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二、文汇涓: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

我和崔曼琼是一起入伍的。我当时出来当兵的目的,就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因为我当时考上了初中,却没有钱读了。崔曼琼是宁乡人,她家住在湘潭,她父亲在杂货店当伙计。因为她是独生女,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她考上兵后,回家去拿被子,怕父母不放人,就说自己在长沙找了个工作,她父母就放心地让她走了。

她在湘潭有个对象,已经订婚了。她对象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解放时被镇压了。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订了婚的,还是不能反悔。她走时给对象留了一封信。她对象得信后就与她父亲追到了长沙,要接她回去。她当时因是独生女入伍,说她思想进步,还作了报告,是“先进分子”了,所以她父亲不可能把她接回去。

崔曼琼说,我军装都穿上了,怎么能脱下来呢?

她父亲说,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怎么能离开我们呢?你妈已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你就可怜可怜你妈,跟我回去吧!

崔曼琼说,不管怎样,我要去参加革命,去保卫边疆,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过去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是好儿女志在四方。你回去劝劝妈妈,让她不要伤心,我到了部队,会经常给她写信的。

她父亲只好流着泪走了。

我们是4月2日离开的湖南,到西安后,就有人在讲婚姻问题,说什么配对呀之类的话,但我并没有在意。我和崔曼琼当时想的都是进工厂。

一路的荒凉别人都已讲过,我就不说了。到了哈密,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我们当时也担心留在那里。我对崔曼琼说,如果让我们留下,我们一定不答应,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城市呢!其实,当时的迪化比哈密大不了多少,破破烂烂的,一片萧条,但总比绥来强得多。“一座城,两条街,三家店铺,四户人”就是它的真实写照,南方再穷困的乡镇也跟它差不了多少。我分到了二十六师政治部宣教科,任青年实习干事,负责团委的工作,崔曼琼则到了石河子二十二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宣教股。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原只想来当个工人的,不想都进了机关。同来的好多老乡都去了团里、营里开荒种地,与她们相比,我们吃的苦少多了,感到十分幸运。

其实,我们俩都已被人家看上了,所以才留下来的。

那时候,他们挑我们,家庭出身和人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文化程度。然后就一层层被人挑选,当了别人的预备对象。我和崔曼琼的出身都挺好的,所以才留在了机关。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已是六月初,到二十二兵团政治部学习一个半月后分到二十六师,当时已快八月份了,但是我十月份就与成皓生结了婚。

我到宣教科不久,成皓生就调到位于乌拉乌苏的十七团当政治处主任了。我们总共没说上十句话。

我记得那是结婚的前一天,新上任的宣教科科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文汇涓,有一项工作需要你去十七团一趟。

是什么工作呀?

你到了后,团里会给你安排的。

我到机关后,还没有到下面的部队去过,听了他的话,就十分高兴地同意了。

从绥来到乌拉乌苏有一百多公里路,我坐着一辆“六根棍”的马车,与师部的几个人一同出发了,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有待开发的荒原。很难见到一个村庄。摇摇晃晃地走了两天,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除了劳动的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我被直接带到了一间地窝子里。那是垫了木板,筑有土墙的地窝子,属“豪华地窝子”一类。我到那里后,没有任何人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我坐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我以为团里忙,把我给忘了,就主动去找他们。他们见了我,都笑嘻嘻的,神情也怪怪的,说让我先好好休息,到时自然会给我安排工作的。

我就到处瞎转着玩。

当天晚上,团政治处主任和他的几个干事拥了进来,撒了一点喜糖,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就开始祝贺我与那主任喜结连理,白头偕老。

我一下就迷糊了,然后变得十分生气。我气愤地说,你们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

他们听后,反倒哈哈大笑起来。宣教股股长说,小文,你现在该知道你到十七团来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了吧?他说完,当即宣读了结婚报告,当我听到“同意成皓生与文汇涓结为夫妻”时,我感到这一切太荒唐了。

我觉得自己的脸都气白了,我问,成皓生是谁?

