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城因塔尔巴哈台山而得名，清以前叫“塔尔巴哈台城”。早在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在这里的签订，就使它蒙羞受辱。这个条约使沙俄割占了那片美丽肥沃的，包括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也使塔城成了西北地区距边境最近的城市，直线距离仅十一公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边城。这里也一度成为中苏对抗的最前沿，在塔尔巴哈台山和巴尔鲁克山之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沿边境行去，苏军当年显示其强大的、盛气凌人的高高哨楼、松土带、铁丝网、巡逻路、壕堑碉堡还可看见。苏联解体后，它们已经颓废了，但当年那浓烈的硝烟味儿，似乎还隐隐可以闻到。
自伊犁昭苏汗腾格里峰下经查布察尔、霍城、温泉、裕民、塔城直至和布克赛尔、吉木乃、哈巴河、富蕴、青河一线建立起来的边境农场带依然如故。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军垦人就以这种悲壮的方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那个强大的邻国宣示着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一切置于与苏联对抗的火药筒上……
我们农九师就诞生于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之后，是一支在悲壮中诞生并生存下来的勇敢的屯垦部队之一。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把国家推入了贫困的境地，中印战争尚未结束，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4月29日，伊犁河谷的春天刚刚到来，塔城和阿勒泰的积雪正在消融。突然，苏军扒开边界上的铁丝网，用车灯、探照灯、照明弹将豁口照得如同白昼，为外逃中国边民驱赶牲畜出境指引方向。同时，各地苏侨协会大批散发苏侨证，诱骗中国边民外逃。那本是一个平静的夜晚，却被男女老幼的呼唤声和牲畜的嘶叫声划破了。在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和驻塔城领事馆的煽动下，伊塔等地成千上万的边民，赶着一群群牛羊和马匹，带着所有能带走的财物，挤满了通向边界的每一条道路，惶惶然涌向苏联。
数日之内，我国伊塔边境内纵深数十公里的范围内便有六万多人外逃，其中，塔城地区有四万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外逃，十室九空，人烟杳然，一片萧条，满目疮痍。来不及带走的牲畜到处乱窜着，因走不动而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守着零零星星的毡房和土屋，几声野狗的吠叫更显得风声鹤唳。
我曾看到“伊塔事件”后塔城地委的一份会议纪要，纪要中写道：“我们专区的现实是：生产组织遭到破坏，经济受到损失，使我们的生产生活处于最困难的处境，遗留下来的大批土地和牲畜亟待管理，以达到恢复生产。”
边境告急！新疆告急！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翰，向他下达了指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新疆发生的问题。兵团要立即组织一支素质较高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一线承担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的任务。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政权工作，实行无代价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边民重返家园。同时，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带。
1958年成立的塔（城）额（敏）总场，迅速组建了武装连队，进驻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监狱、银行、仓库、商店，承担了党政机关的保卫工作。并在边境沿线设立望所，在四十三个关卡担负巡逻和警戒任务。
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时间里，兵团从各单位和各垦区抽调的近一万人的队伍开始向边境一线开进。我有幸成为这大军中的一员。
这是一次悲壮而又激昂的出征。
我们中有翻越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有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九二五”起义官兵，有支边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这些从湖南、山东、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只是我们已从当年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拖儿携女的青年母亲。
我们已告别过自己的故乡，这一次又告别了我们刚刚建好的农场、工厂、医院、街道和学校，又一次告别了我们付出过心血与汗水、辛酸与喜悦、爱与忧伤的土地——我们的第二个故乡。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充满着烽火硝烟、被人抛弃的家园。我们知道自己此行意味着什么。
就在“伊塔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我丈夫开完会，下午就坐飞机到了塔城。然后到了裕民县负责“三代”。我随后跟随“三代”大军，前往边境。
