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二、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

我到达焉耆后,被分在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但除了一身军装,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一进甘肃,就是扑面而来的荒凉。但我们当时所到达的地方,则是彻底的荒凉。住的是地窝子,面对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碱滩相间的荒原。到处是狼、马蚤子和蛇。有些碱滩很深,有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时,虽有一些粮食,但没地方加工。十几公里外的老乡处有一副水磨,我们的司务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兵就用毛驴驮着粮食到老乡那里磨面。回来时,走迷了路,误入一个碱滩中,毛驴掉了进去,越陷越深,他眼睁睁地看着毛驴被碱滩吞没了。

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这样的地方开垦成良田。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镘,用它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发的黄棉衣是大号的,袖子长,我人小,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

那时我们每天三点半起床,简单地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干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才收工。回来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搞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就晚上十一二点了。所以休息的时间很少,加之吃的东西很差——玉米饼子硬得能把人头上打起包。大家总感到困,感到劳累。即使这样,还要唱歌,说话,不然,领导就说你有思想问题。

冬天开荒更加难受,一是寒冷,冻得人受不了;二是地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开垦起来十分吃力,砍土镘挖下去,地上只有一个白印子,把砍土镘弹得老高,震得虎口一阵阵生疼;三是脸和手极易皲裂,最后手和脸上的皮肤变得像哈密瓜一样难看。而冬天也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以就把吃玉米饼改为喝玉米糊糊。我这人干活儿不要命,但饭必须吃饱,那点糊糊管什么用?好多次我干着干着活儿,就饿晕过去了。

那时的女兵都留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但这里连肥皂也没有,我们没法洗头,头上长满了虱子,最后只好用碱土洗头。那东西蜇得人头皮发麻,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头发剪了,剪成了小平头。

为了当兵,我虚报了年龄,把十五岁报成了十八岁,所以到部队后,人家也把我当成年劳力看。我当时也没想很多,我只想劳动,只想当“劳模”,因为“劳模”当大了,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我非常想见毛主席,从那时就想见。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那时要见到伟大领袖,当劳模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儿都干了。

我记得我们到吾瓦开荒时,团里除了两千多名军人,还有当年一月和四月分配给团里的内地遣犯两千三百余人。军人和遣犯一起劳动,分不清谁是遣犯,谁是军人。有几次,我出去碰到老乡,人家都恐惧地躲开我,用生硬的汉话嚷道,遣犯!遣犯!

其实,我们的劳动强度比遣犯还大,目的也有些相同,那就是“争表现”。但他们的目的更明确,那就是表现好了可以减刑释罪;我们则显得有些理想,是为了“建设新新疆”的崇高目标。但现在想起来,那种工作强度,那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苦役,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人”看的,仅仅把自己看成了一把不停挥舞着的、粗劣的、经久耐用的砍土镘。

我性格外向,不怕吃苦,再苦都是乐呵呵的,因为留着个小平头,大家都叫我“假小子”,我的大名毛灿奇反而被人忘了。一副男同志模样,也给自己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当时遣犯多,常有遣犯半夜里偷偷溜到我们地窝子里摸女的,那时的厕所是用芨芨草搭的,也就能挡个视线,一刮风,就没了踪影,怕晚上遇到坏人,一个人上厕所,就得去一个班跟着。

那时还有流匪。1951年冬天,我们到天山里去打柴火。路很远,一天只能往返一趟,要过两条冰河,一个大冰滩——那冰滩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窖里,曾有一个老乡就掉进了冰窟窿里,七八个人才把她拉上来。有一次,一名流匪看见我们全是女的,就拿着刀,要图谋不轨。大家吓得不行,就惊慌失措地对我喊叫道,假小子,快过来,有坏人!我跑过去,故意把棉帽子一扔,露出小平头来,一边挽袖子,一边向那男人走去。那男人以为我是男的,吓得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五二年秋天,营里来了一台马拉收割机,是苏联过来的。那东西虽然靠马拉,在当时已很先进。营长曾找我谈过话,让我和他结婚。我不。一遇到这种事,我就说你比我爸的年龄还大,我可不愿给自己找个爸,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所以每次开会,都说我没有扎根边疆的思想。但营长仍对我有好感,就培养我当马拉收割机手。

有一次,我到一个连队去割麦子,连里建了一溜土坯房,给遣犯们住——当时就是这样,稍好的条件都给了他们。连里以为我是男的,就把我安排在遣犯们住的过道里。劳动一天,本来十分劳累,但听到两边屋子里遣犯们脚镣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响声,心里很害怕。但想着想着,也就呼呼地入睡了。

我睡得正香,教导员来检查工作。见过道里睡着一个人,就问,是谁睡在这里的?

从营里来的收割机手。

怎么能让她住在这里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你们这不是把羊送到狼窝旁吗?

