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粤语，让我内心长了一种资本，骄傲，因为自己毕竟已经年纪一把，没人逼我，是自觉努力，这种心气和一个人的勇敢有关，更跟他的毅力有关，值得沾沾自喜。
不过，正当我满怀信心，尾巴高翘一寸，觉得自己有一天没准还真的能把个“鸟”语学得可以混迹于香港的当地“土著”，谁知道天下突然大变，也就是一两年的工夫吧，随着香港和内地交往的日益紧密，香港人要了解内地，要和内地人做买卖，人家也开始拼命地学习普通话，尽管他们学普和我学白话（粤语）一样困难，但语言除了表演，最主要的功能还不是在于交流？外国人在中国，有几个能把普通话说得像老北京一样的地道？中国人听得懂也就行了。很多时候当地人发觉我嘴里挤出来的尽是些蹩脚的香港话，很快就认定我不是香港人，于是这些机灵鬼儿们马上就会转换身份，立刻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免费“老师”，挡也挡不住地向我大学、大练起普通话。
举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
有一次我受台里委托，要求采访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局长手下负责新闻业务的一位女职员，从她接电话的那一刻起就磕磕绊绊地和我说起了普通话，她的普通话说出来，老实讲，真不敢恭维，完全属于初级阶段，听得人心里发急，好几次我都站在地上直想蹦高，实在忍不住了就小心地和她商量：“小姐，咱们能不能改说香港话？如果你讲得慢，我差不多都能听懂。”可是这位小姐根本不拿自己当外人，顽强地说“不”，说她就是要学习普通话，好不容易才逮着了我这么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哪里能放过？弄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
2006年5月24日，一场题为“当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民营企业海外融资上市峰会”在香港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旨在提供一个良机，让香港金融界与内地民营企业家直接对话、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融资上市渠道。主礼嘉宾在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有一篇致辞，内容很结实，比如2006年，如果以市值来计算，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在世界排名第八、亚洲排名第二；目前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了340家，总市值已经占到了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的42％……我想要这篇文字稿，编入新闻，想来可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于是就向会务人员要求复印致辞全文。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了会外，说，“长江小姐，不必复印了，主礼嘉宾就让我把这份原件交给您。”我接了原件，连说谢谢，然后折返会场，复又坐到桌前，展开来一看，这一看可不得了，脑袋里立刻滚来了一声闷雷，同时还好像响起了类似交响乐的悲壮演奏——好家伙，这篇致辞的原件以后简直可以进博物馆：繁体中文，2号仿宋体，每一个字大得都能赛过拇指盖儿，每个“拇指盖儿”的头上还都标着汉语拼音，而且每个拼音上还都加注了“平、扬、上、去”的不同发音。最惊人的，开篇首页，有一行中括号，里面用中文繁体写着这样的“提示”：“在朗讀本文時龤鐑調的詞語，按鐑調注音”。
我一篇篇地翻着这份致辞，“致辞”总共5页，脑袋里一任“闷雷”和“交响乐”滚来滚去——难怪，刚才我听到那位主礼嘉宾在台上讲普通话，怎么觉得那么慢、那么费劲啊，原来他手里的稿子有这么多的“机关”！想来主礼嘉宾不是刚刚起步学习普通话，就是年龄过大（至少年过花甲），怎么学也进展不快。然而，香港六七十岁了的老人干吗还要学习普通话？还要在几百人的论坛上专门用“国语”来发言？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内地，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再学一门外语或者再学一种方言，有几个会接受？儿女若是鼓励，一巴掌早扇过去——和这位老先生一比，我学香港话的那点骄傲，简直是小文人见了司马迁，还好意思笑人家？没有地缝儿，自己划一条钻进去得了。
香港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出租汽车司机、店铺售货员，甚至包括街头小贩，这几年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学普”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其他的人不说，就说特首曾荫权，三年来我可是眼见着曾荫权把个普通话“学”得突飞猛进、成效显著。
从客观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说普通话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讲英文，整个人理直气壮、发挥自如、亦庄亦谐；可是换了普通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通话立刻就泯灭了这位特首的智慧与个性魅力，而是从旁观察，总觉得他正在学习或者正处于“实习”阶段。
2005年7月5日，为了纪念CEPA（《关于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济合作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三周年，曾荫权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记得那天我们在礼宾府豪华气派的西式会客厅里坐下，我和他的沙发摆放成了一个“八”字，特首的手里捏着一沓子黄纸片，在我提问时总会忙里偷闲地看上两三眼。开始，我还以为这些纸片上记着的一定是他要回答问题的重点，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判断不成立，因为那场采访，我所提出的问题，对特首来说简直是太容易了，手拿把掐，张嘴就来，他根本用不着刻意准备，更用不着提前草拟什么发言稿。哦，突然我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黄纸，可能另有他用，上面没准记载了一些特殊的符号，只有特首自己明白，其作用只是在帮助特首用普通话漂亮地完成中央电视台的访问。
当然那一次我的“哦”也可能有误，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小黄纸上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又被强化。时隔不久，8月9日，我又走进了礼宾府，跟团拍摄北京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见曾荫权，感谢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台风“派比安”期间成功搭救了内地的91名遇险船员，为此事特别转达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真诚谢意。特首那天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即兴发言很简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里又捏上了一张纸，还是在宾主寒暄的空隙忍不住总要往纸上看一眼，这一下我基本可以肯定，那些纸张很可能就是特首的语音提示了。
曾荫权的普通话由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他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但是心里明白，他怎么学，正像我怎么学，谁都不可能把普通话、粤语说得和自己的母语一样。比如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讲到希望有一天香港能够成为与纽约、伦敦三足鼎立的亚洲金融中心，说香港的优势，当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由于时差的关系都还处在夜晚，香港的银行、股市却正好开门营业……他掌握不好普通话里的“开门”，如果不是用在祈使句里，根本用不着加儿音，而他却把个“开门”一词说成了“开门儿”，听得我当时就差点喷笑，但是事后想想人家特首的勤奋和执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上，每天日理万机不说，光是不得不面对香港各界民众、各党派团体以及国际舆论的重重压力，轻松的日子就一天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62岁），还能如此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其心其意，难道不值得我对他挑一挑大拇指，在香港人的学习精神面前甘拜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