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的我是偷偷去当兵的。当时，由于眼睛近视，营养不良，体重太轻，身高不够，在体检时被刷下来了。
我十分委屈地站在那里，一直不肯走。
小鬼，快回去吧，明年再来。一位军官对我说。
我哭着说，不，我不回去。
体检都结束了，我还站在那里。
熊晃将军扶着栏杆，站在楼上，他注意到了我。
招兵的军官对熊晃说，政委，这小鬼已站在这里半天了，怎么说也不走。她年龄、体重、身高都不够。
我接过那军官的话，说，不让我当兵我就不走。我在茶叶厂当工人已经一年多了，我已是大人了。
熊晃把我打量了一番，就对那军官说，那就收下吧，让她到文工团去。
我一听，高兴极了，连着说了好几个谢谢。
我的父亲是个汽车司机，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他是不愿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的。但一见我穿着那套过膝的棉军装站在他面前，他一切都明白了。他吸了口旱烟，对我说，听说新疆冷得很，雪四五尺厚，你去非冻死不可。
爹，解放后我也上不起学，人家去了都不怕，我也不怕。我倔强地说。
那你就去吧。顿了顿，他又说，满（小）运呀，你知道你明六叔公和正四叔公啵？
我听说过的。
你明六叔公陶峙岳在新疆当总帅，你正四叔公陶晋初可能是副总帅，你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关照你的。
总帅，那是多大的官呀？
统领新疆兵马，在过去啊，也是封疆大吏，一方诸侯啊！他俩都是中将，听说率部起义了，也是解放军了。我们陶家在晋朝时出过“八州都督”陶侃，还有就是陶潜陶渊明。从那以后，可能就是你两位叔公出息最大，可算是光宗耀祖了。
好的，我去了新疆，一定去找他们。
本想借两元钱给你，可胡经理不给借，爸明天又没时间送你。
部队上用不着钱，管吃管住管穿，也不用你送，你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4月16日黄昏，火车鸣了一声长笛，“哐当哐当”地驶出了长沙车站。
看着长沙城渐渐远去的、依稀的灯火，我突然想起我这一走，啥时才能回来呀！想到这里，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嘤嘤”哭了。我这一哭，整个车厢里都响起了抽泣声，大家全都哭了。大家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直哭得带队的大队长、分队长都抹起眼泪来。
7月1日，我来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驻地景化（现呼图壁）县城。在这里，我和女兵们接受了一个月的政治教育，大家住着清一色的地窝子，睡着清一色的地铺，地铺上的苇子草散发着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腐浊气息。政治教育的结果是使大家都抱定了“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决心，熄灭了我们回到故乡的梦想。
二十二兵团司令部从迪化迁至景化后，异常简陋，跟现在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差不多。女兵队紧邻司令部办公室，我常常看到一辆美式吉普车出入于司令部，车上的首长军容严整，颇有儒雅之气，我也听到了人家叫他陶司令员，我就想此人可能就是明六叔公陶峙岳。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被称为陶参谋长，我想这大概就是正四叔公陶晋初。
我明六叔公自十五岁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后，一直没有脱离过军界，算是真正的职业军人，他从黎元洪都督府的一名卫兵干起，直到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而他的堂弟，也就是正四叔公也是从上士文书干起，在抗战期间，参加过上海保卫战，入缅对日作战，写下过“胡尘遍地疮痍甚，莫向潇湘望故乡”的豪迈诗句，正当他要杀敌报国之时，他被召回重庆，成为中将高参，只领薪俸，无所事事。他报国无门，悲愤之下，两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欲赴延安。后因国民党封锁，未能成行，他就干脆蛰居乡里。直到1948年陶峙岳邀请他赴新疆出任参谋长。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加之一家出了两位国军中将，后又通电起义，他们自然成为宁乡县人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他们早已被故乡的人们视为传奇人物。
他俩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但两位将军戎马倥偬，我很少见过。向人打听后，确知他们正是父亲要我找的人，但我并没有那样做。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自己的身份。我想，我既然是一名战士，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靠自己去奋斗。
政治教育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小拐。我和另外六名女兵坐着敞篷车，沿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地走了一天，直到天黑透了，才见到一星飘浮不定的灯光。那就是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师部所在地——全兵团最为艰苦、最为荒凉的垦荒前线。人们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小拐好，小拐好，
人无粮，马无草，
脚底下擦油赶快跑。
几棵树在夜风中发出孤独的“沙沙”声，几间土坯房就是机关办公的地方。其他人已在地窝子和苇棚子里入睡，只听得见此起彼伏的鼾声，却看不见人。使偌大一个师部机关看上去好像就那迎接我们的十来个人，显得异常清冷。
