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伍时十一岁，正在读小学。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那严肃的军装穿着，也掩盖不了一脸稚气。即使在幼年文工队，我的年龄和个头也是最小的。
当我要去参军时，亲戚们都劝我不要去，说新疆那里可怕得很。
但我想当女兵。解放时欢迎解放军进长沙时，队伍中就有好多女兵，威风得很。到了新疆军区招聘团后，熊晃讲话，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大家去不仅要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我自然相信一位部队首长的话。解放初放了很多苏联电影，好多电影我都看过。比如《区委书记》《在敌人后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幸福生活》等，那其中有集体劳动的场面，有收获的欢乐，有成百上千亩的大条田，妇女们开着拖拉机……我渴望自己也能生活在那样的农庄之中。
年幼的我从西安坐上汽车后，迷迷糊糊到了哈密。一走进新疆的大门，我才像是醒过来了。
唤醒我的，是这里的音乐和舞蹈。
车队一进哈密，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就用歌舞来欢迎我们。达甫热瓦甫、唢呐、冬不拉、弹拨尔等乐器演奏出热烈、欢快的旋律。男女老少随着旋律，在尘土中舞蹈起来，那粗大的赤脚，长满老茧的双手，那常年劳作的腰身和四肢，那被阳光和沙尘磨砺得油黑、粗糙的脸庞，甚至那须发，那脏污褴褛的衣裙，都突然间变得生动起来。那舒展的人体，旋转的身姿，真实的面容，鲜活的灵魂，给人一种新异的、撼人心魄的美。这种美带着泥土和生命的芳香，朴素而又绚丽……
我深深地沉醉其间。正是在这里，我接受了艺术启蒙。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个舞蹈和歌唱着的贫穷的群体。我也是从这里开始逐渐认识到，苦难是可以用自己创造的欢乐来战胜的；我还认识到，艺术的本质就是给苦难的肉体和心灵以慰藉。
又走了近一个月的长路，我们到了喀什二军军部驻地。此时，我已知道，新疆是个既不像亲戚所说的那么蛮荒、恐怖的地方，也没有动员时所说的那么美好。它的遥远已经论证了：五月底从长沙出发，到喀什快走了三个月了。而它的贫穷、落后，我也看到了，南天山寸草不生的庞大躯体，戈壁沙漠没有尽头的荒凉，使我曾暗自落泪。但那歌舞之美改变了这些表面印象。按我后来的话说，这片辽阔土地的美是内在的。
到喀什后，开始分配工作。
小梦道，给首长们跳个舞吧！
我跳了一曲在小学时学会的蒙古舞。
不错，你到文工团去。
不，我参军时就想开拖拉机，我要开拖拉机。
大家都笑了。就你这小不点呀，还没有拖拉机轮子高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拖拉机，即使有也轮不到你开，服从分配，去文工团吧！
去文工团的话，我要跳维族舞。
那当然好呀。
就这样，我一生与舞蹈结下了缘。
当时文工团正排演《白毛女》，我在里面蹦蹦跳跳地跑龙套。但我最留恋的还是维吾尔族舞蹈。南疆是维吾尔族人的家园，即使身在军营，也经常能听到他们美妙的演奏和动人的歌声。一听到这些，我就会激动不已，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兴奋。我渴望到那尘土飞扬的乡村去。
机会终于来了，我参加了减租反霸工作队，任土地改革的宣传员。在这个工作队里，我这个小解放军一遇到宽一点的水沟就跳不过去了，只得由别的战士背过去。
但我是欢乐的，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庄稼已经收了，田地像一个生产后的母亲，虚弱而又满足地躺在那里。驴子的高歌、马的嘶鸣不时传过来。粮食的气味、牛粪的气味、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沁人心脾，让人沉醉。马车和驴车来来往往，当它们在乡村土路上跑过，就会把尘土扬得很高，半天降不下来，空气总弥漫着泥土的腥味。我和大家走村串户，将近两年之久，学会了说日常的维吾尔语，习惯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感情的表达。当然，也更多地接触了民族歌舞。我知道自己已经非常荣幸地进入了一个独特的民族艺术的海洋之中。
从古至今，新疆的音乐舞蹈艺术就十分发达，我后来经过研究知道，隋朝所建立的新的音乐体系“九部乐”中，有两部是新疆的，即龟兹乐和疏勒乐。唐承隋制，在太宗时又增设了高昌乐，合称“十部乐”。这样，唐朝的国乐之中，就有三部是新疆的，它在盛唐之音中具有独特的魅力。但我最迷醉的还是维吾尔族舞蹈。真可以说，它的每一次旋转、每一个步态，一颦一笑都隐藏着生命的神韵，那是一种欢乐、健康、生动的生命姿态。当然有时也隐隐有些忧伤，因为它比音乐显得直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要理解他们的音乐，我的素养还远远不够，而对于用肢体语言表达的舞蹈却正好激发了我天赋中对舞蹈的敏感和爱好。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村里休息，听见了鼓乐声，就不知不觉循着那乐声去了。我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维吾尔族少女正在手鼓、唢呐和热瓦甫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她的小辫上沾着泥土和草屑，裙子上满是补丁和污渍。天气已有寒意，但她还打着赤脚，一看，就知道家境贫穷。但那优美的舞姿使她变得纯洁而又高贵。我觉得那个小女孩就是居住在卡勒玛克戈壁，尚未被叶尔羌汗国的阿不都热西提汗发现的阿曼尼莎罕。我情不自禁地和那小女孩一起舞蹈起来。那么投入，那么忘情，好像我生来就是南疆大地哺育的孩子，好像我生来就是那古老音乐中的一个音符。
我学的第一个舞蹈是刀郎舞。很多人唱着木卡姆，乐曲优美，歌词感人，成百人弹奏，上千人演唱，男女老少一起舞蹈，震天动地，强悍有力，有一种永恒的生命的力量。
