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十、廖群:像蜘蛛网一样的水渠就达一万五千多公里

我在这里开了二十六年拖拉机,最后从一四九团砖瓦厂退休。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消失。特别是一生生活在最基层连队的女兵,虽然才六十五岁左右,但大多已去世了。我们是受了一辈子苦的、最苦的女兵。艰辛的劳动,使很多人在三十岁、四十岁或五十来岁、六十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农工嘛,就是与泥巴打交道的人,泥巴永远在,人嘛,被泥巴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最后自己也成了泥巴,与泥巴打交道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进疆的湘女主要是指1951年和1952年的,经戴庆媛和朱楚湘到新疆军区档案馆去查证,1950年和1951年有三千多人,有花名册;1952年只有统计数字,是四千多人,共八千余人。在整个新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留下过我们湘女的足迹;只要有团场的地方,就留下我们湘女劳动的身影。每一片绿洲,包括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水泥厂、八一面粉厂、八一合作总社、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都浸透了我们的汗水。有不少人埋骨天山,长眠新疆。

人家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好多湘女不仅仅是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她们还接来了自己的父母。后来,兵团需要劳动力,需要人口,他们又动员来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种一人来疆牵动全家来疆的情况很多。

宋承莲自己吃了很多苦不说,有了孩子后,就把母亲接过来了,母亲离开了长沙的生活环境,到新疆来吃玉米子,吃土豆白菜,受风沙严寒,最后埋在了新疆。后来,她又动员弟弟从长沙来到了她工作的一四三团。她弟弟一直工作在该团水利战线,是总工程师。1994年在指挥抗洪抢险时,不幸牺牲了,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也是埋骨天山。

郭清秀的母亲漆瑞英在九四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后,按她的遗嘱,把骨灰撒在了玛纳斯河。而埋骨天山的女兵,仅崔曼琼来疆时所在的分队就有刘益成、王春年、刘国安、童春珍、刘永琴、王丽丽、汤佑芳等人。

我原名廖文藻,湖南衡山县人,1951年3月入伍,我父亲是醴陵县政府的一名科长,我是他的独生女。

我到部队后,分在二十六师休养所当护士,我是主动要求去开拖拉机的,没想一开就开了二十六年。这在湖南女兵中是唯一的。

不用说,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就当家属去了。要说我不后悔也是不真实的,当初如果当护士,以后的生活会轻松许多。现在,伺候了一辈子泥土——到砖瓦厂也是和泥土打交道,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费,还只能领百分之八十。但这是自己当初的选择,怨不了谁。

我工作的地方都是苦地方。先是开发苇湖,然后又去了莫索湾。

那苇湖的苇子跟竹子一般粗,无边无际,一掉进去就很难钻出来。那儿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老鸹最多,好像全世界的老鸹全集中到那里去了。一飞起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野猪、狼也不少。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我就被一只四条腿的“老兄”悄悄盯上了。走着走着,它突然把前爪搭在了我的肩上。我知道遇上麻烦了。只要我一扭头,它便会一口咬住我的喉咙。说时迟,那时快,我运足全力猛然抓住那两只爪子,狠命往地上摔去,我第一次知道狼的力气有那么大,我差点没有整过它。

这些大动物难对付,还有更令人伤脑筋的蚊子。一到夏天,就是蚊“雨”倾泻,蚊“雷”震耳。一张口就飞进好几只,一伸手就抓一大把。有人说,那儿是“白马进去,红马出来;瘦子进去,胖子出来”,马怎么红的?蚊子咬红的;瘦子怎么变胖的,蚊子给咬肿的。还有蛇,我有一天早上起来,被子上竟盘了一条蛇,吓得我连滚带爬地从苇棚子里逃了出来。那里雨多,一下雨就是一片泽国。苇棚子是挡不住雨水的,一下雨,衣服、被子和人全都湿漉漉的。最怕的还是开春冰雪融化的时候,拖拉机常常陷住,一陷住,就只能靠人推——棉衣、苇把子不停地往轱辘下垫,把拖拉机推出来,人也成了泥猴子了。苇子这玩意儿特难缠,一晚上能蹿出十几厘米,今天刚割掉,明天又冒出来。但它爱水又怕水,割过的苇子,切口被水一沤就活不成了,我们就用这办法来对付它。

这是我在苇湖印象最深的事,而莫索湾比苇湖还要艰苦。

那已是1958年的事了。作为兵团的第一批拖拉机手,还在开拖拉机的已经不多了。而我是因为表现太好了,所以才没有被调走。我开着拖拉机进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莫索湾开发战不仅是玛纳斯河流域,也是整个兵团开发史上最壮丽、最辉煌的一章。

