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赏析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震撼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一百万人的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邻近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已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以致红军经过一年的苦战，也没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不得不先后退出长江以南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红军虽然英勇地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转到湘江以西地区，却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改变方向，争取主动，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中央红军依照毛泽东的这一方针，即向贵州前进，攻克了遵义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省，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也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胜利地完成了长征。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于1935年10月红军突破渭水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城之后吟成的。他曾在排以上的干部会上，朗诵了这首诗。这是一首记叙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关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即从大处着笔，开门见山，提纲挈领，点明主旨，既写出了红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浴血奋战，出生入死，攻城夺关，克敌制胜的战斗历程，又写出了红军对待远征的乐观态度，揭示出了红军坚韧不拔，视险为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境界，开篇即大异于前人的从军征旅的诗作，在气势上、境界上均高过前人一筹，既无“靡室靡家”、“不遑启居”、“我戍未定，靡使归聘”（《诗·小雅·采薇》）之叹，又无“初寒冻巨海，杀气流大荒。朔马饮寒冰，行子履胡霜。路有从役倦，卧死黄沙场。羁旅因相依，恸之泪沾裳”（李崇嗣《苦寒行》）之哀。既无“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王粲《从军行》）之类的谀词，也无“射杀左贤王，归奏未央殿。欲言天下事，天子不召见。东出咸阳门，哀哀泪如霰”（陶翰《古塞下曲》）之类的怨语。既不写有如“拳跼竞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之二十九）的行军之难，也不写有如“春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高昂《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行路难》）的军旅生活的艰辛。毛泽东着重表现的是红军这个群体，是红军的崇高的精神面貌。红军长征，其困难之多，困难之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从空间上看，纵横福建、江西、湖南等十一个省；从时间上看，长达十二个月；从行程上看，长征二万五千里；从天险上看，有滩多流急、难以横渡的江河，有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雪山，有淤泥遍地、一旦失足陷入会遭到没顶之灾的草地等；从战局上看，前有敌军阻截，后有敌军追击，天上有敌机扫射轰炸。对待诸如此类的艰难险阻，红军所采取的态度是正视它，藐视它，战胜它，“不怕”正是这种态度，这种精神的具体写照。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精神，不论是翻越包括五岭、乌蒙山在内的“千山”，还是渡过包括金沙江、大渡河在内的“万水”，对红军来说，也“只”是“等闲”之事，再平常不过的了。这两句前因后果，有着严密的内在联系。“万水千山”具体表现了“远征”之“难”，“只等闲”进一步对“不怕”作了补充说明。这两句是全诗的纲，不仅揭示了全诗的主题，而且还统帅了全诗，起了启下的作用。颔联、颈联正是从首联生发出来的。
颔联、颈联分别承“千山”、“万水”而来，前者状山，后者绘水，是用典型的、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具体描绘红军是如何将五岭、乌蒙这样的崇山峻岭，金沙江、大渡河这样的大河急流“等闲”视之的。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绵亘于江西、湖南、广西等之间“逶迤”的、峰峦起伏的五岭，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河里泛起的细浪；气势“磅礴”，广大无边的乌蒙山，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滚动着小小的“泥丸”。这两句诗既具有王维的“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的气势，又具有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境界，更具有以上诸人因时代、阶级的局限而缺乏的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精神。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句，或总揽终南山脉，极写它的气势磅礴；或鸟瞰汉江，极写它的水势浩荡，流域广阔；或写洞庭湖的浩大、开阔和包容天地的气概。而毛泽东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不仅是气象阔远，磅礴峥嵘，而且是以山写人，含蓄隽永，洋溢着一种革命豪情。诗人居高临下，宛如一位站在昆仑之巅的巨人，极目万里，将整个的五岭、整个的乌蒙山纳入眼帘，视野是如此的开阔，境界是如此的浩大，气势是如此的雄浑，情感是如此的豪放。本来是红军在沿着五岭、乌蒙山攀登前进，本来是红军在翻越，在动，而五岭、乌蒙山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现在诗人不写红军之动，而写五岭、乌蒙山之动，这种以甲写乙，此显彼藏，变静为动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增强了表达能力。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滩多流急，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水雾蒸腾，势若山崩的金沙江和只剩下十三根铁索的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都先后渡过了，在彼岸企图阻挡我红军渡江过河的敌军被击溃了。颈联这两句是写金沙江，写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实是写红军所进行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畔。此处除几个渡口以外，两岸全是悬崖绝壁。要渡过金沙江，必须控制渡口和船只。在皎平渡附近，红军俘获了两艘敌船，奇袭对岸守敌，胜利前进到泸定县大渡河铁索桥附近，大渡河两岸全为高山峻岭，水流湍急，其险恶之状比起金沙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阻止我红军前进，敌人不仅加强了对大渡河铁索桥的防守，而且毁掉了桥上所铺的木板。红军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攀着桥上的铁索抢过去，消灭了守敌。“水拍云崖”描绘了金沙江水流湍急，岩峻浪高这种险恶的地理形势，描绘了“惊涛触岸层澜碎”的景象。“云崖暖”之“暖”，既不同于“今日天气暖，东风杏花坼”（沈千运《汝坟示弟妹》）句中表示气温之“暖”，也不同于“吴宫夜长宫漏款，帘幕四垂灯焰暖”（元稹《冬白纻》）句中表示热度之“暖”。它具有以下的内涵，一是状写红军因江水咆哮翻滚，汹涌澎湃，水石相击，浪花飞溅，水雾蒸腾而产生的江水沸腾的感觉；二是表现红军因征服了金沙江天险而产生的欢乐心情，表现红军万众欢腾，高呼胜利的热烈情景。“铁索寒”之“寒”不止是形容铁索的冰冷，它既与“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句中用来形容气温的“寒”不同，也与“飗飗青丝工，静听松风寒”（刘长卿《幽琴》）句中用来形容有如“松风”的凄清琴声的“寒”有别，它重在渲染，重在烘托，既烘托出了大渡河铁索桥凌空高悬，下临无地，令懦夫心寒的艰险之状，又渲染了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飞夺泸定桥的惊险而激烈的战斗气氛。颈联两句虽然只是写江之险，写桥之险，没有从正面具体描绘红军是如何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但红军坚韧不拔，英勇顽强，所挡者破，所击者败的英雄形象，却从侧面得到了表现。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尾联抒发了即将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时的兴奋心情，洋溢于字里行间的是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氛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1935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突破了有四川、甘肃两省“天险门户”之称的岷山高峰腊子口，在翻越了雪峰林立的岷山之后，陕北革命根据地便在望中，长征任务的胜利完成也指日可待了。“更喜岷山千里雪”，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喜的是“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的“万里长征”，在“过了岷山”之后，便“豁然开朗，转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喜的是“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长征”将“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喜的是“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引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回顾长征的战斗历程，展望革命发展的前景，红军又怎么不喜形于色，满面春风呢？“更”具有比较意义，“更喜”之事是与其他可喜之事相对而言的。翻越五岭、乌蒙山心情是喜悦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心情是喜悦的，而翻越“千里雪”的岷山心情更是喜悦的。“更喜”不仅揭示出尾联与前面两联的内在的联系，与首联的“不怕”遥相呼应，使全诗结构谨严，浑然一体，而且表现了红军乐观开朗，知难而进，再接再厉，奋勇前进的革命精神。
《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构思奇伟。它是浩瀚诗海中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
作者：邓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