每当村子里举行“麦西来甫”（维吾尔族的民间歌舞聚会），总会看到我的身影。由于我细心体会神韵，虚心学习技艺，十四岁时排演的《小两口跑毛驴》一下轰动了南疆，老乡没有不爱看我这个节目的。乡亲们亲切地叫我“何力其汗”（意为“何氏花朵”），他们用这个称呼承认了我是他们民族中的一分子。直到现在，我到南疆去，当年的老乡还认得我，还记得“何力其汗”这个名字。有人说，至今还没有人在演《小两口跑毛驴》时能跑得和我一样好；还有人说我一个湘妹子表演的维吾尔族舞蹈，具有那么地道的民族风韵，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还说我的魅力来自维吾尔农村的泥土。
我是一个没有进过任何艺术院校学习过的舞蹈家。我在南疆待了三十五年，是南疆领我进了艺术之门，给了我扎实的舞蹈基础。南疆就是我的大学，就是我的母校。
恐怕没有比南疆这所学校更让我引为自豪的了。就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培养，我这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小女兵主演和编排了《葡萄架下》《鼓舞》《幸福草原》《奶茶舞》《多浪人》《漠之灵》等全国闻名的舞蹈。
在南疆的我是快乐的，我像一个天使一样给军营和乡村带去了欢乐。人们不时可以听见我快乐的笑声。但十三岁那年，姑妈给我寄来一封信，那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使年幼的我难以承受，我变得沉默了。
姑妈在信中告诉我，说我父亲在“镇反”中被枪决了……
我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忍着泪——我不敢当着其他人的面哭，怕他们说自己同情“反革命父亲”。我跑出屋子，一直跑到没有人的地方，才哭了起来，我的泪水“哗哗”地流，浸湿了我的衣襟。
南疆大地上那片白杨林中，我的哭声撕心裂肺。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只有抱着那株白杨发呆。
我父亲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年曾随何长工、贺龙一起闹革命，因为祖母的阻拦，他没有随贺龙参加长征。他在华容县是个乡间绅士，虽然后来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省参议员，但随程潜参加了湖南起义。五○年就参加了解放军，进军到广西后，就读于广西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后分到南宁军区文化科工作。我不相信父亲是“反革命”，但我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反革命女儿”这一现实。哭完父亲，擦干眼泪，我把家信交给了领导。我迷茫地问道，首长，我该怎么办呀？问完，又哭了。
那位领导和蔼地说，小梦道，不要哭，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但道路自己可以选择。你已经参军了，就是军队的女儿，不要为父亲的问题背思想包袱，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工作。
这时候，我已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苗子，我的勤奋，加之单纯，使大家都很喜欢我。经历了那一次打击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艺术上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员。同时，我也在艺术上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就是我的生命，如果当初仅仅是一个小女孩对舞蹈的自然爱好，那么现在它则是我的人生追求。
南疆军区文工团在五六年撤销后，我调到了新疆军区文工团。这对我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时的新疆军区文工团在全国全军的名声仅次于总政歌舞团。我更加刻苦地练功，虚心向别人学习，特别是向维吾尔族舞蹈家学习，但我不模仿，总以自己的身心去感悟、领会，然后进行再创造。我根植于新疆的民族舞蹈，又赋予汉文化的思想意识，并增加了现代审美情趣，使自己的艺术创作独具个性，我很快成了团里的主角。但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我却不能出国演出。我也清醒地知道这些没有自己的份儿。
六○年，文工团去非洲演出，其他人都去了，只留下我这个“台柱子”在家，我心里自然难过，但也没有办法。我决心下去体验生活，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南疆。四个月时间里，收集了上千个舞蹈动作，学会了流传在民间的巫舞、酒舞和狮舞，这些古老的舞蹈被我第一次发掘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利用别人出国演出的时间，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各个角落，经过我的努力，使军区文工团的舞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六四年，新疆军区文工团去越南访问演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原以为自己可以去的，但名单里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我有些想不通。为此，军区司令员郭鹏亲自找我谈话，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有几种人的亲属不能出国，这是死政策，谁也没办法，这和你本人没有关系，你千万不可以闹情绪。
我一听司令员这么说，也就释然了，说，首长，你放心吧，我不会闹情绪的。