哎呀,教导员,我们还以为她是男的呢。

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赶快让她搬到连部去住。

当时的连部也就一间小房子,是连部人员办公兼睡觉的地方。里面挤了好多人,我再挤进去,里面显得更加拥挤和闷热。加之我是女的,大家都只能穿着衣服睡觉,更是汗流浃背。我那天割了近七十亩麦子——创了马拉收割机割麦的最高记录,累得不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躺下就睡着了。

我那时的脑子里,除了“干活”两个字外,剩下的就只有饥饿了,劳动加立功等于见毛主席,为了这个目的,我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同志:挑柴时,男的挑一百五十斤,我挑一百六十斤;他们日开荒四亩,我开荒四亩半,完成不了,我就加班加点。就这样,我在五二年评上了劳模,但由于不愿结婚,说我看不起革命老同志,就把劳模改成了立一等功。

说起饥饿,至今还能感觉到那种晕眩和使劲儿咽唾沫的情形。一听说吃的东西,肠子就会咕噜噜一阵乱响,身子也会因紧绷而猛烈地收缩一阵。这时得赶紧用什么东西支撑住自己的身子。不然,就会因为身体对食物的强烈渴望而晕眩,一头栽倒在地。那时做的梦除了偶尔有故乡的情景外,其余的梦全是关于吃的。我梦见过吃下一只全羊,很多鸡,金黄的玉米和一盆盆米饭。那些梦常常使我从梦中兴奋得醒过来。

记得五二年割麦时,送饭的人先送来了玉米馍,回去挑下馍的盐开水去了,到了时间还没来。我饿得眼冒金花,实在难以忍受,就对班长说,班长,我饿得受不了啦,能不能吃几个馍馍?

你能吃几个?班长问我。

那馍是玉米面做的,一个就有三四两重,看着金黄金黄的,其实很糙,但我觉得它们比山珍海味还要香,觉得自己能把那一堆馍全吃掉,就说,有五六个就行了。

班长一听,有些吃惊,就跟我开玩笑说,今天饭多,都说你是“大肚汉”,你如果能吃完八个馍,我奖你一罐辣子。

我还没答应,女兵班的就嚷起来了,假小子,你吃,你答应,你如果能把一罐辣子赢过来,我们就可以吃一礼拜了。

当时除了主食,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每顿都是清水里煮几片菜叶子,然后放上两三勺油泼辣子,搅一搅就是菜了。那一罐辣子是连队的,可它是一笔了不得的财富。我很认真地问班长,如果我吃完了,你真敢把一罐辣椒奖给我?

班长一下子犹豫了,他的确没这么大的权力。正好指导员过来了,就说,我来当裁判,你如果赢了,这罐辣子就归你。

全连战士都过来看着我。

我说,那我就开始了。一边说,一边把八个馍抱在自己怀里,好像怕他们说话不算数,会把这八个馍拿走。

我很快把八个馍咽进了肚子里。见我把最后一个馍吃完,连那些男兵们都瞪大了眼睛。女兵们则赶快把那罐辣子抢了过来。

营部副官一见,说,她这么小,不要把她撑死了。

连里也害怕了,指导员命令我到树下休息,不准喝水。我吃了一顿饱饭,很快就睡着了。

为了让我多休息一会儿,他们上工时怕惊醒我,所以没有吹哨子。

我醒后,见大家已经在劳动,就问指导员为什么不叫我,我可不可以喝水了。他看看手表,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就说命令已解除,我可以喝水了。我趴在水渠边喝了水。觉得干劲倍增,那天我用镰刀割了两亩多麦子。

还有一个关于吃的事情。那是我立了一等功后去师部开庆功会,师部设在焉耆。我姐姐毛淑奇参军后在师部医院当护士。我们是同一批进疆的,到了新疆后分开了,再没见过面。我去见她时,她已认不出我了,以为是弟弟,就说,弟弟呀,你多久也当兵来新疆了?

我全身都是泥土,由于劳动,身上的衣服已破得不成样子,姐姐的同事见了我就对她说,毛淑奇呀,只听说你有个妹妹在新疆,从哪里又冒出个弟弟来了?

我听了后只是笑,笑了好久,才对姐姐说,看你那眼睛咋的了?我是毛灿奇!

姐打量了我半天,摸摸我的头发和脸,又看看我那双原来娇小、现已变得粗大的双手,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她一边揩泪,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工作呀?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我在劳动,搞生产建设,光荣得很!

