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本人和其他的领导人的隐退，并以此使党的领导恢复活力，在1985年和1985年后一直是邓所最关心的问题。1980年邓拒绝担任党主席的职务，已经表明他认为自己太老了，不适合再担任任何新的职务了。总的看来他关心的是确保领导层中换代交接的进行。邓本人在1985年9月使自己摆脱了日常的行政事务，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退出了政治局，在1989年11月辞掉了他的最后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高级职务。尽管身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似乎不存在着退休问题，也就是说他在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决策方面仍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不管怎样，他的隐退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日常的政治活动，这确是毋庸置疑的。
实施邓所期望的换代交接，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邓在1992年纵观全局回顾整个改革进程时，对缓慢的换代交接步伐感到有点不满，他说：“只要我们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敌对势力知道要改变中国是办不到的。但谁能保证一旦老一辈革命家不在了，将会怎样呢？”①
邓所提及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普遍而又典型的。在他看来，整个领导层仍然是相当老化的。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起用更年轻的更有才能的干部仍然是当务之急，然而邓却对八十年代的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邓认为他俩都不能胜任新一代党的领袖的接班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俩不能够旗帜鲜明地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挑战进行斗争。1985年的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85年9月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从总体来看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在此之后，由于面临着若干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改革的进程开始丧失它原有的势头。建立在邓长期所倡导的党的民主基础之上的政治稳定是八十年代初的特色之一。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活动在八十年代末消失了，然而在领导层内政治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尖锐了，特别是在1988年和1988年之后。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全面地应用于城市的经济改革中，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尽管三中全会后的共产党领导层对若干重大问题达成了绝对一致的共识，但在制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大政方针时，这种共识显得特别脆弱。关于中国需要外国技术，需要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中，需要根据经济规律而非政治标准制定计划，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和下放权力，对这些虽然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对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方式和速度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所产生的困难，从长远观点来看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一系列直接的问题引起了小的经济危机，1984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公布了经济改革原则的决定，特别是对城市的企业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由于企业利用了他们所获得的自主权，在1984年末导致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那几年，邓没有参加经济发展细节的制定，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靠陈云和从1980年10月以来担任总理的赵紫阳。然而，在1986年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和赵紫阳的分歧变得更大更加明显。
邓本人已经全力以赴对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改革，以便使其恢复活力。邓对八十年代中期解放军的改革计划的决定在政治上是难以进行的。解放军在七十年代中和末，特别是在叶剑英的领导下，一直是邓的改革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尽管解放军不想完全放弃它在政治上的作用，但很想使其武器装备现代化并成为一支专业化的技术军队。②邓小平作出解放军必须改革的决定很可能是在1979年对越战争之后，那次军事行动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确切地说，邓是在1980年3月③和1984年11月提出军队改革的④。
邓小平决定领导改组解放军的另一个可能是他意识到了他比别人更有可能和资格实施对军队的改革计划。他曾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队将领并长期和军队保持着联系，在七十年代，他两次官复原职，都是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在1977年时，有一次他接待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叶对他说：“你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元帅，实际上你是我们这些元帅的带头人。”⑤1980年邓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了，但是在那以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此外，为了确保军队的有力支持，邓小平利用后来的这个职务提拔了许多他原来的部下，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来自太行区的老部下，杨得志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取代了邓担任了总参谋长。
那时军队改革的目标是设法使解放军的经费得到控制，提高军队的效率，使军队干部年轻化，建设一支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军队。他提出了解放军裁军100万；大部分的军队干部退休；把11个军区减少为7个军区；解放军的各部队改编成合成兵种的军队，不应再是四十年代那种以陆军为主的战斗序列。