莫索湾荒原因其幅员辽阔而极具诱惑力。历史上曾有人试图向荒原发起挑战,但都失败了,包括大名鼎鼎的左宗棠。这里的西营城、野马城、东阜城等屯垦遗址,都是他当年的军队留下来的。那半掩于黄沙衰草之中的断壁残垣散落各处,警示后来者莫要轻易来碰这让他们一次次屯垦失败的荒原。

然而,农八师却下达了开发莫索湾的命令,要求各团场选调精兵强将,自带农机具,全力支持创建新农场。

各路人马或徒步,或乘坐汽车、拖拉机,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大漠深处。整个大漠立即沸腾了,打荒、运荒、犁地、修渠、铺路、植树,歌声、打夯声、号子声、机器轰鸣声与烧荒的烟火、高扬的尘土,组成了一个壮阔的、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

那个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首先是没有水喝,吃的、用的水都是从几十公里以外拉来的。正是年初,拉的都是冰,得加温化开才能喝。每人每次只有一小杯水,官兵一视同仁,绝无后门可走。洗过脸的水还得用来洗衣、洗脚,即使嘴唇干得冒血珠子,也舍不得沾一沾宝贵的水。冬天过去之后,冰雪化完了,就只能喝蜇嗓子的苦水了。沙漠里的风特别厉害,三五天就是一场,都是裹着沙石的狂风,一来就搅得天昏地暗。有时还刮黑风,那风一来,连站在你面前的人都看不见。沙石打在脸上,像针锥一样难受。这风也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有时大家正坐在地头开会,它也参加。迎着它你睁不开眼睛,所以只能背对它。好啦,等你会一开完,它已用裹挟来的沙子在你背后做了个“沙靠背”。最害怕的是小麦要灌浆的时候,它来了,一扫过麦田,就是一片狼藉。大家把麦子扶起来,它又光顾,反复折腾你,所以那时的麦秆儿长得有点怪,总有三五道弯儿,大家开玩笑说,莫索湾的麦子富有“曲线美”。有时候,它一扫过,麦子再也扶不起来,每个人都会暗暗落泪。还有,就是这里的地穴特别多,拖拉机老往里面陷,那是老鼠、野狼、蚂蚁和烂掉的树根造成的……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军垦战士垦荒的步伐。莫索湾的开发于1960年胜利结束,两年多时间,共开荒造田九十多万亩。另外,还建房两万多平方米,造林三万三千亩,栽果树四千四百多亩……一个个新农场像梦一样出现在准噶尔腹地的荒原上。

我始终都参加了这场会战,并留在了这个叫东阜城的地方。在这里,我投入了新的战斗,那就是保卫垦荒成果。

沙漠是难以被制服的。它是世界上最顽固的东西。它们总想着要“收复失地”。莫索湾开垦出来了,但要守得住才叫最终的胜利。

不等你站稳脚跟,大自然就开始反攻了。这包括从地上来的干旱,从空中来的风沙,从地下冒出来的盐碱。

对于干旱,只有修灌溉系统。干渠、支渠像动脉,贯穿各垦区;斗渠、农渠像小血管、毛细血管,遍布每块条田。全国最大的灌溉系统之一就在我们这儿。而石河子的水库就有十几座,蓄水近亿立方米。像蜘蛛网一样的水渠就达一万五千多公里,想一想,真是不敢相信那是我们用双手建成的。就是它们,牢牢地扼住了旱魃的脖子。

对于风沙,我们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树是我们的战友,我们走到哪里就栽到哪里。未安营,先栽树,这是我们的一条军规。陶峙岳司令员曾在石河子制定过“护林公约”。即使在最缺水的时候,我们宁肯自己受渴,也不让树旱着。没有人能数得清我们垦区有多少棵树。道路林、护田林、护渠林、风景林,一行行,一片片,到处都是,每块条田、每条街道,都是绿树镶边。就是它们,抵挡了沙漠里的风沙。

对于“碱老虎”——它比真老虎厉害得多。我们就用拉来的沙子对付它,有点儿以毒攻毒的味道。我有一次拉沙到条田里去,在沙漠里刨出来好多死人头,都发白了,吓得半死。这时,偏偏拖拉机又坏了,走不成,真以为是碰到鬼了。

你从我们条田边经过时,会看到人工挖的一条条深沟,那是排碱渠,也是用来对付“碱老虎”的。仅三十团的排碱渠就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全师十九个团场,少说也有两万多公里吧!

