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枣阳市吴庄良种场的年轻农妇，两个孩子的母亲陈某，仅仅是有点月经不调，就死在江湖医生的手里。
一天，一个叫张华月的人，自称是祖传名医，来到陈家，说是专程来给她治月经不调，还说：“陈某命苦，得的是不治之症，非我治不可。”陈某感激不尽，并热情招待了他。
饭后，那江湖医生装模作样地又是询问病情，又是给陈某检查，然后说：“给你开三副中药，配上我带的麝香，只要60元钱。”陈某服下“医生”开的第一副药，当晚出现呕吐、腹泻，次晨伴有血尿，但那“医生”说：“呕吐、腹泻及血尿是正常现象，不必上医院。”两天后，陈某高度昏迷，血压下降，大小便失禁，送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药检所检验，所服的药中斑蝥是生药，未经炮制；麝香是假药。陈某就是因服用生斑蝥、假麝香而中毒身亡。经公安部门调查，原来那“医生”哪是什么祖传名医，他是本市琚湾镇农民，刚劳教释放，专门以卖假药骗钱为生。
1991年11月5日的《健康报》报道：武汉市一患者颜品翠，婚后八年无子，求治于随州市东关门诊中医韦佑河。韦用所谓秘方“八宝女金丸”两次治疗无效，但每次都收去几十元钱，第三次病人又去就诊时，韦说：“这次换一种药，万一不行，下次我再求观音菩萨帮你送个儿子。”但这种药只吃了三次后，病人就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急送市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湖北随州市卫生局调查，认为病人之死与韦佑河所配药有关。
1998年3月29日上午11时许，在广州打工的耒阳市上架乡石镇村农民谷小平乘火车回到家里后，对父亲说，他在耒阳车站被人打了，感到身体不舒服。其父即带他到市内退休工人李运珠私人开设的“李氏草药铺”看病。李运珠诊断后开了三副草药，另加了三个名叫“地雷”的草药，并对谷小平说：“此药治伤效果很好，你就吃。”于是谷小平即吃了半个“地雷”，休息一会后回到家中。下午3时许，谷小平病情发作，其父赶忙带他到耒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于下午4时30分死亡。湖南省药品检验所检验那所谓的“地雷”，实为“雪上一枝蒿”，此物为剧毒药品，服用70毫克为极量。后经耒阳市公安局和衡阳市公安局法医对尸体解剖检验，确定是服用中药“雪上一枝蒿”和乌头中毒死亡。
李运珠在既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又未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开设草药铺为他人诊断开药，造成就诊人服药中毒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耒阳市人民法院依法判李运珠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000元。
游医药贩，俗称江湖郎中，按“江湖”行业的分类属于“皮”行。由于卖药比单纯讨钱方便，比变戏法练把式轻松，因此，如果说现在还有跑江湖的，那么其核心队伍就是江湖郎中，过去许多玩戏法、练武的都逐渐归入了游医药贩的行列，或者只把变戏法练把式作为招徕观众的手段。江湖郎中的花样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宣扬自己有“祖传秘方”、“绝世奇功”。
许多人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在某集镇的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一个江湖郎中，口里衔着一把匕首，把袖子捋起来，用匕首在手背上“使劲”划一条口，立即“鲜血”直冒，接着又横划一刀，看得人们目瞪口呆，这时他扔下匕首，贴上一块黑色膏药，不到10分钟揭开，用手帕擦一下，再让观众一看，不但不出血了，连伤口都消失了，不愧为特效“神膏”，可是许多人以10元钱一张的价格买回去一叠，却没有一张能止住血。笔者以前也不得其解，后采访一个已退出江湖的老江湖才知道，他们表演时，首先在手背上涂上了姜黄粉，匕首上擦了碱水，匕首割手背，实际上是碱水与姜黄粉发生化学反应出现红色泡沫，如同鲜血。
这位老江湖还告诉了笔者另一江湖骗术的秘诀：某山村里，来了一个专挑眼虫的郎中，他说红眼、沙眼、烂眼、翳眼都是眼虫作祟，没有挖出眼虫不要钱。只见他将一粒“祖传钩虫丸”放到病人眼皮里，稍等一会儿，就用细竹签从眼皮里挖出一条条白色的小虫，泡在水里，活灵活现。稍懂医理的都知道这是无稽之谈。秘密就是这粒“祖传钩虫丸”，是捉来柳树上的一种小虫晒干制成药丸，放进病人眼里，被泪水泡开，就如同小虫。还有挑牙虫的，也是用的同一手法。