他们把政治处主任推到我跟前,说,他就是成主任,他原来是师宣教科科长,你到师部不久,他才调到十七团的,你应该认识。

我原来只知他曾是“科长”、“主任”,现在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叫成皓生。

我当即就哭了。我说我不同意,你们连我的意见都没有征求!

这是革命的需要,这也是命令,你是军人,一定知道命令对于军人意味着什么!宣教股长口气生硬地对我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知道哭。这里对于我来说,一下变得十分陌生。我觉得自己太孤单了。

成皓生是河北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比我大十岁,是“解放华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人民功臣”纪念章获得者。结婚之后,他告诉我,他是有意把我留在机关的,他从我档案中知道我家庭出身是工人,家庭背景也不复杂。当时在部队除了老红军,就是八路军了,他资格算老的,所以可以随便挑一个自己看中的女兵结婚。

一切都是如此突然,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我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对他当时也没有任何感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在内心里祈祷他是一个好人,能对我好,能给予我幸福。

我们几乎是从宣布结婚的那一刻才认识的,然后我们慢慢了解,在一种已被命定的关系下开始恋爱,开始培养感情。虽然从我们一同入伍的女兵身上,我知道这做起来很难,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但我仍然尽量去做。因为不管怎样,他已是我一生一世不得不共同生活的人呀!

——我们那时可能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少想到过“离婚”这个词,要么是去适应和顺应对方,要么就是默默地忍受。我是有幸的。因为他的确很爱我,我们的感情慢慢培养起来了。

后来通过一起生活,我也认为他也值得我喜欢。他为人坦率,对人和蔼,喜欢学习,对工作认真负责,身上的确有一种老八路的风范。他当兵前文化水平很低,到了延安就开始学习,他到新疆的财富就是一摞子学习笔记。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那时候真是单纯,也可以说是傻呀,到五三年了,因为原来说服役三年后,就可以回湖南了,我就跟丈夫说想回湖南去。丈夫只是笑,笑完了就说,是谁把你们从湖南接来的,你就去问问他你能不能回去。

他是跟我开玩笑,不想我真去问了。我找到那位征兵的干部,说,我们入伍三年已满了,你说满三年后让我们回湖南,怎么没人提起呀?

他一听就笑了,说,不是要让你“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嘛,怎么能回去呢?何况,你现在已有娃娃了,娃娃就是你的根,就像一棵树,不能轻易挪动了。你们湖南的左宗棠当年就是因为没让屯垦大军扎下根,所以才导致雄心勃勃的屯垦大业“一代而终”,我们不能这样。所以你还得在这里待下去。

听了他的话,我不再说什么了。心想,真应了那句顺口溜了:结了婚,安下心,生了娃娃扎下根。

1954年前,我们还一直住在地窝子里,那时我们已有一儿一女,儿女俩都生在地窝子里,长在地窝子里,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团副政委,我们才搬进了房子里。那房子就一间,半边办公,半边住人。即使这样一间房子,也令许多人羡慕不已。人毕竟几千年前就住在房子里了,所以总觉得房子才是人住的地方,住在那里面心情要顺畅得多。

1955年,成皓生调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我们用一架马车就搬了家,就两个背包,两个孩子。

那时候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他是干部,但挖地照样挖,拉犁照样拉。我也没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妇女一样,白天劳动,晚上做军鞋,我那时一晚上可纳两双鞋底,能上三双鞋帮。我们前三年同样没有工资,钱扣下搞建设了。二十万大军,一人少发一顶帽子办了八一糖厂,有一年少发了一套军衣建了十月拖拉机修配厂。谁也没有怨言,只觉得自豪,因为觉得自己为新疆作贡献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就得了肾炎。第二年住进了军区医院,1957年转往北京三○一医院治疗,张仲翰政委专门请了一位日本的肾病专家来给他诊治,那专家说即使照顾得十分的好,最多也只能活八年。