我1952年元月从长沙入伍，来到新疆后，先在骑兵第八师二十二团工作，然后调到乌鲁木齐河管理处。当时我已有三个孩子，丈夫虽然一直在修建乌库公路的工地上，顾不了家，但在感觉中，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一夜之间，通知我们前往千里之外的一个陌生的地方，内心的确是难以割舍，但边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际的卫国戍边梦没想在已为人妻、已为人母之际实现了，内心很是激动。但我毕竟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谁知道会有什么遭遇呢？
自边民外逃之后，许多传闻就传开了。说什么“苏修”把我们这边的老百姓骗过去之后，就会出兵占领伊塔地区；还有人说会在那里施化学毒剂，让那里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说他们要在那里试验原子弹，传来传去，把硝烟味传得越来越浓。如果我是一个战士，或者说我不是母亲，我会义无反顾地前往那里。可我有三个孩子，我和许多前往那里的女人一样，内心怀着深深的恐惧。
但我们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确很美。拖儿带女的大军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赶到了裕民县。到那里后，就感到那里的确需要人。裕民县原有一万多人，我们去时，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县委只剩下了书记和副书记，巴尔鲁克山上的三个乡因为离边境线近，跑得一个人不剩，水磨还空转着，有些毡房里的牛粪火还飘着余烟，牛羊则跑得满山遍野都是。有时候，看着山上就十几只羊，但上山一赶，就会越赶越多，一天能赶回来成百上千只。仅一六一团就赶回来了十四万只羊和几千头牛。
我丈夫带的是筑路工程处十一团值班连，他们全副武装地到了已没一丝人烟的巴尔鲁克山上，一边守卫那里，一边组建十二团。我也带着孩子去了……
其实，这里是一片不宜于农耕的地方。这里有时九月份就开始降雪，到来年五月份还是银装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风口就在额敏附近。这一带风大雪狂，一旦风雪来临，就有行人被困、人员死伤的事情发生。所以驻在额敏的边防团专门配备了一个装甲连，以便在风雪来临之后去抢险救人。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时，参赞大臣阿桂就借口“雅尔地方向来雪大，而牧场遥远，近城所有地亩，不敷五百兵丁耕种”，要将雅尔城东迁。乾隆皇帝得知后，大发雷霆，斥责阿桂“于心何安”。但雅尔城终因“其地严寒，军民不堪其苦”，于1766年东迁。新城“每年四月动工，九月雪凝冰冻，即须停做”。修城尚且如此，耕作无疑更加艰难。
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妇女，看到这荒山野岭的，没有住，没有烧，没有吃，就哭着不肯下车，男人们越劝，女人们就哭得越伤心。是啊，从到新疆来已十多年过去了，原以为在戈壁荒漠中开出了良田，节约每一分钱，每一根线，办起了工厂，常人没有吃过的苦已吃过了，该吃的苦已吃完了，没想又到了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又得开荒，又得烧牛粪，又得住地窝子，已吃过的苦又得吃，已受过的罪还得受，而这里比原来的地方更为艰苦。更主要是因为孩子，原来受苦受累终于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成长的环境，到了这里后，托儿所没有了，学校没有了，他们会变成一群小野人。我们包含着复杂情感的哭声，使男人们也掉下了眼泪。
他们最后也大声哭泣起来，这些男人的心里比我们想得更多，他们所肩负的也就更多。
他们一哭，我们就不哭了。我们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这里，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面对一切困难，重新开始。
我们连的家当是两口铁锅和几张羊皮，当时还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吃的是混着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产饭”；又住进了地窝子——地下挖几个坑，篷上几根干树枝，盖上些刚割来的野草，再在里面铺上些枯树叶，打开背包一铺，就住下了。然后开始开荒，抢种冬麦，还要站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两口铁锅，一口做了个木盖子，蒸“高产饭”窝窝头，那窝窝头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顿一个。另一口锅里煮萝卜片，没有油，只有盐，每人一小勺。黑面和玉米面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照顾给十几斤。
当时住的地窝子，即使是地窝子，也不是每户都有一眼，我们这些有家属和子女的干部职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窝子住六七家人，其实就是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大通铺。
在创业阶段，我们头脑里几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无论职务高低，大家都住地窝子。我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后，终于住上了土坯房。但刚住上没几天，又来这里住地窝子了，于是就有了既幽默又辛酸的故事。
有一年，有一个叫马万才的同志半夜起来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许是里面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难以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糊糊的，他解完手，摸黑进了一个“家”里，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被人从床上揪了起来。原来马万才摸错了家门，睡错了床，把主人从床上挤下来摔醒了，主人这才发现来了一个“侵略者”。这事儿像风一样传开了，从此人们见了马万才都会把他取笑一番。