现在下乡，却很少碰见这种当街拍胸脯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了。不是他们都退出江湖了，而是他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医院里的“专家”。
在某城的一家省级医院里，坐堂行医的“专家”便是这样的一批江湖郎中。他们用于治疗病人的“灵丹妙药”均是假药。这些“专家”在附近的民房里设立了“制药厂”，厂里有好几麻袋的空心胶囊，配给患者一瓶12粒的“强力胶囊”要收50元，而里面实际上是一些磨碎的维生素和安定片；售价39元一小包的“广谱晚癌康”，其外包装上还打着“国际医疗保健品金奖”等字样，其主要成份竟是淀粉！
过去的江湖郎中居无定所，四处游荡。见到人多的地方，便停下来，把上衣一脱，胸脯一拍，先来几套戏法或武术，把人招过来了，便唾沫四溅地推销他们的“祖传秘方”。过去这一套还能蒙蔽几个乡下人，而现在连乡下的老太爷、老太太也不买帐了。江湖郎中毕竟见多识广，既然人们对祖传秘方不感兴趣了，现在都只相信科学，他们便纷纷穿起白大褂（为了增加人们的信任程度，还可以在白大褂里面穿上一件军装），摇身一变，走进城市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医院，成了“专家”、“教授”、“老军医”，而他们的业务也不再只是卖些狗皮膏药，而是“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专攻癌症、艾滋病、肝炎、性病……越难治的病他们越能治，越尖端的技术他们越娴熟！
漫步郑州街头，无论是车站、旅馆、商店附近，还是马路两旁的树身、电线杆上，甚至一些机关团体的门口，随处可见诸如“医术高明，欢迎应诊”的广告。与此相应，大大小小的中西医诊所遍布大街小巷。郑州市个体诊所高峰时达到3000多个。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昔日游医在坐堂应诊。游医泛滥的后果当然是病家遭殃。
长沙市一些职工医院、部队医院及街道卫生院以聘请“专科医师”开设所谓皮肤科、鼻炎科等“专科门诊”为名，大肆在外做广告，吹得神乎其神。长沙市卫生局组织人员对这些医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结果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些混进医院的“专科医师”大多数就是那些不学无术的江湖游医骗子。治皮肤病的基本上来自福建省莆田县，治鼻炎的则大多来自广西桂平县。他们中除一人持有广西桂平乡村医生开业执照外，其余都没有行医的资格证书，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这些人先是在车站、码头、街头摆摊行骗，后又在旅社租房间，在街头贴出广告，骗取患者上门求医。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严厉打击，他们便伪造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凭、证明，利用一些职工医院、部队医院及街道卫生院管理上的混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专科医师。由于有了这件合法外衣的掩盖，加上这些游医吹嘘自己能治的病都是些疑难杂症，使不少患者上当受骗，许多病人甚至不远千里来求诊，这些游医便趁机大捞钱财。病没帮人治好，甚至越治越坏，钱却大量地进了他们的腰包。他们为了骗取患者的信任，常常违反医疗规定，滥用一些近期治标效果好，而副作用大的药物，使得病人一次又一次地被蒙在鼓里。
江湖郎中最擅长的是制造假药骗人，当了“专家”后更是将这一看家本领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据有关部门调查，一些个体医生配制的中医“秘方”多是将西药碾压成粉，加在中药里制成膏捏成丸骗人。有的治癫痫病的“秘方”，加了西药苯妥英钠；有的治气管炎的“秘方”，加了西药氨茶碱；治风湿类风湿的“秘方”，加了激素；治疗牛皮癣，用的是皮质类固醇激素。更有些药物，有的早已被卫生部门淘汰，在正规医院已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而个体行医者却随意配制用在病人身上。某县有一个所谓专治食道癌的“名医”，其“秘方”就是用水银、白马尿来为病人治病。凡是食道癌患者来求医，他就让病人当场喝下水银和白马尿，食道癌患者服用水银后，回到家中即能吃饭，以为病情好转，谁知到大医院拍片检查，才发现食道已被水银腐蚀。
大批既没有医学基础又没有治疗经验的江湖郎中穿上白大褂堂而皇之地行医治病，其危险性不言自明。