我听后,心一下子就碎了。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熬药、煎药,煎药、熬药,还得照顾三个孩子。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没梳过一次头发,每天就是用帽子把头发一拢了事。我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来照顾他,光熬的草药恐怕一火车皮也拉不下,就这样,在专家预计只能再活八年的他,活了十五年,1972年,五十二岁的他给我留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后,左邻右舍都劝我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应该再找一个。但我没有同意。我把母亲接过来,照顾孩子,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想母亲后来的身体也不行了,最后,她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床上,我只有伺候她,到她去世,不觉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崔曼琼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她虽然坚决不找老干部,但1977年,她的丈夫也去世了。

崔曼琼除五二年在兵团财务部工作过一年,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石河子度过的。她之所以能留在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就是因为当时的主任看上了她。主任当时已三十七岁,找她谈话,她见了面后,就在心里说那人跟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嘛!所以当即就不愿意,但又不好明说,只能以自己家里已经订婚为由来搪塞。那主任就问她未婚夫是谁,在干什么工作。崔曼琼就告诉了她未婚夫的名字。并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已镇压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那主任听到这些情况后,知道她历史比较复杂,就算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早已与她没了任何往来的未婚夫使她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不说,还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当时,有这两大“罪行”就可能被杀头,她没被杀头,但受的罪却可想而知。

当时,她对逼她结婚的人说过,我即使找个炊事员,也不找老干部。别人就有意给她介绍了食堂管理员巫明清。

巫明清是四八年抓壮丁出来的,在瓦子街战斗中被俘后当了解放战士,后任机枪班班长,进疆后是个排级干部,年龄要小些。但在战斗中受过伤,心脏不好,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意让他们配对的,反正,巫明清的身体在他们婚后不久,就慢慢不行了。但他对崔曼琼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文革”中。崔曼琼曾对我说过,如果不是巫明清对她的理解,她早就活不下去了。他对她说,除了人家把你打死,把你枪毙掉,否则,就一定要活着。他还说,人家不相信你,我是相信你的,不是有那么多老同志、老革命都在挨批挨整吗?崔曼琼主要想不通的是,自己何以在一夜之间成了罪人。是的,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黑与白,是与非,世界一下变得让人恐惧了。那时候,有好多人被逼得上吊、触电、吃药、跳水,自杀了,受不了呀!但崔曼琼始终抱着要活下去的信念。她听了丈夫的话,就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打死我,那是你们的事,你们不打死我,我就要活着。那个时候,女人显得比男人更有忍性。她可能不是为了什么真理呀,正义呀,她可能仅仅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或仅仅是为了活着,就可以忍受下那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

崔曼琼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收音机、烂手表都被想像成了“敌特”工具。那些人的想像力真是丰富。有人还怀疑她牙齿里可能装有一部敌人的电台,要把她的牙齿全部敲下来检查,游街批斗自然是少不了的,平时哪种活儿苦,哪种活儿累,就让她干。别人怎么打她,斗她,她从不掉泪,但后来平反念平反材料时,她却哭了。为什么?心中委屈呀,五年的苦降临到你头上,到最后,一纸“斗错了”的话就完了,而自己究竟为什么受了这些罪,却仍然不清楚。

反是平了,但她仍被弄到下面劳动,接受劳动改造,这自然少不了苦吃,熬啊熬,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了,她的丈夫又去世了。哎呀,那心中的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

我们结婚早的,因为找的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最低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长征,打日本,后来又是保卫延安,解放陕甘宁,进军新疆,南征北战,谁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到了新疆,又是开荒屯田,身体就是铁打的,也会生锈呀,何况那是凡胎肉体呢,他们身体早就垮了。加之年龄又比我们大十几二十岁,这就注定了我们好多女兵得中年守寡。

有一份材料中说过,当年组织分配结婚,多为老夫少妻,一般男比女大十几岁或二十多岁,有打油诗曰:“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男性寿命本来就低于女性,不少人三四十岁即丧夫,孤儿寡母,少人照顾,日子难熬,很是苦恼。虽有再婚者,多是不幸福,有的再婚数次,最终仍孤身一人。她们为屯垦戍边作出了贡献,把苦涩埋在了心底。

这说的的确是实情。你看看《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那本书就知道,在很多女兵的简介中,提及配偶时,多是“已故”两个字,看着的确让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