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产煤区的“本地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下窑的”矿工统一称为“流窜人”。这个称谓在一般语境中就有含有“本地人”对“外地人”的一种“鄙视”、“瞧不起”等含有歧视的意思。还有，“本地人”对“外地人”的这种“特殊称谓”，基本上就是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人称大陆来客为“表叔”或“北佬”一样。
这些人中，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和安徽四省的工人居多，另外，甘肃、宁夏、河北和东北的人也不少。
在往年，这些本地“土著”和外来“移民”由于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但几大群体的相处总体上还算融洽。
现在来山西“下窑的”和以前的已经不同了，原来的人为生活所困，很多人出来是一门心思出门想挣钱养家糊口，所以处事稳重，为人随和，能够尽快适应山西人的生活。
“比如，山西人爱面食，他们在家是吃米饭长大的，他们就尽量和山西人一起吃面。有意思的是，山西人在吃‘捞面’时，要把面条和菜水搅匀，他们可不这样吃，而是把面和菜在碗里分开，用筷子夹一口面，再夹一筷子菜。”
今年53岁的本地老矿工王福娃，至今还怀念当年和那些憨厚纯朴的外地矿工们在“村大队煤矿”融洽相处的岁月。
他说的“以前”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当时山西煤炭业还不是很火，“本地人”也在不经意间接纳融入他们生活的“外地人”。应该说，外地矿工这种与人为善的处世原则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很快赢得了本地人的认可。
现在算来，和王福娃相处的这些“外地人”，就应该算是第一代“移民矿工”了。这些人为生活所迫，不惜千里万里跑到山西吃苦挖煤挣钱，确切地说，他们才是真正地来山西“闯荡江湖”的人。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山西煤炭产业“红火”起来了，在到山西的挖煤大军中，多了一些年轻的面孔。
“这应该算是第二代‘外地人’了！”王福娃分析认为。
“但是，在今天，我们对眼前这批‘外地人’在我们村里的所作所为却不敢恭维。”祖祖辈辈住在煤矿对面山腰上的村民张保才无奈地说，“这些年轻人租我家的房子不给钱不说，还偷我地里种的西葫芦。这不，我家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前几天就被人家炖了。我去找他们论理，人家还要抬脚踹我，这和原来在我这儿住的那个‘老山东’根本不是一号人嘛！唉！”
据张老汉说，村子东头有一眼水井，由于附近几座煤矿日夜不停地挖煤，把地下水源挖断。原来经过一夜滀养，井水就能漫到井口沿壁，可如今只能滀到“少半井”，于是村民每天早上的“功课”就是“排队挑水”。但这些人来了之后，不仅随意插队，迂回排挤本地人，甚至有时自己挑走了井里的清水不说，还故意把水搅浑。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些人上夜班回来后在院子里整夜说笑打闹，这让本来“人老觉少”的张老汉痛苦不堪。
而事实上，在这场外地“移民”矿工和本地“土著”矿工的艰难“博弈”过程中，前者凭“强势”往往占有“上风”。
原因之一，是这些“移民”多是心高气盛的年轻人，相互之间都沾亲带故，关系盘根错节。他们本来就是亲戚带亲戚，朋友拉朋友，来山西“打天下”的，他们又有打架斗殴的“身体本钱”，所以，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他们很“抱团”。
原因之二，大凡产煤区煤矿所在地，多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这一带多是地方治安管理的“真空区”。地方警力对此多是“鞭长莫及”，而一个小村子里一下有几百年轻人瞬间“进村”，于是，调戏女人、打架斗殴都是常事，这会给当地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这一带基本上是“零治安”。
原因之三，是这些人身份背景复杂，个人修养参差不齐。据了解，当地政府曾配合陕西警方抓住多名在逃杀人犯。而在今天，让本地人感到后怕的，是这些人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这样的“负命之徒”。
“我们就是这样心惊胆颤地过日子。”张老汉说。
为此，当地村民曾多次和收容这些外地“移民”的煤老板交涉，希望他不要让这些“外来矿工”祸害当地人。
但煤老板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总是充耳不闻，整日住在城里用电话“遥控”，一有“风声”，马上通知让这些人回家“避风”，等“风平浪静”后，再电话“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