1999年初，国内许多新闻媒介不约而同地在显著位置发布了一条新闻：近20年来四处行骗作恶的游医老巢找到了，这就是福建省莆田市，仅该市秀屿镇在全国各地当骗人“老军医”的就多达6.8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每年骗回20多亿元，其中家产过亿元的“老军医”已有30多家，过千万元的则多得是。
据调查，1979年前后，当时已年过半百、原在莆田市皮肤病医院工作的詹国良第一个“下海”，自封为“老军医”，在华北某地第一个贴出“专治性病的老军医”广告。到80年代中期，人们还在羡慕万元户的时候，他口袋里的钱早已接近百万元。衣锦还乡的詹国良在家乡盖起了现代化的楼房。原来祖祖辈辈务农仍然相当贫穷的秀屿人，枯死的心灵一下子便激活了，效仿詹国良纷纷当上了“老军医”。在这20年的发展中，莆田游医经历了自己坐诊、与医院联合、当后台老板的三个发展阶段。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莆田游医以投资者的身份，与国家正规医疗机构合资联营，从而披上了貌似合法的外衣。目前，他们已进驻上千家县级以上城市医院，控制了全国90%的“性病”诊所。据知情者透露：“老军医”赚钱的办法一是唬人，二是骗人，三是宰人。这些人大多是农民出身，但骗人颇有一套：患者一进门，没病说有病，小病说大病，假药充真药，国产药充进口药，骗你没折扣，宰你没商量。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良心发现的莆田游医张星吾反戈一击，向打假英雄叶光公开了他们行骗的黑幕。据他介绍，莆田游医最早出现于1987年，当时有少数人开始在全国各地旅馆、饭店、繁华街道旁租房开设流动诊室，一般是以皮肤病、妇科病、狐臭、鼻炎等为主。进入90年代后，这些游医里大部分人暴富了，于是，莆田人开始“崇尚”游医这种发财致富的职业。一人开诊所，只要是沾亲带故的全都带出来，形成一带十、十带百、百带千的庞大的游医队伍，分布在全国各地。在莆田有一个乡总人口7000余人，而在外从事游医职业的就达2000多人，其中主要是16至50岁的男人。
游医队伍经济收入高峰期是1993至1996年，一些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是文盲的人经过这个时期的“奋斗”，有的成了百万、千万元大户。以至在游医的老家同时还形成了一个习惯，女子要出嫁或找对象，首先要看对方是不是在外面卖“狗皮膏药”（游医）的，如果不是，那他就会遭到歧视。
随着游医人数的剧增及自身需要，在这些人中间陆续分离出“证件”专业户和药品供应专业户。不管你文化程度如何，只要你交上200元左右的费用，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外出行医从业执照》、《技术职称证书》、《卫生专业技术上岗证书》，必要时还可以配上一些获得某专业的“荣誉证书”。药品供应专业则列出各种“进口”药品的详细清单（已被查禁的“菌必治”是他们的首选药），你要什么药，只要打一个电话，供药商马上给你送货。
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游医们开始有计划地攻打“堡垒”——各级卫生部门。他们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而把进攻的方向直指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院、干休所。有经济实力的向卫生局申请设医院、门诊部等。开始一般是在各医院、干休所等以个人名义承包专科门诊，主要有皮肤科、性病（男性泌尿科）、妇科、风湿、鼻炎、狐臭、肝炎、耳聋，更有胆大的承包癌症专科。他们绝大部分的药是由自己采购、配制的。
游医们为何能在一些地方立足？进入90年代，一般就靠假药及药品简介跟单位领导交谈。当有些领导表示有待考虑时，游医就乘机给他们来点“小意思”。领导尝到甜头后态度有所改变，游医就可以坦白地讲，每月可以给这些领导600至1000元不等的小费。如果有医院说要向卫生局汇报，游医们马上就直接找卫生局局长、医政科长交涉，以各种手段发动猛攻。所谓“攻”，当然是经济手段，比如每月给多少钱或送手机、家具等。地方上绿灯大开，游医们便更加嚣张，有的一人在一个管辖地区能开几个诊所或承包几所医院。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莆田游医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把老鼠药（钱物）放到他们家里，他们就完蛋了（乖乖地听人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的游医中流行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游医和医院之间有了这种特殊交易，游医们就肆无忌惮地利用医院的牌子和办公场所、医疗器械行骗，而出了事就由医院顶着，哪怕是因其误诊而致残甚至致死的事故，只要游医出点钱，往往由院方出面化解。游医们看病所用的药品，如皮肤病用的有四五十种，都是些普通药，主打药有炉甘石、氧化锌、苯甲酸等，中药有百部、地夫子、大黄等，西药片剂有扑尔敏、各种维生素、四环素、土霉素、氯霉素、氟哌酸等。游医们的治疗方案有外敷、口服、打针等几种，如各种发炎、湿疹（过敏性），他们就用炉甘石、氧化锌、樟脑、冰片、甘油加白开水或大黄浸酒调成药水、药膏，去掉白开水或酒加入青黛、升华硫少量，用凡士林调成膏便作外用。口服用药主要是扑尔敏、维生素、强的松等。打针用药主要是氯霉素、地塞米松等针剂等。再者问患者是不是愿意打进口针，如同意就用“曲安缩松”。这种药是游医们用得最广泛的一种，如鼻炎、风湿关节炎、皮肤病等一律照用。
