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知从何时养成了一种习惯，给人的感觉很两面，“两面”当中，都透着贵气与潇洒。比如白天上班，他们西服革履，尽忠职守；晚上下班，立刻换上了一身便装，一脸的轻松，而到了节假日，复活节、圣诞节，全家老少更是转眼不见，悄没声儿地就飞到了夏威夷、巴厘岛，在那里尽情享受休闲期间自由的空气和宜人的海滩与阳光。
当然，香港人这样的“香港式生活”是在他们有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舒展，没有条件，或者说世事难料人生一旦走进了“背”字，香港人倒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怎样对待失落与逆境？
1997年香港回归，其实准确地说，时间应该是从1995年算起，那时候香港人听说大陆不久真的就要收回香港了，大陆的共产党那是何等的“厉害”，何等的“无情”？他们一旦接管了香港，没准儿很快就会对富人进行“清算”，会把香港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因此很多人都害怕，都担心自己前途末路，于是一股“移民潮”汹涌而来。
中产阶级在这次“移民”中最为踊跃，他们卖了车、卖了房，怀里揣着几百万港币纷纷逃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然而这些人到了国外，处境大都不如原先想象的那么好，基本生存状态：找不到长期工，坐吃山空，此外，身份上还要被人看做“二等公民”，倍受歧视。结果很多丈夫在家里闲得直蹦高就开始后悔，同时回望了一下“老家”，发现共产党接管了香港，香港的天地也并没有自此塌陷，虽说不幸赶上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香港经济一度陷入了低谷，但那也是全球经济的大劫难，谁都没有回天之力。中央政府在这个关键时刻并没有对香港几百万市民撒手不管，相反倒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全力挺港，这才使香港经济慢慢复苏，最后迎来了强劲发展，使老百姓的生活重新拣回了希望与光明。
想当年，据有关方面的统计，香港移民海外的人数大概在40万左右，但几年以后，回流的人数已经过半。这些人从“移民”变成了“倒移民”，事业上往往出现落差、收入上一般也大不如前，面孔上当然也就仿佛比别人矮了一截——
我来香港很早就想做一部电视的系列专题片，片名就叫《香港“倒移民”》。最开始听到一位公司老板给我讲笑话，说他有个手下，人很能干，“不过移民前他是我的上司，那时候他总是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的；但是‘倒移民’后，再返香港，又回公司，我已经提了，他倒成了我的下级。这样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大家都是朋友，现在，无论何时他都向我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出。我对他说：哎呀，你别老是这个样子啦，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可是这个人仿佛永远都回不到从前，改不了一副突然自卑下去了的奴才相……”
我开始留意“倒移民”，很想找几个“回流者”听听他们的故事。朋友说“哎呀，这样的人太多了，我的身边左右到处都是”，可是一经拜托他们帮我介绍，大家立刻又都犯了难。为什么？香港人要面子，“倒移民”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人们不愿意提，更不愿意上电视自我曝光、当众“现丑”。
我理解香港人的难处，很多移民者，他们离开香港前，卖了中心地区的大房子，“倒移民”回来，手里的钱只够买一间偏远的小房，西装也不是今天一身、明天一身，整个人从此就好像没了尊严。
2006年12月，我以诚心感动上帝，终于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遇到了一位不怕见我这个记者，也不怕上电视的人，这个人姓余，我电话里问他如果接受CCTV的访问有没有不方便？他说：“没有什么‘不方便’，出去转悠了一圈，吃了不少苦，失去了很多机会，但也学习了不少东西，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香港，也认识了中国。”
我们相约采访的地点是在介绍人的办公室，一见面，我当然最关心“移民”前他在香港是做什么的？“倒移民”后又做什么？两相比较到底有没有反差？
“倒移民”看出我很想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递了一张名片，接着告诉我“移民”前他是干银行的，“一家日本银行，外资，是中层管理人员”；那么“倒移民”后呢，他说干的职业是“不一定”，“‘不一定’是什么职业？”余先生说：“‘不一定’还不是明摆着的？就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场被他逗笑，心里为他的幽默乐开了花儿。
趁着他不介意，我直奔主题：“那走之前您一年的薪水是多少？回来后还能挣到那么多吗？”
余先生并不躲闪：“当然不能，我走之前和太太两个人一年的年薪有一百多万，回来后连1/3也没有了。”
“那么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还走？”
