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八、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狼却没人能管制得住

50年代初,张迪源是全军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她因此先是闻名新疆,再是闻名全军,继而闻名全国。她与另一位东北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不但成了农业机械化的象征,也成了当时妇女解放的象征。《解放军画报》记者陆文骏最先报道了张迪源,我记得很清楚,她的图片登载在当年的《解放军画报》第九期上。第二年元月23日,王震偕迪化市市长、第二十二兵团副政委饶正锡到八一机耕农场视察时,接见了张迪源,并为她题词勉励。王震的题词是,“努力学习,精通拖拉机技术,争取模范拖拉机手光荣称号”;饶正锡的题词是,“预祝你在掌握拖拉机技术上,不断获得新的成就,为新疆机械化农业显示光荣的示范作用”。

当年国庆节,国家邮电部将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牵引二十四行播种作业照片选为《伟大的祖国》特5组邮票之一,在全国发行。于是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的倩影,便进入了千家万户。

现在,拖拉机随处可见,是最简单的农业机械种类之一;而当年,则比汽车都稀罕。对于我们这个几千年来靠牛耕镰收的古老农耕民族而言,能让一个不吃草、不喝水的铁疙瘩去耕地、播种、收获,无疑神奇万分。

我就是抱着要驾驭这个神秘机器的梦想去参军的。

那时的张迪源和梁军,是每个女兵心目中的英雄。能驾驶那神秘的机器,是每一个女兵的梦想。

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家境原本比较殷实。抗战时,举家逃到了独山一带。在那里染上了肺结核,父亲辛辛苦苦挣下的一点儿家产也因为治病而耗光了。我要去当兵时,已是1952年。1951年到新疆去的女兵的一些情况已传回了湖南,传得最厉害的,就是招去的女兵都做了老干部的堂客。

因为结核病,整个华家已被死亡的恐惧盘踞着。两个儿女已死了。第三个儿子躺在床上已不行了。我母亲害怕得不行,去请了算命的人来问我能不能保住。算命的人说,你这朵花要放出去,才能开得好,不然也会凋谢的。家里也就信了,一直在等着放我出去的机会,所以我要当兵,家里也没阻拦。

当时在衡阳有个招聘点,我顺利地入了伍。我父亲到衡阳车站含泪为我送行。如果我没染上肺结核,我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了。父亲的心情十分难过,抓住我的手,直到车子要开走了,才依依不舍地松开。

不想我刚到长沙,我三嫂就赶过来了,一定要接我回去。三嫂说,妈不知怎么听说了,说新疆没女人,招你们去是做堂客的,让你千万不要去。

那是别人造谣,瞎传呢。我说。

有人从新疆写信回家讲的,人家是去年当兵去的新疆,怎么会是造谣呢。妈听到这事后,哭得死去活来,从楼上哭到楼下,从楼下哭到楼上,非得亲自来找你回去,爸担心她的身体,就派我来接你,让我一定要把你接回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挺可怕的。我去问问指导员再说吧!

我找到指导员。把这些事给他讲了。指导员说,你得信任部队。你如果不想走,没事的,你可以回去。

我说,我相信部队。

然后,我让三嫂回去,我说,我现在当了兵再回去,就是逃兵,何况那么多人都能去,我也能去。部队上的人说了,三年后就能回来。

我们到迪化正过“五一”,那天我在《新疆日报》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迪源,也从照片上看到了拖拉机,那幅照片很大,登在头版。张迪源手握方向盘,自信而又幸福地笑着,显得十分神气。我把那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羡慕得要死。

我被分到了车排子。那是七十四团团部所在地。那里有已经开垦出来的大片田地,绿色的麦浪在风里翻滚,驱赶那包围着麦田的荒凉。麦子正在扬花,麦花的清香与荒原的气息,十分浓郁地充满了初夏的所有空间。我为这种陌生的气息而陶醉。

新疆的春天和秋天都十分短暂,短暂得让人感觉不出来。雪刚刚化过,天气刚刚转暖,树叶刚刚萌发,夏天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而树叶也会在九月或十月的某个夜晚突然变得金黄,然后就是白雪与落叶齐飞,冬天就这样来了。

