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年初，香港有人向廉政公署举报了一个“以权谋私”的个案，涉案者不是一般的公职人员，而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政府的第二任“财爷”，董建华班底的当家“算盘”——财政司司长梁锦松。
举报者投诉梁锦松什么罪过？
“偷步买车，有逃税之嫌。”
“偷步”？什么是“偷步”？
提前知道政府有可能要增加车辆购置税，打了个“时间差”，税前买车。
就为了此事，以后一连数月，梁锦松成为香港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人物，最后风吹雨来，不日之后梁锦松竟然主动请辞，香港一位难得的理财干将“折”在了自己行为的“不检点”上，因小失大，不仅被迫下台，而且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2003年3月香港媒体对“梁锦松事件”的追踪调查我们先看看是怎样的紧锣密鼓：
3月5日，有报章报道：香港政府二月决定加车税，目前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公布：汽车首次登记税要大幅度增加；
3月9日，香港《苹果日报》首次披露了梁锦松今年一月预先买车，有逃税之嫌；梁锦松随后会见记者，解释一月份他买车时政府还未决定加税，并宣布要捐出自己买车所值税款的约两倍——10万港币给慈善机构；
3月10日，香港汽车业人士揭发梁锦松需要补交的税款差额（不是10万），应该是19万，随后梁锦松把捐款数目改为了38万；
3月11日，有车行职员在电台节目中回忆：一月中梁锦松夫妇确实曾到他们车行来要求购买现货的“平治”房车，当车行向其夫妇说明“未有现货”时，他们便离开（证明梁锦松有心急于购买现货），当车行职员问他港府是否会在近期内加征车税时，他“笑而不答”；
3月15日，梁锦松“会见记者，向市民致歉”；
3月16日，被停职的警务处高级督察向廉政公署投诉梁锦松，说明其在政府宣布加税前买车，此种行为已经涉嫌官员“以权谋私”……
“以权谋私”？就为了“偷步买车”，就为这么一点点事情，梁锦松头上就戴起了“以权谋私”的帽子，被迫下台，“此种行为”在其他地方算个什么？后面的话，我都无法再多说。
提起梁锦松，内地人可能并不熟悉，我对梁锦松也不熟悉，因为2004年我到香港，政府的“财爷”已经易主，但是如果说前几年香港的一位高官娶走了我们内地的一位跳水名将——“国宝”级人物伏明霞，很多内地人就会说：“哦，这件事可是知道。”当时香港的大小媒体曾经为此事炒得惊天动地，梁锦松几乎是刚一上任，他同伏明霞的恋情就被曝光，之后便是追踪二人如何拍拖，如何证实伏明霞已怀有身孕，再往后还有结婚、生女，总之“新闻”不断。
按照梁锦松的资历，1973年他从香港大学毕业，获得了“社会科学”的学士学位，1982年进修美国哈佛商学院，1999年又在同一间全球精英的摇篮完成了高级管理学业；1994年获“香港杰出管理奖”，1999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勋章；2001年5月1日出任香港财政司司长以前，曾在香港多间大规模的国际银行担任过高层管理，那时候香港人都知道，梁锦松同意“屈就”香港政府财政司司长一职，人家可是放弃了美资“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的高位，那个职位年薪怎么也得2000万！
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不做美国“大通银行”的高级职员，纡富降贵在香港做了一任“财爷”，一年怎么也能挣到港币数百万，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偷步买车”，引来“逃税之嫌”，戴上“以权谋私”的帽子呢？
2002年梁锦松和伏明霞结婚后，2月26日在香港产下一名千金，香港媒体对此曾经热烈追捧，细致报道。第二天新闻喜洋洋地就介绍：刚刚当上了爸爸的财爷昨晚一脸喜悦，向外界透露母女平安。当被记者追问他们夫妇是否真的是“奉女成婚”时，梁锦松一直报以“哈哈哈”的笑声，并没有“予以否认”……
“奉女成婚”，那不就是“未婚先孕”？
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这种事不要说一介高官，就是一个普通人，面子上也应该多少有些不好看，但是香港社会对司长大人的这种生活“不检点”根本不见有任何的微词，但是“偷步避税”人们就容忍不了，逼得董建华不得不启动“高官问责制”，逼得梁锦松只好赶紧向市民“赔罪”、“捐款”，甚至“下台”。
一位政府官员“以权谋私”，不管行为是轻是重，都应该受到舆论和法律的监督、制裁，这一点我非常赞成。但是“奉女成婚”，“未婚先孕”，梁锦松的脸上没有“灰溜溜”，只有“哈哈哈”的笑声，这是为什么？如果追寻原因，我私下揣度，也许前者伤害了香港市民的实际利益，使他们受到了欺骗和愚弄，全社会当然要群起诛之、伐之；然而后者呢？因为没有伤害，也没有妨碍到任何人，所以大家就不必深究，甚至认为中国的传统习俗、陈旧礼教，那本身早已是一种迂腐，市民为什么不陪着“财爷”欢天喜地，乐见其成？
这就是香港，一件事一个标准，方方面面都把人压得很紧，还不把官员和老百姓都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