邓小平主要是依靠他原先的那些老部下——特别是在太行区曾和他共事的人，一二九师的人及后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们，最终克服了来自解放军内各级领导的抵触意见。这次改编后，截至1985年底，解放军中的17个最高级将领中有10个曾经是邓以前的老部下。⑥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国家的机构也是党的机构，其成员完全是同一套班子，而且完全受邓小平以前的同事所控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班子，除邓之外的8个委员中有5个在抗日战争中就开始和邓共事了。⑦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之后，邓小平使领导年轻化的改革进展相对顺利，然而仍有众多的老干部包括一些军队干部抵制退休，所以展开了讨论。自1984年10月以来，就计划将领导干部年轻化和经济改革问题列为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尽管有一些意见分歧，但这次代表大会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表明了党的团结。⑧在经济上所做的修补的折衷方案，其本质就是不稳定的。这次会议在制定1986年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虽然所有的发言都一致表示赞成，但他们对他们所赞成的那些要点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陈云对实施计划经济下的市场经济发出了严重警告；陈云还特别强调应确保粮食的高产；他还对一些党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表示关注。⑨邓对后一点容易接受，而对前一点持有保留意见，并确信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的优势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⑩
这次会议对领导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尽管有很大阻力，但也得到通过。⑾其中包括象叶剑英这样一些军队的高级将领也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被那些更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和具有较强专业技术职称的领导所代替。最突出的例子是当时新增补的三位政治局成员：李鹏、乔石和胡启立，他们在当年的年龄都是60岁左右，李鹏在原苏联受到教育，是工程学院毕业生，在电力工业方面有丰富的理论经验。乔石长期在钢铁工业部门工作，后来成为政府的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胡启立也是学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对共青团工作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并参加了教育体制的改革。然而仅仅在道理上说服了那些资深的老干部，就像在六十年代初一样，共产党的领导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从政治局日常工作中退居二线的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员资格的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干部；另一部分是担负起党和国家日常领导工作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人。
胡耀邦和赵紫阳
1985年之后，共产党的领导层围绕改革中的两种不同观点开始向两极分化了。一种观点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政治上相对开放的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另一种是较少政治自由的、共产党和政府继续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绝对控制的、由市场政策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前者更加自由的观点强调的是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同时并举；后者较保守的观点强调的是缓慢渐进的经济改革，极不情愿进行政治改革。辩论的焦点是：引进价格体系改革的时间和性质问题，还有党政分离的问题。
改革的开明观点似乎是由赵紫阳和胡耀邦提出的，至少也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在八十年代中到1986年底以前，他们似乎掌握着主动权，讨论并起草了引进价格改革的计划。
1986年4月深化政治改革，特别是党政分离的试点工作在进行，在这时候，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关系仿佛出现了裂痕。
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经常提到他退休的可能性，可能他的真正打算是在八十年代分阶段地退休。的确他至少在1980年8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供大家讨论。⑿1986年8月初他告诉一位日本客人悦：大家不让他退休。⒀在9月初，一家更自由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督促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该文说基于两点原因邓应退休：一是有助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二是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⒁这篇文章和一些提倡政治改革的文章引导人们提出了更加广泛的民主要求，使邓小平极为关注。在9月下旬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看不出邓小平有退休的可能性。⒂
1986年底爆发了学生的示威游行，要求得到更大的民主，这次学潮提供了要求胡耀邦提前在1987年1月下台的借口。邓小平提出，胡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非个人原因离职的，并提出保留胡一定的领导职务，胡虽然不是党的十三大政治局常委了，但他仍然是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一直到他1989年4月去世。
随着胡耀邦的离职，赵紫阳立即被任命为党的代理总书记，万里成为代总理，这是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第三次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然而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时，在邓的影响下，党内的政治气氛似乎又倾向于改革的观点，这部分原因是由于邓的干涉：因几个月来邓目睹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改革产生的消极影响，决定重新发起政治改革运动。十三大召开前的5月份，作为党的学习文件，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这预示着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将以此为指导思想。在十三大上，赵紫阳在报告中陈述了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发展生产力是党的首要任务，而没有直接提及那些有关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社会主义概念化的东西。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人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选择，一些党代表们对那些反对政治改革的人投了否决票。邓小平正式退出了政治局，陈云和彭真也退出了政治局。另外十三大的新领导班子似乎正式地把邓小平认作至高无上的领导。
