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工农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实践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成为工农红军战胜敌人的着名战略战术理论。
毛泽东是个文人，但革命形势逼着他非成为一员战将不可。
当毛泽东在井冈山蒙受打击，被“开除党籍”，不得不去当师长的时候，曾十分感慨地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
但是，毛泽东善于“从游泳中学会游泳”。在井冈山时，他最珍贵的“家产”就是两个竹编的书篓。无论他走到哪里，总让警卫员带着这两个书篓。他最常看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孙子兵法》。1928年5月，红军攻下湖南军阀谭延闿的老家高陇，毛泽东得到了一本《三国演义》，他对此爱不释手，成了他自学军事的“课本”。
秋收暴动前夕，毛泽东和党内其他同志一样，希望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秋收起义受挫之后，特别是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湘赣边界常常遭受强敌袭击骚扰时，毛泽东终于从严酷的现实中认清了真正的形势，即“敌强我弱，敌多我少”。于是，他不得不把战略的基点放在如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上。
上了井冈山后，毛泽东与山大王交上了朋友，常常与袁文才、王佐在树阴下、石桌旁谈古论今，交换思想。
毛泽东不停地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山大王们力量那么小，却能够存在那么多年？我们怎样才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在与王佐的交谈中，王佐给他讲了井冈山上的一个老土匪——即他的师傅“朱聋子”的故事。
朱聋子原名叫朱孔阳，广东人。1920年在湖南军阀部队里任连长，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带了20多个弟兄来到井冈山上当绿林。因他专门打富济贫，关怀绿林弟兄，队伍越拉越大，“官军”多次上山进剿，他带着弟兄往密林中一钻，沿着山绕几个圈圈，就把“官军”甩掉了。
朱聋子常在他的部属面前夸口说：“眼睛瞎的斗不过我耳朵聋的，会打仗的搞不过我会打圈的。”他告诫部属：“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同敌人打圈就行了。”
毛泽东听了，恍然大悟，深受启发。
1927年10月间，宁汉战争爆发，各派军阀大动干戈，井冈山边界守敌空虚。
毛泽东决定扩大地盘，攻打茶陵。在陈皓、宛希先等指挥下，部队很快就占领了茶陵城。
40多天后，湖南军阀2000多人攻过来了。工农革命军当即拉开了与敌人打硬仗的架势。有人看到敌人来势凶猛，敌强我弱，主张撤退。但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我们是工农革命军，要的是大无畏精神，看见这么一点敌人就怕了，全国那么多反动派怎么能打倒？革命者要永远勇往直前！”
工农革命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撤回山上。
毛泽东从这件事中认识到：朱聋子的方法要让整个部队都懂得。于是，他集合全体部队，在砻市的大草坪上给他们上了一堂军事课。
他说：“战法无常，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上的转变。现在敌强我弱，不能再用过去那套战法，一口吃不了胖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作战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圈是个好经验。今天我要把这条井冈山流传下来的经验改两个字：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着他兜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
接下来，他依据《孙子兵法》上的“走为上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毛泽东的总结，既生动，又形象，很快被他的部下所接受。
不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只是规定了“打”和“走”的战术。“打”毕竟是主要的，“走”是为了“打”。怎么打呢？选择什么样的敌人“打”？
1928年初，敌人攻占了宁冈。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的战术，组织暴动队、赤卫队日夜骚扰新城之敌，使敌人一日数惊，寝食难安。后来，毛泽东率主力从遂川回宁冈，一举攻克新城。毛泽东把新城之战称为“敌驻我扰”。
与此同时，中共万安县委领导群众暴动，在战斗中应用“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策略，与敌相持半个月，敌军无可奈何。
这样，1928年1月中旬，当前敌委员会在江西遂川县城五华书院召开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时，毛泽东总结了前段党领导红军战斗及万安暴动的经验，首次提出了游击战“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就是后来十六字诀的最早蓝本。它初步奠定了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在与毛泽东会师之前，朱德也在研究游击战术。他从南昌起义后部队几次作战中得出教训，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向我进攻时，决不能跟强敌硬拼。同时他还研究了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的新战术。坪石大捷，就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犁铺头整训部队时，他写下了《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毛泽东和朱德会师后，两人就常常一起研究游击战术。
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与扩大，红军的游击战术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些丰富、具体的游击战术，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游击战争。
这时候，湘赣边界的红军主力只有4个团，而敌人经常有7至8个团，最多时达18个团。敌众我寡，红军就是靠的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一次次地战胜了敌人。在5月上旬的五斗江战斗中，红军采取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歼敌大部；攻打永新县城时，红军采取“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击伤敌军师长杨如轩，使敌人不敢分兵，放哨也得派一批人。
正是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进剿”中，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5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援引古今中外战例，作了一个战略性报告，首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让大家分析研究。朱德也对有关游击战术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详尽的意见。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红军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就这样形成了。会后，第二十九团党代表宛希先向驻在永新石灰桥的二十九团基层干部传达了“十六字诀”，并一句一句地作了解释。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红四军于5月中旬、6月中旬接连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龙源口大捷，就是一个运用十六字诀的最好的范例。
1929年4月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将“十六字诀”用文字形式报告给中央，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出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发展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毛泽东总结出来的这一整套游击战术，成为指导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之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军旅之事，未知学也”的毛泽东，不仅“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而且创立了他的游击战理论，成了一代军事名家。
若干年后，在太平洋的彼岸，曾出了一个着名的“游击战专家”，他就是古巴的格瓦拉。他对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竟推崇备至，奉为游击战争的经典，反复地向古巴游击队员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