要说开拖拉机,还是先说说老乡李明和刘功辉的事吧!她俩也是“拖拉机迷”。李明原是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福如织布厂的工人,女工委员。1952年参军时是招聘团二大队三中队三分队分队长;入疆后,分配在兵团司令部收发室当收发员,工作轻松,生活条件优越。由于她工作积极肯干,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当年12月,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当她从报纸上看到新疆军区第一位湘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事迹后,非常羡慕。她坐不住了,朝思暮想,三番五次写申请,要去学开拖拉机,到生产第一线去开荒造田,建设边疆。

兵团领导见她想开拖拉机心切,1954年同意了她的要求,调她到八一农学院实习基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真巧,正好分在张迪源那个机耕队。从此以后,李明认真向师傅学习,刻苦钻研技术,边学边干,不到半年,就能熟练地犁地播种。大忙季节,她经常连头也顾不上梳,把头发塞在帽子里,穿的是背带裤,干起活来和男同志一样,从不叫苦叫累,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同志们都称她“假小子”。

李明男朋友何筱俊是兵团陈实司令员的秘书,他们恋爱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拖到1958年元旦才结婚,婚后第四天她就回农场工作。兵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俩的生活,三次去函,调她回机关工作,她都拒绝了,决心在农场开一辈子拖拉机。

当年2月4日,李明带领十几个劳改员往地里拉运肥料,那时的气温是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忽然拖拉机发生故障,她去排除故障时,右手四个指头转进齿轮里。幸亏一个劳改员冲上去,及时关住了发动机,才保住她的性命。李明因流血过多,晕倒了。等她第二天醒来时,已经躺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除大拇指外,她的其他四个指头都粉碎性骨折。

十天以后,从外地出差回来的爱人何筱俊赶来看她,从不掉泪的“假小子”哭了。四月底,她的手还未痊愈,就要求出院,回到农场,她还要开拖拉机。领导不同意,说,等你手好了再上车吧!她想现在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不能上车也不能在家休息,就带着伤残的手,给拖拉机组的工作人员送水送饭。当年下半年,李明又开拖拉机了。四年之后,李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只好服从组织的调动,回兵团子女学校食堂任会计。

刘功辉是1951年3月从湖南长沙参军的。到新疆后,分到二十二兵团直属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兵直政治处在石河子老街,和陶峙岳司令员住处是邻居,相隔二十多米。

有一次,陶司令员说要培养一批女拖拉机手,吸引内地更多的女同志来建设新疆,把新疆建设得和苏联一样的机械化大农业。刘功辉的志愿不是开拖拉机,是想当会计,也是一次偶然机会从报纸上看到张迪源开着拖拉机的巨幅照片,觉得很神气,改变了她的初衷。当她听了陶司令员的谈话后,非常高兴,说她也去开拖拉机,终于得到了陶司令员的准许。

1951年8月,王震司令员决定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垦农场,其中,有乌鲁木齐梧桐窝子八一农场,即现在农六师一○二团场,步兵第六师机械化农场,即现在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刘功辉被批准去学开拖拉机,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那时,从兵团机关抽调学开拖拉机的三位湘女是:兵团宣传部的唐万鹏,兵团文工团的晏一民和刘功辉。她们三位湘女都是大个头,身强力壮,敢和男同志试比高低。

刘功辉和唐万鹏背着背包,奔赴老鸦窝拖拉机队报到——晏一民晚到几天,为开拖拉机,刘功辉自愿从副排级干部待遇降为战士级。

在大戈壁滩上开荒,女同志的确困难很多,没有厕所又没有树,解大小便很不方便,有时要跑到很远有渠沟的地方去解手,这样很影响工作。为了多开荒不影响工作,我们在拖拉机后面拉块布挡住解手,有男同志在附近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一个班要干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下班后要交接班,保养机车和做下一个班的准备工作。开荒回来,每个人身上脸上的灰有铜钱那么厚,身上脸上全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所以别人笑我们是“黑人牙膏”。

我五五年结婚,五六年怀第一个孩子时,怕影响工作,我不想要,为了能流产,就不顾一切地干重体力活,但孩子还是没有弄掉。没有想到,我从广西军政大学毕业后来新疆工作的爱人在我五七年即将分娩时,因公牺牲了。可能是我过于伤心的缘故,我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十七天就夭折了……

我开拖拉机直到1977年,光为了制服干旱、风沙和盐碱,我就不知道拉了多少沙土。后来,开不动了,只好去砖瓦厂。现在头发也白了,眼也花了,腰也弯了,什么苦也吃过了,风风雨雨,忙忙碌碌,水里泥里,风里浪里,一辈子转眼间就过去了,唉!

你看,说了这么多,怪沉重的,我给你唱一首叫《拖拉机》的歌吧!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驾你开垦万亩地,

我俩一同把功立。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干活质量争第一,

我俩一同创奇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