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有一番话说：“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者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这段话的下文是：“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
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很少有信徒会在面对魔鬼和异教徒的时候表现出半点的谦逊和宽容。王阳明视“傲”字为人生唯一的大病（其实他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说过好几种“人生唯一的大病”），但阳明心学注定会培养出一大批贡高我慢的徒子徒孙。因为自信和骄傲是一体的两面，“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一个坚信宇宙真理尽在吾心的人不可能还在心底给各种“异端邪说”留出一点位置和一点或许不甚必要的敬意。
真理只有一个，这在古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王阳明《博约说》：“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圣人无二教，而学者无二学。”既然如此，那么凡与圣人之教不同的说辞当然都是异端邪说了。
《示弟立志说》，王阳明为劝诫弟弟王守文而写的一篇文章，谈到《尚书》《周易》这些经典以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些先哲，虽然貌似各有各的主张，其要领却若合符契。原因在于：“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再如《壁帖》：“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
对邪说与异说的宽容与姑息养奸无异，就连佛教都有除魔卫道的刚猛一面。于是我们在《明史》上看到的是，比之王阳明本人，他的弟子们更像是坚定的“王阳明主义者”。这几乎是一切宗教以及宗教性的各种“主义”所共有的现象，丝毫不令人意外。清代学者戴震“以理杀人”的命题虽然是针对程朱理学而发，却同样也适用于阳明心学，适用于一切自命真理在握的人。
阳明心学造就了有明一代的思想解放，这是思想史上公认的事情。王阳明之于儒学，很像是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使平民百姓从此可以直达圣道。但是，自信心爆棚的人太多，对于社会而言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一旦圣贤之道全在各人的内心具足，全向各人的心底去求，一切客观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
譬如《中庸》有这样的话：“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是说君子作为社会的统治者，他所奉行的“道”要经受得起五项考核：
1. 要得到民众的认可。
2. 要拿三代圣王的遗训来做校验，不能有半点龃龉。
3. 要合乎天地之理。
4. 得到鬼神的认可。
5. 能够得到百世之后的圣贤认可。
这五项考核标准也许过于苛刻和理想主义了，但毕竟表达了一种努力寻求外在标准的审慎态度。只要一想到这是两千年前的古人所具有的认识，我们又岂能不由衷地表示钦佩呢？
当然，自宋代以来的那些钻研性理的学者不会喜欢这样的标准，因为寻求简易而笃实的终极真理是人心不可磨灭的天性。我们总需要义无反顾地去迷信一些什么，谁让我们生而为人呢？只可惜，“难道不是你将月神拉下了马车，将树神赶出了森林，将尼芙仙女逐出溪流，还赶走了草地上的精灵和我在罗望子树下的梦”？这是美国诗人爱伦·坡对科学的抱怨，也是我们现代人对现代知识的抱怨。
今天恐怕不会有哪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会相信阳明心学的学理依据，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除非有某种新的学说真正取而代之，否则它依然会保持活力，何况我们是多么渴望去相信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