在车排子这个地方,随着夏天一起赶来的,还有蚊子,它是夏天最为可怕和讨厌的使者。

它们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蚊虫王国。

这里靠近玛纳斯河河湾,沼泽遍布,水洼相连。所以是蚊虫繁衍的理想场所。部队刚开到这里时,带了几匹膘肥体壮的军马,可一个夏天,就变得皮包骨头,其中一匹军马被叮得血肉模糊,浑身起满了血疹,然后感染化脓,不久就死了。

所以这里的人一到夏天,就得把全身包起来,再热,也得严严实实地捂住。实在太热,就得在劳动的地方燃起烟子熏赶,才能有一片无蚊天地。

我们在路上赶了两三个月的长路,本来就十分疲劳,到达这里后,又被蚊子扰得日夜不宁。加之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好多人都病了。

我虽从哥哥的地理书上读到过新疆,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有一些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厉害的蚊子。我被蚊子弄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睡眠不宁,茶饭不思,虽没病倒,但也像那些马一样,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即使这样,我也在关心自己能否开上拖拉机,我那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拖拉机迷”。

开始,团里安排我去学护士,我拒绝了。

然后,让我到营里当文书。我说,我初中只上了两个月,当文书文化不够。

那你想干什么?领导就问我。

开拖拉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金贵东西可不是想开就能开上的。告诉你吧,开它跟开飞机差不了多少,你就等着吧!

我说等就等。

因为我没去学护士和当文书,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劳动,别人都说我傻。

当时的劳动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很大。队伍往戈壁滩上一开,天为帐,地为床,绿蚊帐一撑,为防蚊子叮咬再把身上用各种布片一裹,就开始垦荒。七八月份的太阳烤得大地冒火,烤得人大汗淋漓,仍得把自己紧紧裹住。

由于劳动强度太大,有些人挖着挖着地,就倒下去睡着了;有些人吃着饭,就打起了呼噜;还有些人解着大便,睡着后坐在了屎堆上。如果是没有蚊子的时节还好点儿,若有蚊子,有些人就得遭罪。屁股会被蚊子叮得又红又肿,面目全非,不能坐,睡觉和走路以及劳动都不方便。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上工时都是天没亮就出发,每人带上三个咸面饼,就是一日三餐,夏天还好点,冬天的饼子会冻得和石头一样硬,在吃之前,得先放到怀里暖着,姑娘们经常啃着咸面饼,就忍不住哭起来,往往是抱在一起哭,哭过之后又相互勉励,说我们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子,就要把新疆建设得跟家乡一样美。

那时候的新疆还特别冷,常常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雪也下得特别厚,一般厚达二三十公分,最厚时达五六十公分。五二年冬天,雪把地窝子堵住了,大家只好从里面挖个洞钻出来。

即使雪大得开不了荒,人也不能闲着,得到玛纳斯河边去用红柳枝编抬耙,冬天用来抬雪,其他时候则用来抬土、运肥。大家穿着毡筒,裹紧皮朝外、毛朝里,只经过粗加工,还有些发臭的板皮大衣,提上一袋子馍,就往三十公里外的红柳丛生的玛纳斯河边走。

男的要编二十个抬耙,女的要编十六个,一般要三四天才能完成。那可是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冻得石头发裂,但我们却只能睡在野外。想想那情形,就令人害怕。大家冻得不行了,就点上几堆篝火,挤在一起,一边烤着馍吃,一边咽着雪,一边唱着歌——那时候谁能吃苦,谁能愉快地、毫无怨言地吃苦,才算好同志。

如果我不是非得等着开拖拉机,而去学了护士,当了文书,这些苦我就不会吃了,所以别人说我傻还是有道理的。

时间在繁重的劳动中流淌,就在我迟迟等不到去学开拖拉机的消息而有些失望的时候。有一天,我终于听说师里要举办拖拉机培训班了,我非常激动,为使自己的梦想能够成真,我决心壮着胆子去找团长。

我想开拖拉机。我对团长说。

哦,小鬼,难怪让你学护士不学,让你当文书不当,原来心里想着这一码子事。

团长怎么知道的?