我被安排去北京教顶替我的演员跳舞。但舞蹈不仅仅是动作，它还贯注着对艺术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倾注着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所以，我虽然把各种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那位演员，但“外文委”（中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审查后还是不满意。他们让我试跳，我试跳后，他们说，就是你了！他们问军区文化部部长宋肖，何梦道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让她去？
宋部长说，她出身不好。
外文委的人说，出身不好，舞跳得好就是为国争光！我们破格让她去。
宋肖回来后就找我谈话，说，上级决定，由你去越南参加演出。
我一听宋肖这么说，以为是在骗我，是怕不让我去我就不认真教别人。因此，我有些委屈地说，部长，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所以从没想过出国的事，我去不了，但我会认真教她的。
这是决定，已决定由你去。
这是我第一次受此待遇，听后，我非常激动。
那次在越南演出非常成功，胡志明主席接见了我们，并邀请我和李双江、贾米娜、董志波等人一起进餐。胡志明主席还授予文工团“国家一级国旗勋章”，越南《人民报》评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沙漠发现的一颗明珠”。
无论我在艺术上取得怎样的成功，也无论我为自己和集体获取过多么大的荣誉，都难逃“文革”劫数。70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文工团二百二十人清理掉了一百四十人。而我早在一年前就被“清理”掉了。一纸命令，宣布我脱下军装，告别舞台，复转到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当工人。我和家人被分开了，孤身一人在那个古老的城市里学习生产技术。我背负着那个“出身”的十字架，努力适应着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希望自己能忘掉艺术，忘掉在新疆的一切，忘掉那一片辽阔的大地。那种粗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辛苦的，但每当我疲惫地回到宿舍，我常常会忍不住往西北望去，我一听见播放新疆歌曲，就止不住热泪长流。有时，我实在忍不住，就会把宿舍的门关上，独自起舞。新疆那块土地已使我学会永不消沉和颓丧。我要积极地活着，像维吾尔人那样用歌声战胜苦难，即使衣衫褴褛，赤着双脚，也要舞蹈。我当年就这样鼓励着自己，后来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叶剑英元帅整顿部队。七三年恢复了已中断十多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新疆军区由于艺术人才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已排不出像样的节目。离汇演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节目还没有排出来，军区为此开了一个常委会，决定给总政治部打报告，不参加这届文艺汇演。但总政的批示是，新疆是“反帝反修”的前线，如果没有新疆参加，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处于“反帝反修”前线的新疆军区不参加全军汇演是个政治问题，所以不参加是不行的。军区的将军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这时，赛福鼎看了军区的演员名单，问道，何梦道呢？
在西安当工人。
立即打电话调回！
接到让我火速回疆的调令，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创作并担任领舞的《奶茶舞》立即轰动了舞坛，它的成功，代表民族舞蹈的复苏。随着我的声名远播，又招来了麻烦。有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一位首长看着节目单，一看我姓何，又是湖南人，顿时起了疑心，对身边的人说，这不会是何键的孙女吧？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消息一下传开了。一时间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何键的孙女。这可不得了，因为杨开慧就是何键杀害的，我爷爷杀了杨开慧，而我却在全国风光，这使当时正在把《奶茶舞》及其演出盛况拍成纪录片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犯难了——这个片子还拍不拍呢？不拍，可惜；拍吧，主角又是这种情况。
当时，文工团都已知道了这个传闻，就我自己还全身心投入纪录片的拍摄中，一无所知。也没人敢把这消息告诉我。
我丈夫刘玉喜憋不住了，找了个机会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吗？
小时候就叫爷爷，没留意他的名字。
那你赶快写信回去问问呀。
怎么了？
你就甭问了，快写信吧！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
我丈夫见我追问，只好告诉了那传闻，我的脸当即就吓白了，当即给家里去了信。
我焦急地等待着回信，弄得我两个多月抬不起头来。
回信来了，一看才知道爷爷叫何百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奶茶舞》让我走到了艺术生涯的顶峰，但年龄却使我不得不退出舞台，去担任编导。
1985年，我父亲的冤案被平反，华容县政协为父亲造墓立碑。至此，离别故乡已三十四年的我，第一次回到了华容县老家，第一次站在父亲的墓前，为父亲献上花圈，敬了个庄重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