1987年底和1988年初，赵紫阳准备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因引进的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制度的并存，使经济陷入了困境，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两种结构中价格体系的差异。为了确定价格体系，赵紫阳寻求引进完整的市场机制，然而赵紫阳的反对者们指出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有危险的，它不仅削弱了党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会在广大群众中产生消极影响。
虽然在1988年上半年进行了价格改革的试验，但是在同年7月底，共产党的决策者们无限期推迟了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当时党的领导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中国陷入了通货膨胀的危机，价格飞涨，商品积压，向银行挤提存款。此后更加自由的改革被较保守的经济政策所取代，大量地削减了信贷和基建投资。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首先是由于通货膨胀和随之带来的经济紧缩；接着是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的民主激情受到挫伤，这两件事导致了爆炸性局势的产生。此外，共产党领导层内分歧意见的存在，所有这些在1989年都给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危机开始产生于4月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5月底危机发展到最高xdx潮。邓在回忆中说：这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对中国和共产党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⒃从传统上讲，天安门是中国两种文化——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和人民大众文化的汇集点。寻求正义和要求申冤的中国人经常来到位于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向皇帝请愿。1919年5月4日，民族主义者在这里举行了游行，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产生了作用。
1949年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一起登上城楼的还有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从南方军事行动中专程赶来的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天安门前的广场加宽了，在广场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数百万红卫兵。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为了纪念周恩来和反对“四人帮”，举行游行的那些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这次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成为迫使邓小平1976年4月下台的借口。1989年4月，大学生们为了纪念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他是大学生心目中在1986年底所进行的民主运动的英雄），⒄又一次云集天安门广场进行了示威游行。后来，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对这些游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说这些游行是妄图使全国陷入混乱的一个阴谋。
显然，邓认为这次游行是罪恶阴谋的表现——敌对势力正在幕后控制着学生。
4月27日，作为对《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反响，在天安门广场导致了反政府游行。
在戈尔巴乔夫5月11日到达北京的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外界看来北京所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太大注意，人们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安门广场。
5月20日，开始实施戒严。
邓小平在戒严后所发生的事情中的作用，直到现在也不太清楚。戒严的实施遇到了极大困难。奉命进京的部队要么被围困，要么被说服到别的地方去，要么互相处于僵持局面。在有些地方局面乱成一团。因此做出了调入大量的荷枪实弹的军队进城的决定。
6月9日，邓小平在评论他所说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时，对所发生的一切显得异常的平静。邓小平说，这场风暴之所以肯定要发生，主要就是因为缺乏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措施和“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以前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没有把它们作为基本的观念教育人民，教育大学生，教育各级干部和所有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接着表扬了解放军在平息暴乱中对共和国的忠诚和所做出的巨大牺牲。邓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⒅这是当时所有的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中反复重复的一段话。在电视中看到邓小平亲自慰问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戒严部队。
后来有迹象表明，对邓具体参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能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在1989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谈到了天安门事件，虽然他又一次强调了中国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邓小平又说：“平息暴乱中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这是我们的方针。”接着他又特别批评了赵紫阳，他说：“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⒆几个月后，据报导邓小平又进一步批评了赵紫阳，并且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给学生平反。据说邓小平在会见西德前总理斯密特的谈话中说：“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学生——问题的根源在党的领导层中。”⒇
退休与历史