哈哈,你们这些女兵,每一个都是团里的明星,都关注着你们呢!你不学护士,不当文书,这样的事我能不知道?小鬼,学拖拉机苦得很,累得很,你真的要去吗?

我就是为了开拖拉机才来当兵的,我请求团长一定让我去。

这拖拉机可金贵了,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要求思想好、身体好、素质好,家庭出身好,你思想还可以,素质也不错,身体有些差,是什么出身?

城市贫民。

出身也可以。行吧,我同意你去,吃不了苦可别抱怨我,去好好学习,争取做我们师的梁军、张迪源。

多谢团长,我一定好好学习!我非常高兴,走出团长的土坯房,就忍不住手舞足蹈地唱起《地头开饭歌》来——


西瓜壳篓当饭碗,

玉米苞叶当菜盘。

筷子本是芦苇秆,

光溜轻巧又直捻。

南瓜汤,洋芋片,

香甜松软“黄金砖”。

一碗菜,一块“砖”,

吃完不够有的添。

饭后有个小休闲,

又是打闹又撒欢。

众女抬起男子汉,

一夯打得脸朝天。

…… ……


你知道那“黄金砖”是什么吗?那就是玉米面发糕。

拖拉机培训班设在炮台。炮台并不是什么军事要塞,而是不知哪个朝代的屯垦人留下的一个土围子,有哨楼一样的设施,它作为屯垦失败的一个象征,经受着一年又一年寂寥风雨的抽打。

我一到炮台,就去看拖拉机,那是1950年冬中央调来的四台“阿特兹”拖拉机和两台“乌特兹”轻式拖拉机。第二年春天,二十二兵团成立直属大队拖拉机队。陶峙岳将军非常重视这个拖拉机队,派自己的随身参谋洪涛任副组长不说,一般的问题都得由他亲自处理。当时,拖拉机队部设在距陶峙岳将军住所不远的地方,以便他打开窗户就能看见,还可以随时去检查工作,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拖拉机队队长。

他在《陶峙岳自述》一书中回忆道——


1951年春,机耕组成立之初,首先是为直属大队耕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忙着试车试犁。一台52马力的“阿特兹”履带拖拉机,牵引一台四铧犁耕地,昼夜能耕地百亩,相当一百多人的连队用人力劳动一天的工效,原来是一片荒芜,顷刻之间变成沃土。

一天,陪同王震同志来到地里,看到翻耕出来的土质,他不禁高兴地大声说,标准的结构土壤,比南泥湾的土都好得多,大有希望!说着,他跳上一台开过来的拖拉机,亲自开了两圈,才意犹未尽地跳下车来。


我分到了妇女组,我学得很刻苦,所以我没当农机员,就直接升成了副驾驶,两个月后,我就当上了正驾驶。结业后,我驾驶着拖拉机回到了车排子,成了一名真正的拖拉机手。

我当时刚满十六岁。

这的确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我常常和副驾驶一起开上拖拉机,驶到了一片荒原上,开始垦荒。方圆一两里的范围内,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当时有“两怕”:一怕成群结队、到处乱窜的狼;二怕那些劳教人员。当时,这些荒原上除了军人,就是劳改犯。50年代初,石河子垦区不足万名军人,而罪犯就有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他们大多数是在全国镇反、肃反运动中捕判的,近百分之七十属于反革命犯。

犯人有人管制,但狼却是没人能管制得住的。白天无所谓,它们躲在芦苇丛中,隐进荒原深处,一到晚上,它们就窜出来了,只见绿色的狼眼磷火样四处闪烁,凄厉的狼嗥此起彼伏,让人不由得心惊肉跳,真正是与狼共舞。

拖拉机开荒翻地时,人员分成白班和夜班。我胆子大,所以值夜班的时候多。我在地里劳动,狼群就在四周打转。它们没见过拖拉机,不知那是什么兽类,竟好奇地跑到拉拖机前面来,左瞅瞅,右看看,拖拉机不到跟前,它们是绝不会跑的。

这种时候最怕拖拉机发生故障,机器不轰鸣,狼群就会围上来,所以晚上检修机器的时候,要赶快点上火,才能防止狼群靠近。

当时每个拖拉机上都配备了一支步枪,不过,它不是拿来打狼的,而是对付劳改犯的。记得那是1954年,我担任拖拉机组组长。那时夜班是三个人,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一个油机员。当时上至兵团领导,下至每个战士,都把拖拉机当作宝贝,所以一出故障,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马上报告。