政治部主任史骥等候着迎接我们。这一路净是无边荒原，大家的心早就凉了，加之劳累，我们下车后，都不吭声。递了水来，只管喝；递给饭食，只管往嘴里扒。我开始以为这只是路途上的宿营点，就问司机明天何时出发。司机不解地问，往哪里出发？
到二十五师呀。
这就是二十五师。
我听后，看看四周，只见夜色萧瑟，一片死寂。不相信地问，这是二十五师？你哄我。
小鬼，你心目中的二十五师该是什么样子呢？史骥接过了话茬儿。
至少得有人，有多一点的房子，有狗叫，有田地。我认真地说。
以后会有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是湖南哪个地方的人呀？
姓陶，叫陶先运，湖南宁乡人。
我们司令员也姓陶，也是宁乡人，你们该不是一家吧？史骥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我笑了笑，没有吭声。
你想干什么工作？到文工团去怎么样？
我不想去文工团。
那你去学护士吧！
好的。
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我们露宿在荒原上。第二天，我到了师护士训练班，任七班副班长。
学校是一片荒滩，草都没长几棵。长草的地方能长粮食，要留着开垦良田，所以舍不得拿来建房。
我把背包一放，就去打土坯，割苇子，用了十多天时间，修了两排简易的土坯房，学校就建起来了。没过多久，师成立训练大队，分财经训练班、医护人员训练班、政治教育训练班、预提干部训练班，共一千多人，又得修校舍，修礼堂。大家又开始背土坯，那土坯七八公斤一块，我先是背三块，然后四块、五块，最后背到了七八块。我的衣服磨破了，背磨烂了，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就连路过那里的老乡见了，也不停地说，啊，尕尕的，亚克西。我不懂维语，就问是什么意思，别人就说，老乡是在夸奖你，说你人这么小，背这么多块土坯，了不起。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就这样学习了三个月，我就到师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我没有想到自己首先护理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有喝药被人发现的，有割腕的，有跳河淹得半死的，有在批斗审讯中被打破了头的、打折了腿的、打伤了神的，还有精神失常的……那情景令我十分害怕。有一个人我还在护理着，就死去了。他是“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后被甄别了，但人已被折腾得不行了。我记得他整天就说那么一句话——啊，同志，我冤，我冤啊！我原来是很怕死人的，那是我第一次离一个死人那么近，又是在晚上。耳边是其他病人的呻吟叫喊，远处是狼的嗥叫，狐的悲鸣，没有电灯，洋油灯的火如萤似豆，但我没有感到害怕。那死人怎么也不瞑目，我就一次次去抹他的眼睑。我给自己壮胆说，死人是什么？就是心不跳了，血不循环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1952年冬天，明六叔公到二十五师来视察，无意中问师长刘振世，我们那些湖南妹子在你们师工作得怎么样啊？
很好，师医院还有个你们宁乡的湖南妹子，年纪不大，工作却很突出，也姓陶。
宁乡的陶，就我们陶家大屋。我听说我有个侄孙女当兵到新疆来了，不知道在哪个部队，她莫非就是我的满孙女呀！我骑马去看看她，怎么样啊？
好哇！
师长叫人牵来了马。明六叔公摆摆手，算了，这样太招人眼了，如果是我孙女，她也应该和别的战士一样，让她下班后来看看我吧！
那天下班后，医院的协理员对我说，陶护士，政委打电话，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那时，师政委在我的心目中，是很大的首长。虽然当时的官兵关系融洽得很，但师政委点名找我，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我去后，政委却不在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近花甲的军人在那里用铁钩掏炉子。见我站在门口，老人就说，你们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进来坐。
我坐好后，老人递给我一茶缸水，让我坐到炉火边来。老人已把炉火伺候得很旺。他和蔼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陶先运。
你爸爸的名字呢？
陶叔宽。
你还有两个伯伯吧？
是的，大伯叫陶伯蓬，二伯叫陶正九。
我一说完，老人就有些激动地说，孩子，我是你叔公啊！
这么近地见到亲人，我激动得不行，我用颤抖的声音叫了一声，明六叔公。然后说，我爸临走时给我讲过，说您在新疆当总帅，让我找您。
那你怎么没来？
我……我想和其他女兵一样。
好满运，有出息！
我前年曾回过陶家大屋的。
我听说过，是我爸用货车接叔公回来的。人家说你是将军，可连个警卫也没有。记得您到每家都看了看，就走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当时还不清楚您是谁呢！
我是顺路回家看看，这两年家里怎么样啊？
还好。
你这棉衣看来不太合身，鞋子也不太合脚。
再长一长个子，就差不多了。
你现在做么子事呀？
当护士。
护士都干些么子事？
扫地，发药，倒屎尿，掏炉子。
这工作能适应吗？
能的。
我们爷孙俩用老家话谈了很久，然后，明六叔公摸着我的头，问道，孩子，有么子困难没有？
我像怕回答慢了似的，连连说，叔公，没有的，没有的。
是不是没有？有就跟叔公说。
真没有的。
今晚你就不要回去了，外面冷，有狼，我给你在师部找个地方住。顿了顿又说，先运，我明天上午给指战员讲话，讲完后就回迪化，我给你留个地址，有机会就来找我。完了，又轻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交通如此不方便，也不一定有机会啊！人生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你比你叔公有出息。十五岁就当护士了，我十九岁才在黎元洪的都督府当了一名卫兵，二十岁时才一个二等兵呢！
过了两个月，明六叔公托人给我带来了一支博士牌钢笔，鼓励我好好学习，勤奋工作。