游医们在书写处方时大都采用自编的别名，一是互守“商业秘密”，二是欺蒙病人，三是便于卖高价。如康宁克通、707针剂、专抗过敏药等药品，其中有些药进价只不过六七元，而用在患者身上就成了80至180元不等。外用药更不用说，成本不到2元钱，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来定价，高的可达200元左右。为了逃避检查，在处方上批价也作了特殊处理，如用A、B、C分别代表1、2、3，BDAC就表示2413元。
揭其黑幕，观其骗术，不能不令我们心惊肉跳。街头的江湖骗子好识别，而隐藏在正规医院的江湖游医却让我们防不胜防。少数医院唯利是图，只顾自身的经济效益，不顾患者的死活。他们将门诊、科室承包给个人，承包给社会游民与江湖郎中，医院只收取承包金和管理费。不少病人将此当成医院的正规科室，上当受骗。难怪一些游医也说：“如果说我们骗人可杀，而那些让我们骗人的人更可杀！”
有幸的是，王海、叶光等打假英雄先后与莆田游医叫板，逐渐揭开了莆田游医行骗坑人的画皮，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也开始了对江湖游医的清剿。不久前衡阳一位警察张静因脚被莆田游医治成残疾而向其索赔27.4万元，无疑也给这些骗了中国20年的莆田游医敲响了丧钟。
据《三湘都市报》1999年4月8日报道，几年前，张静左脚趾上生了寻常疣（俗称鱼丁），后来又发展成了几个，这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1998年8月1日，他来到衡阳市卫生防疫站皮肤性病防治中心咨询。接待他的是一位叫余良新的医生。余医生当即表示能彻底治好：“我们这里用的是微波治疗，穿透力强，杀伤面广，根治彻底，不会复发。”听了余医生这么说，张静就交了钱，准备接受治疗。
进了治疗室，一个年轻的护士给他左脚趾上了麻药，余医生把微波输出功率调到50W，开始给他实施手术。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手术后，余医生对他说：“做完手术就可游泳，等患处皮肤自行脱落就好了。”
孰料第二天，经微波治疗的左脚趾发生红肿、起泡，开始流黄水。张静又来找余医生看，余说；“没关系，伤口不要紧，这是要排毒。”然后开了消炎针给他打，花了几百元钱，但伤口没有处理。过了两天，伤势不但不见好转，且越来越严重。余医生要他再用微波去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他觉得非常难受，就阻止了。后来连续几天，都是打针，但不见任何好转的迹象。
1998年8月15日，张静终于忍耐不住，决定到衡阳医学院附一医院就诊。经附一医院烧伤科诊断：左脚二、三、四、五趾属Ⅲ度烧伤并感染，故不得不住院治疗，先后几次接受手术，现在左脚第三、四趾骨部分缺损，脚趾锯断。
张静是一个侦察破案的能手，他很快查明这家所谓的性病防治中心，实际上是福建莆田游医的一个行骗窝点。1998年3月初，该站与三名福建人签订了承包协议，由该站出面打牌子，提供经营场所，福建人林强、丁玉山等为投资方，具体负责招聘医生及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的门诊治疗收款等工作，承包合同一签三年，福建人共交承包款20万元。4月1日，皮肤性病防治中心在防疫站院内隆重开张。殊不知，被防疫站作为财神爷和专家请来的莆田游医是秀屿镇几个农民，几乎没有一点医学技术知识，更谈不上医疗机构组织的管理能力。开业前后，该中心采用瞒天过海的办法，在当地媒体进行“广告轰炸”。
广告打出后，自然有不明真相者上钩。衡南县三塘镇徐明生夫妇患了尖锐湿疣，在此中心就诊，先后花了两万元都没治好，后到衡医附一院总共才用600多元就痊愈了。张静脚上这小小的“鱼丁”，治疗费竟花了2000多元钱，而且也荒唐地开了两支治性病的软膏，余医生说这也可以杀病毒，由此可见该中心的混乱程度。
在张静的“软硬兼施”之下，防疫站在已支付1.4万元医疗费之外，另外还一次性付款26万元作为补偿。
人们有理由疑惑，如果受害者不是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警察，他能索赔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