那是10月10日的半夜。拖拉机熄火了。我让另外两人去报告,自己抱着枪守在拖拉机上。

周围是罪犯在加班打荒。有几名罪犯见拖拉机不动了,就指指点点地一边嘀咕着,一边要走过来。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所以十分紧张。我把枪握在手中,见他们要靠近,就大声说,你们打你们的荒去吧,若再往前靠,我就开枪了。

我们是在打荒的。一个人说。

这地都耕过了,你们到这里打什么荒!你们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不客气了。

那几个人站住了,然后悻悻地退了回去。

其实,那支步枪对于我来说,与一根木棍无异,因为我自入伍以来,就没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我根本不知道那步枪该怎么用。

一年后,我又被派去学开康拜因,从试割到参加抢收,我一共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学会了。开康拜因比开拖拉机更辛苦,官兵们一年的汗水和辛劳,往往就在于能否抢收回来。当时讲劳动竞赛,我一天一夜只休息两三个小时,每天能收割一千来亩麦子。即使来了例假,也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因此差点丢了命。

有一天,我刚想喘口气,不想身体太虚弱,晕倒后从康拜因上滚了下来。先是倒在地埂上,然后滚到埂下,刚滚下去,草车就过来了,差点把我碾着,我差点就没命了。

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康拜因出故障,一出故障,就很难赶上别人。任务没完成,落在了别人后面,就只有抱着头流泪的份儿了。

一次,抢收就要结束了,就在这时,康拜因的链条没油了,为防止链条磨损,我让拖拉机手停下来,抓紧时间膏油。不想拖拉机手疲劳过度,连离合器松了也不知道,拖拉机向前开了十几米,驾驶员才醒过来,踩了离合器。这时,我的右手上全是血,再仔细一看,拇指已被链条打掉了,我爬起来,找到那个指头,就往卫生队跑。

我问卫生员能不能把那个手指给我接上。

卫生员摇摇头,说,你的想像力真不错,树枝断了都接不上呢,何况是人的手指头。

当时的外科手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我只好叹了口气,让卫生员赶快给我包扎,我还要去抢收。

你这个样子还要去抢收呀,明年再说吧!卫生员认真地说。

我叹了口气,说,这第一名只有让给别人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邸世光谈恋爱,对于一个置身初恋的女孩子而言,总希望自己完美无缺地出现在男友面前,所以我觉得一个姑娘家缺了一个手指,是十分别扭的事。好在男友并不太在意,只是一个劲儿地安慰我,并真诚地说,维纳斯缺了一只胳膊仍是完美的,你只缺一个手指,并且是为新疆的建设缺的手指,是很光荣的。他的话让我十分感动。

邸世光参加起义时,是名准尉,属于国民党军队里面的青年军人,年轻,有一定的文化。我与他认识时,他刚二十岁出头。我们是在拖拉机培训班认识的,他是机耕队队长,我是学员。当时,能与有文化、年龄相当的青年军官谈恋爱,是很难的,妇女队的好多女兵都看上了他,而他偏偏看上了我。

我开康拜因共经历了三难,那两难已过去了。另一难发生在1954年夏收结束后,那次,我到七十五团机耕队去检修机器,他们把牵引架支好了。没想我刚一踏上去,牵引架就打了过来。我当时被打晕在地,头上砸了好长一条口子。卫生员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后,就用牛拉架子车把我拉到了团卫生队。

我从医院出来后,领导找到我,说,小华,你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改行。右手的手指很重要,它没了,你把握东西就没力了。

我一听让我改行,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改的,我喜欢这个职业。我掉了一个手指,可我还有九个呢,这一点难处不算什么,我能够克服。

领导见我如此坚决,就说,好吧,只要你愿意干,我们就会答应你。

我一直干到五九年才不得不改了行。因为我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后,我就贫血,身体也垮了。离开机耕队的那天,我伤心地哭了一场,我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不能一直开着拖拉机在我们开垦出来的田野上耕种和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