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五、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那一批湖南女兵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荡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空。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镘;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镘,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在心里暗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然而,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撒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些不时可以看见的枯胡杨树桩,不知死了多少年了,在阳光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光。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地方能活人吗?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想着要在这样的地方开田地,种庄稼。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看到偌大一条塔里木河都被沙漠整得半死不活的,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进去时正是七月份,塔里木像个大火盆一样,要把人烤成肉干。有人测量了一下,那里的地表温度竟有七十多度。我们在石板上能把饼子烙到九成熟,有句“青石板上烙大饼”的歌词绝不是夸张。

当时,就一套棉布军装,整天穿在身上,整天都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到最后,结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粒。沙漠中没有水,洗不成脸,洗不成澡,洗衣服就更不用想了。身上那个酸臭味呀,自己闻着都感到恶心。我们是在水里长大的,哪离得开水呀,成年累月的不洗澡,更是受不了。最后,我们壮着胆子,直接去找领导。找到连长,连长说,这大漠戈壁的,哪有这么多讲究,不能有资产阶级情调;找到营长,营长说,连饮用水都困难,哪还能洗脸洗澡呀,努力开荒吧,这荒要一直开到塔里木河边呢,到了那里,就可以每天洗脸、洗澡、洗衣服啦!因为当时的确太想洗个澡了,我们就继续去找团长,团长说,姑娘们,汗水就是河,用汗水洗脸、洗澡、洗衣服好了!

大家无望而归,只得继续忍耐。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了师里。可师长林海清也没有办法。考虑了半天,就让我们去挖胜利渠,准备把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阿克苏河的水,通过天山南麓,引到沙井子垦区。

虽然挖渠的劳动很苦,但能够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修胜利渠一修就是三年。为了炸开“坚戈壁”,我们自己熬硝做炸药。没有房住,我们就露宿戈壁滩。没有菜吃,就用盐拌饭,用盐水蘸馍。

胜利渠是五一年三月份动的工,到五四年建军节才完工。总干渠宽二十九米,长六十六公里,加上十二条干渠,总长一百八十八公里,共挖填土石一千零三十六万立方米。如果把挖填的土石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可以从阿克苏一直堆到乌鲁木齐,两千多里地呢!那几乎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开闸放水那天,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亲临剪彩致贺。

修完渠后,我被送到了八一农学院学习。主要学棉花种植。课程主要有《粮食作物》《作物病害》《棉花栽培学》《肥料学》《普通园艺》,还有政治课。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还是劳动,参加首府乌鲁木齐的建设。

三年下来,我已在劳动中长成了大姑娘。不停地劳动,使我渐渐对这里有了感情。是呀,地开出来了,水引到地里去了,寸草不生的地方长出了庄稼和树,看着这一切,要离开,也舍不得了。

我那时的觉悟已非常高,样样工作都要争先进。久而久之,身体累垮了,什么病都累出来了。

农学院毕业时,都是要求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当时阿克苏算是条件好的,所以都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学校要分我去时,我流着泪不干,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学校硬把我分到这里的。

其实,那时无论分到哪个团场,都是拼了死命地干活,都是吃大苦、受大累的。只是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组织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争着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组织说老军人为了革命,耽误了婚姻,组织安排你们和谁结婚,大家就不再反抗,将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说起婚姻问题,我算是自由恋爱的。“分配式的婚姻”主要是在五四年以前。这之后,很多老革命的婚姻解决了,限制就放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之所以有这种幸运,原因是我入伍时年龄小,到了十八岁,够了婚配年龄,又上学去了。

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二十多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难以摆脱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内心也就更痛苦。

自我入伍那天起,这块石头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直到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于是,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工作搞得更出色。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荡,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她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