“我并没有‘早知如此’，后来的结果也不是谁都能预料得到。你问我当初为什么走？如果我说出来了你相信，我就告诉你：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害怕’，只是随大流，很多同事都要离开香港移民了，劝我也试一试，我就递了材料，谁知刚过了三个月，加拿大移民局就批了下来，连我都感到很意外。”
余先生所说的情况我相信基本属实，事实上1997年回归前，香港很多移民，当时不少人的确并不都是因为“害怕”，只是跟潮儿，他们自己有时总结当年“移民”的原始动机，大家分析自己是“羊群心理”，这种心理在香港大面积存在，直到今天我还可以从很多一哄而起的事情上看到些许痕迹。不过为什么“倒移民”再回到香港，“很多人就都挣不到原来的工资了”？对此我倒是非常不理解。
余先生说：“不存在什么‘难理解’，简单来说，没有位置了，自己的年龄也大了。”
“这种情况‘倒移民’前打听过吗？如果知道，怎么还有勇气回香港？”
“不回来不行啊，拿我来说，到了加拿大，头一个月还觉得挺好玩儿，新奇嘛；第二个月，看看朋友，继续休息；可是第三个月，这种‘好日子’到了就完蛋了，为什么？一个大活人，过去在香港已经忙惯了，突然停下来什么也不做，人都要疯，此外还有个经济的压力呢。”
余先生的“故事”开始进入细节，我轻易不敢打断他，生怕他讲到伤心处，突然没心思给我说下去——
“为了不让自己在海外移民的日子每天荒废，三个月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可是加拿大的工作哪里是那么好找？人家的社会，各种职位本来就已经很饱和，空余的就业机会并不多，而且加拿大，我真想不到，那个地方怎么和咱们东方社会一样，也讲关系、讲人脉？用人单位经常根本不看我的资历，英文水平再高也没有用。一见面人家只是说：‘对不起，你没有在当地工作的经验，我们不能雇用。’你看，这话不是明摆着对移民的歧视吗？你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能攒下什么‘在当地工作的经验’？”
所以余先生在蹲“移民监”的时候（4年，累计要在加拿大住满1095天），当过超级市场的“售货员”，费劲考下了保安的牌照去做过“保安”。其他的很多人，和他一样的香港移民者，他说：“更多的则是到餐馆里面去打零工，给人家刷盘子、洗碗，大部分人干的永远都是part time（钟点工）。”
“太闷了，总是赋闲，又没有固定的收入，哪里是前途？看不到。”
余先生就为了这，决定打道回府。
“可是再回香港‘面子’上不是有点不好看？”我悄悄摆了一个台阶。
“是啊，但是没办法，人没饭吃，‘面子’还顾得上？再说人又不是为‘面子’而活着？！”
回到香港后，余先生经过朋友的介绍，起初还是想回原来的银行重操旧业，但是四处求见、四处碰壁，不少银行的老板讲：“我现在的位置还不如从前的你高，怎么能雇你做事？”他说这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没位子，“不然我怎么宁肯‘低就’，那些银行都没有一家要我？”
“你能想象我返回香港后揾到的第一份工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揾工”是找工作的意思）。
余先生有点自嘲的样子：“杀虫工。”
“杀虫工？”
余先生说：“对，‘杀虫工’。就是清洁公司的饭碗，我做不成银行的‘白领’，倒是穿起了白大褂儿，每天到宾馆、酒店去给人家打老鼠、赶蟑螂、灭蚂蚁。”
“是吗？这可没想到。”我终于出声。
余先生大笑：“你没想到？我的家人、父母更不能理解，大家都说：‘嘿，你，有冇搞错？！’”
过去在香港，余先生不仅作为银行的高级白领，每个月拿着好几万元的月薪，此外公司还额外给他一种特权，一张金卡，随时可以请客户吃饭、花销应酬，所有费用都自由“签单”（当然要见回报）；然而几年以后，就是因为“移民”再“回流”到了香港，别说过去的“风光”早已成为往事，万般无奈，最后“杀虫工”的工作他也不敢再挑剔。
余先生的境遇在众多香港“倒移民”中并不是个别现象，有人忍受不了这种反差，整天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个别爱走极端的，想不开，还步上了绝路；但是大部分的人，我在这里特别要说，并不自暴自弃，他们心里有一个“挺”字——做得了“白领”穿西服；做不了“白领”，咱就穿着“水靴”——
香港人在失落与逆境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一句话：“从头再来。”
余先生做“杀虫工”，一个月只能挣一万多，比原先的收入锐减了2/3，但就是这份工，后来都没做住，2003年老天玩儿起了SARS，香港和广州的很多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才只有5%，人家付不起杀虫费，公司就要裁员，余先生虽然没有被老板立刻就炒鱿鱼，但是老板把他每月本来就已经很可怜了的工资又砍去1/3，不得已余先生只能被迫再次转工，到我对他进行采访的2006年年底，他已经又转到了一家药厂，在那里做起了“营运管理”。
在香港，不到三年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大小餐馆的服务生，堂堂五尺男儿，嘴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知道他们个个来历不凡，但是人家就是那么整天乐呵呵地为食者上菜，做着“跑堂儿”；商店里的售货员我也见过不少，脑筋灵活，层次不低，但是大家也都不带怨气，不断地侍候着各种各样的挑剔顾客。
“竞争社会嘛，人到了哪一步就得说哪一步的话。哪一份工能挣钱，就先干什么，都是过渡，日后的前程靠自己努力，都会改变。”
采访结束，余先生对我说了这最后的几句话，说完，他一身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