1989年6月初的事件，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问题。政治上，需要恢复被破坏了的党的传统；经济上，必须继续实行紧缩政策。国际上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不仅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受到孤立，而更重要的是将会失掉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外国获得的资金与技术。因此需要制定一个调整政策，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这一政策。(21)
经济和政治的调整，显然是由共产党所掌握和决定的。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把1989年6月的事件向中国其它省份进行解释，然后即以通常一贯的做法进行更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经济上的调整，主要是缓慢经济发展的速度，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经济政策，使中国较少地依赖外援。特别是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通过了《优化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决议》。(22)尽管国际舞台上的政策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制定的。但在1989年6月之后，中国通过改变经济模式的调整，大大加速了经济的发展。1989年前半年中国一直期望从发达的西方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进行贸易和得到投资，但是，中国不得已放弃了这种愿望。部分原因是由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变化；另外是由于北京中央政府的鼓励。所以从1989年后半年起，中国与近邻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一直增长，在某些方面，香港和台湾是最明显的——这两个地区在很短时间形成了高度的经济一体化。在1990年以后，为中国的经济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23)毫无疑问，由于需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邓在1989年后半年成了官方传播媒体更为重要的人物，频繁地报导邓会见访问中国的客人。其中有11月份对北京进行非官方访问的北朝鲜的金日成，据悉这次来访主要就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24)在三个月内出版了邓小平的三本书——《邓小平文选》（1938—1965）和两本论文学和艺术的文集。9月份，发行了一个描写邓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广西作为政治组织者的一部电影——《百色起义》。(25)
11月份举行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正式同意了邓小平的退休，至少可说批准了邓辞去最后一个正式职务。
1989年11月8日，中央委员会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邓对出席五中全会的人发表了离职讲演。(26)
据说他对自己的退休私下进行了庆祝。11月13日，他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待最后一批官方的客人——日本工商业代表团时说：我借此机会正式告别我的政治生涯。(27)这仅是一种伟大的姿态，因为就在那个月底邓接见了非官方身份访问中国的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又一次成为各报纸的头条新闻。(28)
不管怎样，作为至高无上领导人的邓小平，从那时到后来是不可能退休的。迄今为止，人们还不清楚在八十年代共产党在重大决策的过程中，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是否认为需要有最后的仲裁人，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邓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在一些重大事情的决策过程中或多或少起最终的仲裁人。从1987年邓退出政治局后，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参加政治局会议了，但似乎是所有重要的政策性的文件和报告都要理所当然地送到他那里获得批准或征求意见。(29)解放军调入北京甚至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事任命显然仍需要经过邓的亲自批准。(30)此外，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某些特别棘手的事情必须达成妥协时，另外一些领导人就会求助于邓小平出面解决。
邓小平这种非正式的超越了政治的、作为一个退了休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更有效地发挥他在1985年全国党代会之后，退居二线以来所形成的激进的作用。在1992年，似乎邓对进一步加速改革的步伐在起更决定性的作用。显然1991年底邓认为1989年保守思想的调整持续的时间太长了。由于共产党的十四大定于1992年后半年召开，因此很有必要采取立即的行动，尽管很明显当时88岁高龄的邓小平身体欠佳，体力较弱，有时说话也不清楚，但是邓开始了他对南方某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区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巡视，这些地区主要是上海、武汉、珠海、深圳。(31)这次南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保了制定进一步的经济政策和继续加快改革的计划，成为12月召开的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旋律。有趣的是，当时邓所巡视的南方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稳定，因此，邓对当地的领导在过去几年中往往是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并且是在一种政府和共产党不能直接控制的经济模式中所做的一切加以肯定和支持。(32)显然邓小平南巡的报导，对中国的其他省份可能产生了更大的作用。(33)
除了参加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外，历史工作是退休后的邓小平所关心的主要的一件事。并且有文件表明，他也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尤其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34)虽然没有他个人对历史观点的记录，然而他的政治观点却是很现实的。以邓小平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为了对历史的拨乱反正，又可以为现在和将来提供经验教训。邓鼓励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编写和出版中共党史。邓小平要么是题词或为书名题字；要么是鼓励更广泛地征集党史、人物传记、党史文集、专题报告和回忆录。例如，1987年5月14日邓小平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据地画册》两本书题写书名，又在1991年6月为三本重要的书题了字：《陈毅传》、《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和再版的四卷《毛泽东读集》。(35)
