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3月从长沙出发的，当时我才十六岁。那批女兵很多，共分了三个大队。我在三大队，有八百多人。车队行进在路上，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尘土扬出几十里，显得十分有气势。
我到达二十七师时是在五月。新疆的大地正在苏醒。天山上白雪覆盖，像一面银白色的屏障，横在南北疆之间。到处是在缓慢消融的积雪，枝头刚刚萌出星星点点的绿意，几只乌鸦飞翔的姿势也显得轻盈起来，麻雀的叫声中也有了掩饰不住的欣喜，阳光不再浑浊，而是像流动的水一样明亮起来。
二十七师一共分去一百多名女兵，我留在了政治部组织科，任见习干事，是一百多人中唯一留在师机关的，所以觉得十分幸运。其实是师部协理员看上了我，有意把我留下的，和许多女兵一样，我当时并不知道。
开始，协理员找我帮他写家书，我同意了。后来，我发现协理员的家书越写越频繁，姑舅姨表，堂兄堂弟，侄儿侄女，包括同村的邻居等，他都在不停地给人家写。开始十天半月找我帮着写一封，然后变成了每个礼拜找我一次，再然后是两三天找我一次，最后每天都要找我帮忙写信。我当时年纪很小，并没有在意，只是觉得这个协理员很想念家乡，很想念亲人——他对家乡和亲人的爱甚至使我深受感动。
但有一天，协理员红着脸，非常紧张地来到我面前，支吾了半天，说，王建华同志，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突然变成那样，也使我觉得很可笑，就说，你是首长，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他的脸更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过了好久，他也没有憋出一句话来，却把一封信硬塞到了我的手中。
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给我写什么信呀？我深感奇怪，忍不住问他。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说，但你知道，我这人不会说话，我觉得在信中说着方便些。他语无伦次地对我说。
我看一看有什么事。我说着就要把信撕开。
协理员更是不好意思了。你先不要看，我走后你再看吧！他说完，就慌忙走开了。
我拆开信看后，知道是一封求爱信，我又羞又生气，就把信撕了。
协理员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音，见我好几天都没动静，就壮了胆子前来问我，那封信，你看完了没有？
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心灵单纯，当时看了那信很生气，但过了几天后，也就没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协理员一提起此事，我不由愣了一下。待明白他问的是什么事后，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么老的同志，给我当父亲还差不多，你却写那样的信给我，我当时就把信撕掉了。
协理员尴尬地站在那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过了好久，才低着头，转身走了。
我在师部已听说了许多有关女兵婚配方面的事情，心里特别警惕，我也从别人那里得来了经验，遇到这样的事，首先就不和你唆。我死死守住一条：宁愿枪毙，也不答应。
师机关比下面要文明许多，现在想起来，那位协理员的方式也算是很文明的了。你不同意，别人也不会强求。我当时对这事处理得很鲁莽，对他的态度也实在太过分了，一点面子也没有给人家。但听说的事太多了，所以内心特别敏感。一听到这样的事就来气，就害怕。后来觉得，应该好好地跟人家说，不该让人家下不了台。但当时年纪太小，没有想到这些，所以，协理员想报复我。
协理员报复我的方式在当时是很要命的，那就是要查我的家庭出身。
有一天，他带着一脸严肃的神情找到我，用冰冷的口气对我说，你在你的家庭出身上隐瞒欺骗了组织，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出身下中农，这是组织审查过的。
你养父是国民党的官吏，所以你的出身应是反动官僚家庭。他说。
我养父只是个小官吏，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被逼得没有办法，让我去给他当了几年养女。后来，我又回到亲生父母家了，跟养父再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我还是下中农。我没有隐瞒和欺骗组织，我希望你尽可以依靠你的工作之便，去查个水落石出。我话中带刺地对他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听到他在我身后不甘心地冷笑了一声，说，我们走着瞧吧！
没过多久，二十七师除留一个团给六师外，其余各部全部调往北疆。官兵们都很高兴，因为北疆的条件与南疆相比，相对而言要好得多。
我却决心随那个团一起留下来。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开那协理员。协理员毕竟是我的上级，对我这个小战士来说，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的确别扭。好多人都劝我一起到北疆去，我都摇头谢绝了。最后连政治部主任都对我说，小鬼，你在机关工作，条件要好许多，你要知道，下去容易，要想再上来可就难了。
我说，多谢首长关心，我愿意留在这个艰苦的地方。
到了六师后，我很高兴。因为这是王震将军的老部队，它的前身三五九旅曾经天下闻名，而二十七师是起义改编部队，最初分我去时我就不太乐意。
我到了和静。我想老部队中，一定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觉得自己像一只出笼的鸟儿，自由了许多，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是没能避免。这两次都不是给我写信，而是由组织出面，直接给我介绍，这使我非常绝望。我这才知道，这种事情，在驻疆部队中已很普遍。我不服他们的做法，所以不论组织怎样做工作，我都抱定一条信念：宁死不嫁。
我当时只能让时间来改变这种现状。我相信，时间会让这一切成为过去。
如果真正要找对象，那时的女兵从内心来讲，首先想找的是子弟兵，不愿意找起义军官，这是由于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其次是想找机关里的参谋干事，因为他们大多是学生兵出身，有文化，年龄差距小，显得文明一些，有教养一些；最害怕找营长、连长一类的军事干部，他们经常带兵打仗，显得粗鲁。然后希望是南方人，这样，生活习惯接近一些。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要找对象，就要按这个条件去找，若找不到，就不结婚。
我最后如愿以偿。与我在南疆相守了四十多年的丈夫季国纲是浙江人，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当时在团宣传股任股长，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时至今日，我似乎已理解了当年的那些做法——
从客观上说，因为战争，一些从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老同志不可能考虑婚姻的问题。国家解放了，谁不想享受和平的果实，谁不想成个家、立个业呢？但新疆当时的情况太特殊了，二十万军屯垦天山南北，而新疆当地的汉人当时才三十来万，上面又有规定，不准与少数民族妇女通婚。这就形成了矛盾，没法在当地解决军人的婚姻问题。仗打完了，不能让他们解甲回家，还要以部队为建制在这里屯垦戍边，不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谁能在这里待下去？谁能在边疆扎下根呢？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显得十分紧迫。但作为个人，就从我们女兵角度出发，我们是怀着纯洁、朴素的革命愿望，怀抱着满腔报国热情，响应号召，报名进疆的，一心想为边疆建设抛洒热血、添砖加瓦——这些话在现在听起来像是空洞的口号，但在当时，都是我们的真实想法。来到这里后，苦吃了，这都没什么，但在婚姻上要接受这种间接或直接的组织分配，内心肯定难以接受。特别是刚到部队，就提出婚姻问题，就更是接受不了。不管老同志在革命中多么战功卓著，他也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与他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女人同他结合。这关系到内心的尊严，还有这种方式打碎了女兵们来这里的最初梦想和愿望，更主要的是——剥夺了我们的爱情。
我认为他们应该耐心引导，使年轻的女兵们渐渐接受，而不应该把解决婚配问题当做一项任务去完成。
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逃避了自己不愿接受的婚姻，但我为其他的姐妹难过，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我后来当了教师，自学完了大学课程，丈夫做了师宣传处处长，我们把四个孩子全都培养成了大学生。
——如果我为这片土地做得不够，我让我的孩子代我来做，他们比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一直认为，部队给了我一个崭新的人生。我对部队的情感很深，我一直珍存着当年的军装——包括领章、帽徽和当年的鞋袜。1988年，我五十三岁时，还特意穿着它们，挂着奖章，照了一张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