我们到巴尔鲁克山一年之后，连队有年轻人要结婚，共有四对，连队决定把全连唯一的一间牧民作“冬窝子”的房子腾出来作新房。房子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很小。大家挖掉厚厚的牛羊粪，铺上干草，然后每对新人之间只留下十多厘米的间隔作为分界线，四对新人的新房和婚床就收拾好了。新婚之夜，有个小伙子半夜出去小便，天气冷，小伙子进屋就摸被窝。一摸，不对劲——咦，怎么床上还睡了一个男的？自己的新房里怎么会有别人？——他以为那是他一个人的新房呢，没记起还有另外三家。他一把把床上的小伙子拽起来，拉着就要去找领导，吵嚷得其他人都醒了，点亮油灯，才知是自己摸了别人的被窝。后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迷糊”。
山上没有学校，孩子们上学要走三十里山路。他们自上小学开始就只能住校，夏天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冬天雪大，只能一两个月回家一次。巴尔鲁克山狼多，他们不时遇到狼坐在路中间，贪婪地盯着他们。孩子们吓得直哭，他们就用哭声和吼叫声与狼群较量。后来，他们上学时，家长们就给他们备上一挂鞭炮，专门用来驱狼。冬天，山上的雪很大，至今还不时有封住山路、不能通行的情况发生。孩子们冬天趟着没膝的大雪，要走十几个小时，到家里大腿以下的裤腿全结上了冰壳，鞋子和裤子常常脱不下来。见到孩子那个样子，哪个做母亲的不心痛呀！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人说他们“生在地窝子，长在泥土中”，从小就经历了艰苦的磨难。
在塔城地区，原中苏边境共有三百八十余公里边境线，我们这些屯垦战士迅速建成了八个边境国营农场，其中三十七个连队的四十七万亩耕地与苏联接壤。
解放之后，国家一直把苏联作为“老大哥”看待，中苏边境一直是有边无防，这也是“伊塔事件”中大量边民能够通过边界涌入苏联的原因。
中苏边境有三条线。一条是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形成的不平等条约线。第二条是苏图线。也即是苏联地图单方面标示的国界线，它将我国的六百五十平方公里领土划入其版图。这样，就在不平等条约线和苏图线之间形成了争议区。我国边民始终没有放弃在这些争议区内生产、放牧和居住。由于苏联军队不断越过苏图线向我方推进，并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和武装挑衅，1962年由两国总理达成边防谅解，互在原地不进不退，维持现状，就形成了第三条线——实际控制线。但苏联依仗其强大的武力，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仍不时越过实际控制线。
1963年，苏联边防军人抓走了执行边防任务的班长李增和和另外两名战士，抓过去达一个星期，经外交途径交涉后，才放回来。
1969年5月，加曼奇的三名农工按照边境协议在双方共用的界河里放水浇地，被苏联边防军人抓走，经多次会晤，才送回。
同年8月13日，我铁列克提边防连官兵前往边境巡逻，突然遭到苏联边防军人的伏击，他们动用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打死我边防官兵二十五人，随军记者三人。
1979年中苏关系最紧张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双方均加紧战备，老百姓都纷纷往口内迁移。当时只有建设兵团和部队没有动。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生存，我们的存在，其实就是战斗。
我们每年都要赶着畜群在春秋之季转场。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我们要多走几十里的山路有意穿越争议区。每当那个时节，苏联军人便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前来阻止和干涉。但我们毫不畏惧，他们甚至多次出动装甲车和直升机来驱赶羊群。一个叫脚丫子的地方的转场斗争最为激烈。周总理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转场指挥部前沿。在1979年7月，苏军在铁列沙地设伏，把兽医布龙布提克和干警李宝勤打死后，用直升机把尸体劫走，经过四十四次外交交涉，他们才归还了遗体。所以，那些转场路上，不但洒下了军垦战士的汗水，也流下了他们的鲜血。
只有在边境上，才能认识每一寸国土的神圣。
只要你去过边境线，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把庄稼一直种到了边境的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种到了苏军的铁丝网前，因为那是被他们蚕食的我们的土地。我们在他们的枪口下耕种，庄稼也在他们的枪口下生长。
每个人的劳作都是为了收获，但在那种情况下不是。那种劳作有无收获，能不能收回劳动果实都已不重要，它只不过是一种斗争方式。但作为一个庄稼人，在那些庄稼受到对方骑兵践踏时，眼睁睁看着粒大穗重的庄稼收不回来时，心中是十分难受的。
在巴尔鲁克山下，有孙龙珍烈士的墓碑。那是1969年6月10日，苏军骑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入我国领土，绑架了正在放牧的牧工张成山。消息传到连队，孙龙珍不顾自己已有六个月的身孕，飞快地赶往出事地点。快到现场时，苏军开枪了，一颗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待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抢救下来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她是江苏泰县人。她的墓碑就坐落在离边境线很近的山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