你看你都没个人样子了。

谁说的,我立了一等功呢,我是到师部来开庆功会的。

说完,我就向她要吃的,姐,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觉得饿。好饿好饿。

有,刚好剩下些病号饭,姐说着,端来了一缸子鸡蛋煮面条。

自到了新疆,我就没见过鸡蛋。端着缸子,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姐见了,也直抹眼泪,她哽咽着说,吃吧,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开始时我小心翼翼地吃着,生怕自己会一口把一缸子美味给咽下去。最后终于止不住,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几口就把一缸子面条吃完了。

姐姐的同事又盛了一缸子,我又把它吃下去了。

老炊事员一听我吃掉了两缸子面条,就出来对姐姐说,小毛,你让她到伙房去。

到了伙房后,他端出一盆面条来,说,小子,你吃吧,能吃,就把它吃完。

我一见,那个高兴啊,把那盆面条吃得一根没剩。把老炊事员惊得半天没合上嘴。过了半晌,他才说,好饭量,真不愧是个二小子!

姐说,她不是二小子,是我妹妹,来参加庆功会的。

炊事员一听,更是吃惊,不相信地嘟囔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唉,那是我吃过的最饱、最香、最可口的一顿饭,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它的香味。

饭后,姐姐给了我一块肥皂,一盒搽脸用的“处处红”,又给了我一双袜子,要我换上。

当我把旧鞋子一脱,姐给吓住了。因为当时穿的是“陕北袜子”,白布做的,用一种树叶染的色,穿了脚黑。姐一看我那双黑脚,还以为我的脚冻伤了呢,不停地问,你的脚怎么了,你的脚怎么了?

我说,没事儿,只是没有肥皂,洗不干净。

虽然立了一等功,虽然参加了庆功会,我心里并不满足,我的目标是当劳模。参加那次庆功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医院吃的“病号饭”。还有就是在庆功大会上讲话时,由于我年龄小,个儿矮,上去发言时,没有讲台高,开始大家只听见了我的声音,看不见我的人。政委亲自给我垫了一个凳子,我也只能勉强把脑袋伸出来,引得官兵们一阵大笑。

那次庆功会更坚定了我当劳模的决心。我相信自己凭劳动,终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第二年,他们却让我到妇女队去当文化教员,这也表明我提干了。按说应该高兴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十分伤心,哭天抹地的,我说我不去,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能在一线劳动,就不能再立功,不能评上劳模,也就见不到毛主席了。但人家说那是命令,不去是不行的。我就只有去了。

生活一下暗淡起来,干什么都没有劲儿了。自从理成短发之后,我就发誓,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颇有些削发明志的味道。可到了妇女队后,这短头发却不断地给我惹麻烦。

五二年的湖南女兵来了,紧接着山东女兵也来了。山东女兵比较封建,我去接她们时,她们以为我是男的,见一个男的去接她们,还和她们握手,就用石头打我,还骂我。我对她们说,我也是女的,但没人相信。

你既然是女的,那你为啥留着这样个头?她们问我。

我说我不愿留长发,嫌麻烦。

她们的区队长段凤英仍不相信我。有一天,我去给她们送水时,她把我堵在一个房子里,其他女兵趁势把我围住。

我吃惊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俺们要检查你,看你究竟是男是女。段凤英说。

我是女的。

俺们认为你不像,哪有女人留这么短头发的。

我听了她们的话十分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屈辱。经过两年多劳动,我力气大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我推开她们,从窗户逃了出来,就去找教导员,说她们侵犯人权。

现在想想,也难怪她们要那样做,粗大的手脚,粗糙的脸,加之头发又短,哪还有一点女人样子?就连作家碧野也没看出我是个女的。碧野到我们团去参观时,政委和他打乒乓球,然后又让我打。完了后,政委就给碧野开玩笑,把我说成是他的警卫员,并问碧野,作家同志,你看我这警卫员咋样?

很好,就个子矮点。

你猜猜看,她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作家,善于观察人的。

碧野一听,把我叫得近了些,端详了一阵说,肯定是男的。

我和政委听后,都笑了。

从五一年到六○年,我年年立功,但终归没评上劳模。我有好几次可以调进机关,但我都没去,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往最艰苦的劳动一线调。十年劳苦,累出了一身病,最后身体垮掉了,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来,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我和许多湖南女兵一样,被打成了“另类”,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我却不愿失去自己的梦想,即使“文革”中我被打成脑震荡,我也要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脑海中。

我是一介百姓,一个普通的生命,却怀抱着一个不适宜的梦想——因为它是我唯一的梦想。我不能失去它,一旦失去,我就没有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东西了。所以“文革”中把我弄去当伙夫,我还高兴,因为我又有成为劳模的可能了,又可能见到毛主席——他那时已光辉灿烂得不得了。

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我都没能见到他,当然,他的挂像我见得太多了。后来,退了休,我攒了钱,由老伴陪着,专门去了北京,不巧又碰上毛泽东的纪念堂不对外开放。站在空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我的泪水止不住滚滚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