就像已经表明的那样，邓对历史的关心决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和末期就已经成为他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邓小平对历史的关心，在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讲话和著作中同样也能找到。(36)有趣的是1989年11月8日正式退休后，邓小平与写他和刘伯承所创建的第二野战军史的历史学家们共同参加了一个庆祝会。
注释
①《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②这些观点反映在邓七十年代的讲话中。见《军队要整顿》，1975年1月25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页。《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年7月14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1978年5月13日，《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149页。《搞人民战争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263页。《现代战争要取得制空权》，1939年1月18日，《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263页。《海军建设要讲真正的战斗》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264页。
③《精减军队，提高战斗力》，1980年3月12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9页。
④《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年11月1日。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第89页。
⑤范硕：《叶剑英在一九七六年》第315页。
⑥尤吉和兰·威尔逊：《中国党与军队中的政治领导：赵紫阳的垮台》见195期工作报告，《战略与防御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89年，详见第三表，该表列出了高级将领与他们的简历。
⑦这5个人是：徐向前、杨尚昆，张爱萍、洪学智、杨得志。其他三人是叶剑英、聂荣臻、余秋里。
⑧在1985年9月30日和10月7日的《北京周报》中可以找到全国党代会的有关文件。
⑨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见《陈云文选》第303页。
⑩《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另见《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英文版），第126页。
⑾大卫·古德曼：《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领导的变动》，载于《中国季刊》1986年3月第105期第123页。
⑿《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问》，载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4—312页。
⒀洛厄尔·迪特莫特：《1988年的中国：继续处于困境中的社会主义改革》，见《亚洲概览》第29卷第1期第20页。
⒁钱超英：《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与魏荫同志探讨》见《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21日。这篇文章是对魏萌的文章《邓小平，请你不要退休！》的回答。载自《羊城晚报》1986年9月15日。
⒂《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1页。
⒃杰纳森·迪·斯潘西：《天安门》伦敦，1982年。
⒄在许多关于北京的游行报导中，托尼·塞奇和杰罗米·巴姆的报道是最好的。见托龙·塞奇：《北京人民运动的兴衰》和杰罗米·巴姆：《北京的日日夜夜》，均载于吉纳森·昂格编的《中国公开的民主抗议》悉尼，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1991年。
⒅《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载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2—308页；BeijingReviewVol．32，no．28，10July1989，p．14．
⒆《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载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4页。
⒇罗塞尔·斯克尔顿：《邓把天安门事件归咎于领导》，载《澳大利亚人》1990年5月24日第1页。
(2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22)摘自《北京周报》1990年2月12日第19页。
(23)亚洲研究中心：《中国南方的过渡时期》堪培拉，澳大利亚政府出版社，1992年。
(24)《朝鲜领导人对这里的非官方访问》见《中国日报》1989年11月13日第1页。
(25)黄濂江：《历史体裁电影的成功》见《中国日报》1989年9月15日第5页。
(26)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3页。
(27)《邓以官方的身份会见最后一位来宾》见《中国日报》1989年11月14日第1页。
(28)张平：《江和邓与尼雷尔的会谈》见《中国日报》第1页。
(29)参见林树春《起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斗争的内幕》，见《争鸣》1992年4月1日。
(30)迈克尔·迪·斯温：《中国军队与政治的继承者》加利福尼亚·兰德出版公司。1993年第123页。
(3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32)大卫·古德曼：《地方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冲突与谈判》见大卫·古德曼和杰拉德·西格尔著的《中国的分裂》第17页。
(33)邓的南巡很快变成了神话集和重要文献，参见冷溶和高迄（音）编的《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远尚和韩竹（音）；《邓小平南巡后的中国》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南方日报社编的《邓小平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温乐群，《邓小平与中共党史研究》，载自《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1992年第63页；成占一：《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进一步开创我省党史工作的新局面》载自《山西党史通讯》第4期，1992年，第1页。
(35)翟泰丰、鲁平和张维庆编的《邓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辞典》第1456页。
(36)参见邓小平关于太行根据地的讲话，见《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英文版载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06页；或邓小平关于太行根据地的讲话，见《全面细致地做好工作》1961年英文版载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63页。