，他还是和以往一样直言不讳。尽管他至死忠于社会主义信念及其在1947年提出的，对一个“既非美利坚化也非苏维埃化”的法兰西的深切渴望，布鲁姆也不由自主地再一次警醒法国同胞们，要注意他们那渊远流长的失败：“美国资本主义的法则是‘让新事物降生’，而法国资本主义的法则似乎是‘永远不要让旧事物死去’。”
作为法国左翼的一分子，这都是些很奇怪的观点（事实上直到今天亦如是），很不法国，也很不社会主义，暴露了莱昂·布鲁姆与他自己的团体是多么合不来。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一直希望“站出来肩负重任”，但很大程度上他仅仅是站出来了，且孤身一人。如果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的说法是可信的，那么，正是他的出道并非来自拔擢、考试的常规途径且一直置身其外这一事实，使他成为其政党的天然领袖。布鲁姆也许没有追求过这种与众不同——我们知道，他不遗余力地试图与社会主义运动融为一体，并且（正如纪德所料）在其道德甚至政治本能与他的政党责任相冲突时选择压抑前者。他也认识到，他身上集中了许多个布鲁姆——知识分子、美学家、现代化改革家、浪漫的乌托邦主义者、犹太人——其中一些或许将一生苦命，而另一些则可能茁壮成长。正如他在《论婚姻》中所说：“人生不可能同时手握一切可得的利益，我常想，或许道德仅仅在于有勇气去选择。”
也许布鲁姆的仇敌们在一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这个传统的法国道德主义者，这个具有19世纪的气质和奉献精神，凭借一种很大程度上袭自孟德斯鸠的温和冷静的道德观来应对现代社会的人，之所以能以如此客观诚实的态度对待他的国家，并且感染了这么多待他也以同样的诚实为先的人，正是因为他从未完全与这个国家融为一体。他身上有“无根世界公民”的因子，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在不同时刻拥有不同的法国身份，在它们之间摆荡不止。作为一名世纪末型知识分子，一名时代的重要批评家，他不由自主地要放弃文学批评投身政治。他是个律师，不但理解法律，而且认为必须改革法律。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一场攻势凶猛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以本能思考，始终运用道德范畴考虑问题。他在战时是个抵抗者，而当报应时辰来到，他又拒绝像其他许多（真正的或想象的）抵抗者那样，诉诸简单的愤怒和复仇心。他是法国和第三共和国历史上、传统中一切光荣的坚定捍卫者和发言人，但他很不合适地写出了“反文化”的文章，鼓吹改革和现代化。他是一个同化了的法国犹太人，被迫忍受民族主义憎恨的恶浪，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至死坚持自己既是法国人又是犹太人的身份。
布鲁姆并不特别在乎这些。他早年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否定了莫里斯·巴雷斯的《为德国人服务》，文中谈到了关于“法兰西性”的诸多讨论，并精炼地概述了他本人对这些讨论的态度：“我看到他断定法国人和‘德国人’在类别、天性、本质上存在根本差异，我听他说起‘德国人’时的腔调，就跟一个从中亚回来的探险家说起自己遇到的异域文明乃至野蛮人时一样，此时，我就没胃口跟他在概念、例证或观点上论个是非了。你要反对他，努力驳倒他，就等于承认一种你只能预先拒绝参与的讨论是合理合法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布鲁姆本人或其他任何人的民族身份——比如他们的“法兰西性”——都是既定的，不是什么可追究、可质询的东西。
尽管如此，在某种布鲁姆从未坦承的意义上，他是个局外人：他不是戴高乐或丘吉尔那种意义上的局外人，他们凭着意志力掌控住自己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完全是政界外来者的身份；他是局外人，是因为在同时代人坚持界定“法兰西性”时，他从未成为一个很法国的人。布鲁姆无法明说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共和法国对“犹太性”的精确定义意味着什么，但是在1897年11月，他借助“歌德艾克曼新对话”中的“歌德”之口表达了这个意思：“我并不熟悉那种代代相传的虔诚，它把那么多人关进一间屋子，或限制在一小块土地上；这是全人类病患的根源之一，是人就现状进行诸多变革的最大障碍。”布鲁姆会说，是这种温良谦和的视野，这种无根源的独立思想，使他成了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他无疑是对的。而他的敌人则由此看到了他和他们的本质不同——他们也是对的。但是，超越于一个范围有限且又为人设限的一代人的圈子之外，莱昂·布鲁姆卓然独树，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国人，首先靠的也正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