事隔多年以后，我再追忆往事时，认为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纯真时代，每个人的心，都像深山里的泉水一样明澈，很少受任何私欲的污染。要是像现在这样，我就不会仍待在这个边陲小城，早就升官发财了。但如果那样，我叔公也不会是人们心目中的叔公，我的内心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安宁。后来想一想，也有后悔的地方，就是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应该说想去读书。有了文化知识，我想我能为新疆多做一些事情。我当时年纪小，正是读书的时候。这要求在当时是不过分的。因为好多人都去农学院或医学院学习了，可我当时没有想起来。
慢慢地，人们都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了。这使我只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害怕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我仍然和大家一样干活，并且争取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拾棉花，平均每天拾七十五公斤，给棉花打顶一天打十几亩。有好多人见我那样，就说，唉呀，你好傻哟，傻得不透气哟，你叔公是堂堂司令员，你不找他，到这里来跟我们吃啥苦哟！
1962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家，爸对我说，满运呀，你没找叔公？我说没有。他说，孩子，你真不懂事。我说，他当他的司令，我当我的兵，不是很好嘛！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单纯。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这么单纯的社会。有些像什么乌什么邦似的，对，乌托邦似的。
1953年10月，我发现自己的津贴涨到了十八元，我问自己的钱怎么多了，人家告诉我说我提干了。不久，我就随招聘团去山东征召山东妇女入伍，以解决大批起义老兵的婚姻问题。二十五师征召了五百多人。但山东妇女们一到新疆，看到房无一间，瓦无一片，条件艰苦，又哭又闹，最后师部命令带妇女的同志必须和妇女一起下去，做她们的工作，直到她们安心为止。这样，我就到了连队。
而随着战士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征召女兵时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了，十八九岁、二十三四岁的婚龄妇女占绝大多数。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工作非常难做，我当时才十七岁，我领着部分大姐大嫂们到了独立营。从此，我就一直在劳动一线工作。我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过“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等许多荣誉，并荣立过一等功。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明六叔公，我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
1968年9月25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来。关进了一个安了铁门、已变成地牢的地窝子里。造反派对我进行严刑逼供，让我检举明六叔公的罪状。我宁死不屈。
国庆节那天，他们把我吊起来说，你今天如果再不交代，就别想活着从这地窝子爬出去。
他们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过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泼醒，但我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我醒来后，浑身是伤，难以动弹，地窝子里没有一丝光线，如地狱一般黑暗。我想用死来抗争，但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定要尽力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抗争，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就能轻易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靠着这种信念，忍受了对我的非人折磨，熬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时光。
十年浩劫之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冷遇，批斗和打击，我都忍受着，以非凡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忍受着我经历的苦难。这些，在“文革”一开始就回到湖南、被有关方面保护起来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明六叔公已于1989年以九十七岁高龄仙逝。我作为他的满孙女，与我的儿孙们仍在新疆这座军垦小城石河子平静地生活着。
回顾自己的路，我1951年进疆，1991年退休，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干了四十年，农场的所有活儿我都干过，这里留下了我的豆蔻年华，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荣、欢乐与痛苦，留下了我的儿孙，我是真正的兵团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实，内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就没有新疆这些美丽富饶的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