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发现，在香港你会看到富人真富，穷人真穷。
香港的富人到底有多富？这道题并不难解，难解的是香港的富人和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给香港社会带来了什么、决定了香港的什么。
2006年6月29日，香港《文汇报》披露了“全球最富华人，本港包揽三甲”的消息，荣登本次调查排行榜前三位的全部都是港商，而这次评选的组织者并不是例如美国《富布斯》之类的外国杂志，而是中国商业联合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第一个涵盖了全球华商及华商企业“500强”的顶级排行榜。6月28日，评选结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晓，香港上榜的富豪多达47位，资产占据7000多亿，是全部上榜富豪总资产的近1/3，其中，除了李嘉诚稳居世界华人首富以外，香港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兄弟和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位。
我不知道香港社会的命运会不会，或者进一步说究竟有多大的成分是掌握在香港的“富人”手里。2006年美林证券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称上一年全球约有870万个“百万富翁”，其中香港占了8万。这里所说的“百万富翁”不是“港币”的身价，而是“美元”。如果按“港币”来计算，全香港700万人口，人均资产早就超过了一百万。这些钱大部分当然还是集中在少数的一批巨富手中，巨富像大厦的支柱，支撑着他们自己的容光，也支撑着香港社会。此话说来很理论，怎么能让“理论”变得具体可感？一层沉重的幕布有一天不经意让我看到了一个翘开来的小小的边角——
香港，很多大学的很多教学设施一般都是靠从民间“化缘”而来，这种情况在香港一点也不新鲜。然而做个比较：回到内地，内地的大学教学楼，尤其是在20年前，要么以学术性质而命名，什么数学楼、物理楼、化学楼；要么以阿拉伯数字1、2、3按顺序排列；但是在香港，无论你爬上“港大”（远在薄扶林山上），还是坐火车跑去“中大”（远在新界），或者去“科大”、“城大”、“浸会大学”，到处都可以看到以某某大佬的名字命名的大厦——香港理工大学位于九龙尖沙咀，被左敦、红磡左右相挤，没有地方伸展手脚，学校就只能靠几座砖红的大楼围拢，到了P层（podium）平台，人们才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成规模的空中校园。这几座被围成圈儿了的大楼，李嘉诚、何鸿燊、蒙民伟、包玉刚、邵逸夫、蔡继有、陈瑞槐、陈大河、陈鲍雪莹等等，大佬们的名字赫然醒目。你站在平台的中心四下一望，一种感觉顽固不化：整个“理大”就像被几位“大佬”双双用手捧着，谁的手一旦酸了，“理大”的一角就要坍塌，政府的力量在这里至少从建筑上看不到有多少踪影，大学的主办人在建造这所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掏过自己的腰包？
香港算是有钱人的社会，大学离了有钱人可能办不成，起码办不好，那么整个香港呢？离了“大佬”，是不是也就玩儿不转？
本来，那天我在“理大”采访，具体要拍摄的活动是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香港年青人如何获益于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大陆市场”的影响下保存“香港文化”？》，然而来到“理大”，我的感觉首先被一种“场”所紧紧锁定，讲座的会场因为就在二楼平台，我的眼睛无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怎么看怎么都是一圈的“李嘉诚”，一圈的香港巨鳄。如此强大的诱惑，如此无言的感召——香港的年轻人要想取得成功，榜样每天都在身边，和这个教化相比，任何形式与内容的引导都必然显得自惭形秽。尤其讲座采取的方式是“跨时代对谈”，主讲人一开始就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内地经济在过去20年中所取得的惊人进展，然后谈到文化，随便提出了几个时髦的概念让学生们来回答，这些概念包括什么是“三个代表”，什么是“玉米”和“粉丝”，参加讲座的学生没有一个能够答得上来。我和摄像师站在会场后面不禁对视一笑，这一笑彼此都知道含义其实再也简单不过了——香港的大学生对内地的了解十分有限，这一点当然很明显，不过，即使他们想了解，目标也不在“三个代表”、“玉米”和“粉丝”。目前，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所需要的是就业，北上淘金。为什么？香港弹丸之地，以后再诞生“李嘉诚”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而香港的年轻后生如果想要把自己一个个的都变成新的一批“大佬”巨鳄，走出香港，到外面去寻找更大的舞台，内地倒不失为有吸引力的大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